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1 丝绸之路起点的变迁
　　丝绸之路的空间起点与历史起点有联系，因为丝绸之路最早创辟的出发点应该就是最早的空间上的起点。西周以镐京为政治中心，那是穆王西征的起点，穆王往返经行各地和道里途程，在《穆天子传》中有专门记载和统计，便是“自宗周、廛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阳干之山”，而后辗转至“西王母之邦”，“[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一万四千里，乃还”〔1〕。宗周的政治中心是镐京，在今西安市长安区境内。张骞出使西域时西汉国都长安与之大致相同，在今之西安市南部。因此，长安即今之西安成为丝绸之路最早的起点没有争议。我们把一个城市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标志，这样的城市却不是固定不变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个城市政治经济地位常常发生巨大的变化，长安也是如此。长安没有永远保持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丝绸之路起点的地位便不可避免地旁落或转移到其他城市。总的来看，西汉时丝路起点在都城长安，东汉时随政治中心的转移则延伸至洛阳。
　　东汉建立，以洛阳为首都，丝路东端随之由西汉时的长安东移至洛阳。古代贸易以贡使贸易为主，彼此间贡使活动则是主要的贸易活动，而贡使贸易的主要目的地则是对象国之首都，诸国接待外来使节的机构和活动当然也主要在首都。西汉时，长安涉外机构主要有鸿胪寺和主客曹。鸿胪寺主持外交事务，其长官为大鸿胪，属诸卿系统。关于其职名沿改，《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为大行令，初置别火。王莽改大鸿胪曰典乐。”〔2〕主客曹也是掌管外交与民族事务的专职机构。长官为主客尚书，属尚书系统，其职责“主外国四夷事”〔3〕。由于事务繁杂，其下置郎官以协助处理具体事务。汉初还承秦制，置典属国之职，其职责“掌蛮夷降者”“周边之属国”和“四方夷狄朝贡侍子”〔4〕。据《汉书·成帝纪》，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六月，“罢典属国并大鸿胪”〔5〕。
　　禁中少府属官黄门令也负责部分海外事务，《汉书·地理志》记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6〕他们的任务是负责为皇室搜罗天下宝物和奇禽异兽。长安城内还设有专门接待海外来宾的馆舍，称“蛮夷邸”。《三辅黄图》记载：“蛮夷邸，在长安城内藁街。”〔7〕这些机构和设施，东汉时皆置于洛阳。东汉时又改王莽时典乐为大鸿胪，从此成为固定的名称，主客曹在光武帝时又分为南主客曹和北主客曹。而据《后汉书·西域传》，洛阳亦有“蛮夷邸”〔8〕。据同书《南匈奴传》又有“胡桃宫”，皆为外商或匈奴单于在洛阳的活动所提供的场所。尚书中宫官为皇帝的近密和喉舌，大鸿胪是外官，属外朝，他们相互配合，共同负责外交事务。皇帝关于外交方面的指令，通过尚书撰写为诏令，下达大鸿胪具体执行和运作。这些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在首都，因此首都当然是中外交往的中心，都城的东迁必然牵动中西交通路线的向东延伸。东汉时汉使出行自洛阳出发，西域各国使节东行亦至洛阳。
　　西汉时域外诸国人入华，多沿丝路至长安。东汉时东来的西域质子、使者和商胡则至洛阳，并深入中国内地。《后汉书·西域传论》云：“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9〕据《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永元七年(公元95年)，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斩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纳质者五十余国”〔10〕。《后汉书·乌桓传》记载：“顺帝阳嘉四年冬，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辆。”〔11〕同书《梁冀传》记载，梁冀起菟园于河南城西，“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菟。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12〕。蔡邕《短人赋》所写即域外人之后裔，其序云：“侏儒短人，僬侥之后，出自外域，戎狄别种。去俗归义，慕化企踵，遂在中国，形貌有部(当为‘别’字之误)。名之侏儒，生则象父。”〔13〕由于西域人在中原地区人数不少，汉末的繁钦才能通过观察分辨出各国人相貌的不同，他的《三胡赋》云：“莎车之胡，黄目深精，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额，高辅陷口，眼无黑眸，颊无余肉；罽宾之胡，面象炙猬，顶如持囊，隅目赤訾，洞额仰鼻。”〔14〕
　　考古材料也说明东汉时洛阳成为西域胡人东来的终点和聚居处。20世纪初，马衡收集到出土于洛阳的三块刻有佉卢文的弧形条石。据林梅村的研究，此类刻石原为东汉时当地世俗井栏之构件。由此可以推知东汉时京师洛阳地区已有属于犍陀罗语族的中亚人士于此聚居。〔15〕1987年洛阳东郊汉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羽人铜像，深目高鼻，紧衫窄袖，其造像形式明显模仿西域胡人个体形像的特征。
　　由于东来西往的行人以洛阳为出发点和目的地，《后汉书·西域传》记西域诸国至中国道里远近，则以洛阳为坐标。如安息国“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大月氏“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莎车“去洛阳万九百五十里”，疏勒“去洛阳万三百里”。异域贡物所至乃中州洛阳，正如王逸《荔枝赋序》所云：“大哉圣皇，处乎中州，东野贡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黄甘之华橘，西旅献昆山之蒲桃，北燕荐朔滨之巨栗。”〔16〕在“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东汉时代，西域商胡千里迢迢赶至洛阳进行商业活动。据《河南志》引华延俊云，洛阳城中位于南北二宫之西的金市、城东的马市和城南的南市，〔17〕都是当时的工商业区，因丝路起点的东移而盛极一时。佛教之东传，西域僧人之入华传教首至洛阳。《高僧传》记摄摩腾云：“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洛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18〕竺法兰与摄摩腾同至洛阳译经。安清则“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19〕。支娄迦谶则于“汉灵帝时游于洛阳”〔20〕。入华第一批高僧皆至洛阳。
　　洛阳既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洛阳自古以来便有“居天下之中”之说，以此为中心，交通全国各地。自洛阳往南，第一大商镇是当时被称作南都的南阳(宛)，从南阳南下可达江夏与江陵；自江陵往南，经长沙、桂阳而至番禺，番禺是南海贸易的中心地，这就把海陆两道丝路连接起来。洛阳这种交通中心的地位是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的。从国际环境看，东汉时东西方陆路贸易的条件更为便利。1世纪后期，东汉、贵霜、安息和罗马四大帝国都处于昌盛发达的阶段，他们在军事上都日益强大，逐步吞并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疆土。西方的罗马帝国处于全盛时期，东方的东汉王朝也正如日中天，西域的贵霜王国统治着今阿富汗和印度北方的广大地区，处于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安息则处于三大帝国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和缓冲作用。四大帝国都希望在丝路贸易中获利，他们都推行着有利于对外交流的贸易政策，东西方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1.2.2 东汉时西域的“新道”与“北新道”
　　《汉书·西域传》记载，丝绸之路西域道分南北两道：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坡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坡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21〕
　　这是以敦煌为起点，西北行出玉门关为北道，西南行出阳关为南道。但黄文弼经过实地考察并结合文献记载认为：“玉门、阳关相距不远，自此西行，原只一路，出玉门关者由之，出阳关者由之；至沙西井后，再分南北两路进行。”〔22〕意即南北道从沙西井分行。魏晋时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云：“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23〕那么，从沙西井转西北，过故楼兰，则进入北道；若从沙西井转西南，经鄯善，则进入南道。东汉时楼兰南迁，鄯善成强国，出南道必经鄯善。因此南道在中西交通上之地位，更显重要。于是当时经营西域的政策一变而为北攻伊吾，南服鄯善。
　　西汉时西域两道至东汉时分为三道。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
　　西域诸国，汉初开其道，时有三十六，后分为五十余。从建武以来，更相吞灭，于今有二十道(当为“国”字之误)。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24〕
　　增加了“新道”的西域三道起自西汉末年平帝时担任四域戊己校尉的徐普。《汉书·西域传》下记载：“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厄。”〔25〕“元始”(公元1—5年)是西汉平帝的年号，可见那时或那时以前，“新道”已经存在。但汉朝使节不曾利用这条道路西行，徐普“欲开以省道里之半”，目的是启动这条道路供汉朝使节通行。这件事曾经遭到车师后王国的抵制，但东汉时汉使的确利用了这条道路。“新道”乃为由玉门关入北道的一条支线。从玉门关即今大方盘城起，便折向西北行，经横坑，避开三陇沙及白龙堆，出五船北而达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转后王国。按照《魏略·西戎传》记载，连接“新道”从车师后王国西行，经天山北麓至乌孙的道路，被称为“北新道”。“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26〕这是连接欧亚草原丝路的道路。“北新道”成为西域三道之北道，因此原来被称为“北道”的从车师西行至焉耆、龟兹、姑墨、疏勒的道路，便相对被称为“中道”。
　　北道出车师前王国，转车师后王国，沿伊犁河西行至乌孙北境，然后到康居、奄蔡，这正是欧亚草原路经行之地。“中道”之说，见于《魏略·西戎传》记载，白玉门关到故楼兰后，从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27〕。此“中道”实即《汉书·西域传》中西汉初之北道。此道开于汉武帝以后，是公元前60年汉置西域都护府以后的情况，此道西过榆树泉，经巴什托克拉克，穿越白龙堆(后来称之为罗布硷滩)北头，由罗布淖尔北经楼兰，沿孔雀河北岸西抵库尔勒，和北道相接，西行至龟兹、疏勒，过大宛至康居。这条路线经过楼兰古国，又称楼兰故道。这条路线汉时曾一度封断，至魏晋又恢复，所以鱼豢书中才有记载。至4世纪中叶，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改道，楼兰废弃，交通最终断绝。张骞出使西域，已走此道，西汉时为北道，东汉时成为中道。相对南道和天山以北的北道，称之为中道。此道又称“径道”，意为捷径。因为北道行于噶顺戈壁之东边转西，行于库鲁克山之北麓，须绕库木什山，取道焉耆，才到尉犁。不如中道至尉犁近便。赫尔曼《古代中国与叙利亚间的丝绸之路》计算中道为七星期行程，1700公里；南道为八星期行程，1900公里；北道为九星期行程，2100公里。但此道虽距离较近，因为须经过白龙堆(罗布硷滩)，缺乏水草，旅途较为艰难。李广利远征大宛，大宛人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28〕汉初楼兰当道，又近汉，常主导发，负水担粮，送迎汉使。东汉明帝时，匈奴势力被驱赶到天山以北，车师前王国土地肥美，物产丰饶，于是重开新道。以新道为北道，行旅循硷滩北缘，入车师前后王国，进入中道或北道。
　　11.2.3 东汉时中道的利用
　　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的这条新道在东汉虽然开通，但由于北匈奴的威胁，人们更多的还是利用经行楼兰城至龟兹进入中道的路线。从东汉至鱼豢的时代行人西出，似乎较少经阳关，故《魏略·西戎传》一再强调“敦煌、玉门关”为西出起点。而从敦煌、玉门关入中道(即汉时北道)，实际上有两条道路，一是利用旧有的楼兰道，即经“故楼兰”，转西诣龟兹；一是利用了经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的“新道”。楼兰道从敦煌玉门关出发，到罗布泊北岸楼兰地区。这条道路自张骞通西域后一直是从敦煌通往塔里木盆地的主要道路，所有的交通、贸易和军事行动主要是经过这条通往干涸的罗布湖床北部(即以楼兰遗址为标志)的道路。其具体路线即鱼豢《魏略》中描述的“中道”自玉门关至龟兹的路线：
　　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29〕
　　1907年和1914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两次在西域考古，都考察了这条路线。据他的研究，玉门关位于被他标为T.ⅩⅣ的遗址，即敦煌西北70余公里的小方盘城。“都护井”在他考察的烽燧T.Ⅳ.a和T.Ⅳ.b所护卫的长城最西端角上的洼地，处于玉门关与拜什托格拉克谷地之间，这里可以为行旅提供中途歇脚的便利条件。汉代在这里之所以设立兵站，其必要性有两个方面，一是长城最西端明显暴露在外的一角必须得到切实的防卫；二是这里是中原政权控制范围内的最后一个能够长期住人的地方，对于出关前往楼兰或西域的中国军队、使节来说，这是最后的歇脚地，对于那些还能回得来的幸运儿来说，这里是进入关内的第一站。因此对于穿越罗布沙漠的艰苦旅行者来说，这个兵站起到了补给站、桥头堡的作用。“三陇沙”是伸向拜什托格拉克东南的三道沙岭，在玉门关外疏勒河终点附近。斯坦因注意到这三道沙岭不超过40英尺高，马车可以通行，其地貌特征一定曾给古代的过客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找出这样一个恰当的名字来给它命名。“都护井”大约就在三陇沙东土山下，即三陇沙东北的雅丹附近〔30〕，正好处在玉门关与三陇沙的中点上，这里到两点的距离都是25英里左右。“居庐仓”可能位于拜什托格拉克，可能是楼兰道开通时建立的诸多早期给养站之一，长城以西的任何其他地点都不具有比这里牧场充裕的优势。“沙西井”可能在拜什托格拉克谷地西端附近的某个地方。“龙堆”就是《汉书》中的白龙堆，是天山南麓敦煌西北、罗布泊以东地区的戈壁。据斯坦因考察，是由于其地貌奇特，似一条“有头无尾的土龙”，因而得名。此地乏水草，多盐碱，又因流沙堆积，绵延起伏，婉曲如龙，风沙剥蚀状貌奇特，故称白龙堆。“故楼兰”就是楼兰遗址，东汉时这里是可以居住的地区，在它见诸记载之后一个世纪之内最终被废弃，并变成了沙漠。由于水和耕地的消失，古楼兰道在4世纪前半叶之内已经变得难以通行了〔31〕。从楼兰故城西行至焉耆、龟兹，北上至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地区)，汉代高昌壁，汉军屯守处。从车师西行至龟兹、焉耆、姑墨、疏勒，越葱岭；从车师北上则越天山，至车师后王庭，沿天山北麓西行。
　　新的考古资料证明，关于居庐仓的位置，鱼豢的描述与斯坦因的研究可能有误。居庐仓应在罗布泊北岸龙城雅丹地区，即黄文弼先生于1930年发现的土垠遗址。土垠遗址出土的西汉木简文书把它称为居卢訾仓。土垠汉简资料证明“居卢訾仓”在龙堆之西，居庐仓以西有孔雀河，水源充足，不需打井。因此沙西井显然应在居庐仓和龙堆之东、三陇沙之西。所谓沙西井或许就是因为在三陇沙之西而得名，其位置似在羊塔克库都克(甜水井)附近。这里水草较好，现代地图上仍标有从此转西北至楼兰地区(罗布泊北岸)的路线。因此，《魏略》关于中道的记载，应改为：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经居庐仓到楼兰〔32〕。
　　中道从楼兰到龟兹，而后西行。沿天山南麓西行的道路汉代即已存在，被称为北道。但汉代北道的起点是车师，即现在的吐鲁番地区，从吐鲁番向西北可到达乌鲁木齐，向西经焉耆到达龟兹。自龟兹西行，经过阿克苏和巴楚等绿洲，来到塔里木盆地西端的疏勒(今喀什市)，从这里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山路，翻越铁叶尔里叶克山口到达费尔干纳盆地。西汉时楼兰道上的居庐仓曾是一个交通枢纽。土垠汉简资料表明，汉代居庐仓是交通四面八方的一个中心，东通敦煌；西通渠犁、龟兹和乌孙；南通伊循，接西域南道；北通车师与天山北麓的草原路相接〔33〕。西汉末年，由于居庐仓所在的孔雀河改道南移，沿孔雀河谷地西行的路线由居庐仓南移至楼兰城，楼兰成为楼兰道往西域南北道的分途点，楼兰城在丝路交通中崛起，地位越来越重要。
　　经过罗布泊地区的楼兰道，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罗布泊地区一般泛指罗布洼地，东抵北山，西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以阿尔金山前山带、库姆塔格(沙山)为界，北以库鲁克塔格山为界。这里是塔里木地块东部的沉降地块，是叠加在地台上的复合性洼地，四周断裂下陷，因而是塔里木盆地最低的地区，而罗布泊又是这一地区的最低点。罗布泊成为塔里木盆地的集水和集盐中心，干燥、少雨、高温、多风沙。春季风沙肆虐，夏天酷热难当，给通行造成极大困难。特别是三陇沙、白龙堆、罗布泊北岸的龙城(雅丹群和盐漠地带)，地貌特殊，环境恶劣，交通不便。
　　但在两汉以来，这里却是进入西域中道(汉之北道)的主要通道。其原因有二，一是从敦煌、玉门关入汉之北道即鱼豢所谓中道的另一条道路伊吾路，常常处于北方草原民族的控制和威胁之下，人为的障碍较大。汉魏时的匈奴、鲜卑，南北朝时的高车、柔然、突厥等先后崛起于北方，伊吾路在其盘踞的北方草原地区的边缘，对于中原地区的行旅来说，存在着极大的风险，所以人们宁愿克服自然环境造成的困难，经行楼兰道而避开伊吾路人为的障碍。二是罗布泊地区也存在某种有利的自然条件，例如在罗布泊与三陇沙之间，是著名的阿奇克谷地，东西长约150公里，南北宽约20至30公里。谷地南北两面山麓的潜流渗入谷地，地下水位较高，有泉水出露，存在一定的水草条件。过了罗布泊北岸以后，又有楼兰地区作为中继站。从敦煌西行进入疏勒河谷，而后越三陇沙低丘，即可进入谷地；出谷地向西，沿孔雀河直通西域腹地，西南可通塔克拉玛干南部最东端的绿洲若羌。因此自西汉起，历东汉、魏晋、前凉，历代统治者都注意维护楼兰道的通畅。楼兰道一直发挥交通西域主干线的作用。
　　鱼豢所谓“新道”，即所谓“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的道路，实际是自敦煌、玉门关经车师前王庭入中道和北道的一条支线。东汉时已有不经楼兰道和伊吾路之新道，这条道路因历经大沙海，所以被称为“大沙海道”，后世又称大海道，或大海路。出土的东汉《沙海侯碑》称“沙海”，此碑立于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六月十二日。吐鲁番出土的阚爽政权时期的文书称为“海”。隋裴矩《西域图记》称为“大海”。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西州柳中县条称为“大沙海”，云：“大沙海，在县东南九十里。”〔34〕此大沙海即今噶顺戈壁。这条道路的利用，其目的是“辟三陇沙及龙堆”，是从玉门关经大沙海至车师前王国或高昌的便捷之路。
　　从车师后王国经大沙海至玉门关的这条捷径，东汉时已经存在，即徐普欲开之“新道”。
　　这条出五船北“往来差近”的道路应该从车师后王庭出发，渡大沙海至玉门关。戊己校尉治所在车师前王国东部的高昌，徐普希望把这条新道与高昌壁连接起来，目的是“省道里之半”。此所谓“新道”与鱼豢所谓“新道”略有不同。班固所谓“新道”是从车师后王庭至玉门关。此“新道”从车师后王庭出发，经天山北草原路，可以西行至乌孙、康居之地。而鱼豢所谓“新道”却是从车师前王庭、高昌壁至玉门关。据《后汉书·西域传序》，高昌壁北距车师后王庭500里。所以班固所谓“新道”与鱼豢所谓“新道”的西部终点是不同的。徐普时已有前者而无后者，他“欲开以省道里之半”，就是想启用这条“往来差近”的道路供东来西往的行旅利用，以避开楼兰道上的白龙堆等处的艰险和迂回。既称新道，定然开通不久。所以此所谓“新”的含义，从时间上说大致还是徐普任戊己校尉之时。
　　那时汉匈关系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友好和平局面，新道的开辟与之有关。徐普的活动中心是高昌壁，开“新道”的目的大概是把自玉门关至车师后王庭的新道延伸至高昌壁，从而缩短自玉门关至车师前王国的路程，相对于楼兰道“省道里半”。并使高昌壁与北道即天山北草原路连接起来，从车师前王庭既可西行，沿天山南麓，经焉耆、龟兹、姑墨到疏勒，逾葱岭，又可北行至车师后王庭然后西行，从而可至乌孙、大宛、康居、奄蔡等。王素描述该道应由吉木萨尔向东，经奇台、木垒，再南越博格多山，沿十三间房(在今新疆哈密)折进吐鲁番，从鲁克沁深入大沙海道，直达敦煌玉门关〔35〕。但徐普通“新道”自高昌壁直达玉门关的努力却不顺利。《汉书·西域传》记载，徐普想开新道，遭到车师后王姑句的反对：
　　车师后王姑句以道当为拄置，心不便也。地又颇与匈奴南道将军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后奏之，召姑句使证之，不肯，系之。姑句数以牛羊赇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谓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气也，利以用兵。前车师前王为都护司马所杀，今久系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驰出高昌壁，入匈奴。〔36〕
　　“拄置”一词，颜师古注云：“拄者，支拄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拄于已，故心不便也。”其《匡谬正俗》又引刘敞说：“当道为拄置者，新道出车师后王国，则汉使往来，后王主为之供亿，故心不便也。拄置犹言储侍。”新道开，姑句则当供应汉使，这对一个小国来说是不小的负担，故他不乐开通新道。而新道又地近匈奴的防地，虽然此时汉匈之间承平和好，但也不免造成摩擦。有虑于此，徐普希望能与匈奴南道将军在辖地上有个明确的边界，签署协议，请姑句做见证人，事成后上奏朝廷，姑句拒绝了他的要求。经过这样一番波折，徐普开新道的计划是否实现，没有下文，但从后来事情的发展，可以知道汉使的确利用了这条道路，而且车师后王仍不情愿使本土成为汉使西行的经行路线。《汉书·西域传》记载：
　　至莽篡位，建国二年，以广新公甄丰为右伯，当出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闻之，与其右将股鞮、左将尸泥支谋曰：“闻甄公为西域太伯，当出。故事：给使者牛羊谷刍茭导译。前五威将过所，给使尚未能备。今太伯复出，国益贫，恐不能称。”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刁护闻之，召置离验问，辞服，乃械至都护但钦在所埒娄城。〔37〕
　　由此可知，姑句事件之后，汉曾有五威将军过所的记载，而且早已形成给使者牛羊谷刍茭导译的“故事”，车师后王国没有充足的资粮供应。车师后王国所以不乐于开通“新道”，把新道作为汉使西行的道路，怕的就是“给使者牛羊谷刍茭导译”之负担，因为对于车师这样的小王国来说，这是不堪承受的重负。新道一旦开通，则走天山南、北两条路线出入西域的汉使都要经过车师后王国，不堪重负的前景令车师后王十分担忧。前有姑句宁愿被汉戊己校尉所拘禁，也不肯答应徐普之请，后脱逃入匈奴；后有须置离宁投奔匈奴也不接受汉使途经车师后王国，终遭杀害，而他的哥哥最终率众入降匈奴。这处记载证明了刘敞对“拄置”一词的解释是正确的。由此我们知道，直到王莽篡位称帝，车师后王国的这条新道并没有很通畅地为汉使所利用。此后，匈奴与西域反乱，汉失去西域控制权，新道的通行会更困难。所以“新道在西汉时便已存在”，但由于种种原因，西汉末年自车师后王国东至玉门关虽然有“新道”可通，但也只是有路可通而已，实际的利用可能很少。
　　东汉时新道开通，从敦煌玉门关西行的终点乃车师后王国或直通高昌，这是由汉与匈奴的关系和西域形势决定的。那么新道什么时候开通呢?史无明言。东汉初没有可能，因为我们知道，东汉刚刚建立时，光武帝深感无力经营西域，送回诸国质子，敦煌以西为匈奴势力范围。我们推测它的开通应该是在东汉时期西域“三绝三通”的过程中，在东汉王朝反击匈奴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东汉王朝任命陈睦为西域都护驻节焉耆，同时任命耿恭、关宠为戊己校尉分别屯守金满(今吉木萨尔)、柳中，这时新道应该是通畅的。柳中是经新道自车师至敦煌必经之地，金满城就是车师后王庭所在地。
　　新道对东汉经营西域曾经发挥过一定作用，但由于西域形势的反复，新道必然是时绝时通，例如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东汉明帝去世，在北匈奴的策动下，焉耆、危须、尉犁和龟兹等国乘中国大丧，攻杀陈睦、副校尉郭恂及吏士二千多人。与此同时，北匈奴联合车师对金满和柳中也发动进攻。关宠战死柳中，耿恭在金满失守后，退守疏勒城(在今天山北麓奇台县境)。后汉军救出耿恭，退回柳中，最后撤回敦煌。〔38〕此后新道必然是闭塞不通的。东汉明帝和章帝时戊己校尉治所设在柳中，后来班勇任西域长史也屯驻柳中。日本学者岛崎昌认为，班勇“出屯柳中”，即走新道。〔39〕孟凡人先生指出徐普欲开之新道，即后来班勇“出屯柳中”之道。〔40〕
　　以柳中为军事基地仅见于东汉，此时柳中地位极为重要。《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诸国路程，一般都先记到西域长史治所柳中的里数，然后再记到首都洛阳的里数。如车师前王国“去长史所居柳中八十里，东去洛阳九千一百二十里”，车师后国“去长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阳九千六百二十里”。这是因为伊吾路受制于匈奴，时通时断；楼兰道较远，且有白龙堆之厄。将大本营设在柳中，就控制住了出入新道的门户，右避楼兰道的险远，左御匈奴人的扰乱，掌握了西域的锁钥和经营西域的主动权。班勇前往西域先到柳中，后去楼兰城，他应当是经行新道从敦煌到达柳中。此外，东汉时期在车师前后部有几次重要战役的行军路线也与“新道”有关。
　　东汉末年的战乱，导致中原政权再次丧失对西域的控制权。敦煌有长达20年的时间不设太守，新道的利用便无从谈起。及至曹丕即位，重新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曹魏时，北部匈奴势力已远遁于准噶尔盆地以北，天山北路的车师后部王亦内属，“魏赐其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41〕。新道应当得以利用。
　　〔1〕佚名：《穆天子传》卷4，收于《汉魏丛书》，第298页。
　　〔2〕《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上，第730页。
　　〔3〕〔东汉〕应劭：《汉官仪》，见《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李贤注引，第15页。
　　〔4〕参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0-61页。
　　〔5〕《汉书》卷10《成帝纪》，第309页。
　　〔6〕《汉书》卷28《地理志》，第1671页。
　　〔7〕佚名撰，黄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6，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页。
　　〔8〕《后汉书》卷88《西域传》记载，班超“斩焉耆、尉黎二王首，传送京师，悬蛮夷邸”。李贤注云：“蛮夷邸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鸿舻寺也。”第2931页。
　　〔9〕《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31页。
　　〔10〕《后汉书》卷4《和帝纪》，第179页。
　　〔11〕《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第2983页。
　　〔12〕《后汉书》卷34《梁冀传》，第1182页。
　　〔13〕《初学记》卷19《人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63页。
　　〔14〕〔清〕严可均：《全后汉文》卷93，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77页。
　　〔15〕林梅村：《洛阳所出东汉卢文井阑碑记》，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期合刊；《洛阳出土文物集粹》，朝花出版社1990年版，图版49；张乃翥：《论洛阳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相关的若干考古学资料》，见《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267-270页。
　　〔16〕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7页。
　　〔17〕〔清〕徐松辑：《河南志》，高敏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1页。
　　〔18〕〔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页。
　　〔19〕〔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第4页。
　　〔20〕〔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第10页。
　　〔21〕《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2页。
　　〔22〕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上之地位》，载《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316-339页。
　　〔23〕《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第859页。
　　〔24〕《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第859页。
　　〔25〕《汉书》卷96《西域传》下，第3924页。
　　〔26〕《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第862页。
　　〔27〕《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第862页。
　　〔28〕《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4页。
　　〔29〕《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第859页。
　　〔30〕雅丹：维吾尔语原意为“陡壁的小丘”，现泛指干燥地区一种风蚀地貌。河湖相状沉积物所形成的地面，经风化作用、间歇性流水冲刷和风蚀作用，形成与盛行风向平行、相间排列的风蚀土墩和风蚀凹地(沟槽)地貌组合。这种地质现象在新疆罗布泊东北发育很典型。
　　〔31〕〔英〕斯坦因：《从罗布沙漠到敦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6、167页。
　　〔32〕孟凡人：《罗布淖尔土垠遗址试析》，穆舜英等主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2-244页；巫新华、李肖：《寻秘大海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33〕孟凡人：《罗布淖尔土垠遗址试析》，见《楼兰文化研究论集》，第238页。
　　〔34〕〔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0，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32页。
　　〔35〕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36〕《汉书》卷96《西域传》下，第3924页。
　　〔37〕《汉书》卷96《西域传》下，第3925页。
　　〔38〕《后汉书》卷19《耿恭传》，第721-722页。
　　〔39〕〔日〕島崎昌：《西域交通史上の新道と伊吾路》，载《東方學》第12輯，1956年，第47页。
　　〔40〕孟凡人：《<后汉书·班勇传>补注和跋》，见《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页。
　　〔41〕《三国志》卷30《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见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第8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