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王朝，到公元12至13世纪的宋、元时期，作为沟通亚、欧往来的陆上交通命脉——“丝绸之路”，是当今全世界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我国古代史籍中，对当年丝路的景况曾有过不少描述。司马迁《史记》中说，张骞以后，汉王朝派赴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他们“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这些使团的“赍持，大放博望侯时”。而博望侯张骞出使之时，“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值数千万”。可见这些汉朝使团都是带着大批马匹、牛、羊和成千上万的丝绸和金币上路的。《史记》作为当时留下来的记录，真实描绘了西汉王朝与西方广大地区进行经济联系的景况。而“西北外国使”，也是“更来更去”(《史记·大宛列传》)。“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洛阳伽蓝记》)。“西城多诸宝物，令裴矩往张掖，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入朝。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隋书·食货志》)。入唐，“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唐大诏令集》)。这些历代文献记录，对于我们想象、认识这条“丝绸之路”在沟通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上的积极贡献，是非常清楚的。
　　沧海桑田，在历史上喧腾热闹过一千多年的“丝绸之路”，随海路通达而渐趋没落。作为交通要隘繁荣一时的许多古城，逐渐被废弃、遭冷落。不少曾是美好绿洲的古代聚落，也是沉没在漫漫黄沙之中。两千年前，作为联系欧亚交通的古道，究竟是个什么形象呢?它是人们用怎样的努力、怎样的牺牲，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的呢?仅仅是交通地位的改变，还是更有其他的力量：社会的或者自然的力量，导致了一些古代名城的毁灭呢?……在“丝绸之路”上，尤其是在“丝路”的新疆路段，给人们留下了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悬念!使得人们不禁要想方设法，奔来新疆，一探古代“丝路”的真谛。
　　让我们先从“丝绸之路”南道走起。
　　关于“丝绸之路”南道路线，《汉书·西域传》中有一个轮廓的说明，说是：“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这里的鄯善，活动中心地区在今若羌、且末县境；南山，概指阿尔金山、昆仑山；所指“波”之河，主要为车尔臣河；莎车，就是今天帕米尔东麓的叶尔羌绿洲；大月氏，主要为阿富汗一带；安息，主要为伊朗。换成今天的概念，就是从甘肃河西走廊，通过阳关，沿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西走，至莎车入帕米尔高原，抵阿富汗，过伊朗，更西及于伊拉克、地中海一带，进入欧洲罗马帝国。
　　如果从“丝绸之路”本质上是沟通亚、欧大陆经济、文化联系的交通命脉这一角度去分析，那么可以说“丝路”南道的出现，是相当早的。其绝对年代要远远过于公元前2世纪西汉王朝使者张骞的“通西域”。随便举一些考古资料：如去今四千年的罗布淖尔小河墓地，出土过只产于亚洲东部南海的“海菊贝”；去今三千年前的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见过产自和田的羊脂玉；时代与此相近，产自昆仑山的青白玉、墨玉，也跨过秦岭出现在成都平原中的三星堆遗址之中，成为了古蜀国先民的礼器；在新疆不少青铜时代遗址中，也见到中亚西部安德罗诺沃文化、塔加尔文化风格相同的文物。这些近数十年新疆、中原考古中所见资料清楚表明：远在公元前一千年以前，新疆作为东西经济、文化联系的渠道，早已承担着这一历史的重任。而“南道”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有人们喜好的昆仑美玉，就具有更重要的交通往来使命。学术界有人说，在“丝绸之路”前面有过“玉石之路”，主要指的就是“南道”。
　　应该说，正是奠基在这一历史基础上，才产生、出现了公元前2世纪西汉王朝张骞的“使西域”。西汉王朝、张骞的历史贡献在于，它使过去民间的、接力棒式的交通联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用政府力量对相关交通路线进行组织、建设、管理，使东起长安，经过新疆塔里木盆地，跨越帕米尔，进抵西亚、南亚，以至欧洲的路线，成了更为便捷、安全的交通桥梁，进一步沟通了亚、欧、非洲各文明中心、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文化交往，为人类的共同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丝绸之路”，成了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历史桥梁。
　　汉晋时期，与特定的政治形势相关，丝路“南道”在穿越新疆各地多条“丝路”中，一直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一阶段内的相当时段，因匈奴王国控制了新疆北部，包括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番地区，中原王朝交通广义的“西域”大地，主要的交通路线只能是从河西走廊向西，经过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各绿洲城邦，翻越帕米尔进入费尔干纳、阿富汗、伊朗等地的“南道”。
　　南道沿线，遗迹斑斑，随处都显示着这一古道的历史沧桑。
　　在若羌县东阿尔金山脚下的米兰，纵横展布的古代灌概渠系，区区佛寺、佛塔，依然耸立的古堡，无言地述说着这里自汉迄唐曾经有过的历史荣光：汉晋戍边健儿引米兰河水在这里屯田生产，护卫丝路安全；佛寺回廊护壁上，保存有典型的希腊罗马风格绘画：有翼天使(安琪尔)像，是罗马艺术在新疆最东境的表现，画家自署Titus，一个典型的罗马人名。入唐，吐蕃勇士们也在这里纵横驰骋，一展风采。今天的戈壁、荒漠，唐代以前，曾是政治、经济及宗教文化活动的中心。
　　傍车尔臣河西行，在车尔臣河畔，汉晋时曾有且末国。公元5世纪中，楼兰王国败走他乡，即落脚在此。7世纪中玄奘东归，还看到它“城郭巍然”只是“人烟断绝”。这座古城的今址，是关心丝路沧桑的人们不能忘却的一个悬念，也是一个还没有觅得其遗迹的最重要古都。虽然，玄奘西行中清楚记录的且末故城还未能找到，早期遗存还是发现了不少。在瓦石峡、扎洪鲁克、加瓦艾日克等处就获得了不少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珍贵文物。尤其是公元前10世纪延缓至汉代的扎洪鲁克墓地，其中大量因干燥而保存完好的干尸，绘彩的面部至今仍然彩色鲜丽的毛布衣袍；随葬的烤肉、面饼、乐器竖箜篌等，既显示着古代且末王国子民浓烈的地区生活特色，也显露着他们与南亚及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
　　至安迪尔河畔，距安迪尔牧场不远处，有安迪尔古城。当年玄奘西行求法，曾在这里停留，说它是“吐火罗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但在玄奘离去不久，古城在唐开元时，却又恢复了生机。它教示人们，关系古城兴废的内在致因，不仅有河道的变化，而且与人类社会有组织的努力紧密关联。
　　尼雅河畔的尼雅废墟，是汉代精绝王国故址。自本世纪初，斯坦因在这里掘获大量文物以来，尼雅一直是国内外从事中亚研究及关心古代西域文明的人们注目的所在。一百四十多平方千米的范围内，一百五十多处人类遗迹，包括古城，大量房屋、冶炼址、窑址、佛寺、涝池、灌溉渠道、农田、果园、多处墓地等清晰可见，依然耸立于地面的梁柱、篱墙，桑林、果木，清楚展示着古代精绝人生产、生活的图景。一区精绝王国上层贵族的墓地中，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丝织物，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是过去从未见过的新标本，揭示了精绝王国与东汉王朝十分密切的政治关系。漆器、铜镜，也是来自汉王朝的重要物品。具有本地区文化特色的主要是日用木器、陶器、毛织物及兵器；来自西亚的玻璃器、蜻蜒眼料珠，不仅可以使人透见去今一千五百年前古代绿洲城邦小国的风采，也可以看到通过丝绸之路流动过的东西方物质精神文明。丝绸之路，曾经推动沿线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不过400户居民的精绝城邦虽深处沙漠，与外界联系却如此密切，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它的最后覆灭，虽与严酷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但致命的原因，好像是来自于社会的动乱，来自人类活动自身。
　　从地球卫星照片观察，克里雅河在人类历史时期，曾经有过三次大的变动，河道逐渐由西向东变移。不论是现在的河流河谷台地，还是历史时期的古河道，都曾为人类文明的孕育、发展做出过奉献。经过考古学者持续多年的努力，在最古老的克里雅河下游，距于阗县城二百多千米的沙漠深处，最近还发现了一座时代早到两千年前的圆沙古城。表现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人类生存环境两千年来已经发生的深重变化。在丝绸之路上，还未解开的历史之迷，真是很多很多呢!
　　在斯文·赫定进入一百年后，新疆考古学者也进入了策勒绿洲北部的丹丹乌列克遗址。遗存已大多掩覆在沙漠之中，但部分露出的建筑木柱，低凹处地表暴露出的陶片、料珠，还是清楚地揭明了遗址的所在。丹丹乌列克，是深处塔克拉玛干腹地，居和田河、克里雅河之间的一处唐代城镇、寺院。进入其中，可以十分深刻地感受自公元8至9世纪以来，古代沙漠绿洲兴废与环境变化的剧烈。一种紧迫感油然而生：人们必须深切关注自身赖以生存的空间世界及它的良性发展。
　　在和田地区洛浦县山普拉，保存着公元2至4世纪时期的古代墓地。墓地规模很大。丛葬墓穴中，层层埋葬，最多可至一百多人。出土物中，来自黄河流域的丝织物、漆器、铜镜，地方特色浓烈的多种类型的日用木器，少量陶器，它们与希腊风格明显的人头马身、蓝眼武士图案的毛织物共存一起，颇为清楚地揭示了纪元前后丝路南道上经济、文化交流的实际状况。
　　和田河，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西部最重要的内陆河之一，它源于昆仑山，纵贯塔里木。和田河的乳汁曾经养育了古代于阗王国的子民，生发出极富特点的古于阗文明，它造就了温润光洁的羊脂美玉，并在去今3200年前就把它送到了殷商王室的宫廷之中。在它的怀抱内，约特干、买里格涯提、阿克斯皮尔、热瓦克、麻扎塔格……数不尽的古城古址、古代佛教寺院，古代于田王国曾经是一个佛音缭绕的世界，有过十分辉煌的古代佛教文明，个性独具的历史风采毕现眼前。
　　从莎车绿洲进入帕米尔高原，是一条十分险峻的路。“登危岭，越涧谷，溪径险阻，风雪相继。”途中困难，真难形之于笔墨。人们往往把这里视为生命之禁区，似乎是造物主为隔绝古代世界几大文明中心彼此联系的所在。但是，古代先民还是无比坚强、无限智慧，变天险为通途，硬是在崇山峻岭中开拓出了一条又一条常人难以想象的险道，走向了世界屋脊，走向了广阔的西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