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度在地理学上称为南亚次大陆或次大陆，主要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领土。但在古代，南亚次大陆从未统一，其大小王国都不自称印度，印度之名只是泛指其地。在汉代，中印之间的交通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更重要的意义。印度是中西交通的联结点，丝绸之路两端的中国与罗马通过海道的交通是以印度为中介的。中印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显得比与别的国家更为重要，特别是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更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
　　13.1 中印早期接触
　　历史上中国与印度的交往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身毒”是对印度最早的称谓，最早见于张骞返汉后向汉武帝的汇报：“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1〕这是中国文献中关于印度的最早的信息。《史记·西南夷列传》又云：“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张)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2〕
　　梵文中有“Sindhu”一词，本义为河流，后专指印度河。古时侵入印度西北的波斯人遇此大河，就以河名称其所在之地，后来人们又进而用以指称整个南亚次大陆。“身毒”是张骞在大夏时得自大月氏人读法的音写。印度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又常写作“天竺”，古音当读“Xien-tiuk”，原词应是伊朗语。始见于《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3〕此后《晋书》《魏书》《新唐书》等皆沿用此称。又据其地理方位区别为东、西、南、北、中“五天竺”。“印度”之称是从唐代玄奘开始的，《大唐西域记·印度总述》云：“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称。言诸群生轮迴不息，无明长夜，莫有司晨，其犹白日既隐，宵月斯寄，虽有星光斯照，岂如朗月之明!苟缘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圣贤继轨，导凡御物，如月照临。由是义故，谓之印度。”〔4〕玄奘释“印度”本义为“月”，当有所据，而由“月”引申出印度圣贤辈出之意，可能只是表达了他对印度文化的景仰之情。
　　中国与印度的接触和交往，其时间之早，有人认为早在古帝舜时。印度产大象，而中国古代之象一定是来自印度，舜有异母弟叫象。《吕氏春秋》有“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的话，中印交通始于其时。根据考古材料可知，中国远古时代就有象。《禹贡》中“九州”有豫州，豫，《说文解字》解释为“象之大者”，段玉裁云：“此豫之本义”。也有人考证，以为豫字乃一人牵象之会意，证明古时今河南、湖北一带有象。甲骨文中“象”字多处出现。《史记·宋世家》和《韩非子·喻老》都说商纣王有象箸，即象牙筷子。《诗经·鄘风》中《君子偕老》和《魏风》中《葛履》都写到“象牙之栉”，名曰象揥，又有象笄。《战国策·齐策》记载有象床。《尔雅》卷4释磋为“治象器者”。说明商周之时，中国有象。《说文》释“象”云：“长鼻，南越大兽。”王充《论衡》说：“实者苍梧多象之地。”可见中国早有象，并产生了象字，并不一定来自印度。因此从大象立说，以为中印之间交往始于舜时，或商时，并不可靠。
　　东汉时已流行老子入西域化胡故事。《后汉书·襄楷传》记载襄楷上书桓帝：“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5〕鱼豢《魏略·西戎传》云：“《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6〕意谓老子已经到了古代印度，佛祖如来是其弟子。西晋道士王浮造《老子化胡经》，以为老子入西域，佛乃老子之化身。这是道士编造的神话，目的是抬高道教教主老子的地位以压倒佛祖。经晋人整理的《列子》一书云，孔子说：“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7〕乃借孔子之口颂扬佛祖为圣人，似乎春秋时中国人已经了解到印度佛教，亦不足信。朱士行《经录》云：“秦始皇四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化，帝以其异俗，囚之。夜有丈六金神破户出之。帝惊，稽首称谢，以厚礼遣出境。”〔8〕朱士行乃曹魏时人，甘露五年(260年)赴于阗求经。其言亦无凭信，出于虚构。隋时费长房著《历代三宝记》记载此事，显然是抄袭朱士行之说。
　　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隔，古代中印之间的交通很不方便。可是中印之间的交通和交流却产生很早，虽然上述诸说皆难可凭据，却不像有的人所说始于张骞通西域。前面已经讲过，早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和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如西藏地区和古代印度间可能就存在着文化上的联系。以研究印度历史和中印关系史著称的季羡林认为，中印之间的交通始于有文字记载之前。〔9〕春秋战国时，印度人已经得到中国的丝绸。据古奇(M.M.Ghosh)研究，公元前5世纪，波斯阿赫曼尼德朝占领粟特、巴克特里亚和旁遮普，他派出的商队多次到达葱岭以东的地区，其中包括印度的商人。〔10〕《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至大夏，已见到大夏有中国蜀地出产的邛竹杖、蜀布等物品，问之大夏人，则知其地商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张骞据此判断，从蜀至印度必有路可通，而且不会太遥远，他向汉武帝说“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11〕
　　汉朝本来早就有交通西南夷的打算，但“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汉武帝“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勘查自蜀入身毒的道路。但四道间使“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笮，南方闭隽、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12〕。这件事说明，蜀地民间的商人早已运销蜀货至印度，而又通过印度转销至大夏，但汉政府开通此道的努力却由于西南夷的阻隔而失败了。四道间使的收获是得到了有关西南交通的更多信息，“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滇国或滇越即古哀牢之地，在今云南边境邻近缅甸的腾冲地区。〔13〕汉使知道蜀地私商有至滇越者。是否有人经滇越至缅甸甚至继续西行至更远之印度的呢?应该有这种可能，滇越商贾西行至缅印者是有可能的。张骞在大夏所见蜀货便是通过“蜀—滇—缅—印—大夏”的通道而辗转传递的。在腾冲城西8里，宝峰山下核桃园荒塚里曾掘出汉五铢钱千枚。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进行币制改革，“废三铢钱，改铸五铢钱”。方国瑜认为：“当是蜀贾携至者。在一处发现有千枚之多，足见贸易之盛。”〔14〕但这种私商经营的贸易是民间的、自发的、零散的和辗转传递的。
　　汉与印度正式发生官方的关系，始于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时间当在公元前117年至前116年。《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第二次使西域，“骞既至乌孙，……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及诸旁国”。“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15〕。身毒国使有经海道入汉者，如《汉书·地理志》“粤地”所记载的“武帝以来皆献见”。也有经西北陆路来者。《汉书·李广利传》记载，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封李广利为海西侯诏》中说：“匈奴为害久矣，今虽徙幕北，与旁国谋共要绝大月支使，遮杀中郎将江、故雁门守攘。危须以西及大宛皆合约杀期门车令中郎将朝及身毒国使，隔东西道。”〔16〕说明身毒国使有经中亚至汉朝的。汉代中印之间的交通首先有海道，即前面讲过的经南中国海，至马来半岛东岸登陆，走一段陆路入印度洋，经泰国、缅甸沿海至印度。后发展为海陆两道并通，陆行则有三条通道。
　　〔1〕《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6页。
　　〔2〕《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第2996页。
　　〔3〕《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1页。
　　〔4〕〔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2，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1-162页。
　　〔5〕《后汉书》卷30下《襄楷传》，第1082页，
　　〔6〕《三国志》卷30《魏书》，裴松之注引，第859-860页。
　　〔7〕《列子》卷4《仲尼》，收于《二十二子》，第206页。
　　〔8〕〔宋〕释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3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87页。
　　〔9〕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140页。
　　〔10〕〔印〕古奇(M.M.Ghosh)：《梵文“支那”名称的源流》(“Origin and Antiquity of the Sanskrit Word Cina as the Name of China”)，载《巴达伽东方研究所年刊》(ABORI)，普那，1963年，42卷，第214页。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11〕《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6页。
　　〔12〕《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6页。
　　〔13〕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页。
　　〔14〕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第20页。
　　〔15〕《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9页。
　　〔16〕《汉书》卷61《李广利传》，第27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