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督教东方教会
　　景教又称为波斯经教、秦教等，是我国唐代对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称呼，元代称为聂思脱里。这个支派现在几乎已不存在了。但在古代东方有相当的影响，并流传到中亚和我国。
　　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其教主是耶稣。耶稣的门徒深信他就是犹太民族所渴望的“弥失诃”(Mesikh，“弥塞亚”)，因此称他为基督，意为受膏者。耶稣去世后，他的门徒把他所讲的道理向东、西两方传去。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于313年正式下令保护基督教，并于325年在小亚的尼西亚城(Nicaea)召集罗马包括东方、西方所有主教会议，制定了教会历史上有名的尼西亚法典。会议肯定了“三位一体”的信条，声称耶稣既是“神”，也是“人”，既有“神性”，也有“人性”。但对耶稣“神性”与“人性”的结合的性质产生了不同的理解。有人将两性混合，有人将两性截然分开，互视对方为“异端”，彼此争论不休。
　　428—431年担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聂思脱里(Nestorius)对这个问题持有独特的见解。当时在君士坦丁教会里流行一种把耶稣的母亲马利亚称为“神之母”说法，但也有人称马利亚为“人之母”。聂思脱里认为马利亚不是神，她所生的是耶稣的人体，而这个人体是盛神的容器，他认为“神之母”的说法不符合“耶稣”使徒的教导，也未经过教会授权，而且带有“多神”的含义。他主张采用他老师美索不达比亚人狄阿杜(Theodore)的折衷说法，称马利亚为“基督之母”。聂思脱里说：“我把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分开，但在崇拜时又结合在一起。”
　　聂思脱里的学说遭到了亚历山大城的大主教西利勒的激烈反对，最后罗马帝国皇帝把双方都逮捕起来。聂思脱里被送回叙利亚，后来又被流放到阿拉伯，最终死在埃及的沙漠中，而西利勒不久被释放，恢复了大主教职位，最终“神之母”说获得胜利。
　　聂思脱里虽然死了，但其信徒却逐步向东发展，几乎遍及了整个东方教会。他们当时大都居于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流域。498年，聂思脱里派在当时萨珊王朝的京城塞琉西亚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与罗马教会一刀两断。他们推选了东方教会独立的大主教，正式接受了聂思脱里的信仰，放弃了圣职人员的独身制度，提倡素食，反对崇拜圣母马利亚。
　　聂思脱里教会的大主教驻于塞琉西亚—泰西封(Seleucia-Ctesiphon)，7世纪阿拉伯征服以后，他们才把总部搬到报达(Bagdad)城。伊斯兰教宽容聂思脱里派，所以东方教会的传教活动非常活跃。他们派出传教士在从美索不达米亚直至中国沿海的广大地域内活动，管辖着25个主教教区，直到1370年才被帖木儿领导的军队所瓦解。古代东方教会在中亚和远东的全盛时期至少有600年之久。
　　(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17世纪以前，人们并不知道基督教在唐代已经传入中国。直到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在西安市西郊发现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人们才知道聂思脱里派传教士于唐代曾来到过中国。景教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以黑色石凿成，高约3米，宽约1米余，厚约30厘米，重约2吨。碑首有十字架花纹。碑正面碑文共32行，每行62个汉字，总共不到2000字。碑阴无字。碑底左右两侧有以叙利亚文镌刻70位景教僧侣的名字和职称。其中左侧21名，右侧41名。这些人名除了8名以外，都有汉文译名。这块世界闻名的碑石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碑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序文，较长。首先简略地介绍了景教的基本信仰，然后详述景教自僧人阿罗本到长安立足后，受到唐太宗及其以后五朝皇帝的优待，以及在此150年中景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第二部分是颂词，短于序文，以韵文写成。
　　据碑文说大秦国主教阿罗本于贞观九年(635年)来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礼遇。太宗不但派出宰相房玄龄率仪卫到长安西郊隆重接待，而且让阿罗本等人在皇帝的藏书楼翻译圣经，还在皇帝的内宫讨论经义。3年后，即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下旨准其“传授”，并由政府资助在长安义宁坊建造“大秦寺”一所。当时景教被称为“波斯经教”。“经”即指《圣经》。此事亦见于北宋王溥撰写的《唐会要》卷49，其中记太宗贞观十二年诏令：“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教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立人，宜行天下。”有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据此，唐太宗时，长安大秦寺中已经有僧人20余人。
　　高宗时，景教已发展到长安以外的地方。碑文说：“而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这里所描述的高宗时景教在中国广为传播的情况，可能有些夸张，但当时景教一定有相当大的发展。唐高宗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武则天时，景教似乎处于低潮。
　　玄宗时，他曾帮助过景教。玄宗曾命弟兄亲王5人到大秦寺中设立神坛，并修缮寺中建筑。他还命高力士于742年给大秦寺送去5位先皇——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的画像，安置在寺内，并赐绢百匹。当时波斯又来了一位传教士和佶(George，即乔治)任主教。玄宗曾召集传教士罗含、普论Paul，“保罗”之音译等17人与新主教和佶一起到兴庆宫“修功德”，即做礼拜，玄宗还亲笔题写了寺名匾额。
　　景教碑说唐太宗下诏在长安义宁坊敕建的景教寺，名为“大秦寺”，根据其他史料，这所寺院在初建时曾称为“波斯寺”，而被当地群众称为“波斯胡寺”。宋敏求所著《长安志》卷1记：“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直至天宝四年(745年)九月，玄宗才下令：“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必修其本。”①两京(按，长安和洛阳)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②。玄宗以后的几个皇帝对景教都予以支持。碑文提到：肃宗在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代宗每逢自己诞辰日便赐景教僧御食；德宗则“惟新景命”，意指使景教获得了新生命。
　　景教碑建碑出资的功德主是“王舍城”，即阿富汗巴里黑(Balkh)的教士伊斯(Yazedbuzid)，其父为景教僧珉礼(Milis)。伊斯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朔方节度副使，也是试殿上的副使，接受过皇帝赐予的紫袈裟。景教碑称赞他为人和蔼，乐于为善施舍，一旦闻知真道便努力实行。
　　伊斯开始效力于肃宗廷，著名于皇帝的幕府之册。郭子仪总兵于朔方时，伊斯从行。他把自己的俸禄和受赐物品都献出来，其中有皇帝赐予的颇黎(按，即玻璃器)和金钱，用于修缮大秦寺，并出资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撰写人为其子景净。
　　碑文提到，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正月初七，“大耀森文”日。这里提到的“耀森文”应为中古波斯语yak shanba“星期日”的音译。当时在位之东方教会大主教为宁恕(Hanan-Yeshu)。实际上宁恕已于778年，即立碑前3年去世③。因巴格达距中国路途遥远，他去世的消息至立碑时尚未传至中国，故入唐的景教僧仍奉之为主。
　　基督教最初在唐太宗贞观十二年的圣旨中被称为“经教”，意为“圣经之教”。唐玄宗天宝四年(745年)九月的诏敕称为“波斯经教”。景教的名称除了见于此碑以外，还见于其他一些文献，如开元五年(717年)十月廿六日所撰之《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和开元八年(720年)五月二日所撰之《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中，都出现了“景教”的名称。敦煌发现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应成书于700年左右，所以“景教”的名称可能在7世纪末已经出现。至于“景教”这个名称的意义，碑文中说：“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也就是说，当时人已经觉得很难找一个恰当的汉文译名。景教这个名称可能是“经教”的谐音。
　　景教碑除了大段汉文碑文以外，还有几段叙利亚文碑文插于其中。第一段是介绍碑文撰写人景净，说他是中国(Chinistan)的教父，区主教兼长老，其叙利亚文名字为亚当(Adam，犹太教称阿耽)。从汉文碑文与叙利亚文碑文看，景净似乎又叫灵宝。
　　另一段叙利亚文在汉文碑文结束后，称：“希腊历1092年(781年)吐火罗(Tokharistan)巴里黑(Balkh)城长老珉礼(Milis)之子，长安(Khumdan)京都区主教伊斯(Yezdduzid)长老立此碑……。”
　　碑文中列出了许多汉叙对照的景教僧人名字，如主教月合乃(Iohanan)，汉名曜轮；长老埃佛林(Ephrem)，汉名拂林；长老摩西(Moses)，汉名惠通等。碑文中一共列出70余位僧人名字，说明长安的景教僧为数不少，但实际上它的发展与佛教完全不能相比。舒元舆《重岩寺碑序》说：“……亦容杂夷而来，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④ 
　　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后，唐廷禁佛，景教亦受牵连。会昌五年七月唐中书省、门下省上奏说，释教已遭禁止，所以“其大秦穆护等祠”，“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籍，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就是说，“大秦”(即景教)也和佛教、摩尼教一样属于“邪法”，应当一体禁止。教徒中的中国人由官送还原处，视同编民；外国教徒，则由专门机关收管。唐武宗灭佛诏旨下达后，“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按：指较小的寺院)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大秦穆护、祆二千余人”⑤。武宗的诏敕使景教在中国内地受到沉重打击，但并没有把它一扫而光。在此之后，中国各地仍有景教徒活动。
　　本世纪初敦煌石室中发现了7种有关唐代中国景教的文献，均为黄麻纸卷轴抄本。这些文献是《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序听速诗所经》、《一神论》、《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等。
　　这些经典的残卷，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样，是研究唐代景教在中国活动的重要文献。
　　(三)聂思脱里教在北方草原的传播
　　唐末，聂思脱里教在中原销声匿迹，但在北方草原得到广泛的传播。聂思脱里的名称在汉籍中首见于元代黄溍《金华集》卷43之《马氏世谱序》所记辽金时代汪古部马氏家族的史迹：“马氏之先，出自西域聂思脱里贵族……。”景教在元代又称为“秦教”，是“大秦教”或“大秦景教”的略称。
　　辽金时期，先后信奉景教的有居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克烈部、居于金界壕附近的汪古部、从契丹边地西迁中亚的浑部、居于按台山至也儿的石河地域的乃蛮部、840年西迁后定居在东部天山南北的畏兀儿人的一部分和占据亦列河、垂河及塔剌思河的哈剌鲁人一部分等操突厥语的民族。
　　上述《马氏世谱序》提到的马氏为汪古部人。汪古部居于漠南，是操突厥语的民族，为辽金时代著名的信奉聂思脱里教的部落，使用叙利亚字母拼写突厥语。本世纪30年代以来，考古学者曾在原汪古部居地发现过聂思脱里教碑石。西北科学考察团于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乌兰花西南发现的《耶律公神道之碑》中有：“耶律……之祖□尉公，讳保……西域帖里薛人”一语。这里的“帖里薛”应为tersa之对音，即《长春真人西游记》之“迭屑”，为波斯语对聂思脱里教徒的称呼。
　　入元以后，汪古成为东方信奉聂思脱里教的最著名的部族。因此鄂多立克(Odoric)把他经过的汪古居地附会为在西方传闻已久的约翰长老之国，马可波罗也说阿剌忽思剔吉忽里的曾孙、当时的汪古部长阔里吉思驸马是约翰长老后裔。在阔里吉思家族的王府所在地，即元德宁路治的土城遗址中发掘出了十字石等聂思脱里教的遗物。
　　汪古部居地内的另一个聂思脱里派信徒的据点是东胜。西行朝圣的聂思脱里二教士之一磨古思，就是东胜地区的聂思脱里大辅教拜泥(Bayniel)的儿子。磨古思后来被选为巴格达聂思脱里教总主教。阔里吉思的伯父君不花和父亲爱不花就驻扎在东胜附近，他们曾企图把这两个西行的教士留在领地内。
　　自汪古部居地东行至内地数日程间，也散布着不少聂思脱里教徒。鲁布鲁克曾提及西京有聂思脱里主教，所指当为金代西京，即大同。大同以南的平阳、太原等地，都居住着若干聂思脱里教徒。
　　另一个信奉聂思脱里教的重要不落是克烈部。克烈部于辽金时代居于原突厥汗国、回鹘汗国的中心地杭爱山区，是蒙古高原最强大的游牧势力。克烈信奉聂思脱里教是在11世纪初。据叙利亚文献记载，1009年呼罗珊马鲁城主教给报达城聂思脱里教总主教若望六世的一封信中提到，克烈部国主在山中打猎时因大雪迷途，得一位圣者指引后方才出险，遂依其言皈依耶稣基督。他召集在当地经商的基督教商贾询问教义，表示其部20万臣民愿为基督徒，并要求派牧师为之洗礼⑥。
　　居于金山至也儿的石河地区的乃蛮部也是一个信奉聂思脱里教的大部落，他们接受聂思脱里教当是受畏兀儿人影响。此外据阿拉伯史籍记载，原先居于漠北的浑部信奉聂思脱里教。契丹人兴起以后，他们被迫西迁中亚，至咸海地区。
　　(四)西域的也里可温
　　从现有文献和文物来看，元代西北地区的聂思脱里教集中在以下6个地区。
　　畏兀儿地区
　　聂思脱里教传入畏兀儿地区的时代不可考。蒙古时代，聂思脱里教徒有时被汉人译称“迭屑”，或帖里薛。这是波斯语tersa的音译，原意为“畏惧”，指遵从上帝，是波斯对景教徒的传统称呼。这个名称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译作“达娑”，指修士。大约是由于畏兀儿地区景教徒众多的缘故，当时有些人将迭屑与畏兀儿相混淆，例如阿儿马尼(亚美尼亚)史家就把畏兀儿之地称为迭屑国。
　　丘处机朝见成吉思汗途中，路经畏兀儿地时，“宿轮台(今乌鲁木齐北)之东，迭屑头目来迎”⑦。“迭屑头目”的称呼表明当地存在着有组织的景教团体。上世纪俄属七河流域⑧发现的聂思脱里教徒墓石中，有的墓主是畏兀儿人⑨。本世纪初在吐鲁番发现了一份用畏兀儿文翻译的《福音书》残卷。西辽统治末年，畏兀儿亦护有宰相直鲁普儿者，其诸孙之一名撒吉思。撒吉思为景教徒常用的名字，即叙利亚文Sarghis之音译。这个名称在蒙古语和突厥语中由于元音和谐律的作用，读作Sergis或Sirgis，在元代又译作昔儿吉思或昔里吉思等。
　　从当时西方人的游记中，可以看到畏兀儿人中的聂思脱里教徒与其他各种教徒杂居的情况。例如，法国国王的使臣鲁卜鲁克途经畏兀儿地前往漠北朝见元宪宗蒙哥时，看到了畏兀儿景教僧侣。他说他们与撒拉森人混居，两种教徒之间时有争论发生⑩。马可·波罗在描述畏兀儿之地的情况时说：火州之地除了偶像教徒(按即佛教徒)经外，还有不少聂思脱里教徒的萨剌森人。基督教徒常与佛教徒通婚(11)。马可·波罗并没有到过畏兀儿地区，这里所述当是他听说的情况。
　　阿力麻里
　　这个地方在金、元时代为哈剌鲁部的居地，也是西北地区的一个景教中心。在佐伯好郎收集的七河流域出土的景教墓石铭文中，有10方可知墓主籍贯，其中的7方墓主是阿力麻里人，其去世年代从1287年至1300年不等(只涉及可确定年代者)，男女都有，有的生前还担任过教职(12)。我国考古学者在阿力麻里故址也找到过几块石刻，上镌叙利亚字，有的还带有十字架纹，新疆博物馆亦获得过数方(13)。
　　在1349年的景教主教驻节表中，有汗八里(今北京)及Al Falik合区。这个Al Falik应当就是阿力麻里(Almaliq)。14世纪末，意大利巴托罗谋(Bartholomen)在他的著作中提到，阿力麻里为契丹或鞑靼教区的一座城市。由此推想景教主教驻节体制中，元政府所辖地区与察合台汗国为同一个主教区。除了聂思脱里教以外，阿力麻里还流行伊斯兰教。
　　阿力麻里与虎思斡耳朵的景教团体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两地之间除了宗教联系之外，尚有政治关系。耶律大石率军至中亚时，占据虎思斡耳朵的哈剌汗朝经常受到哈剌鲁人的袭扰，曾为此向耶律大石寻求保护。阿力麻里的哈剌鲁人首领、昔格纳黑的斤之子答失蛮的斤于回历657年逝于虎思八里(按即虎思斡耳朵)，被运回阿力麻里，埋葬在宫中其父的陵墓里。可见自哈剌汗朝经西辽时代，直至蒙古时代，阿力麻里与虎思斡耳朵为同一支哈剌鲁人所据。
　　除了迁居七河流域的阿力麻里景教徒外，在阿力麻里本地也有景教徒活动。
　　海押立
　　这里是以阿儿思阑汗为首的哈剌鲁部的驻地，同时又是景教的中心之一。鲁卜鲁克说，海押立的景教徒以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进行宗教活动。这种文字应当就是景教徒通用的叙利亚字拼写的突厥语。他接着叙述了他在当地碰见的第一个景教徒的情况：“他(指景教徒)手上有一个小的以墨写成的十字，由是我认定他是个也里可温，对我问的一切，他回答说，他是个基督教徒。于是我又问：‘为什么你们这里没有十字和耶稣基督的像呢？’他答称：‘我们的教规不同。’于是我判定，他们是也里可温，但是由于某些教义上的错误略去了这些。”鲁卜鲁克还提到，在海押立以东不远处，他们发现一个庄子，居民都是景教徒，有自己的教堂(14)。
　　虎思斡耳朵地区
　　1883年秋，在当时帝俄所属七河流的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故城(15)附近，发现了属于景教徒的大小两个墓地共610方镌有叙利亚文的墓石。其中一个墓地在今托克马克以南不远，另一个离别什佩克(Pishpek)约1.5公里。在这610方墓石中，能读通的约有537方，完全读不通的有37方。其中年代明确的有432方，年代不明的有131方。在可辨认年代的墓石中，最早的一方纪年为858年，这说明景教传到这里的时间相当早。
　　从穆斯林文献中可以追寻到聂里脱里教在9世纪时在忽阐河以北草原流行的踪迹。据Narshaki的《布哈拉史》记载，893年，萨曼王朝亦思马因远征塔剌思，当地镇将及村民归降，他们主要的礼拜堂遂改为清真寺。塔剌思距虎思斡耳朵已经不远，《布哈拉史》的上述记载与虎思斡耳朵故城出土的858年墓石恰成对照。
　　可辨认年代墓石中的绝大多数立于1248—1342年，这说明蒙古统治时代，这里生活着大批景教徒。根据墓石纪年统计，从1286—1347年，平均每年死亡约5人，以正常死亡率估计，当时聚居于此地的景教僧徒达千人以上。墓主的生前身份各不相同，既有位居社会上层的世俗官员和主教、副主教等神职人员，也有一般信徒，女信徒为数也不少。
　　这里的景教团体当由阿力麻里的主教管理。墓石铭文表明，14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的数年中，这里居民的死亡率突然上升，大约是发生了可怕的瘟疫，当地居民大量死亡，这个景教徒聚居区也突然衰落了。
　　这些墓石的纪年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希腊历，以公元前310年为其元年，故通常将墓石铭文的年代数减去310，就可知立碑的公元年代。另一种是十二属相纪年。
　　可失哈儿和鸭儿看
　　可失哈儿即今新疆喀什。马可·波罗到过可失哈儿，他说可失哈儿的居民中有信奉聂思脱里教的突厥人，他们有自己的教堂和宗教，奉行希腊教规，与居民杂居(16)。
　　13世纪中叶的景教主教驻地表中列有可失哈儿，说明这里是聂思脱里教的一个重要中心。上个世纪在俄属七河流域发现的聂思脱里教徒墓石中有的墓主来自可失哈儿。
　　鸭儿看即今新疆莎车，位于可失哈儿西南。这里也有聂思脱里僧徒。马可·波罗记道：“(鸭儿看)之居民皆木速鲁蛮，也有一些聂思脱里僧和雅各僧，但为数不多。”(17)聂思脱里教传入这一地区的时间不可考。
　　撒马尔罕
　　撒马尔罕是中亚著名的聂思脱里教中心，汉文、欧洲文字和穆斯林文献中都有记载。汉文记载集中在元代梁相所撰《大兴国寺记》中。梁相与马可·波罗的下列说法应有同一来源。
　　马可·波罗说：撒马尔罕的居民均为聂思脱里教徒和回回人。蒙古大汗之兄察合台，受洗礼成为也里可温(基督徒)。撒马尔罕的聂思脱里教徒在察合台的庇护下，建了一所礼拜堂以纪念圣术安主教。察合台从一所回回人的房子中取走过一块巨石，也里可温们置之堂中以承大理石柱。撒马尔罕的回回人们因为害怕察合台，只得服从。
　　察合台死后，权力旁落到海都手中。海都仇视也里可温教，于是撒马尔罕的回回人要求聂思脱里教徒归还这块巨石。也里可温承认石头是回回人的，但考虑到石头已经用来建筑教堂，愿意出钱买下此石。但回回人坚持要索还此石，并得到海都的支持。海都下令也里可温两天内归还此石。也里可温得到命令后异常悲伤和焦急，不知如何是好。察合台死后，他们失去了靠山，不能以金钱平息事态，也不知如何能够既取出巨石，又保全这所华贵的礼拜堂。他们于是祷告耶稣基督，请求怜悯，示以解脱之法。
　　于是奇迹出现了。当海都规定的期限来到时，他们发现立于巨石上的柱子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意愿，自动从石头上升起约3巴掌高，仍然立在那里，就像石头还在它下面一样。从那天以后，那柱子一直是这样虚悬着。回回人很失望地取走了那块巨石(18)。
　　基督显灵当然是无稽之谈。不过这一故事反映出蒙古时代撒马尔罕的也里可温和回回人之间的争斗。在这场争斗中，也里可温曾得到过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在阿美尼亚国王海敦的兄弟三帕德(Shambat)1248年2月7日从撒马尔罕写回国的信中，反映出该地也里可温和回回人之间的争斗。信中描述了聂思脱里教在蒙古人中的传播，并说可汗本人(贵由)最近已信仰正教。三帕德还访问了当地的一礼拜堂，看到一副基督和三位贤人的像。三帕德还说：“撒剌森人过去曾虐待过他们(指基督徒)，现在忍受着他们过去所为的双倍的(苦难)。”(19)
　　在术扎尼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该书曰：回历657年(1259年)，一位撒马尔罕的赛夷(Sayyid)(20)来到德里市贸易。他名叫阿失剌福丁(Ashraf-ud-Din)，出自回回教长世家，就职于撒马尔罕城的纳剌丁阿马(Nurud-Din-i-A’ma)寺院。他说：撒马尔罕城有一位迭屑(基督徒)皈依了伊斯兰教。一位来自中国的不信教的傲慢的蒙古人，偏爱聂思脱里教。城中的也里可温抱怨回回人勾引他们的信徒。那个蒙古人下令，将那个皈依伊斯兰教的年轻人带来，用种种手段企图使他放弃伊斯兰教，但他不干。于是那个蒙古人大怒，把他严刑拷打致死。撒马尔罕的回回人向钦察汗别儿哥申诉。于是别儿哥下令逮捕聂思脱里教徒。在一次也里可温们聚集在教堂中礼拜时，他们全被逮捕，教堂也被拆毁(21)。
　　撒马尔罕是中亚传统的景教中心。直到1404年，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在撒马尔罕逗留时还看到，那里“伊斯兰教以外之亚美尼亚人、希腊教徒、基督教之雅各派、聂思脱里派皆有” (22)。
　　(五)内地的秦教
　　入元以后，由于西北边地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诸强部相继为成吉思汗所灭，其部民随蒙古军散居全国各地，于是它又重新传入内地。
　　元代文献中经常出现“也里可温”这个名称。用八思巴字拼写的该词蒙文复数形式为Erke’ud(23)，用来指聂思脱里教及其教士或其信徒。近代鄂尔多斯南部的蒙古族居民中有名为Erkud部落，尚保持用香油抹死者身躯、以尸身为十字形等聂思脱里教徒的习俗。他们以Erkud为部名，很可能就是元代的聂思脱里教遗民(24)。
　　元代管领也旦可温教门的政府机构，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建立的宗福司，秩从二品，“兼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 (25)。马儿·哈昔是叙利亚文Mar(圣)hasia(使徒)的音译，是对聂思脱里教大德(主教)的称呼，在其他汉文史料中，它有时也被译为马里·哈昔牙(26)。列班系叙利亚文Rabban的音译，原意为法师，乃是对聂思脱里僧侣的敬称，他们与其他宗教教士一样，享有蠲免差发的优惠。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也里可温掌教司，一度达到72所。崇福司是否被授权管领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目前还不清楚。元代聂思脱里教从西北地区重新传入内地，大都、西北地区乃至江南沿海各地都有信徒。
　　大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因而成为基督教各派争相活动的地区。聂思脱里教徒在大都势力颇大，大都附近房山三盆山十字寺遗址一直保留到现代。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维诺(Monte-Corvino)在他的信中谈到这里的聂思脱里教说，一种自称为基督教，但其行为极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聂思脱里教徒的势力在这里是如此之大，他们既不允许奉行另外一种仪式的基督教徒保持自己的信仰，也不许传播任何别的教义。聂思脱里教徒千方百计地败坏这位教皇使臣的声誉，甚至把他说成是侦探、骗子和谋杀者。这种情况维持了四五年之久(27)。比孟特·戈维诺晚到大都的彼列格林(Pregrino)书信，证实了孟特·戈维诺的叙述(28)。
　　在江南地区传播聂思脱里教最重要的人物是撒马尔罕人马薛里吉思，即马可·波罗所提到的Mar Sarghis。他于至元十四年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在任期间他先后建教堂7所，其中1所在杭州。镇江的几所寺院中最著名的是“大兴国寺”，这些聂思脱里寺院的“常住”田产共计官、民田70余顷。记录马薛里吉思事迹的梁相《大兴国记》，是迄今所知反映元代汉族人对于聂思脱里教认识的唯一书面文献。其全文今已不存，仅在《至顺镇江志》卷9中保存了它的详细摘要。
　　其文曰：“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余万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内一寺佛殿四，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悬虚尺余，祖师麻儿也里牙马(29)，灵迹千五百余岁。”这段记载与马可·波罗所记撒马尔罕的圣术安寺的传说显然同源。这里提到的“薛迷思贤”，为撒马尔罕的突厥语名称Semiz-kent的音译，意力肥城，元代又写作薛迷思干、邪迷思干、寻思干等。从《大兴国寺》使用薛迷思贤的名称和马薛里吉思本人的名字带有元音和谐律的痕迹来看，马薛里吉思出自撒马尔罕操突厥语的聂思脱里教团。
　　对于聂思脱里教的教义，《大兴国寺记》曰：“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木，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生生之道也，故谓之长生天。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 (30)
　　镇江一带是江南聂思脱里教的一个重要基地，这里还有其他人修建的若干所十字寺。另据鄂多立克报道，与镇江一江之隔的扬州也有3所聂思脱里教十字寺。
　　据马可·波罗说，杭州只有一所聂思脱里教堂，它无疑就是马薛里吉思建立的寺院，汉名大普兴寺。入明以后，位于荐桥东的这所“十方寺”废址被改成了“三太傅祠” (31)。
　　元代江南地区的聂思脱里教有官专理。在蒙古人看来波斯传来的明教(摩尼教)和聂思脱里教之间似乎没有多大区别，所以曾命信奉聂思脱里教的操突厥语的汪古部贵族为官驻节泉州，专掌“江南诸路明教、秦教” (32)。
　　除上述主要地区以外，其他地区亦有基督教徒的分布。如押赤(今云南昆明)城居民中就有若干是聂思脱里教徒。辽东地区的聂思脱里教徒一度相当集中，以致乃颜叛乱时曾将十字架画在战旗上以蛊惑人心。他失败之后，当地基督教徒备受凌辱，或被迁徙内地。元代辽东古城遗址中聂思脱里教遗物的发现，似乎可以证明后来那里仍有基督教徒在活动。
　　①这里的“本”乃指《圣经》。
　　②《唐会要》卷49。
　　③宁恕去世时间还有779、780年诸说。
　　④《全唐文》卷727。
　　⑤《新唐书·食货志》。
　　⑥13世纪叙利亚史家把儿赫卜勒思(Bar Hebraeus)在所著之《圣教年鉴》中引录了这封信，参阅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第1卷第2章，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但伯希和对此记载的可信性有怀疑，见《圣武亲征录译注》，第208页。
　　⑦《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卷上，《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39册，第28页。
　　⑧即唐代之碎叶川，位于今吉尔吉思斯坦共和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交界处。
　　⑨佐伯好郎：《景教の研究》，第840页，第83号墓石。
　　⑩柔克义：《鲁卜鲁克游记》英译本，第143—144页，吕浦汉译本，第155页。
　　(11)《马可·波罗游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第155—160页。
　　(12)《景教の研究》，第792页，第8号墓石；第804页，第11号墓石；第854页，第135号墓石；第855页，第144号墓石；第856页，第149号墓石；第866页，第261号墓石；第883页，第500号墓石。
　　(13)黄文弼：《元阿力麻里古城考》，《考古》1963年第10期，第577页。
　　(14)柔克义：《鲁卜鲁克游记》，第141—144页；吕浦汉译本，第154—155页。
　　(15)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之布拉纳(Burana)遗址。
　　(16)《马可·波罗游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第143页。
　　(17)《马可·波罗游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第146页。
　　(18)《马可·波罗游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第143—146页。
　　(19)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俄文全集本，第569—570页。
　　(20)赛夷，指亲王、领主、首领、主人等，今译称赛义德。
　　(21)术扎尼书英译本：《亚洲穆罕默德王朝通史》，伦敦，1881年，第1287—1290页。
　　(22)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57页。
　　(23)见《石墨镌华》卷6。
　　(24)田清波：《鄂尔多斯志》，《辅仁大学学刊》卷9，第14页。
　　(25)《元史·百官志五》。
　　(26)见梁相：《大兴国寺记》，《至顺镇江志》卷9；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文物》1981年第1期。
　　(27)《出使蒙古记》，第224—227页。
　　(28)《出使蒙古记》，第232—233页。
　　(29)薛里吉思的祖师“麻儿也里牙”，穆勒和吉勒以为系Mar Elijah之音译。并认为“灵迹千五百余”，指希腊历。在希腊历1500年初(公元1190年)，的确有一位名Mar Elijah的主教死去，见《镇江府的基督徒》，第635页。
　　(30)《至顺镇江志》卷9，《僧寺》。
　　(31)田汝成：《西湖游览志》。
　　(32)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