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1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早期交流
　　南方丝绸之路本质上是一条民间商道，因商而辟，因商而兴，最后也因商被遗弃。民间商业贸易活动是其主要内容。
　　首先，开辟古道的是民间商人和马帮，古道上流通的是各地的商品。公元前4世纪，蜀地商队驱赶着驮运丝绸的马队，走出川西平原，踏上了崎岖的山间小道，翻山越岭、跨河过江，从事最古老的族际、国际的商业贸易活动，从而开辟了这条通往南亚、西亚以至非洲和欧洲的最古老的商道。通过这条商道秦汉时巴蜀的铁、布、朱提的银和邛都的铜，贩运到南中，南中的笮马、僮则贩运到内地。古道吸引了众多商人投身贸易活动。汉晋时永昌一带云集国内外商贾，来自印度的商贾和蜀地的工匠侨居于此，来自中原的官吏也在这里生财致富。《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1〕永昌郡，“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獠、僄越、躶濮、身毒之民”〔2〕。“身毒之民”即印度人。
　　其次，商贸活动相当兴盛。历史上沿古道所进行的商贸活动，其规模缺乏文献记载，但从考古资料中可见一斑。198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剑川鳌凤山发掘的古墓中，发现了海贝，其年代在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1979年，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呈贡天子庙战国中期滇墓中，出土海贝1500多枚。新中国成立后在晋宁石寨山及江川李家山古墓群中出土的贝，多达1230斤，计247000多枚。在腾冲宝峰山核桃园出土了汉代五铢钱1000多枚。发现古币的地方，往往与商道有关，离古道越近，出土的货币就越多。从战国到明末清初，这些从印度西太平洋地区舶来的海贝作为货币使用有2000多年，它是古道沿线各民族与海外民族交往和古道沿线商贸繁盛的见证。
　　再次，经济贸易必然伴随着文化的交流。在滇文化中存在牛崇拜和蛇崇拜的文化现象，云南晋宁石寨山和李家山两处墓地出土的2000多件青铜器中，有大量的牛形造型艺术品，而在印度哈拉巴文化的印章上，作为祭祀和崇拜对象的牛也是常见的形象。在滇文化青铜器的纹饰中，还表现出蛇崇拜的文化现象，在印度神话中，蛇是沟通人和神的象征。这种信仰的残余表现在印度的宇宙观、宗教艺术和哲学中，如印度教三大神之一的湿奴在开天辟地之前，据说就是睡在神蛇身上。古代云南的蛇崇拜与印度的蛇信仰之间的关系值得研究。〔3〕云南晋宁石寨山13号西汉中期墓出土铜饰物一件，被称为“双人舞盘铜饰物”。汪宁生指出其人深目高鼻，“疑来源于四方”。他认为舞人手持之物非盘，而是钹。《通典》卷144记载，铜钹“出西戎及南蛮”。日本学者林谦三《东亚乐器考》考证钹首见于印度。汪宁生认为钹可能是通过这一民族传入中国的。〔4〕童恩正更认为“此二钹舞者直接视为印度人，当不致于牵强。如此，这件铜饰物也许应视为当时中印文化直接交流之产物”〔5〕。石寨山7号墓时代为西汉中晚期，出土银错金带扣一枚，中央作有翼的飞虎一只，有人以为乃西亚输入品。童恩正则以为来自西亚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西亚众多的有翼动物主题艺术中，独不见这一类虎的造型，很大的可能是西徐亚(斯基泰)文化的产物。石寨山文化所出的动物主题牌饰带有强烈的西徐亚文化色彩，是学术界公认的。而南亚为产虎的区域，翼虎是古印度的传统艺术母题之一，类似的形象见于北方邦马图拉发现的贵霜时期之石刻，时代为公元2世纪。因此他认为“此带扣从印度直接从南路输入的可能性是不能否定的”〔6〕。石寨山13号墓的时代为公元前2世纪中期，其中出土一镏金铜饰物，原报告称为“二怪兽镂花铜饰物”。描述为“二怪兽交股站立，兽形似狮而有如鹿之角及獠牙，耳上及足上皆戴圆环,上、下端有四蛇缠绕，蛇口咬住二兽的面颊”〔7〕。童恩正曾细审原图，确定此二兽是从狮变化而来。他认为“这种主题肯定不存在于古代黄河流域或云南的装饰文化中。但在古伊朗(Achaemenid Iran)带角的狮饰却非常普遍。例如在苏萨(Susa)宫殿发现的公元前5世纪铸造在戒指上带角的狮形饰以及著名的上釉砖砌浮雕。另外，这个图案的构图——两头狮子相背而立，在公元前1世纪的早期Kushana石雕中可以见到。这件作品或许由当地人所铸，但构思很可能来源于印度。”〔8〕
　　10.4.2 南方丝绸之路的深远影响
　　南方丝绸之路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之间的互相了解。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中原地区获得大量有关其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条云：“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盘起国，皆身毒之地。”〔9〕东离国“居沙奇城，在天竺东南三千馀里，大国也。其土气、物类与天竺同。列城数十，皆称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此国人“男女皆长八尺，而怯弱。乘象、骆驼，往来邻国。有寇，乘象以战”〔10〕。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有车离国和盘越国，当即《后汉书·西域传》中之东离国和盘起国，云“车离国一名礼惟特，一名沛隶王，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其地卑湿暑热。其王治沙奇城，有别城数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击服之。其地东西南北数千里，人民男女皆长一丈八尺，乘象、橐驼以战，今月氏役税之”〔11〕。沛隶是古代居住在恒河三角洲北方的奔那(Pundra)人。南方的孟加(Vanga)人，汉代译作“盘起”，或盘越，一名汉越王，古称高达-孟加。高达在古代泛称三角洲巴吉腊提河两岸直到海滨的广大地区，相当于孟加拉南部地区。《魏略·西戎传》又云：“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南道而西极转东南尽矣。”西汉时代的乘象之国滇越在二三世纪之际已扩展到孟加拉地区的车离、盘越，“蜀人贾”似确实到过这个盘越国。盘越是从西域南道越过葱岭后，转向东南恒河东流的出海口，同时又是东北通达益州(成都)的大道的起点。这些有关天竺及其周边国家民族的信息，有的可能是通过南方丝路获得的，是通过“蜀人贾”传播的。
　　南方丝绸之路促进了古代西南地区商业城市的形成和扩大。沿线大理、腾越、永昌等城镇的兴起，都与丝路贸易有关。大理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公元前4世纪，蜀地的商队就驱赶着马队路经此地。公元8世纪，南诏国建立，大理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原王朝从南方通往中印半岛直至欧洲诸国的重要口岸，成为中国内地与印缅诸国物资交流的最大集散地，成为南方丝绸之路最大的贸易枢纽。腾越被称为“西南极边第一城”。《永昌府文征》记载，这里常有暴风骤雨，四月以后有瘴病，逢过此者，必策马前进，不敢停留，商贾往来，十分艰难。险峻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腾越的咽喉地位，悠久的历史，给腾越留下不少古迹和文物，往来的商旅造就了腾越这个古老的商业城市。由中国内地通往印缅的马队每年总在万数以上。古道的兴盛使西南地区诸经济文化中心如川西的蜀国、川东的巴国、黔西北的夜郎国、以滇池为中心的滇国、以大理为都城的南诏国等都建立在南方丝绸之路的要道上，而又以此为中心，向四周产生扩散效应，形成商业网络，形成相对发达的区域经济。云南城市都在这条古道上，有其深厚的历史和渊源。
　　南方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国西南边境地区人民与缅甸人民的联系和交往。汉代时中国与缅甸境内各民族就有过往来。《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永平六年(公元63年)“春正月，永昌缴外夷遣使译献犀牛、大象”〔12〕。“外夷”即永昌郡边外的国家和民族，包括今天的缅甸。《后汉书·陈禅传》记载：“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13〕《后汉书·顺帝纪》记载，永建六年“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14〕。掸国，掸人所建，公元初建国于永昌缴外，在今缅甸东北部。蜀后主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南征，把汉族的先进文化传到中缅边境。诸葛亮劝当地人民“筑城堡，务农桑”，把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技术和知识传授给西南各兄弟民族，这对缅甸也产生了影响。唐代樊绰《蛮书》记载滇中的耕田法：“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蛮治山田(梯田)殊为精好。”〔15〕缅甸北部和我国西南兄弟民族一样，至今仍沿用这种耕田法。他们也是用三尺犁，两牛中间架一格，一人在前牵牛，一人扶犁，一人在后下种。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谷》云：“地势有良薄，山泽有异宜。”注云：“山田种强苗，以避风霜；泽田种弱苗，以求华实也。”〔16〕这和缅甸山区人民治山田的方法相同。这正是两国人民互相学习和交流的结果。缅甸历史学家波巴信说：“缅甸族向南诏(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吸取了各种文化。”〔17〕
　　南方丝绸之路造成中国西南地区与缅甸某些共同的文化倾向。佛教文化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传播。缅甸考古学家杜生浩说：“我们不能否认，在公元四世纪时，佛教已由中国传入缅甸。……最初数世纪中，中国僧侣曾在太公(缅名德贡)、卑谬和蒲甘等地讲经布道，与用梵文讲授的印度僧侣分道而进。但中国的政治势力较强，因而传授占优势且收普及的宏效。”又据他考证，缅文中有些佛学名词，源出汉语，虽然汉语中的佛学名词来自梵文或巴利文。如南无、罗汉、喇嘛、佛爷、涅槃等，都是又由中国传入缅甸的。〔18〕中缅边境地区各兄弟民族都对诸葛亮充满尊敬，有关诸葛亮的传说至今在缅甸境内广泛流传，中缅两国各族人民为了纪念他，建有诸葛祠、武侯庙、孔明城等。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载“蒲甘国”(在今缅甸)“有诸葛武侯庙”〔19〕。明人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中提到“普坎(即蒲甘)城中有武侯南征碑”。清人谢清高《海录》云：“摆古(今缅甸勃固)有孔明城。”王芝在《海客日谭》，师范在《滇系》等书中也都有类似记载。中缅边境的腾越、永昌一带有诸葛营、诸葛屯、诸葛堰、诸葛寨、诸葛井、诸葛粮堆、诸葛亮城等名称和遗迹。〔20〕这些说明诸葛亮对中缅边境各兄弟民族的影响之大以及中缅边境人民对他的崇敬，也说明中缅边境地区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和交流一直未曾中断。
　　〔1〕〔晋〕常璩撰，任乃强校补：《华阳国志校补》卷4《南中志》，第237页。
　　〔2〕〔晋〕常璩撰，任乃强校补：《华阳国志校补》卷4《南中志》，第285页。
　　〔3〕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载《考古》1999年第4期，第82页。
　　〔4〕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像所见古代民族考》，载《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第423-439页。
　　〔5〕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载《考古》1999年第4期，第82页。
　　〔6〕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载《考古》1999年第4期，第83页。
　　〔7〕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90页。
　　〔8〕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载《考古》1999年第4期，第83页。
　　〔9〕《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1页。
　　〔10〕《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2页。
　　〔11〕《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第860页。
　　〔12〕《后汉书》卷4《和帝纪》，第177页。
　　〔13〕《后汉书》卷51《陈禅传》，第1685页。
　　〔14〕《后汉书》卷6《顺帝纪》，第258页。
　　〔15〕〔唐〕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173页。
　　〔16〕〔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1《种谷》，华龄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17〕〔缅甸〕波巴信：《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1页。
　　〔18〕杜生浩：《缅文中的中国字》(Taw Sein Ko：“The Chinese Wordsin Burmese”)，载《印度古物》(Indian Antipuity)，1906年。转引自陈炎：《中缅两国历史上的陆海交通和文化交流》，见氏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4页。
　　〔19〕〔南宋〕赵汝适撰，冯承钧校注：《诸蕃志校注》卷上，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1页。
　　〔20〕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