10.2.1 唐蒙出使南粤与汉始通西南夷
　　汉武帝时官方使节始终未能越过哀牢王国到达缅甸，更不用说到达印度。西汉时西南方面的国际商路始终没有打通，那时只能通过西南各部族的中介，与印度商人进行间接贸易。西南各部族，从汉代起被中原政权称为“西南夷”。“西南夷”是公元前3至5世纪对分布于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和甘肃南部广大地区少数民族的总称。诸族经济发展不平衡，夜郎、靡莫、滇、邛都等部族定居，主要从事农耕，昆明从事游牧；其余各族或农或牧，与巴蜀有商业来往。〔1〕
　　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战国时楚国曾经完成一次对西南夷的征服：“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秦军出兵占领了楚国的巴、黔中郡，阻断了庄蹻的归路，庄蹻遂称王于滇，其部众“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曾进军西南夷，并开通了五尺道，置巴、蜀、汉中三郡，在西南夷各部落置吏管理。秦朝维持了十几年的统治后灭亡，汉朝建立后放弃了对西南夷的治理，关闭了蜀地关隘，从此道绝不通。但巴蜀之地的商民不断偷渡出境从事商贸活动，“窃出商贾”。他们获得西南夷之莋马、僰僮、旄牛并贩卖，因而致富。〔2〕这说明在汉武帝遣使探查这条商道之前，民间的走私商业活动便在进行。
　　西南夷引起汉朝的关注，始于唐蒙出使南粤(南越国)。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70年)，王恢统军击东粤(东越国)，东粤人杀其王郢归附汉朝，王恢乘势欲讽劝南粤王降汉，派番阳令唐蒙出使南粤。唐蒙在南粤吃到蜀枸酱，问从何来，南粤人告知：“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即从西北方向经水路而来。唐蒙回到长安，问蜀地商人，知道只有蜀地出枸酱，蜀人偷渡至夜郎国贩卖，夜郎国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于是唐蒙向汉武帝建议，通夜郎道，从夜郎沿牂牁江进军南粤。汉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派他率兵千人出使夜郎国，夜郎国和周围小国都“贪汉缯帛”，都听从夜郎国的指令，愿意接受汉使的和约，唐蒙归报，汉朝在此置犍为郡，并“发巴界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3〕。司马相如向汉武帝建议，在西夷邛、莋可置郡，汉武帝任命司马相如为郎中将，往谕西夷，亦设都尉，辖十余县，属蜀郡。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代时交通西南地区的这些道路被总称为“西南夷道”〔4〕。汉武帝时唐蒙在开通这条道路方面功不可没。唐蒙奉武帝之命。“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5〕但汉朝开通西南夷道的事业颇不顺利。一是工程艰难，唐蒙打开了通夜郎的道路之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6〕“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载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疲饿饟，离暑湿，死者甚重”；二是西南夷不肯接受汉通此道，“数反”，汉朝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三是汉朝正在北方朔方筑城，抗击匈奴，公孙弘建议暂时放弃通西南夷，“专力事匈奴”〔7〕，汉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罢西夷，独留南夷两县一都尉，而令犍为自保，修成其郡县城。
　　10.2.2 张骞的信息和汉朝对蜀—身毒道的探查
　　西南夷和通西南夷道再次引起汉朝的重视，起始于张骞出使西域的发现和建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张骞向汉武帝介绍大夏时说：
　　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张骞建议打通西南通身毒的道路，被汉武帝采纳。“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彊，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8〕以张骞为首的探查西南通道的活动由于当地部落的阻挠而未成功，出駹、出冄两路(犍为郡以西之地)在今阿坝一带为氐族部落所阻；出徙(在今四川天全县)一路在今甘孜一带为筰族部落所阻；出邛(今西昌)的一路在云南大理为巂族和昆明部落所阻；出僰(今宜宾)一路，从犍为郡出发南行，经秦朝开凿的“五尺道”(经犍为郡治所在的僰道，南抵夜郎所在的云南关岭，因道宽五尺而得名)西行，亦为巂族和昆明部落所阻。探查道路的汉使甚至被“昆明之属”杀害。
　　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两次出兵伐滇，滇王降附，以其地置益州郡(在今云南晋宁东)。汉武帝经营滇的目的仍是想打通西南的道路。“闻其西可千馀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9〕之后，武帝再次遣使出益州，开辟通往身毒的道路，仍为当地部落所阻，未能成功。西南夷阻隔交通，其目的可能在于“垄断商务”〔10〕。经过上述各种活动，汉朝扩大了对西南商道的认识，汉使了解到昆明以西千余里有滇越，而蜀地随人有到那里从事走私贸易者。滇越国在今何处?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徐中舒认为是云南保山以西的一个部落；方国瑜认为乃哀牢之地，在今腾冲；陈茜认为是古代傣族在云南腾冲、梁河、盈江、瑞丽一带建立的早期国家；汶江认为应是印度阿萨姆地区的迦摩缕波国。〔11〕有人认为濮水(今红河)流域居民鸠僚就是西汉初的滇越。显然，它是蜀地民间商人与身毒国交易道路的一个据点。
　　汉使探查自蜀通身毒道的目的没有实现，但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知道，汉朝与西南各族的关系因此密切起来。自蜀至滇越之间，蜀地商人的贸易活动却一直存在，即“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
　　10.2.3 汉平南越与西南夷的归顺
　　汉朝与西南夷的关系，由于汉平南越发生了变化。汉平南越后，对西南夷展开了军事征服，《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
　　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厓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犁郡，厓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於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12〕
　　西南夷请吏入朝，汉朝在西南夷置郡治理。但汉通蜀—身毒道的活动仍受到昆明夷的顽强抵制，终西汉之世，官方利用此道交通身毒和西域的目的都没有实现。《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巂、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馀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13〕
　　汉武帝在夜郎(今贵州省西、北部及与云南、四川二省邻接地区)置牂牁郡，是彝人聚居地区。《铜鼓王》中有用铜鼓作为葬具埋葬彝族古代首领的记载，与其他彝族经籍《禳占星解经》的记载相符，并且与贵州省赫章县可乐考古发现的“铜鼓套头葬”式相互印证了夜郎与彝族先民有十分密切的关系。〔14〕
　　〔1〕西汉时的西南夷，据《史记》记载：“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葉榆，名为巂、昆明，编发，随畜迁徙，亡常处，亡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以东北，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第2991页。
　　〔2〕《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第2993页。
　　〔3〕《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第2994页。
　　〔4〕《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046页。
　　〔5〕《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044页。
　　〔6〕《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046页。
　　〔7〕《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第2995页。
　　〔8〕《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6页。
　　〔9〕《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6页。
　　〔10〕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43页。
　　〔11〕汶江：《滇越考——早期中印关系的探索》，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第61-66页。
　　〔12〕《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第2996-2997页。
　　〔13〕《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0-3171页。
　　〔14〕参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余宏谟：《可乐套头葬俗与南夷原始信仰》，载《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王显：《夜郎“套头葬”式的彝文献考释》，载《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