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1 罽宾和罽宾道
　　印度很早就与西域有联系，《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国”条记载：
　　王甚骁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门天之祚胤也。昔者此国虚旷无人，毗沙门天于此栖止。无忧王太子在怛叉始罗国被抉目已，无忧王怒谴辅佐，迁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间。迁人逐牧，至此西界，推举酋豪，尊立为王。当是时也，东土帝子蒙谴流徙，居此东界，群下劝进，又自称王。岁月已积，风教不通，各因田猎，遇会荒泽，更问宗绪，因而争长，忿形辞语，便欲交兵。或有谏曰：“今何遽乎?因猎决战，未尽兵锋。宜归治兵，期而后集。”于是回驾而返，各归其国，校习戎马，督励士卒。至期兵会，旗鼓相望，旦日合战，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斩其首。东主乘胜，抚集亡国，迁都中地，方建城郭。〔1〕
　　瞿萨旦那国，即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一带；怛叉始罗，一作塔克西拉，在古代印度境内，位于今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西北约50公里处；毗沙门天，佛教中护法天神；无忧王，即阿育王。这段记载是说来自印度的移民是被流放的阿育王之国相豪族，后来为王者乃东土帝子。《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的记载有所不同，云于阗王先祖是无忧王太子，来自怛叉始罗国，是一个游牧部落，逐水草而居。〔2〕这些传说反映，印度移民最初是经过大雪山谷道而进入南疆的，他们大约开始居住在于阗西部的子合。而于阗境内部民以氐族为主，《西藏纪》中称为Li-yul，意即氐国。迁入此地的东土帝子当是氐人，于阗即氐族与印度移民经过斗争融合以后共同建立的王国。于阗建国的历史说明早在中国的战国时期，克什米尔和于阗一道已经成为沟通中印间的一条通道，这条道路至西汉时发展为罽宾道。
　　罽宾是古代西域国名，所指地域因时代而异，汉代其地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即喀布尔河下游及今克什米尔一带，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相接。都循鲜城(今克什米尔斯利那加附近)，“户口胜兵多，大国也”。居民主要从事农业，金银铜锡器物，制作精巧。一般认为，罽宾是梵文“Kasmira”、希腊文“Kaspeiria”的音译。罽宾与其西南的乌弋山离共同组成丝路南道的要冲，史称罽宾—乌弋山离道，是古代沟通东亚、西亚、南亚、中亚的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波斯阿赫门王朝，希腊亚历山大大帝都曾占有此地。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和安息相继统治罽宾。后来塞人赶走希腊统治者，在罽宾建立塞人王朝。《汉书·西域传》记载：“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3〕
　　公元前2世纪中叶，受大月氏逼迫迁离伊犁河流域的塞人一部分进入此地，另一部分南迁大夏。当大月氏西迁至阿姆河流域时，西南方的塞人部落联盟受到威胁。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马萨革泰、萨卡拉瓦和帕喜等塞人冲破安息北部边疆，从马里和赫拉特大道大举南侵安息，杀死安息王弗拉特二世(公元前137—公元前127年)，占据了德兰琴那和阿拉科西亚二郡。此后大部分塞人和安息人杂居，占据这块被称为锡斯坦的地方。另一部分塞人不愿受安息人控制，在公元前120年左右向东越过苏里曼山的木拉山口，到达印度河中游。二三十年后，这些塞人陆续南下占据了次大陆西海岸巴塔拉和苏拉斯特拉一带，建立若干塞人小国。还有一部分塞人溯印度河北上，由喀布尔河流域和旁遮普进入克什米尔。塞人于此立国，从而形成“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的局面。〔4〕塞人立国的具体时间不能确知。据英国学者塔恩《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的研究，罽宾在弗拿那统治时期，阿拉科西亚和喀布尔由贵族斯帕立里斯(Spalyris)和斯帕拉卡达姆(Spalagadama)父子掌权。《汉书》上的罽宾王乌头劳是斯帕立里斯钱币上铭刻的“王兄”或“王弟”的音讹，意思是“宰辅”，大致是安德烈(Andrè)和安东尼(Antonius)的塞语读法。〔5〕
　　张骞通西域后，此道始通，张骞派副使往身毒，可能走的就是这条路。汉武帝遣使者至罽宾，汉与罽宾始有往来。汉至罽宾的路线为：从西域南道上的皮山(今新疆皮山南)西南行，经乌秅(今新疆叶尔羌河上游)，越过帕米尔高原上的县度(今新疆塔什库尔干西南)，到达罽宾。县度一作悬度，古代山名，山在渴槃陁国西南四百里，“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其间四百里中往往有栈道，因以为名”〔6〕。因为有的地方要悬绳而渡，故名悬度。自汉以来，为西域重要山道之一。从罽宾西南行至乌弋山离，即通往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上之罽宾—乌弋山离道，由罽宾向南即印度。罽宾地处交通要道，因此在世界各古代文明之间的交流中有重要地位。不仅是重要的贸易路，又是古代各种文化汇聚之地，又是佛教大乘派发源地，汉代以后不少僧人由此入华译经传教。
　　但这条路不是畅通无阻的，除了道途险远，罽宾统治者与汉朝的关系也一直很紧张。西汉昭帝、宣帝时，罽宾王乌头劳以“汉兵不能至”，曾数次剽杀汉使，劫夺财物。乌头劳死，其子代立，遣使奉献。汉朝派关都尉文忠送其使回国，罽宾王却欲加害文忠。文忠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合谋杀之，立阴末赴为王，授以汉朝印绶。阴末赴是巴克特里亚希腊城主之子，他在汉人帮助下登上王位。但不久又与汉使失和，锁系军侯赵德，杀副使以下70余人，却又遣使谢罪。汉元帝为此与之绝而不通。汉成帝时，罽宾王又遣使谢罪，贡献方物。汉欲遣杜钦报送其使。杜钦就与罽宾的关系向大将军王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前罽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后卒畔逆。夫德莫大于有国子民，罪莫大于执杀使者，所以不报恩，不惧诛者，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辞，无欲则骄慢，终不可怀服。凡中国所以为通厚蛮夷，惬快其求者，为壤比而为寇也。今县度之扼，非罽宾所能越也。其向慕，不足以安西域；虽不附，不能危城郭。前亲逆节，恶暴西域，故绝而不通；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斥候士百余人，五分夜击刁斗自守，尚时为所侵盗。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匄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返。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坂，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坂，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队，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圣王分九州，制五服，务盛内，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疲弊所恃以事无用，非久长计也。使者业已受节，可至皮山而还。〔7〕
　　杜钦基于罽宾国的态度和越历县度道路的艰险，反对朝廷遣人送其使归国。王凤奏于成帝，朝廷采纳了杜钦的意见，命汉使止于皮山。但“罽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一至”〔8〕。成帝鸿嘉二年(公元19年)后，乌弋山离国占领了罽宾，至公元1世纪初，罽宾与高附国又被贵霜王朝吞并。但罽宾一直和中国保持着贸易方面的联系，至唐代称为个失密，或作迦湿弥罗，后译作克什米尔。
　　汉对罽宾颇多了解。《汉书·西域传》对其地理位置、物产工艺、塞种兴衰、政治状况等均有记录，言其物产云：“罽宾地平，温和，有目宿、杂草奇木、檀、櫰、梓、竹、漆。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好治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它畜与诸国同。”〔9〕文献上罗列这些特产，汉时曾作为贡品输入中国。
　　13.2.2 中印间雪山道
　　雪山是古代印度人和中亚南部人对喜马拉雅山和兴都库什山诸山的总称，亦称大雪山。《大唐西域记》“迦毕试国”条记载：“王城西北二百余里，至大雪山。”〔10〕同书“滥波国”条又云：“周千余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岭。”〔11〕
　　罽宾道虽然距离较近，但既有县度那样的自然险阻，不利于大群的商队通过，又有罽宾统治者的剽劫，汉朝统治者不乐意经此道遣使与这样的国家交通。因此，汉代中印间的贸易往来大都经过塔什库尔干出明铁盖山口，沿喷赤河上游西行，至昆都士或巴尔克南后，东南向越兴都库什山，经过喀布尔(在今阿富汗)、白沙瓦(在今巴基斯坦)，进至怛叉始罗(在今巴基斯坦沙德里西北之哈桑阿卜杜勒)、旁遮普(在今印度)。此道比罽宾道绕行较远，但道路较通畅，人为的障碍少。当年马其顿王由中亚侵入印度便是经行此路。
　　雪山道经巴克特里亚，巴克特里亚既是印度河、两河流域和阿姆河流域交往的主要交通干道，也是汉代中印之间贸易往来的重要中转枢纽。公元1世纪初，希腊佚名船长《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记载：“大海流到一个可能属于赛里斯国的地区，这一地区有一座很大的内陆城市叫做秦尼(Thinai)。那里的棉花、丝线和被称为Serikon(意为丝国的)的丝织品被商队陆行经大夏运至婆卢羯车(Barygaza，今巴罗哈港)，或通过恒河而运至利穆利(Damirike)。”〔12〕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约成书于公元150年时的《地理志》一书中，根据马利努斯的材料，从由西方到过赛里斯国的人那里知道，“从赛里斯和秦奈诸国不仅有一条道路经石塔去往巴克特里亚，还有一条道路经帕林波特拉(palim-bothra，今巴特那)去印度”〔13〕。这条不经大夏的路应该就是取道昆都士或巴尔克，越兴都库什山，由怛叉始罗南下的雪山路。
　　这条路线是张骞通西域后开通的，张骞遣副使至身毒当经此道。东汉时由于贵霜王朝的兴起，中亚、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和西亚一部分皆归属贵霜王国，此路在中印交通方面更为重要。《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高附国在大月氏西南，也是西域大国，风俗似印度，民善贾贩，内富于财。兵弱畏战，故容易征服，常附属别国。“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而未尝属月氏，《汉书》以为五翕侯数，非其实也。后属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公元1世纪中叶后，大月氏贵霜王朝又征服身毒，“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14〕。贵霜西与罗马，东与中国交通频繁。在贵霜强盛、陆路通畅时，天竺通过陆路与中国交通十分频繁，汉和帝时多次遣使贡献。
　　13.2.3 中印间西南缅道
　　这条经四川、云南至缅甸，再由缅甸至印度的道路，在张骞通西域以前早已存在，张骞在大夏见到当时四川生产的邛竹杖、蜀布，已经通过印度销往大夏。张骞推断从蜀地往印度必有路可通，于是汉武帝命张骞负责探查西南通道，汉使以蜀郡、犍为郡为中心，分四路“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探查前往身毒的道路。关于这条道路的起源、路线和走向，这条道路在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上的意义，上文已有论述。这里再补充一些相关考古发现的资料。
　　西南缅道起于何时难以说清，有人认为战国时代已经走通。在云南、四川一带，多次发现来自西亚的物品，如琉璃珠、宝石等。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墓曾发现一颗琉璃珠，重庆巴县冬笋坝49号巴人船棺墓中出土两颗，年代约在战国末期。云南晋宁石寨山13号滇墓、重庆马鞍山西汉墓和茂汶的石棺墓中，也发现过琉璃珠。经测定属于来自西亚的纳钙琉璃，说明是经印度传入的。李家山24号墓和石寨山13号墓中各发现一颗蚀花肉红石髓珠，器形大小和花纹都和巴基斯坦摩亨佐达罗以及白沙瓦附近出土的同类型器物相同。蚀花珠最早发现于印度哈拉巴文化(Harappa)，其年代为公元前3千纪。根据在昌胡达罗(Chanhudaro)和楼特尔(Lothal)等地对制珠工场的发掘情况来看，当时印度的制珠工艺非常发达，其产品曾在苏末尔(Sumer)、埃及、西亚等地发现，都是从印度交换而来的。考虑到在滇文化发现的成千上万颗石珠中，蚀花者仅此两颗，可以认为这两颗蚀花肉红石髓珠来自南亚。有学者就说“很可能就是古代云南—印度那条不被更多人所知的商道”!〔15〕。
　　战国至西汉时的许多云南墓葬中所发现的海贝，有人认为是受印度的影响，可能来自印度洋。滇人曾经用贝壳作为货币，在上层人物的墓地中发现大量的贝壳，并有特制的铜器来储存。晋宁石寨山滇墓中发现一只铜贮贝器，上面刻有一组纳贡人。其中有穿窄衣裤高鼻深目多须的形象，有人认为是从中亚南迁的斯基泰人，还有人认为是将饰花肉红石髓珠带入云南的身毒人。那时滇人用什么样的计算单位来数他们的贝壳，没有直接的证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南诏人“以缯帛及贝市易。贝者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这种以“觅”为计算单位的十六位进制，不同于当时中原地区的系统，而是另外一种系统，这种系统可能来自印度。早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印度哈拉巴文化中就发现了一种非常标准的计量系统，其重量是由玉髓或黑色卵石做成的立方体来计量，而进制单位则是二进制。传统的印度十六位进制(1卢比等于16安那)可能来源于此。〔16〕滇人的十六位进制很可能与贝币一起来自印度。
　　战国和秦汉时期滇文化中盛行的牛崇拜和蛇崇拜，可能也是来自印度。牛的形象是滇文化青铜器中最常见的装饰之一，表现手法有圆雕、浮雕、线刻等多种。在石寨山和李家山两处墓地出土的2329件青铜器中，就有圆雕的牛128件，浮雕的牛37件，线刻的牛8件，外加牛头7件，牛角35件。牛在当时的社会上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所以绝大多数牛形饰品都发现于大墓之中。牛在当时的宗教生活中也很重要。很多青铜铸造的场景都显示了牛祭、牛牲、剽牛等当时仪式中常见的内容。这种原始的动物崇拜当时已不见于中原地区。在印度哈拉巴文化中发现的印章上，作为祭祀和崇拜对象的牛却是最常见的形象。在以后印度宗教里，牛崇拜始终是重要的内容。在滇文化青铜器的纹饰中，另一重要的动物就是蛇。很多青铜铸造的场景描绘了蛇在宗教仪式中的重要作用，如蛇缠绕在广场中央的铜柱上接受人牲，蛇盘在竖立在房屋前面的木板和铜立柱上，蛇作为其他仪式活动的标志，三兽噬牛镂花铜饰物，二人猎鹿镂花铜饰物等等，都有蛇的形象。这种信仰也不见于战国至秦汉时的中原地区。根据印度的神话，蛇是沟通人类社会和地下灵界的象征。此种信仰之残余在以后印度的宗教艺术、宇宙观和哲学中随处可见。如印度三大神之一的湿奴(Visgnu)在开天辟地以前，睡在神蛇阿那塔(Ananta)身上；另一个神灵那加斯(Nagas)就是一条蛇；蛇母马那萨(Mamasa)则是生殖的象征。滇社会中盛行的牛、蛇崇拜，是否与印度的古代信仰有关，是否意味着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互相之间的传播还是文化因素的同源，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17〕
　　晋宁石寨山7号墓出土一枚银错金带扣，时代为西汉中晚期，明显为来自异域之物品，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来自印度。此扣通体作盾形，长10.1厘米，前端宽6.1厘米，后端宽4.2厘米。据报告描述：“正面压出凸起的纹饰，中央作有翼的飞虎一只，右前爪持一树枝状物，翘尾昂首，雄视耽耽，姿态极为生动。虎的双目用橙黄色玛瑙嵌镶……此扣上的飞虎作风和汉代铜器上的铺首及石刻中的狮虎等不同，而与古代希腊的所谓亚述式翼兽颇为近似。因此我们怀疑它可能是经波斯、大夏等国输入西南夷。”〔18〕有人认为虎的双目镶嵌的是黄色透明琉璃珠而非玛瑙珠。童恩正不同意此翼虎为亚述风格的说法，在亚述文化的石雕和金属工艺品中，带翼之神话动物确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如门卫兽中有人头牛身带翼兽、人头狮身带翼兽、带翼狮、带翼人鱼、人身或兽身秃鹰等，金属工艺品中有银制带翼山羊、带翼羊头狮身象牙浮雕等。在众多的动物主题中，独不见这一类的“虎”。所以这件器物来自西亚的可能性不大。与此相反，南亚为产虎的区域，而翼虎则是古印度的传统艺术母题之一，类似的形象见于北方邦(Uttar Pradesh)、马图拉(Mathu-ra)发现的贵霜时期(Kusgana Period)之石刻，时代为公元2世纪。从这来看，此带扣从印度直接经南路输入的可能性更大。〔19〕
　　石寨山13号墓出土一件鎏金铜扣饰，原报告称之为“双人舞盘铜饰物”。据学者描述，此乃青铜铸高浮雕，男舞俑二人手托圆盘载歌载舞，足下踏一长蛇。舞俑高鼻深目，梳髻，着长袖交襟有领上衣，细裤腿至足踝，跣足佩长剑，衣裤满布月牙形或卷云纹。有的研究者认为其种族与中亚草原民族有关。汪宁生指出其人深目高鼻，“疑来源于西方”，并考证其手持之物不是盘而是钹。〔20〕《通典·乐》云，铜钹“亦谓之铜盘，出西戎及南蛮”〔21〕。据日本学者林谦三《东亚乐器考》的研究，钹首见于印度。石寨山13号墓的时代为西汉中期，即公元前175年至前118年之间。童恩正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永昌郡有剽越人、身毒人，从13号墓的下葬时代到永昌郡的设立，其间不到两百年，认为“如果将此二钹舞者直接视为印度人，当不致过于牵强。如此，这件铜饰物也许应视为当时中印文化直接交流之产物”〔22〕。
　　然而西汉以前，这条路线上始终只有民间的来往，而中国与缅甸诸王国的官方交往到东汉才见于记载。西汉末年，汉朝的政治势力在西南地区已经发展起来，汉在今四川、贵州、云南已经设置四郡即犍为郡、越隽郡、益州郡和牂牁郡，辖68县，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至东汉初，汉朝的政治势力达到云南西部，中缅间交通更加便利。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哀牢夷降附东汉，东汉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至永平十二年，又分益州西部的不韦、隽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六都尉之地，合并而置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这样，楚雄以西直至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广大地区全归属汉朝，汉族移民越过了澜沧江，进入高黎贡山以西缅甸北部。永昌郡东西3000里，南北4600里，西与缅甸东北部诸王国相接，中缅之间的交往频繁起来。由于永昌地处中印缅道要冲，商业发达，中外贸易昌盛，加上本地物产丰富，因此“金银宝货之地，居官者富及屡世”。
　　东汉时西南徼外蛮频来入贡。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永昌徼外夷敦忍乙(国名，今缅甸北部)王遣使献物；永元九年(公元97年)，西南夷徼外僬侥(今缅甸北部)等内附献物；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僬侥部族又遣使“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掸国王又来献见。敦忍乙、僬侥、掸国诸国皆在今缅甸境内，与中国西南相邻。夏光南认为敦忍乙即下缅甸的得楞族(孟族)，方国瑜则以为是都卢的对音，当即上缅甸的太公族。《史记》和《列子》中都提到僬侥，说他们身高不过三尺，学者们认为可能就是缅甸的原始居民小黑人，即尼格黎多人。还有人认为掸国就是现在缅甸境内的掸邦。〔23〕
　　诸国使者、乐队、幻人来中国所经行的路线，当即中印之间商人经行之缅道。随着与缅甸境内诸王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与印度之间的直接交通也有了可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掸国西南通大秦”。能通大秦，更能通印度。同书同传“哀牢夷”条记载，其地出“帛疉”，又出“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轲虫(海贝)、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24〕。《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明帝乃置(永昌)郡，……有闽濮、鸩獠、僄越、倮濮、身毒之民。”〔25〕说明东汉时在永昌郡已有印度人居住。同书记述永昌郡之物产，有“黄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蚕、桑、绵、绢、采帛、文绣”〔26〕。其中有的非哀牢地区的土产，而是来自缅甸、印度和大秦。如帛叠是用棉纱织成的布，棉花原产于南亚，当从印度传入。又有许多南洋热带之商品，当经印度、掸国、僄国商贾自东南亚、南亚传入。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葬和李家山等汉代墓葬中发现大量琉璃、玛瑙、玉石和海贝(古代用作钱币)，在腾冲八里宝峰下核桃园中发掘汉武帝时铸造的五铢钱上千枚。考古学者认为这些遗物都是汉时中、印、缅三国商人进行贸易交换的物证。这条道路的起点益州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丝织中心，蜀锦在东汉时已是驰名产品，因此这条路线现在被称为西南丝路。
　　东汉时，可能有中国人经此道至印度者。《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有东离国(《魏略》作车离国)，都沙奇城(Sāketa)，在天竺东南3000里，列城数十，皆称王，后为大月氏所征服。车离即乔萨罗国，在今印度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沿岸。《魏略》说此国一名礼惟特、一名沛隶王。沛隶是古代居住在恒河三角洲北方的奔那(Pundra)人。其南方为孟加(Vanga)人，汉代文献中写作盘起，《魏略·西戎传》称盘越国，又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27〕。古称高达—孟加(Gauda-Bengala)。高达泛指三角洲巴吉拉提河两岸直到海滨的广大地区，相当于孟加拉南部地区。此地除了西北丝路南道越葱岭，经贵霜至天竺，转向东南恒河流域入海口可至，中国西南地区的商人大概也有经缅道而至者。
　　若从东汉的益州(东汉时治所在四川雒县，中平中移至绵竹，兴平中又移至成都)出发，南行折西，经今大理过澜沧江，到永昌郡(今云南保山)，西行过怒江，出高黎贡山至腾冲，再从这里西南行到蒲甘(在今缅甸中部，伊洛瓦底江中游东岸)。由蒲甘沿亲敦江而上，经胡康河谷由曼尼普尔进入阿萨密，再南下达卡地区(在今孟加拉国)，由此溯恒河而西，从陆路入印度。在印度经华氏城(巴特那)、曲女城(开瑙季)到亚穆纳河畔的马土腊，北上五河流域的奢羯罗(今巴基斯坦锡亚尔科特)、塔克西拉(今锡尔卡普)，过普尔山口至大夏(今阿富汗)，与西北丝绸之路在木鹿(Merv，今土库曼斯坦境内的马里)汇合；除了走陆路完成与西北丝路的连接之外，从缅甸亦可走水路沿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出孟加拉湾航行到印度，与印度洋航道连接起来。《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国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当由缅甸海岸登陆而达永昌。《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关于印度东海岸以东地方的描述也可以印证这条路线。英国历史学家哈威在《缅甸史》中说，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以缅甸为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弥诺江(ChindwinR，今亲敦江)经曼尼普尔(Mannipur)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28〕。
　　唐高僧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支那寺等寺”条记载，在印度那烂陀寺东40驿许有鹿园寺，鹿园寺附近有一废寺遗址，叫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蜀川去此寺有五百余驿)，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于后唐僧亡没，村乃割属余人。现有三村入属鹿园寺矣。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29〕。义净赴印在7世纪末，他离开印度至室利佛逝乃武后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上溯500年，为公元2世纪末，或3世纪初，室利笈多王在209至219年在位，其时为东汉时。按照这一记载，东汉后期有一批汉地僧人经蜀川至东印度巡礼。但多数学者认为，东汉时中国似乎还不可能有往印度本土求法的僧人。伯希和认为室利笈多王是建国于公元320年的笈多王朝。〔30〕季羡林据此认为是公元4世纪蜀僧西行。〔31〕王邦维则以为室利笈多大王是指印度笈多王朝的国王?rīgupta，当时一个小国君主，在位时间约在公元3世纪晚期，“此二十馀唐僧赴印时间亦在三世纪末。其时中国正当西晋末，八王之乱起，北方动荡，南方僧人要想从北道往印度比较困难”，所以“从蜀川牂牁道出”〔32〕。
　　有人认为《华阳国志》中提到“身毒之民”和义净书中支那寺的产生都不能作为汉代中印间存在交通的论据。吴焯指出，《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条记载的“身毒之民”并非来永昌通商的印度侨民。此志总序云：“武帝使张骞至大夏国，见邛竹、蜀布，问所从来，曰：‘吾贾人从身毒国得之。’身毒国，蜀之西界，今永昌是也。”慧琳《一切经音义》注释“牂牁”云：“若从蜀川南出，经余姚、越雋、不喜、永昌等邑，古号哀牢玉(按即哀牢夷，‘玉’与‘夷’通假)，汉朝始慕化，后改身毒国，隋王之称也。”原来，身毒国是哀牢夷后来改称的国号，其居地即在永昌。“隋王之称”一句中，“隋”当为“随”字之误，是哀牢夷某代国王名“身毒”，故国亦随王改称身毒。《华阳国志》中所谓永昌郡有身毒之民，此“身毒”是哀牢夷的代称，以此印证汉时，甚至西汉初年的中印交通，作为论据不能成立。义净书中提到的牂牁道，并不能经陆路通往缅甸和印度，牂牁道的最早出处见于汉代文献，其起点乃今四川宜宾，终点为广东广州。唐僧20多人经牂牁道而赴印路线必定循陆路(包括北盘江、红水河和西江的水路)由宜宾至广州，再由广州循海路穿越马六甲海峡或克拉地峡，沿中南半岛的西海岸从恒河入海口进入南亚次大陆。支那寺的地点在恒河下游，也给人一种由海路而至的印象。学者经常引证这一材料，说明中印缅道交通，有可商榷之处。〔33〕从西南夷往南越通海道确有道路可通，汉武帝时唐蒙《上书请通夜郎》建议通夜郎，发其兵10余万以进攻南越国，便说：“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此事或许有待进一步研究。
　　13.2.4 印度在中西间海上交通中的联结作用
　　海道与西洋各国的交通是通过南海与印度洋航路相连接而实现的。这条路线是经印度洋，过红海，进入地中海，红海与地中海之间有两条路线连接，一是在红海西岸的海港登岸后，经若干天由陆路至尼罗河东岸的某镇，然后顺河而下北行，到地中海南岸的港口；二是在苏伊士湾头经由古运河与尼罗河某条入海河道连接，进入地中海。在这条路线上最重要的是印度，两汉时期印度是中西间海上交通的联结点。
　　当时西方各国海道东来的终点是印度，中国海道西去的终点也是印度。西方各国包括罗马从海道获取中国商品主要是从这里得到的，而不是直接从中国得到。而从中国进入印度洋，则有好些路线可到。一是经南海过马六甲海峡；二是经罽宾道或雪山道从北路进入印度，然后沿印度河顺流而下，至印度河口巴巴里孔；三是走中印缅道，进入缅甸，沿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34〕掸国在今缅甸境内，从缅甸西南至大秦，则可经水路沿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入印度洋，亦可经陆路至印度而后入印度洋。
　　1945年以来，在南印度东海岸本地治里(Pondicherry)城南3公里的阿里卡梅杜(Arikamedu)考古发现了一个古代国际贸易商埠，其中有不少货栈商行。这些货栈商行的经营者来自罗马或罗马统治下的叙利亚、埃及等地商人。遗物中发现许多来自意大利半岛的阿列丁(Arrentine)式陶器和希腊式水罐(amphorae)，还有罗马帝国的钱币。由于地处印度东海岸，因此极便于经孟加拉湾而至东南亚和中国进行交通往来。阿里卡梅杜商埠的繁荣期是公元1、2世纪，即中国的东汉时。从考古上说，在越南等地不断有罗马钱币发现。从文献上看，《梁书·诸夷传》记载，海外诸国自汉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35〕。大秦“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36〕。说明中国的汉代，罗马人经印度继续东行至中国已经不是奇怪的事情。成书于公元1世纪中叶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写到罗马商船经常往来于红海、波斯湾及印度东西海岸。阿里卡梅杜商埠遗址中的大量罗马陶器提供了考古学上有力的证据。
　　〔1〕〔唐〕玄樊、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2，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06页。
　　〔2〕〔唐〕慧立、彦悰：《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卷5，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0页。
　　〔3〕《汉书》卷96上《西域传》“罽宾国”条，第3884页。
　　〔4〕《汉书》卷96上《西域传》“罽宾国”条，第3884页。
　　〔5〕Tarn，w.w.The Greeksin Bactria and India.Chicago：Ares Publishers，Inc，1985.p.108.
　　〔6〕〔唐〕杜佑：《通典》卷193，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273页。
　　〔7〕《汉书》卷96上《西域传》，第3886-3887页。
　　〔8〕《汉书》卷96上《西域传》，第3887页。
　　〔9〕《汉书》卷96上《西域传》，第3885页。
　　〔10〕〔唐〕玄奘、辨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第149页。
　　〔11〕〔唐〕玄奘、辨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2，第218页。
　　〔12〕〔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页。
　　〔13〕〔英〕H.裕尔：《东域纪程录丛》“托勒密《地理志》摘录”，张绪山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14〕《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1页。
　　〔15〕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见《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244页。
　　〔16〕Agrawal，D.P.The Archaeology of India.London：Curzon Press，1982，p.146.
　　〔17〕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载《考古》1999年第4期，第82页。
　　〔18〕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112页。
　　〔19〕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载《考古》1999年第4期，第83页。
　　〔20〕傅天仇主编：《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图版说明，第27页；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象所见古代民族考》，载《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第434页。
　　〔21〕〔唐〕杜佑：《通典》卷144，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73页。
　　〔22〕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载《考古》1999年第4期，第82页。
　　〔23〕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23页；方国瑜：《十三世纪前中国与缅甸的友好关系》，载《人民日报》1965年7月27日；〔缅〕波巴信：《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0页；陈炎：《中缅两国历史上的陆海交通和文化交流》，见氏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页。
　　〔24〕《后汉书》卷88《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51页。
　　〔25〕〔晋〕常璩撰，任乃强校补：《华阳国志校补》卷4，第285页。
　　〔26〕〔晋〕常璩撰，任乃强校补：《华阳国志校补》卷4，第290页。
　　〔27〕《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第860页。
　　〔28〕〔英〕哈威：《缅甸史》，姚楠译，陈炎校订，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51页。
　　〔29〕〔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3页。
　　〔30〕〔法〕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冯承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31〕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32〕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卷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6页。
　　〔33〕吴焯：《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认识误区》，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38-50页。
　　〔34〕《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51页。
　　〔35〕《梁书》卷54《诸夷传》，第783页。
　　〔36〕《梁书》卷54《诸夷传》，第7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