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论述可知，从汉武帝时代开始，无论是中西间的陆上交通和海上交通，还是与东亚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交通都有了新的拓展，中外文化交流史开启了一个新的起点。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进入新的时期，因此汉武帝时代的开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张骞出使西域、汉朝反击匈奴、路博德平南越、唐蒙开西南夷道和汉四郡的设置都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此后，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便在这个新的起点上继续发展。东汉时南方平定征侧之乱，北方击灭北匈奴，中外交通与交流继续拓展。
　　11.1 西域都护的设置和汉与西域的关系
　　11.1.1 汉朝对西域的征服和西域都护的设置
　　经过汉武帝时对匈奴的反击，匈奴贵族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匈奴人民和其他被奴役的民族纷纷反对匈奴贵族的统治，许多被奴役的少数民族脱离了匈奴贵族的统治，匈奴贵族集团内部也发生内讧。但是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仍很强大，这里仍然为匈奴僮仆都尉监领。自张骞通西域后，汉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使者相望于道”。但有些西域国家慑于匈奴的压力，故意刁难汉使，“禁其食物以苦汉使”〔1〕，“非出金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2〕。几个位于交通要冲的国家，甚至“攻劫汉使”〔3〕，以兵阻道。
　　随着对匈奴反击的逐步深入，汉朝越来越认识到控制西域的重要性，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命赵破奴发兵击破车师，降服楼兰(其遗址在今新疆若羌一带，罗布泊西北)。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李广利远征大宛取得胜利，西域震惧，多遣使者贡献。汉遂在敦煌至盐泽(今罗布泊，亦名蒲昌海)设立亭障，还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渠犁(今新疆库尔勒)等处屯田，置使者校尉领护，以保障西域的稳定和汉与西域间丝路的畅通，供应往来汉使。此后汉与匈奴对西域进行了长期争夺。
　　匈奴贵族集团统治不断削弱，匈奴在西域的统治也不断削弱，同时汉对西域的统治则越来越得到巩固。昭帝时匈奴统治集团矛盾加剧，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件。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汉遣侍郎郑吉等往渠犁屯田，与匈奴争夺车师。郑吉攻占车师，以功升卫司马，使护鄯善(即楼兰)以西的西域南道诸国。昭帝时，楼兰曾联合匈奴，杀汉使官员，傅介子奉命以赏赐为名，携黄金锦绣赴楼兰，在宴席上刺杀楼兰王，立其弟尉屠耆(为质子在汉)，改其国名为鄯善。
　　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贵族分裂为南北两部。日逐王降汉，郑吉发兵迎之。汉遂以郑吉为骑都尉，并护车师以西的西域北道诸国。因总领西域南北两道，故称西域都护。“都”即总领的意思。西域南北两道皆通，匈奴在西域的统治至此瓦解。汉之西域都护取代了匈奴僮仆都尉在西域的统治。至王莽篡汉，连续80余年间，先后任都护者19人。姓名见于史册者有10人，宣帝时有郑吉，元帝时有韩宣、甘延寿，成帝时有段会宗、韩立、廉褒、郭舜，平帝时有孙建、但钦，新莽时有李崇。应劭《汉官仪》云：“西域都护，武皇帝始开通西域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国，置使者校尉以领护之。宣帝神雀三年，改曰都护，秩二千石。平帝时省都护，令戊己校尉领之。”〔4〕
　　郑吉选择连接西域南北两道的中心地带、土地肥沃的地方设立西域都护府，治乌垒城，史称“中西域而立幕府”〔5〕。考古资料证明，西域都护府驻地乌垒城在今轮台县策大雅乡野云沟。选址在此，一是考虑到其地处西域中心，连接西域南北两道；二是考虑到靠近轮台屯田基地，可以依托。西域都护府的辖境包括自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天山南北，直到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内的范围。包括新疆北疆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帕米尔以西以北的大宛、乌孙都在西域都护的治下。同时发展屯田事业，屯田校尉开始也从属于西域都护。
　　西域都护是西汉王朝派驻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直属中央领导，职位大致相当于内地郡太守，“秩比二千石”。都护开幕府，属官有副校尉、丞各一人，司马、侯、千人各两人。其职责是督察西域诸国，处理西域事务，统领大宛及其以东西域诸国，兼察乌孙、康居等行国，颁行朝廷号令；诸国有乱，得发兵征讨。“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6〕护卫汉朝与西域诸国往来的通道，为汉与西域诸国使节和商贾的相互往来提供生活和安全保障。西域都护代表汉朝，对西域各国有权册封国王，颁赐官吏印绶，调遣军队，征发粮草。西域都护除直接掌握汉朝在西域的驻军外，奏请朝廷批准，还可以调遣西域诸国的军队，以维护地方安宁，保障丝绸之路畅通。西域都护任期一般为三年，皆选勇敢有谋略者，他们为西域的稳定和丝绸之路的畅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王莽时代，新莽末(公元23年左右)，西域乱，李崇没于龟兹，遂罢都护。西域都护的职能首先在于“都护”西域南北道诸国。属西域都护管辖的西域国家，除国王外，主要官吏通常有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侯、王等，由西汉政府赐予印绶。至元帝时，有将近50个西域国家的国王和官吏佩戴汉朝颁发的印绶。〔7〕
　　西域都护府既是汉朝的军事驻防区，也是一个特殊的行政区。一方面它与内地的正式政区不同，不设置郡、县，依然保留原来的国，汉朝一般不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但掌握他们的兵力和人口等基本状况；另一方面，都护代表朝廷掌管这些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权，可以调动他们的军队，决定他们的对外态度，必要时还可直接废立他们的君主，甚至取消某一个国。正因为如此，西域都护府也是汉朝疆域的一部分。西域都护府的设置，使西域正式成为汉朝版图。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11.1.2 西汉经营西域的措施
　　汉于西域置都护府、戊己校尉府等镇抚机构，长期经营西域，是其“事征四夷”的重要方面，其目的是“断匈奴右臂”和“通西域”。为了实现经营西域的目的，保证丝绸之路的通畅，西汉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首先，和亲和联姻是孤立匈奴和拉拢反匈势力的一个手段。乌孙是西域大国，汉通乌孙以后，汉使西行多取道乌孙南境而前往大宛和大月氏等中亚各国，并远至安息、奄蔡、条支、身毒。为了巩固与乌孙的友好关系，汉以公主和亲。武帝元封年间，乌孙王娶汉江都王刘建的女儿，汉与乌孙结下和亲关系，乌孙在汉朝最终击败匈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龟兹王绛宾妻乌孙公主女，并与公主女朝汉，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亦号公主，汉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绮珍凡数千万。汉与龟兹的联姻大大改善了彼此的关系。龟兹王和夫人在汉朝待了一年后回国，汉厚赠送之。此后龟兹王数来朝贺。龟兹王在本国推行汉朝制度，“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羸也’。”〔8〕绛宾死，其子承德继立，自谓汉外孙，在汉成帝和哀帝时与汉来往频繁，汉遇之亦甚亲密。楼兰改名鄯善，汉朝立其质子尉屠耆为王，并以宫女妻之。汉、乌孙、龟兹、楼兰之间的联姻进一步密切了彼此间的关系。昭君出塞，对汉朝与匈奴长期保持友好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武力威胁和军事打击也是巩固汉与西域各国政治关系的有力保证。这种军事打击主要是针对匈奴，征服匈奴是经营西域、保证丝路通畅的前提，因此从武帝起，汉朝对匈奴进行了长期用兵。西汉时对西域用兵不多，但当西域一些国家杀害汉朝使者，直接妨碍西域交通时，汉朝则施以征伐，以扬国威，成为推进和维持丝路畅通必不可少的手段。武帝时伐楼兰、姑师、大宛，宣帝时伐龟兹、莎车，平帝时杀卑爰嚏等，都对西域反汉势力和反汉倾向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西汉在河西走廊和西域屯田驻军，也起到了镇抚作用。经营西域，必须遣使驻军，而道途险远，供应困难，屯田积粟便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采取的措施。西汉时自武帝起在西域开始驻军屯田，此后诸帝皆有开屯田之举。屯田之处多在当道要冲，如伊循、车师前后国、轮台、渠犁等地，起到了镇守与积粟的双重作用。汉朝在西域屯田，还起到扶植亲汉势力的作用。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傅介子刺杀楼兰王，更其国名为鄯善，立其弟尉屠耆为王，《汉书·西域传》记载，尉屠耆请求汉朝屯田伊循城，云：“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9〕于是汉朝遣司马1人，吏士40人田伊循以镇抚之。
　　第三，设郡筑城，移民实边。汉武帝为了经营西域，保证丝路通畅，并隔绝匈奴与南羌的联系，先置金城郡(今兰州)为向西发展之基地。匈奴浑邪王降汉，又于河西置武威、酒泉二郡，并派兵驻守。约10年后又增设张掖、敦煌二郡。敦煌为河西四郡最西一郡，成为汉代通向西域的门户。四郡之外，又建造长城。1904年，斯坦因在河西考古，发现汉长城遗址，在敦煌西北。与长城、郡城相关的则是亭障烽燧、阳关和玉门关的修建。《史记·大宛传》记载，王恢、赵破奴破楼兰后，“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10〕。李广利伐大宛后，“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11〕。汉武帝时修玉门关，因西域输入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在今敦煌西北小方盘城。阳关亦西汉时置，故址在敦煌西南古董滩附近，因在玉门关南，故称阳关，可知阳关的修建在玉门关之后。“两关”同为通往西域各地的交通门户，出玉门关的为北道，出阳关的为南道。这些设施共同组成防御系统，保证经河西走廊进入西域道路的通畅。在汉朝企图联络大月氏、乌孙，以“断匈奴右臂”的同时，匈奴也谋求拉拢汉朝西部的羌族共同对付汉朝。《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以先零羌事对云：“(武帝)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12〕匈奴拉拢羌人夹击汉朝的用意也很明显。
　　第四，驻军屯田。从汉元帝时起，汉朝屯田车师，又在西域设戊己校尉，掌屯田事务。《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马各一人，侯五人，秩比六百石。”〔13〕应劭《汉官仪》云：“戊己中央，镇抚四方，又开渠播种，以为厌胜，故称戊己焉。”〔14〕颜师古注《汉书》解释此职名含义云：“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无常居，故取戊己为名也。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说戊己居中，镇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处西域之中抚诸国也。”〔15〕《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云：“元帝置戊己校尉，有丞、司马各一人，秩比六百石。……亦处西域，镇抚诸国。”〔16〕作为西域镇抚机构，戊己校尉一方面接受西域都护指挥，一方面单独开府行事，具有较大的独立性。车师在今吐鲁番、鄯善一带，处丝路要冲，而且土地肥美，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汉于车师屯田，并置戊己校尉，加强对屯田的管理，对镇抚西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汉朝在河西走廊及西域筑城屯田，也有破坏匈、羌联盟，孤立匈奴的打算。东汉时陈忠议救西域疏说汉武帝“开河西四郡，以隔绝南羌”〔17〕。
　　第五，赂遗施惠。西域各国皆“利汉财物”，汉朝则利用其此种心理和需要，以汉之财物特别是丝绸相赠送以结好其统治者，以达到联络的目的。张骞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张骞则告诉大宛王：“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为发导译。〔18〕张骞出使乌孙，携金币绢帛价值“数千巨万”，目的便是“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断匈奴右臂”〔19〕。汉武帝巡狩海上，有外国客使相从，“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20〕。大宛贵人蝉封立为王，遣其子入质于汉，汉则“赂赐以镇抚之”〔21〕。又如常惠赐乌孙贵人，张遵赐狂士，冯燎赐城郭诸国。细君嫁乌孙时，“赠送甚盛”。〔22〕尉屠耆归国，绛宾来朝，皆有厚赐。《汉书·西域传》有不少记载。
　　第六，纳质与以夷治夷。对于愿意内属汉朝的西域各国，汉朝则希望和要求他们遣子为质或入侍。对于汉朝来说，质子和侍子能够起到人质的作用，也是培养亲汉势力的机会。莎车王延元帝时曾入汉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返国为莎车王，立国参用汉之“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23〕。汉朝还曾以兵护送龟兹国侍子回国为王，以取代亲匈奴势力的旧王。当西域有战事时，汉西域都护则调发诸国兵力进行征伐，如天汉二年、征和四年、地节二年击车师，冯奉世击莎车和常惠击龟兹等几次军事行动，皆曾调发诸国兵。一方面显示了汉朝对西域的牢固控制，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又节省军旅之费。汉朝还以授予诸国王侯以汉室印绶官号的方法，通过他们控制西域。
　　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以后，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1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北匈奴郅支单于被迫西迁，后被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所杀。呼韩邪单于在汉朝帮助下，重新统一了匈奴。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呼韩邪单于，结束了百余年来汉与匈奴之间的武装冲突，恢复了旧日的和亲关系。此后半个多世纪，北方和西域呈现出和平景象。北部“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24〕。新中国成立后在包头附近发现的汉末墓葬中出土有“单于和亲”等字样的瓦当。瓦当即筒瓦之头，其上多有纹饰和文字，作为装饰之用，这种文字则有纪念意义。汉匈和好，汉对西域的控制，保证了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畅通。由于西汉王朝的多年经营，汉与西域建立了牢固的联系，这种联系从此便未曾中断，只是不同时期形式不同罢了。即便在王莽时代，西域各国开始发生叛离，而东汉也没有完全丧失控制权。天凤三年(公元16年)李崇等出西域，西域诸国仍郊迎送兵、谷。
　　11.1.3 东汉时中西交通的发展
　　东汉时，汉与匈奴的斗争没有结束。东汉王朝与匈奴间围绕丝路控制权进行了长期的争夺。为了解除匈奴对西北边境地区的进扰，保证汉与西域以及葱岭以西诸国的交往和贸易正常进行，东汉对西域进行了苦心经营。由于东汉王朝政治形势的盛衰变化，这种经营出现过许多反复，但这种斗争对促进丝路贸易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1.1.3.1 西域三绝三通
　　从王莽时起，北匈奴与东汉在西域进行了长期较量。在这一过程中，西域丝路曾三绝三通。《后汉书·西域传》云：“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25〕建武是光武帝刘秀的年号，延光是安帝的年号。东汉时西域道路的绝通伴随着错综复杂的斗争，东汉经营西域的目的主要是制匈奴，保全河西和保证西域丝路的通畅。
　　西汉末年，王莽辅政，对周边各民族采取歧视和压迫政策。他命令匈奴囊知牙斯单于改名为“知”，以表示景慕他辅政后的“太平圣制”〔26〕。称帝后，他派专使收回汉朝颁发给单于的“玺”，重新颁发“新匈奴单于章”。又派人到边境招降呼韩邪单于诸子，各封为单于，下令分匈奴全国为十五单于，对匈奴实施分化。这些引起匈奴的不满和反抗，导致了汉匈关系的破裂。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王莽下令把匈奴改为“恭奴”，单于改为“善于”〔27〕；后又改为“降奴服于”〔28〕。这种带侮辱性和轻蔑性的称呼触怒了匈奴。王莽又大发北方各郡国及乌桓、鲜卑等十二部兵，由十二将率领，分路进攻匈奴，遭到匈奴的反击。王莽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德，特派五威将军王奇等向边疆少数民族颁发新室印绶，收回汉印绶，把原来汉朝所封的王尽改为候，引起了各族的普遍不满，西域各国纷起反抗。这样西汉以来中央政权和西北各民族之间形成的臣属关系陷于瓦解，汉之西域都护被驱逐，西域丝路遂绝。
　　西域各国受匈奴控制，匈奴向西域各国勒索苛重的赋税，进行极其暴虐的统治。匈奴对西域的统治，阻断了中西交通的大道，给西域和汉族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东汉建立，西域各国遣送质子，请求东汉王朝重新设立西域都护。但光武帝感到无力经营西域，送回质子，于是西域陷于混乱，互相攻伐，强弱兼并。《后汉书·西域传》云：“小宛、精绝、戎卢、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阗所统，悉有其地。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后其国并复立。”〔29〕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又一次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降服于汉，逐渐内迁汉境，北匈奴退居漠北。
　　由于南匈奴的降汉，原来依附于匈奴的乌桓、鲜卑等也随之归附东汉。这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北匈奴与汉朝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使其最必需的粮食、布匹、食盐等日常生活品的获得十分困难。因此北匈奴不断寇扰东汉缘边郡县。明帝永平年间，匈奴“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30〕。于是，东汉王朝开始对北匈奴进行反击。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东汉应西域各国之请，命窦固、耿秉出屯武威，北伐匈奴，取伊吾卢地，于此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阗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第二年，东汉复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恢复了西域各国与汉朝的臣属关系。此为第一次复通。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汉明帝死，匈奴乘机反攻西域。几个亲匈奴国家如焉耆、龟兹等攻杀西域都护陈睦，匈奴、车师出兵围汉戊己校尉。东汉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车师于交河城。东汉章帝“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乃迎还戊己校尉，不复遣都护”〔31〕。建初二年(公元77年)，又罢伊吾屯田，匈奴则进兵屯伊吾。西域交通再次断绝。此时班超尚留于阗，绥集诸国。至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东汉再次经营西域，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第二年窦宪又派副校尉阎槃率骑兵两千余进击伊吾，破匈奴，收复伊吾。永元三年(公元91年)，班超定西域，朝廷以班超为西域都护，居龟兹。复置戊己校尉，领兵五百屯车师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侯屯车师后部。永元五年(公元93年)，班超又击破焉耆，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更远的西域国家条支、安息等，直至地中海沿岸诸国，皆重译贡献。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遣其掾甘英西使大秦，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甘英所至，“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32〕中西交通形成了一次空前的盛况。此为西域第二次复通。甘英所至西海，历来说法不一，有云地中海，有云黑海，有云波斯湾。据《史记·大宛传》记载，西汉时汉使已到地中海和黑海东岸，此云“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而且又为安息人所阻，则知甘英所去之方向为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所临之西海乃波斯湾。汉代史籍已称印度以西之波斯湾、红海和阿拉伯海海面为西海。
　　和帝死，接替班超为西域都护的任尚失和于西域各国，诸国背叛，攻围任尚等。朝廷以西域险远，诏罢都护，自此遂弃西域。此为西域交通第三次断绝。此后10余年间，北匈奴乘机收复诸国为属国，共同寇扰汉之边境地区。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为了防御北匈奴和西域诸国的侵扰，敦煌太守曹宗派行长史索班率千余人屯伊吾，招抚西域诸国，车师前王和鄯善王前来降附。但几个月后，北匈奴又率车师后部共攻伊吾，击没索班等，赶走车师前王，进逼鄯善。鄯善求救于曹宗，曹宗欲报索班之耻，并进取西域，请出兵击匈奴，但朝廷不许，仅令置护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部署营兵300人羁縻之。其后北匈奴与车师连兵，入寇河西，朝廷无奈，有人甚至建议闭玉门关和阳关，放弃西域。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敦煌太守张珰上书陈三策，引起朝廷关于经营西域的争议。安帝采纳了尚书陈忠的意见，决心于敦煌置校尉，并增河西四郡屯兵，震怖匈奴，重新招抚西域诸国。乃以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统兵西屯柳中，破平车师，实现了西域的第三次复通。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班勇又击降焉耆，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西域17国皆附从汉朝。
　　顺帝阳嘉以后，东汉朝廷在西域日益丧失威信，西域诸国对汉朝则日益骄慢，相互攻伐。桓帝元嘉二年(公元152年)，西域长史王敬被于阗攻杀。永兴元年(公元153年)，车师后王反攻东汉屯营，自此日以疏慢。随着中原战乱，东汉终于丧失对西域的控制权。
　　东汉经营西域在方法和策略上与西汉大同小异，东汉没有重复联姻和亲的形式，但在屯田、武力威胁、纳质、施惠赂遗和以夷治夷等方面则和西汉相同。东汉通过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的设置对西域进行控制。自安帝永初以后，不再置都护，而以西域长史代行其事。后来更以西域长史秉命于敦煌太守，乃至凉州刺史。
　　11.1.3.2 班超父子在复通西域中的贡献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明帝令窦固为奉车都尉，屯兵武威，着手恢复与西域诸国的政治关系。班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使西域，开始他长达31年为经营西域而英勇奋斗的事业。
　　班超(公元32—102年)字仲升，东汉扶风平陵人，班彪少子。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班彪入河西五郡大将军窦融幕府任从事，班超就是在河西出生的。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班彪随窦融入朝奏事，班超也随父东归。父卒后，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超兄班固被召入朝任校书郎，班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为官府抄书以养母，曾投笔叹道：“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他旁边一起抄书的人都笑他。班超说：“小子安知壮士志哉!”〔33〕后来，明帝因班固的原因，任命班超为兰台令史，但不久又因事免官。
　　奉车都尉窦固屯兵武威，班超参加了窦固的军队，被任命为假司马。窦固命他“将兵别击伊吾”，他率兵与匈奴战于蒲类海，攻占了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多斩首虏而还”〔34〕。于是窦固在这里设置宜禾都尉，进行屯田戍守，同时赶走了北匈奴在车师前后王国一带的势力。窦固发现班超有才能，就派他和从事郭恂出使西域。班超肩负着招抚诸国、恢复汉朝与西域的关系的使命，率领36人出使。班超使团先是联络南道诸国，即塔里木盆地南边通葱岭的沿路诸国。他们首先到了鄯善(原楼兰国)，这是受匈奴控制的小国。使团初至，鄯善王广十分礼敬，后来突然疏懈下来。班超判断匈奴有使者来，通过诈唬“侍胡”得知，果然北匈奴使团100多人来到，鄯善王莫知所从。班超与随行36人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因夜火攻，一举袭杀北匈奴使者，鄯善为之镇服，“纳子为质”。窦固将其功表奏朝廷，班超受到明帝的称许。
　　明帝任命班超为军司马，命再使西域。班超仍将本所领30余人从南道西行，至于阗。于阗乃西域大国，“新攻破莎车”，“雄张南道”。莎车是一个亲汉的国家，国王延在汉元帝时为侍子，在长安长大，因此仰慕汉朝文化。当汉匈关系破裂，许多西域国家依附于匈奴时，延却联合了南道一些小国与北匈奴对抗，并保护了汉西域都护及吏士家属千余人。东汉王朝刚刚建立，莎车王康就遣使至河西，问中原动静，表示思慕汉家。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窦融承制立康为西域大都尉，统属西域五十五国。后来，莎车、鄯善、车师、焉耆等国先后遣使朝贡，或选派侍子，请求东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光武帝送还质子，西域遂陷入混乱状态，各种势力互相兼并攻杀。莎车与于阗都是南道大国，两强相争，莎车先胜后败。此时于阗势力正盛，但为匈奴所败，故服属匈奴。匈奴遣使监护其国。班超等至，于阗王广德“礼意甚疏”。其俗信巫，巫师传达天神的旨意，说与汉通好，天神发怒。天神知道汉使有騧马(黑嘴黄马)，要“急求取以祠我”。班超识破诡计，却一口答应，要巫师亲自来取。巫师一到，班超就把他杀了。然后提着巫师的头去见广德，责备广德的敌视行为，广德早就听说班超在鄯善击灭匈奴使团的事，对班超心存畏惧，于是杀掉了匈奴的监护使者，与汉通好。班超“重赐于阗王以下，因镇抚焉”〔35〕。由于于阗降汉，绿洲路南道重新沟通。
　　此时北道诸国尚在匈奴势力控制之下。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春，班超率众北上，至疏勒(今新疆喀什)。疏勒此时为龟兹征服，龟兹王建乃匈奴所立，依恃匈奴的势力称雄北道。他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班超至疏勒，离兜题所居槃橐城九十里，先派属员田虑去劝降，班超向田虑交代：“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36〕田虑来到槃橐城，兜题见田虑人少势弱，殊无降意。田虑趁他不加防备，上前劫缚兜题。左右出其不意，皆惊惧奔走。田虑派人快马通报班超，班超立即赶来，把疏勒将吏全部召来，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因立其故王兄之子忠为王，疏勒人大为喜悦。忠及官属皆请杀兜题，班超不听，欲示以威信，放走了他。疏勒因此与龟兹结怨，班超驻守疏勒。这一年，窦固等在天山东麓向匈奴大举反攻，击破匈奴，平定车师前后部，北道遂通，西域局势稳定下来，东汉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这标志着汉对西域的控制重新确立。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汉明帝崩，北匈奴乘机反攻西域。焉耆、龟兹等亲匈奴诸国攻杀汉西域都护陈睦，西域交通又绝。汉援兵不至，班超在疏勒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多次发兵攻疏勒，班超守槃橐城，与忠为首尾，士吏单少，拒守岁余。章帝即位，以陈睦新没，班超单危不能自立，下诏征班超返朝，这实际上意味着放弃西域。建初元年(公元76年)，朝廷诏令撤销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令班超还朝。班超启程出发，疏勒举国忧恐，怕又被龟兹灭掉，其都尉黎弇自刭。当他们到于阗时，于阗王侯皆号泣挽留，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他们抱住班超坐骑的马脚，班超不得行，又“欲遂本志”，就又返回疏勒。疏勒已降龟兹，并与尉头国连兵。班超捕斩反者，击破尉头，杀600余人，疏勒复安。
　　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率疏勒、康居、于阗、扜弥诸国兵1万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斩700余人。班超想乘胜平定西域，上疏请兵，曰：
　　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阗，即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实愿从谷吉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身旷野。昔魏绛列国大夫，尚能和辑诸戎，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铅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问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汉与依天等”。以是效之，则葱岭可通，葱岭通则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有降反。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参考行事。诚有万分，死复何恨。臣超区区，特蒙神灵，窃冀未便僵仆，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觞，荐勋祖庙，布大喜于天下。〔37〕
　　此疏详细分析了西域形势，陈述了经营西域的战略和策略，并表达了个人献身复通西域事业的愿望和决心。朝廷知道班超有把握取得胜利，同意了他的计划。建初五年(公元80年)，遣假司马徐干领兵千人增援。正在班超谋划进攻龟兹时，莎车以为汉朝不会出兵，降于龟兹，疏勒也发生了都尉番辰的反叛。徐干领兵至，与班超会合，大破番辰，斩千余人。班超欲借助乌孙的兵力以平龟兹，上疏朝廷请遣使招慰。章帝采纳了班超的建议，遣使结好乌孙。建初八年(公元83年)，班超被任命为将兵长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干为司马，别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赐大小昆弥以下锦帛。李邑向朝廷谗毁班超，受到章帝的斥责。《后汉书·班超传》记载：
　　李邑始到于阗，而值龟兹攻疏勒，恐惧不敢前。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超闻之叹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恐见疑于当时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责邑，曰：“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38〕
　　班超遣李邑护送乌孙侍子回朝。第二年，朝廷派和恭等率兵八百增援，班超调发疏勒、于阗兵击莎车。莎车以重利诱疏勒王忠反叛，忠据乌即城，班超则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发疏勒国不反者攻忠，半年不能下，康居又遣兵救疏勒。当时康居刚与月氏通婚，班超派人出使月氏，赠月氏王大量锦帛，月氏王劝康居王罢兵，班超则占领了乌即城，捉忠回疏勒国都。三年后，忠又向康居借兵，出居损中城，暗中与龟兹结谋，向班超诈降，班超将计就计，擒杀忠，击破其众。章和元年(公元87年)，班超调发于阗等国兵25000人再击莎车。龟兹则遣将发温宿、尉头、姑墨等国兵5万人救莎车。班超采取骄兵之计，引龟兹王、温宿王各领兵出莎车，班超以奇兵突袭，击降莎车，各国援兵奔散。“自是威震西域”，“南道于是遂通”〔39〕。
　　永元二年(公元90年)，发生葱岭以西大月氏东侵。这时西迁的大月氏建立起强大的贵霜王朝。大月氏贵霜王曾助汉攻车师，这一年贵霜王“贡奉珍宝、符拔、师子”，效乌孙国求娶汉公主，被班超拒绝，因而引起了大月氏王的怨恨。大月氏王遣副王谢率兵七万，越过葱岭进攻班超。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班超坚壁清野，又派兵邀击其向龟兹求援的使团，尽杀之，遮断其与龟兹的联络。谢粮尽援绝，遣使请罪撤兵。大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40〕。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大将军窦宪连破北匈奴，北匈奴主力向西迁徙，西域基本解除了匈奴的威胁。随着匈奴势力的衰落，龟兹、姑墨、温宿皆降。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居于龟兹，改立龟兹王。西域都护已中断70余年，至此恢复。永元六年(公元94年)，班超发龟兹、鄯善等8国兵7万人及汉吏士贾客1400人，大破焉耆，斩其王。焉耆、危须、尉犁皆降，西域50余国皆遣质子内属于汉。沿塔里木盆地南北的丝路主道全部畅通，从而实现了西域的第二次复通。“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41〕。第二年，和帝下诏褒奖班超，诏书有云：
　　往者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永平之末，城门昼闭……先帝重元元之命，惮兵役之兴，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阗以西。超遂逾葱岭，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其封超为定远侯，邑千户。〔42〕
　　班超实现了他“立功异域，以取封侯”的理想。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曾遣甘英出使大秦，未果。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班超年老思乡，上书迄归，言辞恳切，表达了强烈的眷恋故土之情：“狐死首丘，代马依风”，“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43〕。其妹班昭也上书替他委婉陈辞，终于感动朝廷。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班超回到洛阳，拜为射声校尉。不久病卒，终年71岁。
　　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继班超之后的西域都护失和于西域诸国。接替班超的戊己校尉任尚赴任前曾去拜访班超，请教治理西域的经验。班超指出其“性严急”的缺点，教以“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的原则，任尚不以为然。结果，“尚至数年，而西域反乱，以罪被征，如超所诫”〔44〕。敦煌长史索班率军千人屯田伊吾，受到北匈奴与车师后部连兵进攻，被杀。汉安帝以班超的少子班勇为军司马，出敦煌迎回都护及屯田士兵。汉“因罢都护，后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45〕。北匈奴余部与车师后部的势力及于天山东部，且屡次侵扰河西。
　　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夏，东汉朝廷就西域的经营抑或弃置进行过反复辩论，终于采纳班勇的建议，重新经营西域。朝廷以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500人，出屯柳中(今新疆鄯善西南)。第二年正月，班勇到楼兰故城，奖励归附于汉的鄯善王，并以恩信开导龟兹、姑墨、温宿等国，使之降附。随后班勇又发诸国兵到车师前王庭，击走北匈奴伊蠡王，收复车师前部。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秋，班勇率军大破车师后部，杀其王军就，报索班之耻。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立车师后部王之子特奴为王，又击斩东且弥王，更立其种人为王，车师前后部由此得到安定。这年冬天，班勇发诸国兵出击北匈奴呼衍王，呼衍王远遁，其众2万余人投降。经过班勇多次军事上的打击，匈奴单于逃至枯梧河边，此后“车师无复虏迹，城郭皆安”〔46〕。永建二年，班勇率军与敦煌太守张朗分道合击焉耆，约期会师。张朗急于邀功，先期赶到焉耆，焉耆降。实现了西域的第三次复绝。然而班勇却因晚至而获罪，征还下狱，免刑，后卒于家。班勇熟谙西域道里、风情和政治状况，曾在安帝末年著有《西域记》一书，记载西域事甚详，此书已佚。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主要依据其材料，所以他说：“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47〕
　　东汉时，西域丝道三绝三通，班超、班勇父子在复通西域的过程中，建有卓越功绩。由于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稳定了西域的局势，进一步加强了中原和西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通向中亚、西亚以致远达欧洲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无阻，从而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继续发展。东汉时由于建都于洛阳，因而丝绸之路的东端延伸至此，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十分繁盛，葱岭以西诸国与汉交往频繁，各交通要道商贾车牛，动辄以千计。《后汉书·章帝纪》载元和二年(公元85年)二月丙子诏书云：“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祀明堂，以章先勋。……要荒四裔，沙漠之北，葱岭以西，冒耏之类，跋涉悬度，陵践阻绝，骏奔郊畤，咸来助祭。”〔48〕李贤注：“《字书》曰：‘耏，多须貌，音而。’言须鬓多，蒙冒其面。或曰，西域人多著冒而(须)长，故举以为言也。”〔49〕黄侃云：“冒，蛮夷头衣；耏即而，须髯也，今西夷皆可以此呼之。”〔50〕诸胡助祭反映的是当时中外交往的扩大和汉朝国际地位的提高。
　　11.1.3.3 匈奴的破灭和西迁
　　匈奴西迁，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不仅仅是东汉一个朝代的事，而是前后延续三百多年的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但这件事是从东汉开始的，而且与东汉和匈奴的斗争及其对西域的经营直接相关。
　　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东汉王朝开始对北匈奴大举反击。窦固等分兵四路，深入北匈奴腹地，大败匈奴。向北追至蒲类海(新疆巴里坤湖)，留屯伊吾卢城(新疆哈密)。汉章帝时，北匈奴日见穷蹙，“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51〕。北匈奴内部离叛，先后有数十万口入塞投降。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东汉大将军窦宪、耿秉等会合南匈奴进攻北匈奴，大战于稽落山(今蒙古汗呼赫山脉)，连战皆捷。追击到私渠北提海(今蒙古邦察干湖)，降者20余万人，北单于逃向乌孙。汉军勒铭燕然山而还。这是一次带有决定意义的大战，它标志着匈奴被汉朝彻底击溃，汉匈对抗达数百年之久，以匈奴的最终失败而告终。永元三年(91年)，“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52〕。大概从这一年起，北匈奴便有一部分开始向西迁徙，而余部大部分并属于鲜卑，一部分留在漠北西北隅，到5世纪时为柔然吞并；另一部分留在天山以北，又持续活动了60多年。
　　根据汉文文献记载，西迁的匈奴先抵达伊犁河上游、特克斯河和纳伦河流域，又进至费尔干纳盆地，又到康居的居地，大致活动在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以后的情况，汉文文献失载。在中国史书中，东汉末年(公元151年)以后北匈奴的行踪未再有纪年史事。根据西文文献记载，在4世纪下半叶，亦即中国东晋十六国时期，匈人(Huns)出现在里海以北。匈奴人在失去了原来活动的地区后继续西迁，他们不能沿当年月氏人西迁的路线活动，因为他们无力与中亚的贵霜王朝对抗，他们大概只能顺着过去斯基泰人流动的辽阔草原逐水草而居。据西文文献记载，西迁的匈奴人于公元371年(东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击败了居住在伏尔加河、顿河流域的阿兰人(即奄蔡，魏晋时称阿兰，或阿兰聊)，迫使阿兰人西迁。阿兰人向西进攻东哥特人，其中一支则与汪达尔人一道西迁，于公元409年进入西班牙，建立汪达尔—阿兰王国。公元374年(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匈人越过顿河，征服了东哥特人；进而渡过德聂斯特河，击败西哥特人，迫使部分西哥特人迁往多瑙河以南的罗马帝国境内，西哥特人受到罗马统治者的压迫而被迫起义，加剧了罗马帝国的动荡局势。
　　公元5世纪初，匈人占领以班诺尼亚(Pannonia，在今匈牙利)为中心的中欧一带，后由其首领阿提拉(公元434-453年)建立匈人帝国。阿提拉时是匈人最强盛的时期，疆域东起里海，西至莱茵河，北达波罗的海，南及多瑙河。匈人曾进攻东罗马帝国，迫其纳贡，又进攻西罗马帝国，促其衰亡。公元451年，沙隆之战失败；公元453年，阿提拉死，诸子内讧。公元454年，日耳曼人重创匈军，匈人帝国瓦解。匈人的主体返回里海北部，一部分留在班诺尼亚，与后来的马扎尔(Maggars)人相融合，形成匈牙利民族。匈人在欧洲的活动，前后有80余年，不仅震撼了整个欧洲，而且引起一系列民族迁徙，对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
　　18世纪50年代，法国学者德经(Joseph De Guignes)著《匈奴人、土耳其人、蒙古人全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des turcs，des Mongols)首先提出由匈奴人而产生了匈人(Huni)的观点，从此“匈人是否匈奴人”成为学术界长期争论的课题，历时两个多世纪。19世纪，德国汉学家格拉勃洛德(H.J.Blaproth)提出匈奴乃突厥族，Huni属芬族。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信从德经的观点。19世纪至20世纪，学者们运用语言学、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多种资料和方法进行研究，说明在匈人和匈奴人之间不能简单地面等号或不等号，匈人的出现与北匈奴的西迁有明显的关系，西迁的北匈奴人可能是匈人的主要族源之一。
　　11.1.3.4 匈奴人在中西方交流中的中介作用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与有关匈奴人活跃的年代和迁徙路线的遗址文物的考察，可以认为，匈奴人最初之文化乃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后来受秦、汉文化影响越来越大，汉化程度很深。吕思勉认为匈奴政教风俗，与中土相类者极多。匈奴自古以来与汉族杂居黄河流域，其渐染汉族文化之深，固无足怪。汉族敬天而尊祖，而《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风俗云：“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53〕《后汉书》称其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54〕。匈奴围汉高祖于平城，其骑西方尽白，东方尽駹，北方尽骊，南方尽骍。月尚戊己，祭天神以戊日。这正是依中国五行干支之说。其俗又信巫，单于听巫之言，诛贰师将军李广利以祠；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咒诅汉军。单于遗汉朝皇帝衣裘，常使巫祸祝之。这些都是汉之古俗。匈奴称其君为“撑犁孤涂单于”，“撑犁”意即“天”，“孤涂”意即“子”；老上单于自称“天之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55〕，狐鹿姑单于遗汉书云：“胡者，天之骄子。”〔56〕则汉人称皇帝为“天子”，感天而生之说，亦为匈奴所习闻。永光元年，汉使韩昌、张猛与匈奴盟约，俨然古代束牲载书之辞。匈奴之俗虽与秦汉习俗多所不同，而与夏商之世则极相类，如“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裳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数百人”〔57〕。
　　从匈奴人使用的文字来看，也可知匈奴汉化之深。匈奴征服西域在汉文帝三四年之前，在此之前，匈奴人早与中原书疏相往还。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牍，中行说令单于以尺二牍，及封印，皆令广长大，说明他们的书写工具与汉族相同。匈奴与汉朝书疏往还之文字，并没有说出于译人之润饰，说明匈奴使用的文字亦与汉人相同。据《一切经音义》：“匈奴谓引弓曰控弦”，可知匈奴之语与汉族相同。王国维认为匈奴官制也受到汉地影响。其《匈奴相邦印跋》指出：“匈奴相邦玉印藏皖中黄氏。其形制文字，均类先秦古称，当是战国迄秦汉间之物。考六国执政者均称相邦。秦有相邦吕不韦(见戈文)；魏有相邦建信侯(见剑文)。令观此印，知匈奴亦然矣。史家作‘相国’者，盖避汉高帝讳改。《史记·大将军骠骑列传》屡言获匈奴相国都尉。而《匈奴列传》记匈奴官制，但著左右贤王以下二十四长，而不举其目。又言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十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相封即相邦。古邦、封二字，形声并相近。易邦为封，亦避高帝讳耳。惟《匈奴传》之‘相封’，谓左右贤王以下所置相。匈奴诸王各有分地，大略如汉之诸侯相。此匈奴相邦，则单于自置之相，略如汉之丞相矣。”〔58〕
　　汉朝对匈奴有意施行汉化政策，汉初娄敬说刘邦与匈奴和亲便有此意，他说：“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亢礼哉?可毋战以渐臣也。”〔59〕随着汉朝与匈奴的和亲和通市，匈奴的汉化进程明显加快。匈奴人非常喜欢汉朝的东西，“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来自汉地的酒为其珍重如此。汉朝遗之以缯絮、秫蘗，岁有数，所以中之也。自关市之通，匈奴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几堕马邑之权。而犹乐关市，不能绝，可知匈奴陷溺于汉文化之深。文帝时贾谊便提出“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制之，令千家而为一国，列处之塞外，自陇西延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窳之变”的设想。他还提出“三表五饵”之建议，实际上就是如何逐步同化匈奴，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60〕对于匈奴的汉化倾向，投降匈奴的汉人中行说最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劝告匈奴说：“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其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裴骃《史记集解》引韦昭曰：“言汉物什之二入匈奴，匈奴则动心归汉矣。”因此中行说极力贬低汉物，以改变匈奴人亲汉心态，“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61〕。中行说还强词夺理与汉使相辩论，盛夸匈奴文化之优越，目的则是阻挡匈奴汉化倾向的发展。然而游牧民族对农耕文化的依附性和汉文化作为强势文化的强大渗透力，终于造成汉文化对匈奴的影响不可阻挡之势。
　　在发掘唐努乌梁海匈奴人墓葬时发现的毡、陶器等，考其形制，可知受中原文化影响之深。1924年，苏联科兹洛夫所率蒙藏探险队在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北70公里，位于库伦和恰克图大道东7公里处发掘3组古墓，共221座。其中发现的织品和花绢，与斯坦因在楼兰发现的时代相同。墓中还出土汉代五铢钱、汉镜及汉通行隶书，其时漠北正在匈奴人统治之下，显然是汉代时匈奴人墓。墓葬中出土有来自汉朝的刺绣、漆器、青铜器，还有来自中亚的毛织品，而其绣品质地及所见图案花形则有中国式、波斯式和希腊式。20世纪40年代，苏联考古工作者在叶尼塞河上游的哈卡斯州首府阿巴干市以南8公里处，发现中国式建筑。考古工作者认为是投降匈奴的汉朝大将李陵的住所，因而称之为“李陵宫”。屋顶用板瓦及筒瓦覆盖，房檐有圆形瓦当，上有反印的隶书八分体汉字“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62〕。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汉代匈奴墓葬在我国境内北部和西北部多有发现，如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东胜县补洞沟、宁夏同心县倒墩子、青海大通上孙寨等处的匈奴墓地或墓葬的发掘，都有重要的发现。其时代从西汉初期至东汉后期，以西汉中晚期的匈奴墓发现数量最多。这些匈奴墓既保留有草原民族的文化特色，又包含了大量汉文化因素。在不少东汉晚期的匈奴墓中，汉文化特征占据主导地位，说明入居内地的匈奴人已逐渐与汉族融合。〔63〕
　　有史料表明，匈奴人早就与西域民族有所交往和交流。在公元前一千纪中期以后不久的匈奴遗物中，就兼有东西方文化的因素。其东方因素的器物，比传到西亚的更接近东方，如尖裆鬲；而西方因素的器物比传到华北黄河流域的更接近中亚和西亚，如河套地区出土的公元前5～6世纪匈奴人的短剑，与中亚所出的短剑极为相似。匈奴遗物中有一种兽形小带钩，河套地区所出多卧羊、卧牛形和羊头的小带钩，与西亚、西伯利亚所出卧鹿、卧羊、狗头等形象类似，其形象是游牧地区经常接触到的动物。〔64〕美国学者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剑桥插图中国史》书中插入一件匈奴金属带扣的图片，大约为公元前3世纪制品，作者指出这枚饰件能够证明匈奴人与亚洲更西部的游牧民如斯基泰人有所接触，后者也喜欢有动物图案的挂饰和带扣。匈奴文化也接受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库伦北70公里古墓第12号墓出土的一件丝织品，用红黄棕等色丝线绣着三座小山和三朵白云，当中小山上有一株枝叶茂密的大树，两旁小山上各有一只飞鸟。这幅图画带有明显的希腊风格。第24号墓中出土的垫毡上的刺绣图案是斗兽图像，与黑海北岸出土的斯基泰人金、银、陶器上刻画的图像相同。苏联考古工作者在蒙古诺颜山下和恰克图一带的匈奴人墓葬中，发现的遗物既有来自汉朝的丝织品、漆器等，也有压擀羊毛、驼毛制成的毛毡，毡制品上的图案带有西方色彩。第6号墓出土的一件毛织物上绣出的禽兽争斗纹，是流行于西亚、中亚的纹饰，而缘边又镶着菱纹、云纹锦，则是中国中原地区的纹饰。阿巴干市南8公里处中国式建筑，铺首上却铸着高鼻梁的欧罗巴人种的形象。据《汉书·陈汤传》记载，陈汤率汉军进攻匈奴郅支单于，当汉军逼近郅支单于城时，见“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讲习用兵”。颜师古注云：“言其相接次，形若鱼鳞。”而且其“土城外有重木城”〔65〕。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德效骞认为这是按照罗马军团操练叠锁盾的龟甲形阵。郅支单于城的结构，与一般的中亚城市不同，用多重木栅作为土城的外围，这也和罗马城防工事一样。因此推测这是由罗马传入的军事技术，甚至郅支单于部下有罗马军团参与了郅支城的保卫战。公元前54年，罗马将军克拉苏斯的部队被安息人击溃，他们的余部可能加入了匈奴的军队。当然还有其他可能，比如在郅支手下有接受了罗马军事训练的安息士兵，或者有罗马的军事顾问等。〔66〕在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其西北的托木斯克，再向西的托博尔河与伊路西德河汇合处，考古发现了山字纹战国铜镜和西汉精白镜、日光镜，可能都是北匈奴的遗物。18世纪时发现的托博尔河与伊路西德河汇合处的古墓葬群中，出土战国两汉铜镜多达数百枚。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江上波夫和水野清一曾在内蒙古长城一带从事考古活动，1935年，撰《内蒙古长城地带》一书，第二篇“绥远青铜器”认为绥远之青铜器含有中国式和西徐亚(塞族)式，所以称之为“北方欧亚文化”〔67〕。
　　汉代时匈奴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生过重要影响，继续担当了中间媒介作用。蒙古考古工作者发掘漠北匈奴人墓葬，出土大量来自汉朝的物器，有铁器、铜器、陶器、木器、漆器、石器、五铢钱、板瓦、筒瓦、瓦当、马具、黄金、服饰和丝织品，反映了匈奴与汉朝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和匈奴受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在汉匈和亲过程中，匈奴人从汉朝获得大量丝绵和织品。有人认为匈奴骑马游牧，丝织品对他们用处不大，他们索要主要是为了和西方交换。这是出于想象。丝织品作为高档衣料，无论在汉朝，还是匈奴，都是贵族奢侈品，不是一般百姓享用的。对于匈奴来说，主要的应该还是贵族用品，但匈奴人用从汉朝获得的丝织品与其他民族交换，应该也是事实。从大量考古文物可知，匈奴文化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匈奴北部曾是中西文化的一个汇合点。由此可以推知，汉代匈奴强盛时其北部存在着一条联系东西方的草原之路，“通过蒙古地区向北再向西，由于和匈奴关系的发展，在公元前后也曾盛行一时”〔68〕。当匈奴崛起于中国北方草原之时，曾迫使月氏西迁，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民族迁徙，如乌孙的北迁和塞人的南徙，改变了西域和中亚地区的民族分布，推动了中西之间文化的交流。匈奴西逐月氏，其势力进入中亚地区。后来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降汉，完全汉化；北匈奴西迁后，又同化于希腊、罗马文化。从北匈奴开始西迁，至匈人称雄于欧洲，时间长达300多年，行程数万里。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不同的部落、民族之间不仅在文化上，甚至在血缘上相互影响，极为复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匈奴西迁的过程又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匈奴人所到之处，带去了中国中原文化，同时不断吸收各地文化，最后同化于西方文化。
　　〔1〕《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1页。
　　〔2〕同上，第3173页。
　　〔3〕同上，第3171页。
　　〔4〕《太平御览》卷251《职官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册，第388页。
　　〔5〕《汉书》卷70《郑吉传》，第3006页。
　　〔6〕《汉书》卷96《西域传》上，第3874页。
　　〔7〕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0-64页。
　　〔8〕《汉书》卷96下《西域传》，第3916-3917页。
　　〔9〕《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8页。
　　〔10〕《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2页。
　　〔11〕《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9页。
　　〔12〕《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3页。
　　〔13〕《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上，第738页。
　　〔14〕《后汉书》卷88《西域传》，李贤注引，第2910页。
　　〔15〕《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第738页。
　　〔16〕《后汉书》卷2《明帝纪》，李贤注，第122页。
　　〔17〕《后汉书》卷88《西域传序》，第2912页。
　　〔18〕《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58页。
　　〔19〕《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8页。
　　〔20〕《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3页。
　　〔21〕《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9页。
　　〔22〕《汉书》卷96《西域传》下，第3903页。
　　〔23〕《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3页。
　　〔24〕《汉书》卷94下《匈奴传》，第3832-3833页。
　　〔25〕《后汉书》卷118《西域传》，第2912页。
　　〔26〕《汉书》卷94《匈奴传》下记载，平帝元始二年，“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上书言：‘幸得备藩臣，窃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莽大说，白太后，遣使者答谕，厚赏赐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19页。
　　〔27〕《汉书》卷94《匈奴传》下，第3828页。
　　〔28〕《汉书》卷99《王莽传》中，第4121页。
　　〔29〕《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09页。
　　〔30〕《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09页。
　　〔31〕《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09-2910页。
　　〔32〕《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10页。
　　〔33〕《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71页。
　　〔34〕《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72页。
　　〔35〕《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73页。
　　〔36〕《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74页。
　　〔37〕《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75-1576页。
　　〔38〕《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78页。
　　〔39〕《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80页。
　　〔40〕《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80页。
　　〔41〕《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10页。
　　〔42〕《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82页。
　　〔43〕《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83页。
　　〔44〕《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86页。
　　〔45〕《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87页。
　　〔46〕《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90页。
　　〔47〕《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13页。
　　〔48〕《后汉书》卷3《章帝纪》，第150页。
　　〔49〕《后汉书》卷3《章帝纪》，李贤注，第151页。
　　〔50〕黄侃：《读<汉书><后汉书>札记》，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1962年，第1辑。
　　〔51〕《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第2950页。
　　〔52〕《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第2954页。
　　〔53〕《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2页。
　　〔54〕《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第2944页。
　　〔55〕《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9页。
　　〔56〕《汉书》卷94《匈奴传》：“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
　　〔57〕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东方出版中心1987年版，第40页。
　　〔58〕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4-915页。
　　〔59〕《汉书》卷43《娄敬传》，2122页。
　　〔60〕〔西汉〕贾诚：《新书》卷4，收于《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42页。
　　〔61〕《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9页。
　　〔62〕周连宽：《苏联南西伯利亚所发现的中国式宫殿遗址》，载《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63〕刘庆柱：《秦汉考古学五十年》，载《考古》1999年第9期，第35-46页。
　　〔64〕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9页。
　　〔65〕《汉书》卷70《陈汤传》，第3013页。
　　〔66〕〔英〕德效骞：《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人城市》，丘进译，见《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364-373页。1940年，德效骞在《通报》第36期发表《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的一次军事接触》，随后加以补充，写成《古代中国境内的一座罗马城》，1957年先在伦敦的中国研究会上发表演讲，随后以单行本发表。H.H.Dubs，“A Military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Romans in 36 B.C.”，T’oung Pao，36(1940)，pp.64-81；H.H.Dubs，A Roman City in Ancient China，London 1957.丘进译文据以摘译。
　　〔67〕〔日〕江上波夫、水野清一：《内蒙古长城地带》，新时代社1971年版。
　　〔68〕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