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和罗马处于当时丝绸之路的东西两端，联结两端的有海路和陆路，陆路又有草原路和绿洲之路。陆路经中亚、西亚，越葱岭往西有两道，一条经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至土库曼斯坦，另一条经今克什米尔、阿富汗至土库曼斯坦，两条路线在木鹿城(今土库曼斯坦马雷)会合，从木鹿城西行入安息(Parthia，今伊朗)，又分伊朗南道和伊朗北道，在今哈马丹会合，西行至今伊拉克、叙利亚，当时地中海东岸已在罗马势力范围之内。在这一广大地区，西有安息王朝，东有贵霜王朝。另一条则西行经巴尔喀什湖、咸海、里海等地区，进至乌拉尔河流域，主要经过康居和奄蔡，这条路线的走向和经行之地即早已存在的欧亚草原之路。
　　12.2.1 罽宾、乌弋山离
　　罽宾，汉代时西域国名，古代文献中又作“凛宾国”“劫宾国”“羯宾国”。古希腊人称喀布尔河为Kophen，罽宾为其音译。其地域和都城历史上有变迁，汉时罽宾指卡菲里斯坦至喀布尔河中下游之间的河谷平原，有时可能包括今克什米尔西部。公元前4世纪，这里曾被来自欧洲东南部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其后属巴克特里亚之希腊王朝统治。公元前2世纪，来自中亚地区的塞种一支越兴都库什山，占领喀布尔河流域，取代希腊人成为当地的统治者，建都于修鲜城(一作循鲜，在今斯利那加附近)，即古迦毕试(Kapisa)城，原为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所筑，此即汉代之罽宾。罽宾农业发达，盛产稻米。城市生活、商业、手工业都很繁荣。汉朝与罽宾建立关系始于汉武帝。公元前115年，张骞出使乌孙，派副使至罽宾。当时罽宾地处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一条重要支线之上，罽宾商人经常来往于中国。
　　乌弋山离(Seistan之Alexandria-Prophthasia)简称乌弋，原是安息帝国的一部分，是密司立但特一世(公元前171—前138年)统治下最东的两郡，即德兰琴亚那和阿拉科西亚，在今阿富汗赫拉特一带。这里原来是大夏的领土，被安息吞并。公元前127年，塞人侵入安息，安息苏林贵族在镇压塞人之乱中立功，安息王便将二郡赐予苏林，其统治中心在锡斯坦(西亚赫尔曼德河下游盆地，在今阿富汗与伊朗之间)。公元前1世纪中叶以后，这里成为安息帝国东部的一个独立政权，汉代文献中称之为乌弋山离。《汉书·西域传》记载：“户口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接、北与扑挑、西与犁靬、条支接。”〔1〕西行百余日可至条支国。“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俗重妄杀。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以金银饰杖。绝远，汉使希至。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2〕
　　西汉时，由于统治罽宾的帕提亚贵族的阻挠，加上道途险远，汉使很少到罽宾，因此更远的乌弋山离更是“希至”。汉使越葱岭后，从南道西行，最远也就是到乌弋山离的普洛夫达西亚(Prophthasia)，实际上是极少至此。《后汉书·西域传》说：“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也。”〔3〕是指西汉使者未曾通过伊朗南道到条支者。他们经常是利用伊朗北道，此道较为便捷。公元1世纪前半叶，在阿泽斯和冈多法勒斯统治时期，乌弋山离曾向南亚次大陆扩展。冈多法勒斯(公元19—45年)派兵南侵，进占印度河下游的信德和旁遮普西部。冈多法勒斯死后，乌弋山离的势力便迅速从这一地区退出。东汉时乌弋山离改名排特，与中国交通的路线，据《后汉书·西域传》云：“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地方数千里，时改名排持(当为‘排特’)，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4〕说明当时经乌弋山离至条支的道路为汉朝所熟悉，由于与条支间的贸易频繁，因此也更多地利用了经普洛夫达西亚的伊朗南道。
　　12.2.2 大夏、大月氏和贵霜王朝
　　越过葱岭西行，在陆路所经中亚、西亚各国中，最重要的是贵霜王朝和安息王朝，与东汉和罗马并称为欧亚大陆上的“四大帝国”〔5〕。
　　公元前4世纪末，中亚、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一带被希腊人占据的地区属于塞琉古王国统治。其中最具关键地位的省份是地处中亚的巴克特利亚，中国史书称为大夏。至公元前255年，大夏总督狄奥多特斯趁塞琉古王国西部有事，据地自立，建大夏王国。公元前2世纪中叶，大夏人入据今阿富汗之地和印度西北部，此后大夏的希腊人分裂为两部，欧克拉提德朝仍据中亚，欧提德姆朝占据印度领土。大夏地处东亚、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中心地带，因而各民族来往移居其地者较多。原住伊犁河流域的塞人受到西迁的大月氏人的逼迫，有一部分迁居其地。此后大月氏又西迁至此。大月氏人迁居此地时，在阿姆河北建立王庭，仍然拥有四十万人口、胜兵十余万人。而大夏各部独立，民弱畏战，因此很快被大月氏征服和吞并，大夏故地成为大月氏的领地。斯特拉波《地理书》曾引阿波罗多勒斯的话，提到4种外国人征服了巴克特里亚，其中最早的是吐火罗(Tokhayi)，便是汉文文献中的大夏，大夏古读To-kha，即指入侵阿富汗的月氏人。大月氏将王都南迁至阿姆河南的蓝氏城(一作监氏城)，在今阿富汗北部巴尔赫省会马扎里·沙里夫附近的巴尔赫村。一般认为它就是我国史书所谓大夏(希腊人称为巴克特里亚)的王都巴克特拉。
　　贵霜王朝是公元1世纪上半叶由大月氏人和大夏人在中亚联合建立起来的王朝。《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月氏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五部，即休密、双靡、贵霜、肸顿和都密。各部首领称翕侯，地位仅次于王，有五部翕侯，贵霜是其一。公元1世纪时，贵霜翕侯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攻灭其他四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丘就却西侵安息，取高附国地；又南下占据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濮达、罽宾，悉有其地，初步建立了贵霜在中亚的霸权。其子阎膏珍继位，复侵天竺，占印度河流域上游的旁遮普地区，置将一人监领之。原依附于大夏、安息的中亚各小王国及塞人部落皆臣服于贵霜王国，“自此以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6〕。至阎膏珍之子迦腻色迦为王时(78—144年)，终于形成强大的贵霜帝国。〔7〕贵霜势力盛时版图包括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和中部，东至恒河中游，西接安息，北至锡尔河、葱岭，南达印度纳巴达河，成为丝绸之路东部要道。在印度马土腊、鹿野苑和什借伐斯提等地考古发现有与贵霜王朝有关的铭刻和雕像，证实贵霜曾建立对恒河流域的统治。在公元1、2世纪间，贵霜王朝与安息、罗马以及我国的东汉王朝是世界舞台上的四大帝国，称雄一时。
　　东汉时，大月氏贵霜王有与东汉通好的意向和行动，愿意共同维护丝路的畅通。《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西域长史班超上疏称月氏“愿归附”，并欲与班超“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8〕。元和元年(公元84年)，班超攻疏勒，康居遣兵相救，班超以锦帛赠月氏王，月氏王劝康居罢兵。在班超征服西域的过程中，可能有贵霜王国的援军。《后汉书·班超传》云：“初，月氏尝助汉攻车师，有功。”班超击莎车获胜后，“威震西域”。这一年，大月氏贵霜王以有功于汉，贡献珍宝、符拔、师子，求娶汉公主。班超遣还其使，退其贡礼，贵霜王怀恨在心。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遣其副王谢率军七万逾葱岭进攻班超。班超坚壁清野，绝其供应，又遮断其与龟兹等联系的要道，使贵霜大军陷入困境。班超的伏兵袭杀了谢派往龟兹求援的使团，以其使首级送示，谢大惊，遣使请罪，愿得生归。班超任从月氏军归国，“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9〕。
　　后班超归国，任尚失和于西域，丝路交通再次断绝。贵霜王朝与疏勒保持密切关系，月氏人把与疏勒的交往视同与汉王朝的关系。玄奘《大唐西域记》“迦毕试国”条记载，其国都城东三四里北山下有“质子伽蓝”，关于其来历，当地传说：
　　昔健驮逻国迦腻色迦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既得质子，特加礼命，寒暑改馆，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止健驮逻国。故质子三时住处，各建伽蓝。今此伽蓝，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诸屋壁图画质子，容貌服饰，颇同中夏。其后得还本国，心存故居，虽阻山川，不替供养。〔10〕
　　历史上并无中国中原政权遣质子入侍贵霜之事，河西之地也不曾成为所谓贵霜王朝的藩维。所谓中夏质子可能是指疏勒臣磐。《后汉书·西域传》“疏勒”条记载，东汉安帝元初年间(公元107—120年)，疏勒王安国以舅臣磐有罪，把他流放到月氏，臣磐受到月氏王的宠信。或许月氏王认为臣磐对他向葱岭以东扩张有用，因此礼遇臣磐。安国死，无子，母持国政，与疏勒贵族共立臣磐的侄子遗腹为王，臣磐以为自己是遗腹的叔父，应该为疏勒王，月氏遣兵送臣磐归国，为疏勒王。后来莎车与于阗失和，臣服于疏勒，疏勒成为和龟兹、于阗等西域大国抗衡的国家。巴基斯坦历史学家A.H.达尼说，迦腻色迦王“替前一个国王在中国新疆的失败报了仇；显然他曾派遣了一支军队横越帕米尔高原，征服了和阗、莎车和喀什噶尔地区臣服于中国皇帝的酋长。按照中国求法者玄奘的记载，他向酋长之一要求人质，而将这些人质安置在旁遮普省和喀布尔省”〔11〕。所谓前一个国王在新疆的失败即指谢逾葱岭进攻班超的军事行动；迦腻色迦派军队征服和阗等指月氏以兵护送臣磐回国。但历史上并无迦腻色迦征服和阗、莎车和喀什噶尔等事。不过疏勒王既然得到过贵霜王的帮助，亲附贵霜王国当是事实。慧立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至迦毕试国，其国有沙落伽寺，相传是中夏质子所造。〔12〕沙落伽(Salaka)在梵语和吐火罗语中正是指疏勒。东汉重新经营西域，经过班勇等人的努力，丝路重新畅通。此后疏勒臣磐亦亲附汉朝，汉顺帝时，臣磐多次遣使贡献，臣磐的贡品大都来自大宛和大月氏。
　　大月氏西迁，是欧亚草原民族迁徙浪潮中的重要内容，它的西迁还曾造成其他民族的连锁迁徙，对中西间交通和交往发生了重要影响。当月氏西迁至天山之北、阿尔泰山之南，居于此地的塞族则被迫西迁。大月氏受到乌孙的逼迫，西迁至阿姆河中游一带，占据大夏领土，塞族又南徙于印度北部之犍陀罗。大夏与安息在公元前3世纪间为中亚之强国，由于大月氏的西侵而衰亡。
　　大月氏和后来的贵霜王国在中西交通和交流方面充当过重要的角色。贵霜王朝的中心省份犍陀罗是一个国际中心城市，由于贵霜王朝的崛起而发展起国际贸易。特别在征服安息帕提亚以后，更与罗马发生直接的贸易关系。在班超与谢发生冲突后的数年，贵霜曾遣使至罗马，其目的有两种可能，一是在与安息的对抗中与罗马结盟，二是与罗马建立直接贸易关系。考古学家在贵霜与罗马之间的古道上发现许多贵霜和罗马的钱币，在考古发现的贵霜王国境内的钱币上，镌刻着多种神像，有希腊的、佛教的、印度教的、波斯祆教的，以及罗马密特拉教的。在贵霜出土的钱币上，可以看到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和克劳狄的半身像，说明罗马钱币随着国际贸易流入了中亚。罗马的货物运销至贵霜王国，又经过贵霜王国的中介再传入中国。其故址出土之钱币用希腊字，而且量小而质高，说明其铸造目的是为了用于东西各国往来贸易。《汉书·西域传》记载，大月氏“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13〕。安息“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14〕。南宋洪遵《泉志》引《张骞出关志》曰：“凡诸国币货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币率象国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则用国王之面；女人交易，则用王后之面，王死则更铸。”大月氏故地出土之钱币，果与此同。如贵霜王迦腻色迦时所铸钱币，有希腊字Shoanan-shoa，意为“王中之王”。根据布尔努瓦的说法，贵霜与罗马的通商关系是通过两条路线维持的，一条是通过坎贝湾和红海的海路，一条为北路。北路要绕过里海，到达伏尔加河口，接着再沿江北上到达北部地区的卡马河流域，然后通过高加索的北部和黑海，最后到达罗马帝国。〔15〕
　　张骞通西域后，大月氏与汉朝也保持着密切关系。李广利征大宛后，武帝封李广利为海西侯的诏书有云：“匈奴为害久矣，今虽徙幕北，与旁国谋共要绝大月氏使，遮杀中郎将江、故雁门宁攘。”〔16〕说明武帝时大月氏便常有使者往返汉与大月氏之间。汉与大月氏使节往来的情况，过去的文献缺乏具体记载。近年考古工作者在对敦煌汉悬泉置遗址的发掘中，获得大量的文献和文物，文献以简牍为主。其中有关于大月氏的简文17条，反映了汉宣帝至西汉末年大月氏与汉朝的密切关系。有的简文记载了汉朝派人送大月氏使者的内容：“甘露二年三月丙午，使主客郎中臣超、承制诏侍御史曰□都内令霸、副侯忠，使送大月氏诸国客与序侯张寿侯尊俱……为驾二封轺传二人共载。”有的简文则记载了汉使者往大月氏的内容，如永光元年四月的简文是“使大月氏副右将军史柏圣忠将大月氏双靡”，出使大月氏者与大月氏使相伴而行，其使有“翊侯使者万若山副使苏赣皆奉献言事，诣在所，以令为驾一乘传”。据悬泉置汉简，汉使所送常为诸国使者，其中有一简云：“客大月氏、大宛、疏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17〕传说中也有汉与大月氏交往的故事。王嘉《拾遗记》记载，汉武帝“太初二年，大月氏国贡双头鸡，四足一尾，鸣则俱鸣。武帝置于甘泉故馆”〔18〕。《海内十洲记》记载：“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枣椹。帝以香非中国所有，以付外库。又献猛兽一头，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狸而色黄。”〔19〕其所贡物有夸诞难信成分，但所反映两国交往的史实可以和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相印证。
　　当佛教走出国门，很快便传入大月氏，大月氏成为佛教重地。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伊存来到汉朝，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大月氏僧人支娄迦谶、支谦、支曜等皆于东汉末年入华，还有不少西域僧人经大月氏而东来。在新疆西南部不断发现贵霜铜钱，如和田、巴楚一带发现1世纪丘就却时代和阎膏珍时代的，2世纪中期迦腻色迦时代的最多。新疆和田、库车还发现汉佉钱，即一面铸造出汉文、一面铸造出佉卢文的钱。〔20〕佉卢文字是贵霜王朝时期通行的字母，公元前4世纪由波斯传来。大约是汉末时由于较多的贵霜人东来带入新疆的。
　　12.2.3 安息王朝、条支
　　安息是当时世界舞台上四大帝国之一，西亚古国。中国文献中关于安息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大宛列传》，王朝创建者的名字叫安息克(Ashk)，亦称安尔息克(Arshak)，或阿萨息斯(Arsaces)，国王均以此名称为安息王一世、二世、三世等，伊朗人称为安息克尼扬王朝。〔21〕安息(Parthia)，音译帕提亚，本波斯帝国一行省，地处伊朗高原东北部。后隶属于亚历山大帝国及塞琉西王国。公元前249年，其部落首领阿萨息斯(Arsaces)发动起义，反对塞琉西王朝，两年后称王建国，成立阿萨息斯王朝，都城为番兜(今伊朗达姆甘附近)。至密司立但特一世(公元前171年至前138年)，安息最为强盛，地域辽阔，东至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身毒(今印度河流域)，西至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北濒里海，南临波斯湾，是当时的西亚大国，东与贵霜、西与罗马相抗衡。
　　安息地处丝绸之路西部要道，与贵霜王国都是中国与罗马之间进行贸易的必经之地。“贵霜帝国和波斯、安息帝国处于中国和罗马两个古典文明之间，都愿意促成这种贸易，维持并守卫道路，保护商队，同时以征收通行税而自肥。”〔22〕贵霜王朝、安息王朝、罗马帝国和汉朝中国都为丝路交通做出了贡献。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已经听说安息，在他向汉武帝所做的报告中说：“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火，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支，北有奄蔡、黎轩。”〔23〕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遣其副使至安息。所以，《汉书·西域传》记载：“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当汉使至安息时，安息王命将统二万骑兵至东部边界迎接，行数千里至其王都，行经数十城，人民相属。汉使回国，安息国王遣使随汉使来汉，了解汉朝情况，安息使者向武帝贡献了大鸟卵及犁靬善眩人，武帝大悦。〔24〕
　　此后安息与汉通使通商，络绎不断。从安息西行可通罗马帝国的安提阿克和利凡特等商业城市，通过条支还可以经海道而至埃及。东汉时北与康居接，南与乌弋山离接，地方数千里，小城数百，户口胜兵最为殷盛。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25〕，是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会合处。由此向西，则分伊朗南道和伊朗北道，汉时主要利用了伊朗北道西进，此道经过伊朗的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的地带。中国丝绸、铁器通过安息远销西亚和罗马，西域诸国的珍奇物品也通过安息传入中国。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安息王遣使献狮子、符拔。安息欲垄断丝路贸易，因而千方百计阻挠中国与罗马之间的直接通商。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遣甘英往大秦，至安息西界，抵条支，临大海欲度，安息西界船人以大海之险相劝阻，甘英闻之乃止。〔26〕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王满屈复又献狮子及条支大鸟，当时称为安息雀。
　　东汉时中国人还了解到：“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27〕。阿蛮国，德国东方学者夏德以为即阿巴塔那城(Acbatana)，今伊朗哈马丹。斯宾国，夏德以为安息故都之一Ktesiphon，〔28〕其旧址在今伊拉克巴格达东南，底格里斯河东岸。于罗国，夏德以为即Hira，在今伊拉克东南部幼发拉底河下游，古为安息国最西界，可从海道通大秦国。甘英可能至此而返。〔29〕《新唐书·大食传》中之“夏腊”和《元史·亦思马因传》中之“旭烈”可能即此名之对音。其旧址在今伊拉克之纳杰夫(Najaf)东南纳杰夫湖附近地方。〔30〕此所谓“南乘海”之海当指波斯湾，“通大秦”则指通埃及亚历山大里亚，这里是罗马与东方交通和贸易的中心。安息至公元2世纪末国势转衰，公元226年为萨珊波斯所取代。
　　条支，西域地名，是安提阿克(Antioch)的省译，指塞琉古王朝。《汉书·西域传》记载，在安息西界，临西海(波斯湾)，当在今伊拉克境内。西汉时条支指西亚的安提阿克王国，都城在地中海东岸的安提阿克。东汉时条支指波斯湾头两河出口处的安提阿克城，属安息。古代波斯湾头尚未冲积成沙洲时，在两河以及欧拉乌斯河汇聚入海处有一个被称为喀拉塞(Charax)的地方，是商货聚散地。亚历山大东征，在此建立亚历山大里亚。塞琉西王朝安提阿克四世于公元前166年重建新城，取名安提阿克。约公元前140年，阿拉伯酋长史帕西纳占领该城独立，习称喀拉塞—史帕西纳(Charax-Spasinu)，即安提阿克王国，但不久便从属于安息王密司立但特一世。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已听说有关条支的不少消息：
　　条支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31〕
　　所谓“以为外国”，杜佑《通典》解释为“如言藩国”〔32〕。条支与安息维持这种役属关系长达大约200年之久。西汉时汉使最西就到条支和乌弋山离，去条支经伊朗北道，西汉时汉使知道从乌弋山离“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支”。东汉时则又知道“乌弋山离改名排持”，自乌弋山离向西南马行百余日，亦可至条支。“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土地暑湿，出师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瓮)。再转北而东，马行六十余日可到安息。”〔33〕这便是伊朗南道。这条路线穿越安息南部卡尔玛尼亚、波西斯、苏西安那到条支。甘英至此，临海而止。
　　条支也是连接中西交通陆路与海路的中转地区。海路向东通印度贸易大港巴里格柴，向西通埃塞俄比亚的阿杜利港和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在公元前后3个世纪中，希腊、罗马、卡尔底、阿拉伯半岛、波斯、印度以及埃塞俄比亚各国商人和船只云集此地港口。陆路向北通安息的贸易中心泰西封，再向西北则通巴尔米拉和叙利亚，其经济繁荣仅次于埃及亚历山大里亚。西汉时只知从条支可乘船西行，但行至何处，却茫然不知，“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34〕。近乎神话。至甘英时已知可至大秦，即埃及亚历山大里亚。
　　12.2.4 康居
　　康居，古西域国名，处于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东界乌孙，西达奄蔡，南接大月氏，东南临大宛，王都卑阗城。《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匈奴。”〔35〕所谓行国，即游牧民族。实际上康居北部是游牧区，南部是农业区。南部城市较多，有五小王分治。自锡尔河下游，至吉尔吉斯平原，是康居疆域的中心地带。《汉书·西域传》记载，康居人游牧于吉尔吉斯草原，其王冬夏徙居，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阗城，夏居蕃内，两地相距是马行7日的路程。因此康居是连接丝绸之路绿洲路和草原路的枢纽。康居人擅长经商，常常到各地去进行贸易。汉时成为西域大国，公元前2世纪时，控弦八九万人；前1世纪末，人口已达60万，胜兵12万，成为一个大部落联盟。其中心驻地为卑阗城，约当今塔什干或奇姆肯特等地。康居和一般草原游牧民一样，随季节变化而迁移牧地，冬季南下栖息于锡尔河一带“乐越匿地”，夏季北上至“蕃内”，两地相距数千里。
　　张骞通西域以前，汉朝已对这个西域国家有所了解。董仲舒对策有云：“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36〕此对策在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或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司马相如《喻巴蜀檄》云：“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37〕此文作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这些皆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王先谦说：“骞使西域，以元朔三年归。喻巴蜀时，西域康居疑尚未通中国，乃相如夸饰之辞。或其时偶有通贡之事，史无明文耶?”〔38〕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曾得到康居王的帮助，“康居传致大月氏”〔39〕。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其副使到了康居，汉与康居正式建立了官方交往关系。但康居并不是对汉友好的国家，张骞从西域归国后说，康居在中亚虽然部众不少，但仍然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汉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出兵伐大宛，康居曾有意援助大宛，合击汉军，未逞。只是“候视汉兵，汉兵尚盛，不敢进”〔40〕。李广利派搜粟都尉上官桀攻郁成，郁成王亡入康居。汉军追至康居，康居闻汉已破宛，才交出郁成王。至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朝置西域都护统辖西域，康居为“不属都护”国，而汉西域都护则有“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之职责，而且“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41〕。说明康居一直是汉朝用心提防的国家。
　　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始，匈奴内乱，五单于纷争。至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单于，与其弟呼韩邪单于对立。呼韩邪南迁归汉，郅支则率部众向西北迁徙，先设王庭于坚昆(柯尔克孜草原)，后应康居王之请，西南移至康居领地内，在都赖水(怛逻斯河)上兴建了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扩张势力。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康居王迎郅支单于居康居东部，合力对抗亲汉的乌孙。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率兵西越帕米尔进击郅支，杀郅支单于于郅支城，稳定了西域形势，但康居对汉仍长期采取敌对态度。公元前后，康居强盛，曾威胁其南邻大月氏。公元1世纪中叶，贵霜统一大月氏，国势转盛，康居则渐趋衰败。
　　当匈奴强盛时，康居为匈奴的属国，张骞的报告说它“羁事匈奴”〔42〕。记载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的《盐铁论》也说，匈奴“西役大宛、康居之属”〔43〕。但康居既然为西域大国，汉朝欲交通西域，并不放弃与康居的外交关系，汉朝与康居通使不断。这方面过去文献较少记载，新发现的悬泉置汉简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王素对其中有关康居的两条史料进行了考释。其一《黄龙元年诏送康居诸国客文书》，反映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使臣宏，给事中、侍谒者臣荣等奉使传诏送康居诸国外宾归国的史实，汉朝对这次送康居诸国客之事十分重视，不仅派给事中、侍谒者等亲信重臣为使传诏，熟悉西域事务的爱幸之臣甘延寿为使亲送，还以河西高级斥候和归义羌人为主、副，负责具体接待，体现很高待遇的一封轺传沿途送行。可以推测，汉朝对康居采取的是一种内紧外松的政策，即外示尊崇而内加防范。另一件为《永光五年康居等使诉讼文案》，反映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43年)康居等国遣使前来贡献，然而汉朝对此态度似乎不太友好。不仅不按实际情况给所献骆驼评估论价，入境后也不按惯例依次供食。康居等使提出诉讼后，各级政府对康居等国使臣最关心的所献骆驼评估论价等问题仿佛置之不理，仅对所献骆驼的食用谷数以及所用传马是否停宿及食谷等情况进行调查。宣帝时，匈奴离乱，五单于争立。汉拥立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怨望，杀汉朝使者，退入康居，依其险阻以自保。与汉为敌的郅支单于受到康居的保护，康居欲借匈奴之力而灭亲汉的乌孙，自然招致汉朝的不满。这件永光五年康居等使诉讼文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王朝对康居等使有意怠慢刁难的情况。〔44〕
　　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调发戊己校尉西域诸国兵，至康居，诛灭郅支单于。但汉朝并未追究康居的责任，双方仍保持着若即若离之关系，交通和交往不曾中断。至成帝时，康居遣子入侍贡献。但是康居并没有从郅支事件中吸取教训，自以为离汉绝远，不肯像西域其他国家那样服从于汉朝，态度骄慢，轻侮汉使。西域都护郭舜多次上疏朝廷，请与康居断交。《汉书·西域传》“康居”条引郭舜上言说，过去匈奴强盛时，不能兼有乌孙，是因为康居与乌孙相呼应。乌孙和康居虽称臣于汉，而匈奴并不以为失去了康居、乌孙，因为汉虽受其质子，可是三国“内相输遗，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见便则发。合，不能相亲信；离，不能相臣役”。按照郭舜的说法，结好乌孙，于汉无益，反为中国生事。但既然与乌孙结好在前，现在匈奴降汉，义不可拒，而结交康居则没有必要。康居国不肯拜汉使者，西域都护派人至康居，康居王令都护吏坐乌孙使臣之下座；其王公贵人吃过饭后，都护吏方能就餐；康居王对汉使故意摆架子，以夸视邻国。他们所以遣质子侍汉，不过是“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由于康居的傲慢，连匈奴单于也感到自己臣事汉朝“有自下之意”。郭舜建议“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彰汉家不通无礼之国”。他认为康居、乌孙遣使入汉，途经南道八国和敦煌、酒泉二郡，沿途诸郡诸国皆疲于迎送，“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空疲耗所过，送迎骄黠绝远之国，非至计也”〔45〕。但是汉朝因为与康居建交不久，重视发展与远方国家的关系，因此一直保持着与康居的交往。
　　至东汉时，康居对汉朝仍然存在离心离德的倾向。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班超至疏勒，立忠为疏勒王。后来忠发动叛乱，班超发兵平叛，康居派精兵援助忠，抗拒班超，显然疏勒的反叛是与康居的支持有关的。当时大月氏与康居刚刚建立联姻关系，班超向月氏王赠送厚礼，请月氏王劝康居退兵。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耿夔在金微山击败北匈奴单于，北匈奴部众离散，单于率残部远走乌孙，又迁至康居。后来这部分匈奴人侵入粟特，并继续西迁至欧洲。进入欧洲的匈奴人可能是从康居出发西迁的。
　　康居人可能最早将火祆教传入中国。林梅村指出，早在西汉成帝时，康居商队已在中亚撒马尔罕至长安的丝绸之路上频繁从事商业活动。康居即汉代对粟特人的称谓，《后汉书·西域传》中的“栗弋”即粟弋、粟特，“栗弋国属康居”〔46〕。既然火祆教为粟特国教，这些来华的粟特商队中自然不乏火祆教徒，中原人最早接触火祆教可能在西汉年间，从西域商胡那里首先得知。〔47〕康居物产汉代亦输入中原，“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48〕。康居“出名马牛羊蒲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49〕。
　　12.2.5 奄蔡
　　奄蔡在咸海和里海以北，经奄蔡至大秦的路线即欧亚草原之路，其实际走向和经行地域难以详考。《史记·大宛列传》云：“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50〕《史记正义》引《汉书解诂》云：“奄蔡即阖苏也。”《后汉书·西域传》云：“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土气温和，多桢松、白草。民俗衣服与康居同。”〔51〕《魏略·西戎传》记载了自“北新道”西行至大秦的草原路：
　　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王治于赖城，魏赐其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北乌伊别国在康居北，又有柳国，又有岩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52〕
　　本传还记载了从乌孙、康居经草原路至大秦间的其他游牧民族。
　　呼得国在葱岭北，乌孙西北，康居东北，胜兵万馀人，随畜牧，出好马，有貂。坚昆国在康居西北，胜兵三万人，随畜牧，亦多貂，有好马。丁令国在康居北，胜兵六万人，随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国，坚昆中央，俱去匈奴单于庭安习水七千里，南去车师六国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乌孙西，似其种别也。又匈奴北有浑窳国，有屈射国，有丁令国，有隔昆国，有新梨国，明北海之南自复有丁令，非此乌孙之西丁令也。乌孙长老言北丁令有马胫国，其人音声似雁骛，从膝以上身头，人也，膝以下生毛，马胫马蹄，不骑马而走疾马，其为人勇健敢战也。短人国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长三尺，人众甚多，去奄蔡诸国甚远。康居长老传闻常有商度此国，去康居可万馀里。〔53〕
　　这个记载大致反映了东汉以来中国人对通往大秦的草原路的认识，当时中国人已经知道，经乌孙、康居、奄蔡西北行可至大秦，这正是沟通东西方欧亚大草原的路线。对康居和奄蔡周边以及自康居、奄蔡西北行经诸草原民族的记载，说明了奄蔡在草原路上的重要性，它“西与大秦通，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貂，畜牧逐水草”。以上这些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随畜牧”，即游牧。
　　上述陆路和海路途经诸国既是中国与罗马交通的中介国，又是主要的对象国。中国既通过它们与更远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交往和交流，同时也与它们进行交往和交流。在中国与罗马之间的重要交通路线上，都有一些比较固定的地点，成为商人汇集进行商品交换的市场，如托勒密和马利努斯笔下的“石塔”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据他们说，“一些沙漠商队从大夏出发先朝北行进，一直抵达科麦德人地区，越过这一山区以后，又迂回向南，直到一个向平野敞开的岬谷；由此朝北，沿着长五十‘雪尼’(波斯衡量路程的单位)之遥的大道而直抵石塔(Lithi-nosPyrgos)。从石塔直到赛里斯的首都赛拉城，马埃斯商队的旅行共达七月之久，一路上与骇人听闻的风暴博斗”。李希霍芬《中国》一书阐明了这条路线的行程，关于石塔的位置，他认为：“在沿着阿姆河行进一段之后，大道经过一段山路，一面是这同一条河流和瓦什赫河流(妫水)，另一面是卡拉特勒(Karategin)诸小溪(这就是科麦德人地区)。然后又自瓦什赫河谷出来，毫无疑问，石塔正是矗立在那里，其确切地址尚未考证出来。”〔54〕石塔显然是当时东来的西域商人耳熟能详的地名，是大家东来的必经之地，也是商人进行中转贸易的地方。像这样固定的交易地方沿丝路当然有不少分布，这些地方有的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中国与罗马人的直接接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汉书》卷96《西域传》上，第3888页。扑挑，《魏略·西戎传》作排特，或误作排持，即安息王都番兜城(Hekatompylos)。
　　〔2〕《汉书》卷96《西域传》上，第3889页。
　　〔3〕《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0页。
　　〔4〕《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17页。
　　〔5〕〔法〕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6〕《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1页。
　　〔7〕〔巴〕A.H.达尼：《巴基斯坦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16页。
　　〔8〕《后汉书》卷47《班超传》，1575页。
　　〔9〕《后汉书》卷47《班超传》，1580页。
　　〔10〕〔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8-139页。
　　〔11〕〔巴〕A.H.达尼：《巴基斯坦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18页。
　　〔12〕〔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2，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5页。
　　〔13〕《汉书》卷96《西域传》，第3890页。
　　〔14〕《汉书》卷96《西域传》，第3889页。
　　〔15〕〔法〕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16〕《汉书》卷61《李广利传》，第2703页。
　　〔17〕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见荣新江、李孝聪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139页。
　　〔18〕〔晋〕王嘉《拾遗记》卷5，收于《汉魏丛书》，第720页。
　　〔19〕〔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收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2册，第277页。
　　〔20〕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
　　〔21〕叶奕良：《“丝绸之路”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
　　〔22〕〔英〕杰佛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第70页。
　　〔23〕《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2页。
　　〔24〕《汉书》卷96《西域传》上，第3890页。
　　〔25〕《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18页。
　　〔26〕《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18页。
　　〔27〕《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18页。
　　〔28〕〔德〕夏德：《大秦国全录》，朱杰勤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2页。
　　〔29〕〔德〕夏德：《大秦国全录》，朱杰勤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9-51页。
　　〔30〕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0年，第2、32、55页。
　　〔31〕《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3-3164页。
　　〔32〕〔唐〕杜佑：《通典》卷192《边防》，第5238页。
　　〔33〕《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18页。
　　〔34〕《汉书》卷96《西域传》上，第3888页。
　　〔35〕《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1页。
　　〔36〕《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2511页。
　　〔37〕《史记》卷117《司马相如传》，第3044页。
　　〔38〕〔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版，第85页。
　　〔39〕《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58页。
　　〔40〕《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7页。
　　〔41〕《汉书》卷96《西域传》下，第3874页。
　　〔42〕《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1页。
　　〔43〕〔汉〕桓宽：《盐铁论》卷8《西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6页。
　　〔44〕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见荣新江、李孝聪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49-162页。
　　〔45〕《汉书》卷96《西域传》上，第3892-3893页。
　　〔46〕《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2页。
　　〔47〕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见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48〕《汉书》卷96《西域传》上，第3892页。
　　〔49〕《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2页。
　　〔50〕《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1页。
　　〔51〕《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3页。
　　〔52〕《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第862页。
　　〔53〕《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第863页。
　　〔54〕〔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导论，第20-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