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1 汉武帝以后海上交通的发展
　　从《汉书·地理志》“粤地”条记载可知，西汉官办海外贸易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并且很快便有了相当的规模。汉使每年皆有出洋者往返，行程有远有近，行期有长有短，他们出洋携带与诸国交易的商品主要是“黄金杂缯”，而从沿海各国所得则是明珠、碧琉璃、奇石、异物。罗马人在印度得到的中国丝，应该就是从中国自海道运至者。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王莽遣使厚遗黄支王，可见双方交往的频繁，黄支国通过海路朝贡的物品则有生犀牛。从“所至国皆廪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可知，中国商贾是得到各地舟人的协助的。
　　海南诸国“自武帝以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1〕。汉代徐闻、合浦是重要的海港。今合浦县城东南郊环城镇辖区内，东西5.5公里、南北约12.5公里的范围约有两汉墓葬5000多座。在经过清理发掘的300多座墓中出土了大批铜、铁、金银、陶、玉器及水晶、琉璃、琥珀、玛瑙等饰物，其中的玻璃杯更是珍品。这些便是汉朝经海路与西域诸国交通交流的见证。南方沿海国家和地区与东汉保持着臣属关系。《后汉书·安帝纪》记载：延光元年“十二月，九真徼外蛮夷贡献内属”〔2〕；三年五月“日南徼外蛮夷内属”，七月“日南徼外蛮豪帅诣阙贡献”〔3〕。
　　由于航海技术条件的限制，当时出海贸易是很艰苦和危险的。除了风波之险等自然因素，还有劫掠杀人的海盗活动。《汉书·王莽传》记载：“黄支国自三万里贡生犀”，这样遥远的路程，即便顺利往返，亦需数年之久。《宋书·夷蛮传》史臣论赞云：“汉世西译遐通，兼途累万，跨头痛之山，越绳度之险，生行死径，身往魂归……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汉衔役，特艰斯路。”商贾逐利，在陆路不通时，便利用海路交通。故本条又云：“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又重峻参差，氏众非一，殊名诡号，种别类殊，山琛水宝，同此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所虚心，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4〕
　　东汉时，南海海道上的交通日益频繁，航路进一步拓展，南方沿海地区利用海路向朝廷进贡物品，更多的国家经由海道与中国建立联系。《后汉书·郑弘传》记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东冶属会稽郡，在今泉州，当时航运的条件还很差，“风波险阻，沉溺相系”〔5〕。《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6〕《后汉书·顺帝纪》永建六年条，云：“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李贤注引《东观纪》云：“叶调国王遣使师会诣阙贡献，以师会为汉归义叶调邑君，赐其君紫绶。”〔7〕叶调国，据伯希和考证，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8〕其入华必由海道。《后汉书·桓帝纪》记载，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十二月，“天竺国来献”〔9〕。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十月，“天竺国来献”〔10〕。《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月氏征服身毒后，陆道比较畅通；和帝时，天竺多次遣使经陆路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11〕。即从海路入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12〕。《梁书·诸夷列传》记载这是罗马与中国的“汉世唯一通焉”，又说：“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13〕托勒密《地理志》称中国为“秦奈”，有港口曰卡蒂加拉(Cattigara)。拉古贝里解释：“中国古代交趾之读音为‘交梯’，故托勒密之卡蒂加拉即交趾国。”希腊人未到卡蒂加拉之前，已有“柴巴港”(Zaba)一词，为“占婆”之转音，即占城(在今越南)。说明交趾海口，在东汉时已经成为中国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汉时罗马人沿海路东来和中国人通过海路西行，将中西间交通的海上大动脉联结起来。
　　由于海路利用日益频繁，古代文献中出现了“涨海”的概念，涨海即指中国东南近海。有人以为指南海水域，似不确，其举《后汉书》记载为例，说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显误。〔14〕《后汉书·郑弘传》作“泛海”，非“涨海”。此后不仅许多汉文文献都提到“涨海”，域外史料也使用这一表示中国近海海面的名称，唐代诗人张乔《送朴充侍御归海东》诗云：“涨海虽然阔，归帆不觉遥”，则指从中国往新罗的海面。公元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苏莱曼在游记中写道，他们从占不牢山补足了淡水后，便“穿过‘中国之门’，向着涨海前进”〔15〕。其他穆斯林作家也提到这一海名。〔16〕随着对沿海国家的认识的扩大，汉代人产生了“西海”的概念。《史记·大宛列传》提到“安息西数千里”的条支“临西海”；《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皆云，条支国“临西海”，大秦国在“西海之西”。此西海当指波斯湾、阿拉伯海或红海。当中国商船到达印度、斯里兰卡后，他们也便了解到自印度以西，仍有大海以通大秦，故称印度以西海域为西海。《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17〕西海指印度以西北印度洋。由于汉朝人了解到极西有大秦国，故称大秦为“海西国”，《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18〕东汉时罗马人经海路走通了自南方沿海地区至洛阳的道路，世界上两大文明国家终于通过海道拉起手来。
　　11.3.2 海上丝路起点的变迁
　　南海航道的起点由合浦、徐闻而变为交趾，又由交趾而日南。汉武帝时通过南海航道发展了与南海沿岸诸国的交通之后，通过海道东来的异域人则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今广东、广西沿海地区成为汉代异域人入华的落脚点。据考古学的报告，岭南地区出土的灯座中有一种陶俑灯座，陶俑多为男性，形象与中国人不同。这些异域人俑所代表的可能是随番商入汉贸易，流落汉地，沦为富家奴仆的外国人。1953年，广州南郊大元岗东汉墓出土一件陶俑灯，据相关报告描述，“非常丑怪，作跪坐的形状，头上顶着一个圆形的钵”。可能就是一个胡人俑灯，所谓钵实际上是灯盘。〔19〕1955年，广州大元岗出土的西汉后期陶俑灯座，灯座高25.7厘米，灯盘径10.4厘米。造型为一异域人单腿屈膝蹲坐，左手托举灯盘，右手支于腿上，仰首注视，大眼高鼻，张口吐舌，裸身，遍体刻画毛发。〔20〕1956年，广州东山三育路墓葬出土的东汉陶俑座灯，泥质灰陶，高28.5厘米。俑为深目高鼻，口微张,上下刻画胡须，身躯肥硕，肌肉发达，裸体，遍身划毛，头上缠巾托灯，双足上曲作箕踞蹲坐状，双臂置于膝上。〔21〕1957年广州市东山象栏岗东汉早期墓出土一件陶俑灯，位于棺室南部陶楼旁，作跪坐状，口部刻画胡须，束髻，如长收条形的髻伸至前额，右手托灯，左手按膝。〔22〕1984年，广东顺德县东村西淋山东汉墓葬出土的陶俑座灯，高24.5厘米。俑高鼻贯耳，遍体划毛，裸体箕踞，两手分置于膝上，头顶灯盘。〔23〕1985年，广东顺德陈村东汉早期墓出土一件陶俑灯，俑头顶缠巾，上置灯盘。高鼻大耳，两肋划须，颈粗体胖，双乳突出，裸身跳足，通体划毛，男性生殖器明显。〔24〕1988年，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三水县金本竹丝岗墓葬出土的陶俑座灯，高18.5厘米，俑头顶灯盘，高鼻深目，双耳肥大，裸体，单腿跪坐，右臂平抬，左手覆于右手上，遍体刻画毛发，与西亚、南洋人相似。〔25〕2001年，广州市狮带岗木椁墓出土的陶俑灯，满面胡须，深目高鼻，盘腿而坐，头与两手各举一灯头。原报告认为年代为西汉中晚期，也有人认为当为东汉早中期。〔26〕汉代域外人入华，在文献记载中也有反映。杨孚《异物志》记载一种“瓮人”：“齿及目甚鲜白，面体异黑若漆，皆光泽。为奴婢，强勤力。”〔27〕从其相貌特征看，似为印度达罗毗荼人或东非人，可能是被番商出卖沦落中国的奴隶。这种陶俑灯在广西、云南、贵州、河南、河北也有发现，但以广东数量最多最早，广州最为集中。这反映了海上丝路起点的变迁和西汉中后期以后，广州在海外贸易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汉武帝平南越设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皆在今越南中部和北部。但实际上在很长时间内，汉朝并不能对三郡实行有效的统治。据《汉书·地理志》“粤地”条记载，地处今海南的儋耳、珠崖两郡，“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一反，元帝时遂罢弃之”〔28〕。更远之交趾等三郡则更不用说了，虽然由徼外变为域内，汉文化南渐，但由于道途悬远，其间的政治联系并不密切。东汉王朝势力在南方的发展，造成海上丝路起点南移，一方面交趾在中西交通史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一方面日南也逐渐成为重要港口。光武帝建武年间，交趾发生“二征之乱”，马援率军南下，破征侧兵。东汉在这一地区建立了牢固的统治。自汉置三郡以来，中原士民大量南迁至此。西域海商东来，其终点则为交趾。于是交趾成为东汉时中西间海上交通的起点和终点。由于交趾港口在当时国际贸易中被利用，东汉时希腊罗马人知道了这个地方。托勒密《地理志》介绍公元1世纪的中印商道时提到它：
　　我们从航海家们那里也搜集到了关于印度及其所属各省以及该地内部直至金洲，再由金洲直至卡蒂加拉的其他详细情况。据他们介绍说，为了前往该地，必须向东航行；从该处返航，须向西驶。另外，人们还认识到全航程的时间是经常变化的，无规律的。他们声称赛里斯国及其首都都位于秦奈以北，其东方是一片未知之地，遍地覆盖以泥潭沼泽，丛生着高大茂密的芦苇，这种芦苇之厚可供当地人拿来横渡泥潭沼泽使用。不只有一条路从那里途经石塔前往大夏，而且还有一条从该地取道华氏城而通往印度的路。这些人进一步补充说，从秦奈首都到卡蒂加拉港口的路是向西南方走的。〔29〕
　　他称中国为“秦尼”，西南行有港口曰卡蒂加拉(Cattigara)。据李希霍芬考证，卡蒂加拉即交趾的音译。戈岱司说，李希霍芬“把这一港口确定在红河入口处附近，即今之河内城郊。这样看来，秦奈地区相当于交州(东京湾)和中国的南部，而位于卡蒂加拉东北部的秦奈首府显然就是古都洛阳城，即今之河南府”〔30〕。说明交趾海口在东汉时已经成为中国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成为沟通中国、印度和中亚的重要通道。东汉末年，士燮任交趾太守，《三国志·士燮传》记其事迹云：“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谷焚香者常有数十。”按照中国修史通例，所谓“胡人”通常指中亚或波斯人。〔31〕这些中亚和波斯人来到交趾，显然是通过海道辗转而来的。《高僧传·康僧会传》记载：“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康僧会于献帝末年从交趾避乱入吴，他的一家便是汉末侨居交趾的一户胡人。
　　汉代日南郡位于今越南中部横山至柴市江一带，郡辖朱吾、比景、卢容、西卷、象林五县。东汉时日南越来越成为汉王朝海外贸易的窗口。根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天竺国遣使贡献，起初通过西北陆路。后来“西域反叛，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32〕。同书又记载：“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33〕据不完全统计，东汉一代有关海外诸国使节和商人抵达日南郡贡献的就有11次之多，〔34〕海外各国都把日南郡视为进入中国与汉王朝交通和贸易的首站。日南郡最著名的港口是卢容浦口，位于今越南中部顺化附近。《水经注》引《林邑志》写卢容浦口的通商盛况：“尽纮沧之徼远，极流服之无外，地滨沧海，众国津迳。”〔35〕汉代日南郡的外贸港口地位维持了两三百年之久，直到东汉末叶才开始衰落。
　　11.3.3 汉代海上交通的技术和水平
　　汉代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造船业得到发展，当时沿海许多地方都设立有造船场所，东莱郡、会稽郡、南海郡等地都有造船基地。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发现了秦汉时代的造船工场遗址，说明当时已能同时造数艘载重五六十吨的木船。汉武帝曾建立水师，在昆明池中训练，造大船。《史记·平准书》记载：“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36〕《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三年秋，“发谪吏穿昆明池”。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西南夷传》有越巂、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汉使求身毒国，而为昆明所闭。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货志》又曰，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遂乃大修昆明池也。”〔37〕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昆明池，汉时有豫章船一艘，载一千人。”〔38〕《三辅旧事》记载，昆明池中有“楼船百艘”；《庙记》云：“池中复作豫章大船，可载万人，上起宫室。”〔39〕《汉宫殿疏》云：“武帝作大池，周匝四十里，名昆明池。作豫章大船，可载万人，船上起宫室。”〔40〕《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马援平二征之乱，“将楼船大小二千馀艘，战士二万馀人”〔41〕。
　　汉代刘熙《释名》记载，汉时有一种“楼船”高达十余丈，除了柁、橹、棹等设备外，船舱的第二层有“庐”，第三层有“飞庐”，第四层有“爵室”。载重500斛的大型兵船还建有第五层，上有用于观察敌情的小屋，名曰“斥候”〔42〕。这样的大船既作为军舰，也用于商业活动。《史记·货殖列传》云：“船长千丈”，“亦比千乘之家”。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积数长千丈。”意思说不是一只船有千丈之大，而是有许多船，相连达千丈。有很多船从事贸易的话，其人富比王侯。联系同书同传记载，番禺多珠玑、犀、果布等，这里显然指南方沿海地区从事海上贸易的船户。汉画像石、汉墓壁画有大量反映船舶题材的内容。广东汉墓中屡次发现船舶模型，证明两汉南海地区有发达的造船业。从对西汉木船模型的研究来看，当时的船舶已有较大的舱房，盖顶为四回式，前面有四人划桨，后尾有一人以桨做船舵掌握航向。东汉的陶船模型表明当时船舶形制更大，分前中后三舱，舱上有篷盖，尾部设望楼。船尾装船舵，船头设有锚。船舱部分横架梁檐八根，使船只骨干加强，加深吃水量，能承受较大的风浪。〔43〕
　　汉代航海活动有所发展，汉武帝曾七次巡海。但由于航海技术的限制，汉代航海活动仍保持在近海航行，汉代航海的技术水平还不能估计过高。据《汉书·地理志》“粤地”条的记载，汉朝商船西行已至谌离国。但现在有人据此段记载，以为汉代中国船舶已经进入印度洋，到了印度和斯里兰卡，则不符合史实。因为这段材料明言汉使自谌离国继续西行，要“步行可十余日”，则汉使已经舍船登岸，当他们经一段陆行之后，若继续水行，则只能靠“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了。这段记载正好说明直到班固的时代，中国官方的商船尚未进入印度洋领域。据《后汉书·郑弘传》记载：“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44〕若远行至马来半岛，进入马六甲海峡，则更是困难重重，更不用说行驶于印度洋了。
　　随时确定船舶的方位，是安全航行、保证正确航向以达目的港的重要因素。在磁石罗盘没有应用于航海时，古代航海采用地文导航。这种方法要求水手牢记所经地区的岛屿、海岸地标方位和自然地貌，并能从各个方向和各种气候条件下辨识方位和航向。确定船舶方位的辅助手段还有海底地貌识别法，例如测量水深，在铅锤底涂蜡油或黄油粘起泥沙以核查海底地表土质、察看海水水色等。汉代航海已经开始使用天文导航，水手们利用星辰作为参照系，通过测定某些恒星视角的变化和观测行星运行的位置偏差，来确定船只所在的地理位置。《淮南子·齐俗》中说：“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45〕汉代舟人观星的经验和资料已经大量成书，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就有《海中星占验》12卷、《海中五星经杂事》22卷、《海中五星顺逆》28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海中二十八宿臣分》28卷、《海中日月慧虹杂占》28卷等。这些书的部头都不小，从名称上看，书中包含着占卜的内容，占卜的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海洋气象预测经验。南海海道开辟以后，中国海舶经常出没的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有着众多的岛屿。这些岛屿不仅有助于舟人辨识方位，而且起着中途补给站的作用。人烟众多、经济发达的岛屿常常是商舶的停靠点，商贾们不仅在这里卸货上货，而且补充淡水、菜蔬。沿途多站停靠式的远洋航行实际上是近海短程航行的累加，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众多岛屿为这种远航提供了天然的条件。〔46〕
　　古时远洋航海的动力主要是自然力即风力和洋流，因而船舶的航速和航线还不能完全由舟人主观意愿操纵。依靠风力，需要掌握风向及其规律。我国古代先民很早就注意辨别风向。相传夏禹时已经发明“司风鸟”。安阳出土的一片甲骨上刻有四方风的名称，此后在历代文献上都有关于四方风或八方风的记载，如《山海经》中之“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吕氏春秋·有始览》，《淮南子·地形训》，《史记·律书》等。利用风力加速航行的手段是帆的使用，刘熙《释名》云：“随风张幔曰帆。帆，泛也。使舟疾，泛泛然也。”〔47〕生活在东汉和帝至顺帝时的李尤在《舟楫铭》中写道：“舟楫之利，譬犹舆马，辇重历远，以济天下。相风视波，穷究川野。安审惧慎，终无不可。”〔48〕这里还提到“相风”，说明汉代已经使用船帆行舟，借助风力推进船只前行。海洋风随季节不同而有规律的变化，但我国舟人发现海洋季风的特点比较晚。〔49〕大概到东晋南朝时中国人才从印度洋的船手那里了解到季风的利用。东晋法显《法显传》云：“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师子国。”〔50〕《宋书·蛮夷传》记载，南朝刘宋时代各国商舶“泛海陵波，因风远至”〔51〕。说明那时东南亚、印度洋诸国商贾已经广泛利用信风航海。
　　〔1〕《旧唐书》卷41《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50页。
　　〔2〕《后汉书》卷5，第236页。
　　〔3〕《后汉书》卷50，第239页。
　　〔4〕〔梁〕沈约：《宋书》卷97《夷蛮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99页。
　　〔5〕《后汉书》卷33《郑弘传》，第1156页。
　　〔6〕《后汉书》卷116《南蛮西南夷传》，第2837页。
　　〔7〕《后汉书》卷6《顺宗纪》，第258页。
　　〔8〕〔法〕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载《安南河内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四册，1904年，第226页。
　　〔9〕《后汉书》卷7《桓宗纪》，第306页。
　　〔10〕《后汉书》卷7《桓宗纪》，第309页。
　　〔11〕《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2页。
　　〔12〕《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0页。
　　〔13〕《梁书》卷54《诸夷列传》，第798页。
　　〔14〕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15〕〔阿拉伯〕佚名：《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页。
　　〔16〕陈佳荣：《涨海考》，原载阎文儒、陈玉龙主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收于龚缨晏主编：《20世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集粹》，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7-401页。
　　〔17〕《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1页。
　　〔18〕《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18页。
　　〔19〕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三年来广州市古墓葬清理和发现》，载《文物》1956年第5期；苏奎：《汉代胡人灯初探》，载《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增刊第1期，第16-18页。
　　〔20〕艺术家杂志社编：《汉代文物大展》，艺术家杂志社1999年。转引自邢义田：《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和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外貌》，载台湾国立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9辑。
　　〔21〕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上)，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65页；娄建红：《汉代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载《人民论坛》2012年第2期。
　　〔22〕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东山象栏岗第二号水椁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58年第4期。
　　〔23〕广东省博物馆、顺德县博物馆：《广东顺德县汉墓的调查和清理》，载《文物》1991年第4期。
　　〔24〕广东省博物馆、顺德县博物馆：《广东顺德县陈村汉墓的清理》，载《文物》1991年第12期。
　　〔25〕何宁：《小小贝壳见证沧海桑田》，载《佛山日报》2007年11月30日。
　　〔26〕苏奎：《汉代胡人灯初探》，载《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增刊第1期，第16-18页。
　　〔27〕〔汉〕杨孚撰，吴永章辑佚校注：《异物志辑佚校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28〕《汉书》卷28《地理志》下，第1670页。
　　〔29〕〔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9-30页。
　　〔30〕〔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占文献辑录》导论，第23页。
　　〔31〕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见《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页。
　　〔32〕《后汉书》卷88，第2922页。
　　〔33〕《后汉书》卷88，第2920页。
　　〔34〕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35〕〔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校注：《水经注校证》卷36，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98页。
　　〔36〕《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36页。
　　〔37〕《汉书》卷6《武帝纪》，第177页。
　　〔38〕〔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0，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4页。
　　〔39〕佚名撰，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4引，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
　　〔40〕《太平御览》卷76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七册，第769页。
　　〔41〕《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第839页。
　　〔42〕〔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卷7《释船》，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第32页。
　　〔43〕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结硕果 岭南历史开新篇》，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32页。
　　〔44〕《后汉书》卷33《郑弘传》，第1156页。
　　〔45〕《淮南子》卷11《齐俗训》，收于《二十二子》，第1253页。
　　〔46〕参刘迎胜：《丝绸之路·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2页。
　　〔47〕〔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卷7《释船》，第31页。
　　〔48〕《北堂书钞》卷137《舟部》，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页。
　　〔49〕汉代时中国舟人是否已知海洋季风，现在还没有材料能够说明。刘迎胜取《太平御览》引《吴录》云，三国时吴国大臣吴范“善占候，知风气”。以为至迟在东汉时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季风的特点，因引文有误，故立论欠妥。见《丝绸之路·海上卷》，第12页。
　　〔50〕〔东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5页。
　　〔51〕《宋书》卷97《夷蛮传》，第23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