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祆教的创立
　　祆教(Zoroasterism)在中国历史上又称为波斯教、火祆教、拜火教等，今天又称为琐罗亚斯德教，这是以教主名称命名的。祆教的建立者琐罗亚斯德，一般在西方文字中写作Zoroaster，这是希腊人对他的称呼，波斯古经《阿维斯塔》(Avesta)称之为Zarathustra，这个名称由Zarath和ustra组成，意为“黄色的骆驼”，在古代汉文文献中音译为“苏鲁支”。
　　祆教教义来源于原始雅利安人的信仰。希罗多德说，塞人“在诸神中只崇拜太阳，他们献给太阳的牺牲是马。他们把马为牺牲来奉献的理由是：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能配得上诸神中最快的太阳”。塞人的这种信仰在西域的古地名中也有反映，例如花剌子模(Khwarezm)，在波斯语中意为“太阳之地”，而粟特(Sogd)则意为“火地”。
　　除了迁入中亚的雅利安人以外，波斯之地土著人，包括操闪语的民族，例如亚述人，也有赞赏光明与火的习惯。因此可以说，祆教又是雅利安人和伊朗、中亚、波斯土著居民原始信念的产物。
　　祆教称拜火教。但拜火教并不能概括该教的全部教义。祆教的教义可概括为信奉善、恶两宗，这是一种典型的二元论宗教。祆教所崇奉的善端(Niki)是火、光明、创造、生活，其最高神为胡腊玛达，乃智慧之神，是世界善事之主宰。祆教中的恶端(Badi)是黑暗、污浊、破坏、死亡，其最高代表为安赫腊曼纽。他虽然很有力量，但在祆教教义中不是神，不能与胡腊玛达并列，他是一切恶的创造者。
　　按祆教教义，由于人们愚昧，易受蒙蔽，不辨是非，胡腊玛达派一位先知来为凡人指路。8世纪时，波斯有一部书《扎斯帕里》(Zaspari)，记载了胡腊玛达与安赫腊曼纽的传说：世界的主神Zurwan(按：在摩尼教中译为“大明尊”、“明父”)无子，祈祷千年未得。在宰牲时怀疑天意，结果肚子里怀了两个孩子，一个代表善，即胡腊玛达；一个代表恶，即安赫腊曼纽。Zurwan曾许愿双生子中长子统治世界，结果被安赫腊曼纽得知，遂抢先出世，而胡腊玛达则后出生。Zurwan不能食言，于是让安赫腊曼纽统治世界九千年，以后永归胡腊玛达统治。祆教的基本思想是反对安赫腊曼纽，反对提婆(div)，认为他们是苦难的根源。
　　波斯帝国把祆教定为国教。阿黑美尼德王朝被希腊灭亡后，祆教表面上销声匿迹，但实际上仍在波斯人中流传。3世纪初波斯人推翻安息王朝，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萨珊王朝时，祆教很快复兴。
　　(二)祆教入华
　　北朝时祆教传入中国内地。当时中国人已经知道萨珊波斯信奉祆神。《魏书·波斯国》云：“波斯国……俗事火神、天神……。”魏收的《魏书·西域传》原佚，后人取唐代所修之《北史·西域传》补之。《周书》卷50记：“波斯国俗事火祆神。”北朝时中原人了解西域阿姆河以北地区也奉行祆教。《魏书，康国传》称：“康国者……有胡律，置于祆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康国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城郊阿卜拉昔牙甫(Afrasiyb)遗址。这里提到的“置于祆祠”的“胡律”，可能就是萨珊王朝时代编写的《阿维斯塔》。
　　《魏书·康国传》出现“祆”字，并不能证明北朝时已经有这个字。《魏书·西域传》取自于《北史·西域传》，而《北史·西域传·康国传》又全部采自《隋书》。故“祆”字虽初见于《魏书》，只表示始见于《隋书》而已。《隋书》修于唐初，所以“祆”字应为唐初新造字。唐人在使用“祆”字的同时，仍同时使用“天神”这个词来称呼祆神。如《通典》卷195引韦节《西蕃记》中关于康国人的记载：“俗事天神，崇敬甚重。”
　　祆教很早就传入我国西域和北方民族。《魏书》卷101记：“高昌国俗事天神。”唐段成式《酋阳杂俎》记突厥人崇奉祆神曰：“突厥事祆神，无神祠，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酥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
　　建立北魏的拓跋统治集团内，也有人信奉祆教。《魏书·灵太后传》记：“灵太后幸嵩高山，从者数百人，升于顶中，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隋书·礼义志》言北齐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同卷又载：“后周欲招来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并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其仪并从夷俗”，说明北朝时内地的祆教徒完全模仿波斯、西域的方式来崇奉祆神。
　　唐代祆教继续在中国内地流传。《长安志》引《两京新记》说唐代长安有四所胡祆寺。中国内地的祆教首领，汉文文献称之为萨宝、祆正、祆祝、穆护等。唐政府仿北朝、隋旧制，给祆僧评定官阶品级。《通典·职官典》载：“视流内，视正五品，萨宝；视从七品，萨宝府祆正。”“视流外，勋品，萨宝府祆祝；四品，萨宝率府；五品，萨宝府吏。”
　　武威市博物馆收藏有一块唐初的祆教徒墓志。志文十行。墓主名阿达，是康国人。其祖父名达梁，因为与李唐王朝有密切关系，而担任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宝，负责祆教徒的宗教事务。死后，被追赠为武威太守。
　　《通典》卷193引韦节《西蕃记》关于康国人的记载，特别提到了祆教的葬俗：“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儿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迭衣，徒跣，抚胸号哭，涕泪交流。丈夫、妇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儿骸骨，七日便止。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其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
　　这种人死饲狗的天葬法，是祆教特有的。祆教认为狗是神圣的，人死后，以狗看尸。这种风俗也随祆教入华传入中国。《旧唐书·李暠传》记开元间，“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殓，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数千，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犯，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
　　《新唐书》也录入这一段，但把“僧徒”二字改成“浮屠法者”，其他文字大致相同。我国学者林悟殊指出，不管是“僧徒”，还是所谓“浮屠法者”，都意味着他们不是世俗人家。唐代佛教没有天葬的习惯，古代中国也无天葬作法，更无弃尸于野任狗食之的葬法。而太原这些人的葬俗与《西蕃记》所记康国祆教徒的葬俗一致，所以这些“僧徒”应当是祆教徒。看来当地祆教势力相当大，以致于“前后官吏不能禁止”。
　　也有入华土生的祆教徒改变本族葬俗的例证。祆教上层人士处在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天葬的习俗会受到人们的指责，所以有些人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土葬法。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引录过两块碑，一为鸳鸯七志斋藏的《隋翟突娑墓志》，其文曰：“君讳突娑，字薄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薄贺比多……春秋七十。大业十一年岁次乙亥正月十八日疾，卒于河南郡阳县崇业乡嘉善里。葬在芒山北翟村南东一里……。”翟突娑之父娑摩诃为大萨宝，是火祆教教长。翟突娑卒年七十，以此上推，其父任大萨宝当在北齐、北周之时。翟突娑生于太原，是中国土生的祆教徒，但后来离开太原转徙他乡。就在太原祆教徒仍然保持本族天葬旧俗的同时，他可能是迫于周围环境的压力，却按汉人习惯土葬了自己的父亲。
　　向达先生引录的另一篇碑铭是《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六卷第二号收载的《米萨宝墓志》。墓主为昭武九姓米国人。墓志记其丧事云：“春秋六十有五，终于私弟。时也天宝三载正月廿六日，窆于高陵原……。”“窆”意为葬下棺。前面提到的河西康国人阿达也是土葬其父的。
　　据《阿维斯塔》第一部分《辟邪经》(Vendidsd)第3章，如果有人把狗或人的尸体埋于地里，半年不挖，罚抽1000鞭；一年不挖出者，抽2000鞭；二年不挖处者，其罪过无可补偿①。这些入华的祆教徒如果不是生活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的葬法会受到祆教社团的严厉惩治。
　　从目前资料看，中国内地的祆教徒似以入居汉地的西域人及其后裔为主。其流行范围除了西域和北方民族以外，以河西、关中、中原为主。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利用回鹘汗国灭亡之际，宣布罢黜佛法，并毁外来诸教，祆教遭到排斥。祆教僧在伊朗语中称为mugh，中国音译为“麻葛”或“穆护”。《唐会要·毁佛寺》记：“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②可见至唐末中原至少已经有祆徒数千人。祆教虽然在唐武宗时遭到禁断，但至两宋时代，中国各地尚存有一些祆寺③。
　　①见《东方系列圣书》卷4，《赞德—阿维斯塔》(Szcred Book of the East Series,vol.IV,The Zend-Avests),第一部分《导言》，第3章，第15节。
　　②并见《唐大诏令集》卷113；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20；《新唐书·食货志》；《资治通鉴》卷248，会昌五年条。
　　③参见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王素：《魏晋南朝火祆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第225—233页；龚方震：《西域宗教考》、《祆教在蒙古》、《西藏之祆教》，《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