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与欧洲之间海上交通是由不同地区沿海居民分段进行的。到了汉代，由于中国商船进入印度洋，中国的丝绸大量流入西端的罗马，罗马人为东方宝货所吸引，乘船东来，终于促成了东西两端的直接接触和交流。汉朝中国与罗马欧洲的直接交通首先是通过海道实现的。
　　12.3.1 汉与罗马直接交往的努力
　　罗马和中国都有直接接触和进行交流的愿望和努力。当时罗马和中国的贸易交往，无论是海路还是陆路，都要经过一些中介的民族和国家。最为近便的路是绿洲路，可是这条路上的安息及其以西的一些小国家为了垄断丝路贸易，从中介贸易中获取厚利，常常进行“遮阂”。《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王欲通使于汉，安息“欲以汉彩绘与之交市”，多方阻难，“故遮阂不得自达”〔1〕。罗马商人也一直在探索到中国的道路，据托勒密《地理志》记载，公元1世纪末，原籍马其顿、出身商人家庭的蒂蒂亚诺斯(Titianos)曾派遣手下的一批人考察从地中海到赛里斯国的路程，这些人说从西域到赛里斯国需要7个月的时间，但地理学家马利诺斯不肯相信他们的话，认为他们“爱吹牛而故意夸大距离”〔2〕。公元2世纪初，罗马加强了对叙利亚境内的各小国的统治，如奥斯格赫纳和巴尔米拉。公元106年占领了彼拉特，发展埃及与叙利亚的贸易。公元116年罗马曾攻陷安息重要城市泰西封和塞琉西，直抵波斯湾头。但在与中国的贸易中仍为安息人所隔断，安息人从丝绸贸易中获取厚利，扼制着利凡特的丝织业。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甘英抵条支，临大海欲渡，安息西界船人告诉他说：“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甘英闻之，乃止。”〔3〕甘英是汉出使西域所至最远且留下姓名的一个使者，他的行动留下了汉代丝绸之路西段路线的珍贵记录。甘英所临大海当即波斯湾，安息船人劝阻甘英，实际是有意破坏中罗之间的直接贸易，以保持他们在丝路贸易中的利益。
　　甘英西使大秦，虽然半途而返，功亏一篑，但由于他足迹所至，到了许多前人没有到达的地方，因而扩大了汉朝对西域的认识以及与西域诸国的联系。《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甘英西使归来，云：“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4〕张星烺认为蒙奇即马其顿之音译，兜勒即吐火罗之音译。〔5〕鱼豢《魏略·西戎传》云：“前世谬以为条支国在大秦西，今其实在东。前世又谬以为强于安息，今更役属之，号为安息西界。前世又谬以为弱水在条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谬以为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今从大秦西近日所入。”〔6〕这种关于大秦和条支方位的更正，应该与甘英亲临条支实地考察有关。《后汉书·西域传》“安息国”条记载：“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从阿蛮国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国南行渡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7〕据德国东方学家夏德考证，此段记载正与甘英行程相合，〔8〕其中材料当是据甘英返回后的报告所写。
　　在屋大维·奥古斯都执政时(公元前27年至公元14年)，埃及被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亚历山大里亚是罗马帝国通往东方的门户。当时通过海道交通是罗马人避开安息人势力前往东方贸易的唯一途径。公元前100年左右，一位名叫希帕鲁斯(Hippa-lus)的希腊船长曾偶尔到达印度西海岸。他的这次经历还使他发现了海洋季风的特点，后来印度洋季风便被欧洲人称为“希帕鲁斯风”。据老普林尼《自然史》记载，公元1世纪初，一位罗马商人阿尼尤斯·普洛卡姆斯(Annius Plocamus)购买了罗马帝国红海领土的税收，他派出一名叫作布勃里乌斯(Publius)的获得自由的奴隶作为他的监税官前往红海地区。布勃里乌斯在海上遇风，漂流15日后抵达斯里兰卡，在这里停留半年后，与斯里兰卡的使臣拉西亚斯(Rachias)一起回到罗马。拉西亚斯的父亲曾去过赛里斯国。过去学者根据老普林尼的记载，把布勃里乌斯偶至斯里兰卡的史实系于喀劳狄一世在位时(Clau-dius，公元41—54年)。后在科帕托以南100公里处通往贝仑尼塞港的道路上发现希腊、拉丁文碑铭，始知布勃里乌斯返回的日期是公元6年7月5日。布勃里乌斯的航行也是利用了印度洋上的季风。
　　希帕鲁斯和布勃里乌斯的远航，使罗马商人发现了前往东方的海道。罗马人也希望控制阿拉伯海域的航路，但他们的军事征服手段失败了。沙特阿班教授说：“在罗马时期，奥斯图斯皇帝企图重温亚里山大的旧梦——控制阿拉伯半岛及其水域，但他的梦想也未能实现。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波提到罗马皇帝对自古以来流传的传说垂涎：阿拉伯人非常富有，他们用香料和宝石换取黄金、白银。因此，公元前25至前24年皇帝派他在埃及的总督伊利尤斯·卡鲁斯进行征讨，从阿拉伯半岛的西北部进入半岛，沿陆路直达红海南岸，终遭失败。但失败促使皇帝鼓励罗马海员进入阿拉伯海，直抵印度，在同中国和印度的贸易中取消了阿拉伯这个中介。”〔9〕此后罗马商人越来越多地出入印度洋。起初的航海由于条件的限制，只能进行短距离的近海航行，希帕鲁斯发现海洋季风的规律以后，商人们利用季风才能从事远海航行。那时每年8月份起，印度洋上刮的是西风和西南风，船只可以顺风东行，10月可到印度和缅甸沿岸。到第二年4月，印度洋面是东北风、东风、东南风，满载东方货物的船只扬帆西去。据斯特拉波记载，那时每年有120多艘载重量达500吨的希腊人的船只利用季风，往来于红海港口与印度之间，利用季风渡越阿拉伯海，大大缩短了原来只能近海航行的距离。中西之间这条海路由于有大量的印度的香料运往西方，因此又叫“香料之路”。罗马商贾发现印度洋航道后，继续东进，他们很快就了解到盛产黄金的印尼地区和中南半岛，并在当时的文献中反映出来。公元初年以希腊文写作的作家把今恒河河口以东附近地区称为“金洲”(Chryse)。〔10〕
　　当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候，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湖，地中海地区和红海沿岸由一个政府治理，陆上遍布驿站，海道空前畅通，罗马商人大力拓展其商务活动，十分重视利用印度洋航路发展与东方的贸易。加上季风的发现，海路贸易迅速增长，一度造成罗马市场上中国丝绸和印度香料价格的下跌。
　　12.3.2 汉与大秦的直接接触
　　中国和罗马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间接进行的。当时中国和罗马有没有官方的往来，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东汉人郭宪《别国洞冥记》记载，汉武帝“元封三年，大秦国贡花蹄牛”〔11〕。此书语多不经，所记武帝时大秦与汉交通事，不为学者所信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东汉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遣使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杂技魔术艺人)，而幻人自称为“海西人”。海西即大秦，掸国在今缅甸北部，说明罗马人已经到达缅甸，并通过缅甸的进贡来到东汉的都城洛阳。这是文献上所见最早来到中国的欧洲人。
　　东汉时罗马人走通了经海路来华的道路，这就是著名的安敦使团。《后汉书·桓帝纪》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国王遣使奉献”。李贤注云：“时国王安敦献象牙、犀角、玳瑁等。”〔12〕《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王安敦遣使从日南徼外来献象牙、犀角、玳瑁”〔13〕。这个安敦王通常被比定为马可·奥勒留·安敦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180年在位)，但一方面在西文文献中看不到有关记载，另一方面这位使者所献之物不是罗马所产，都是印度、东非所出，因此引起史家的怀疑：“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14〕认为这很可能是在印度的或在叙利亚的罗马商人冒称帝国使者，寻求与汉的直接贸易。但这件事说明，罗马人在掌握了印度洋航路以后，终于通过南海航道，与中国建立了直接联系。罗马人的航海活动终于将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各地区人民分段航行的海上交通连接起来，他们的商船经阿克苏姆王国的阿杜利斯港，从红海驶出亚丁湾向东航行。南印度西岸的莫西里(Muziris)和东岸的科佛里帕特那(Khabēris)两个港口以及被称为安提布莱(Antibole)的恒河第五河口可能就是罗马作家笔下的“三大名港”，还有被他们称为“金洲”的地方，是他们驶往日南的航程中最重要的中转站。从罗马到中国的航道已经连接起来，它展示出中西之间海上交通的广阔前景。
　　西方文献中，也有汉朝使者出使罗马的记载。生活在1世纪末和2世纪初，出生在非洲而长期居住在罗马宫廷中的学者兼诗人福罗鲁斯(Florus)在《史纲》(Epitome)一书中记载，屋大维·奥古斯都于公元前27年(汉成帝河平二年)即位，这一年“万国来朝”，其中有赛里斯使者。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不仅斯基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遣使结欢，远方绝域如赛里斯人、印度人也都遣使奉献珍珠、宝石和大象，求与罗马订友好之约：“我们见到了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都派遣使者前来与我们媾和。也见到有住在同一天下的赛里斯人和印度人，他们带来的礼物中有宝石、珍珠和训练过的大象。他们特别吹嘘旅途的阻长，历时四年才走到。仅仅从这些人的肤色就可以看出他们来自另一个天地。”〔15〕但中国典籍中不见有遣使大秦的记载，而且奥古斯都在位时(公元前24年至公元14年，汉河平二年至新莽天凤元年)，正值西汉末衰乱之际，很难有遣使之举。福罗鲁斯笔下的“赛里斯人”或许也是汉朝商人远洋航行到达罗马者，他们冒充了汉使的身份晋见罗马皇帝。
　　〔1〕《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0页。
　　〔2〕〔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页。
　　〔3〕《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18页。
　　〔4〕《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10页。
　　〔5〕张星烺：《中西交通史》(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38页。
　　〔6〕《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第860页。
　　〔7〕《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18页。
　　〔8〕〔德〕夏德：《大秦国全录》，朱杰勤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5-52页。
　　〔9〕〔沙特〕阿班：《中国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贸易关系的历史》,1996年。
　　〔10〕佚名：《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见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17页。
　　〔11〕〔东汉〕郭宪：《别国洞冥记》卷2，《汉魏丛书》本，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93页。
　　〔12〕《后汉书》卷7《桓帝纪》，第318页。
　　〔13〕《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0页。
　　〔14〕《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0页。
　　〔15〕〔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