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犹太人移居中国
　　古代沿丝绸之路来华贸易定居长住的番商中很早就有犹太商人。唐代中西交通空前繁荣，景教和摩尼教先后传入中国内地。汉文史籍中虽没有明确提到唐代犹太人移居中国的记载，但当时中国已有犹太人却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据阿拉伯人不赛因·哈散(Abu Zaid al-Hassan)记载，唐末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杀死番客12万，其中包括犹太人、回回人、基督徒和祆教徒①。阿拉伯地理学家麻速惕(Ali Masudi)也有同样记载。居留广州的犹太人应是从海路入华的。
　　1901年斯坦因(Aurel Stein)在和田东北洛甫附近发现一封用希伯来字母拼写的新波斯语信件。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又发现一封写有希伯来文祷词的残纸。这些都被确定为唐代遗物。可见除了海道以外，唐代也有犹太人沿陆路来华。
　　到宋代，犹太人已经在开封定居下来，他们于1163年兴建了一所祝虎院(犹太寺院)。该寺院后来因年久失修而毁坏，幸而有4通碑文留传下来，这些碑文先后镌刻于明弘治二年(1489年)，明正德七年(1512年)和清康熙年(1663年、1697年)。这4通碑文是研究犹太教入华史的宝贵原始资料，也是中外学术著作论述这个课题的主要凭证之一。
　　从元代开始，有关中国犹太人的记载多了起来。元代汉文史料把犹太人称为术忽、主鹘或术忽回回，他们在社会上属于色目人。犹太人在希伯来文中称为Yahudi，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接受了这个称呼，把犹太人称为Yahud。大概汉人所听到的Yahud这个名称是由操钦察突厥语的人念出来的，钦察方言把词首半元音y-读作j-，所以汉文写作术忽。回回这个词在元、明时代并不一定表示穆斯林，它几乎是“西域”的代名词。同时由于犹太教的许多习俗与伊斯兰教相近，所以有“术忽回回”这个名称。
　　《元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二月：“八里灰贡海青。回回等所过供食，羊非自杀者不食，百姓苦之。帝曰：‘彼吾奴也，饮食敢不随我朝乎？’诏禁之。”②
　　蒙古人宰杀羊只时采用开膛法，而回回人包括穆斯林和犹太人则从喉部下刀，即“抹杀”。按照他们的观念，蒙古人宰杀的羊是不洁的。元代回回人、犹太人商人享受特权，途经驿站时由站户供应饮食。但他们不吃站户为他们准备好的羊肉，以为不洁，要求自宰取食，沿途骚扰，引起站户不满。情况反映到朝廷，元世祖忽必烈下诏禁止回回人自行其事。如果仅据上引《元史》的记载，此事似乎只与回回人有关，不涉及犹太人。究竟是否如此，还须查证其他文献，进一步探讨。
　　13、14世纪波斯伊利汗朝史家拉施都丁(Rashid al-Din)的《史集》也记载了一个故事：
　　“一群回回商人自豁里、巴儿忽、吉里吉思到合罕廷献白足赤喙海青和白鹰。合罕嘉遇之，并赐以御食，然这些回回每却不食。合罕问：‘何以不欲食？’他们答曰：‘此食不洁。’合罕因之大怒，并下旨：‘今后回回人与圣经之民不得抹杀羊只，只能依蒙古法开膛屠羊。抹杀羊只者当以同法处死，籍没其妻子授以告发者。’”③
　　《史集》接着叙述了聂思脱里教徒爱薛抓住此机会大肆攻击回回人的事。明眼人可以立即看出，拉施都丁所记与《元史》所记的是同一件事。因事情发生在中国境内，所以《元史》明确提到回回人不吃的是驿站提供的肉食，消息传到波斯，讹传成回回人不食忽必烈赐予的饭食。不过《元史》没有辑录忽必烈圣旨原文，只有“诏禁之”几个字。相比之下，《史集》对忽必烈圣旨的记载要多得多。特别重要的是，圣旨中提到抹杀羊只的人除了回回人以外，还有所谓“圣经之民”。“圣经之民”在波斯语中指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上述事件除了见于《元史·世祖纪》和波斯文《史集》之外，还见于《元典章》。其文如下：
　　《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
　　“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成吉思皇帝降生，日出至没，尽收诸国，各依风俗。这许多诸色民内，唯有回回人每为言：‘俺不吃蒙古之食。’上曰‘为天护助，俺收抚了您(按，即你们)也。您是俺奴仆，却不吃俺茶饭，怎生中？’么道，便教吃。若抹杀羊呵，有罪过者。’么道，行条理来。”
　　“如今，直北从八里灰田地里将海青来底回回每，‘别人宰杀来的，俺不吃。’么道，骚扰贫困百姓来底上头，从今已后，木速忽蛮回回、木［术］忽回回每，不拣是何人杀来的肉交吃者，休抹杀羊者，休做速纳者。”“若奴仆告呵，从本使取出为良，家缘财物，不拣有的甚么，都与那人。若有他人首告呵，依这体例断与。钦此。”④
　　很明显，《元典章》所录这段文字就是《史集》相应记载的原本。根据《元典章》的记载，与木速鲁蛮回回相对应的是术忽回回，所以所谓“圣经之民”，在这里仅指犹太人，并不包括基督徒。
　　零星提到犹太人的元代中外史料还有一些。杨《山居新话》中记载“杭州砂糖局糖宦皆主鹘、回回富商”。这里出现的“主鹘”就是术忽，即犹太人。大概犹太人和回回人掌握制造砂糖的技术，所以杭州的砂糖局为他们所把持。明代杭州的犹太人就是这些掌握制糖技术的“主鹘”人的后裔。到过杭州并留下记载的外国人、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他曾说，杭州犹太人颇多，形成聚落。城中第二区有城门曰“犹太人门”等等。伊本·拔图他的记载可以佐证汉文史料所述不伪。
　　(二)开封的犹太社团
　　最早注意中国犹太人问题的是17世纪初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他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来到中国南方。1601年，利玛窦到达北京。1605年6月下旬，有一个中国犹太人来到北京，大约是听说了一点消息，他主动访问了利玛窦。此人名艾田。据利玛窦报告，艾田反映的情况如下：
　　河南开封有10至12姓犹太人。当地还有一所犹太祝虎院，寺内珍藏着犹太教的《摩西五经》，书写在羊皮上，已有五六百年历史。艾田还说，杭州还有更多的犹太人户，那里也有犹太祝虎院。其他地区也有犹太人，但无祝虎院。杭州的犹太人户应当就是元代在砂糖局为宦的“主鹘”人的后裔。
　　由于犹太人同回回人一样不食猪肉，所以一般汉族居民分不清他们和回回人有什么不同。开封有许多回回人，犹太人并不喜欢他们，也不与他们交往。艾田称自己为“一赐乐业”，即以色列(Israel)。他们不知道犹太人这个称呼，只知道雅阿厥勿(雅各)是他们的祖先。艾田还讲了一些《旧约》中的故事，并知道摩西以下以色列有12个支派。艾田告诉利玛窦，说他是来北京参加考试的，来访的原因是好奇，也是为了认同。他由于不明白天主教与犹太教有什么区别，所以贸然来访。
　　3年后，即1608年，利玛窦派了一名中国天主教徒去开封，证实了艾田所述的一切，并带回了《摩西五经》头尾几节的抄本。开封所存古本《摩西五经》所用希伯来文没有元音，属于古老的版本系统，与16世纪比利时安特卫普(Antwerp)书商克里斯托夫·普兰丁(Christoper Plantin)的希伯来文本《圣经》吻合。
　　利玛窦本人不懂希伯来文，就派那位中国信徒再次前往开封，并带去了一封致开封犹太祝虎院掌教的信。利玛窦说，他在北京有《旧约》，也有记载已来到人世的弥失诃的言行的经典。但开封犹太人掌教复信说，弥失诃尚未来到人间，要来也是一万年后的事。
　　利玛窦与开封犹太人之间有关弥失诃的讨论，显示出犹太教和后来从犹太教中派生出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之间的基本区别。犹太教相信将有一位救世主弥失诃来到人世，拯救犹太民族，而基督教则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期待的弥失诃。
　　开封的掌教得知利玛窦是一位来自西域的有名望的传教士，表示愿意把开封犹太祝虎院交给利玛窦管理。唯一的条件是不能吃猪肉，而且要与犹太人住在一起。这说明开封的中国犹太人不了解犹太教与天主教的区别。
　　在利玛窦与开封犹太人联系以后，3位犹太人从开封来到北京，表示愿意皈依天主教，其中有一个是艾田的侄子。他们告诉利玛窦，开封的犹太教正在迅速衰落，人们已经不识希伯来文，掌教年高去世，其子年幼，对犹太教很不熟悉。利玛窦立即向梵蒂冈报告，建议尽快派传教士到开封工作。耶稣会士是想把中国犹太教徒拉过来，改宗天主教。1628年，耶稣会终于在开封设立了一个传教据点，距犹太人的祝虎院很近。
　　西方《圣经》学者对经文的准确性有疑问，并进行过争论。欧洲教会怀疑古代犹太人曾从《旧约》中删去了有关耶稣降生的预言。在接触了中国犹太人之后，耶稣会逐渐又产生了另一个意图，想从开封犹太人中弄到古本《圣经》。开封祝虎院珍藏着四五百年前的希伯来文《圣经》，他们很想作比较研究。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Leibniz)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曾在18世纪初向耶稣会发过几封信，表示了从与西方世界隔绝的开封犹太人那里弄到《圣经》古本的愿望。可是开封犹太人珍视他们的古本《圣经》，不仅不允许出售《圣经》，认为出售《圣经》就是出卖上帝，而且也不允许抄录《圣经》。
　　第一个到开封调查中国犹太人的是被称为“欧洲孔夫子”的意大利神甫艾儒略(Juliu Aleni)。他懂希伯来文。1613年，他奉罗马教廷之命访问了开封。他看到了开封犹太人的祝虎院，老掌教已经去世，但带他参观祝虎院的人不肯掀起帷幕，所以他并没有亲眼看见开封的希伯来文《圣经》。
　　真正对开封犹太社团进行详细报道的，是约一个世纪以后先后访问开封的葡萄牙神甫骆保禄(P．Jean-Paul Gozani)，法国神甫孟正气(P.Jean Domenge)和宋君荣(P.Antoine Gaubil)。
　　骆保禄在罗马的直接指派下，于1704年访问了开封。他受到那里犹太人的热情接待。他了解到当地犹太人过去很多，但他去时只剩下7姓：赵、金、石、高、张、李、艾。骆保禄参观了他们的祝虎院，看到了各种碑铭匾额和掌教保存的13张案桌，上面陈放着13个经龛，罩以帐幔，其中收藏着13部经卷。当中的一部纪念摩西，左右各6部纪念以色列人的12个支系。经卷均为羊皮质地，以希伯来文写成。此外还有一些箱匣，藏着多种所谓“散经”。骆保禄不懂希伯来文，不能阅读。
　　开封犹太人称他们的宗教为“一赐乐业”教，其祖先来自西域。他们由月束窝(约书亚，Johua)引导出埃及，过红海，经过沙漠到达彼处。他们说出埃及时，犹太人有60万。他们的希伯来文有27个字母，但常用的只有22个。这一点恰与圣·耶柔米(St.Jerome，约340—420年)校订拉丁文《圣经》时所指出的相同。他说希伯来文只有22个字母，还有5个另有变化的写法。开封犹太人在祝虎院宣读《圣经》时，蒙上一层薄透的面纱，以纪念摩西在西乃(西奈)山下蒙面宣读耶和华所颁布的“十诫”和其他律法。
　　每逢安息日(星期六)，他们要宣读一段经文。与欧洲各国犹太人一样，他们在一年中能将经书的53段全部读完。宣读者把《圣经》置于祝虎院正中摩西的宝座上，一位提辞人站于其侧，再往下几步，还有一名满剌(Mullah)，帮助提辞人纠正错误。摩西宝座的后面，供有“万岁牌”，书有当朝皇帝的名字。“万岁牌”上则悬有希伯来文金字横匾，文辞大意是：“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主，福我其名，荣哉其鉴，临于永远。”
　　开封犹太人星期六信守安息日。在那天不升火，食物在星期五准备好。犹太人不与外界通婚。由于他们吃牛羊肉时必须挑筋，当地人称他们的宗教为“挑筋教”，他们对这个名称并不反感，因为可借此区别于回回教。当骆保禄提到《圣经》中预言的弥失诃就是耶稣基督时，开封犹太人感到诧异，显得茫然无知。他们不向外传教，也不吸收汉人或回回人入教。他们也尊孔敬祖，但礼拜寺内没有任何偶像。骆保禄获得了寺中明弘治碑和明正德碑的拓本，并寄往罗马。
　　1722年孟正气神甫在开封住了8个多月。他绘制了两张开封犹太祝虎院的线描图，一幅为祝虎院全景，一幅为寺院内观。这个祝虎院在明万历年间曾遭大火焚毁，1643年李自成围攻开封，明军决黄河，又遭水淹。康熙二年(1663年)，一位开封犹太裔官员赵映乘举资重修。这个犹太祝虎院至19世纪中叶被全部拆毁。如果没有孟正气的这两幅图，今人已无法想象这个在开封曾经存在了700年之久的祝虎院的规模。
　　据孟正气线描图，可知开封犹太祝虎院占地长6丈、宽4丈，若连其附属建筑，则长30—40丈，宽15丈。其庭院分为三进，大门朝东，礼拜时朝西，即向圣地耶路撒冷。欧洲的犹太人礼拜时朝东，也是朝耶路撒冷。大门外有一对石狮子。进门是一座高为3.8米的牌楼，上有康熙皇帝所书“敬天祝国”。这里的“天”当然指耶和华神。他们也敬孔子，每年春秋两季都去文庙参与祭孔典礼。祝虎院内设有祖堂，祀奉祖先的仪式与汉人没有什么两样。区别只在于不设图像，也不用猪肉献祭。
　　第二进是“一赐乐业殿”，宽约13米，进深约18米，几方著名的古碑都立在那里。殿后有后殿，西墙上刻有“十诫”，两边桌上陈列着经卷。大厅两边有讲经堂、厨房，还有教祖圣祖殿，以纪念以色列祖先如阿无罗汉(亚伯拉罕)、以扫、雅阿厥勿(雅各)、乜摄(默舍，即摩西)、蔼子剌(以斯拉)等人，这些祖先只有牌位而无图像。还有赵姓和李姓的祖堂。开封犹太人在这所祝虎院内每年于春秋两季以中国传统方式敬奉自己的祖先。孟正气懂希伯来文，他曾想方设法从开封犹太人那里弄到经卷，但未能成功。
　　1723年宋君荣神甫到了开封，他是研究希伯来文《圣经》的学者。宋君荣从祝虎院内墙上的铭文得知：1462年黄河水患，开封犹太人失去了原有的古本经卷，后来宁波和宁夏的犹太人向他们捐献了《圣经》。16世纪末，开封又遭水灾，犹太人再次损失经卷，后来从陕西的一个回回那里买到一部，而这个陕西回回又是从广州的一位行将就木的老犹太人那里接受下来的，据说这部经卷十分古老。1642年李自成围攻开封时，守城明军决堤，犹太寺院又遭灾难，损失各种经卷26部，仅存的那部即特别珍贵的摩西经卷还带有水渍。 
　　从宋君荣的记载和其他资料可知，明末清初犹太人在中国各处都有分布，在河南、浙江、宁夏、陕西、广州、扬州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宋君荣说，“开封的犹太人对希伯来文已经很生疏”。“由于已经有两个多世纪没有人从西域来中国，因此他们读起希伯来文是带有中国口音的”。宋君荣的调查告诉我们，开封犹太人大约从16世纪以后与西域断绝了联系，使维系犹太社团内部关系的纽带——犹太教逐渐衰落，这是导致他们消亡的根本原因。
　　据宋君荣调查，开封当时犹太遗民有7姓，共约1000余口。他们的男婴仍实行割礼，遵守安息日、逾越节、普珥节和其他节日。
　　开封犹太人允许宋君荣请人缮写了一份《摩西五经》抄本。后来由于1724年雍正皇帝下令禁教，传教士被驱逐出境，宋君荣所追求的圣书抄本未能得到。
　　19世纪以后，不断有西方传教士来与这些开封犹太人联系。从这些西方访问者的记载中，可知开封的犹太社团中当时已经无人识得希伯来文，犹太礼拜寺也破败不堪。这部分犹太人后来同化于回族。
　　入华的犹太人很快开始了它的消亡进程。目前发现的所有开封的犹太碑文都是用中文撰写的，这是犹太文化开始消亡的标志。这些犹太碑文中有一些犹太教的专门语汇，主要是犹太教的人名、地名，其译法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
　　开封的祝虎院对外称清真寺，教徒在礼拜时戴上蓝帽，所以外界称他们为蓝帽回回。他们称能颂读希伯来经文的教士为“满剌”，即毛拉，明显受波斯文化影响。
　　一般的希伯来文《摩西五经》分为54卷，但开封的希伯来文经卷分为53卷，完全与波斯犹太人的分卷相同，即第52与第53卷合为一卷。这样一年内可以念完。
　　开封的犹太人在宋、元时代称教师为“五思达”，这是波斯文Ustad的音译，意为“大师”。犹太社团中还有人名为“俺都喇”，此即阿拉伯语’Abdal-Allah的音译，意为“安拉之奴”，今译为“阿卜杜拉”。可见这些犹太人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估计他们在迁居中国前，在中亚生活过一段时间。中亚有许多犹太人，他们在历史上一直与伊斯兰教徒杂处，从事农业或商业，多数以波斯语为母语。至今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两市还生活着许多操塔吉克语(波斯语的一种方言)犹太人。在历史上中亚的粟特九姓胡和回回人中许多以经营对汉地的贸易为生。他们沿着草原丝路跋山涉水，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之间。有一些因为种种原因在中原久居不归。粟特九姓胡商和西域回回商贾中，往往混有犹太商人。开封犹太人的祖先，很可能是那些混在回回商人中的犹太商人后裔。
　　从开封犹太寺碑铭中可以看到，开封犹太人已经深深接受了中国文化，说汉语，着汉服，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攻读孔孟经典，通过科举途径出仕为宦。
　　(三)开封犹太人消亡的原因
　　直至清代中期，中国内地的回回人还很清楚，中国内地有犹太人，他们被回回人视为异类。著名南京回族学者刘智(约1660—1730年)在其著作《天方典礼》卷14“居处”中说：“非我族类，必有表记。不容欧若堂，不容祝虎院，不容佛堂、道观，以不眩乱于吾民。”这里提到的“欧若”，是波斯语Yurup的音译，意为欧洲。“欧若堂”指明末清初进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所建立的天主教堂。而“祝虎院”，就是犹太教祝虎院，这是我国回回人对犹太教寺院的正式称呼。这个称呼亦见于清代中期学者俞正燮(1775—1840年)《癸巳存稿》卷13，其中提到犹太教“院曰‘祝虎’，亦曰‘祝乎德寺’”。
　　这就是说，回回人一直对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划清界线。但事实是，开封的犹太人后来自愿认同于回回人，最后被回回民族吸收。其原因究竟在哪里？由于开封是入华犹太人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讨论开封犹太人消亡的原因，便可推知我国其他地方犹太人消亡的情况。维持了700年之久的开封犹太人社团消亡的原因很多，择其要大致有如下四点：
　　第一，处境孤立无援
　　开封犹太人的处境与流散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在历史上虽然经常受到所在国的歧视，但他们与其他邻接地区的犹太人互相往来密切。其犹太教掌教不断有人继承。但中国与西域、地中海地区距离遥远，加上明代后期与清代前期采取锁国政策，开封犹太人与中国境外的犹太人断绝了联系，掌教后继无人。而国内犹太人数量太少，不能形成很多有持续生存力的犹太社团。1722年孟正气访问开封时看到，那里的犹太人对犹太教已经所知无多，据说已经有100多年没有掌教来到开封。世界各地犹太社团得以维持不衰，犹太教所起的维系作用极为重要。而开封犹太人长期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从而难以维持自己的宗教传统，这是开封犹太人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灾害频繁
　　开封地处黄河边，屡受黄河水患。康熙二年(1663年)碑说，崇祯十五年(1642年)，在李自成起义过程中，开封没于黄河大水，“寺因以废，寺废而经亦荡于洪波巨流之中，教众获北渡者仅二百余人，流离河朔”。这对处境艰难的开封犹太人来说，是人员、资财和文化上的一次重大而无可弥补的损失。
　　第三，儒家传统的影响
　　处于孤立境地的开封犹太社团很难抵御中国强有力的封建儒家传统。中国封建经济强大，商品经济不发达，不可能像欧洲犹太人那样形成高利贷债主阶层。开封犹太人若有意提高社会地位，几乎只有一条路，就是彻底接受汉文化，自幼攻读四书五经，通过科举获得一官半职。中了举人的艾田对利玛窦说，他自幼学习汉字，未学希伯来字。开封犹太社团中这种汉化很深的文士为数不少。例如康熙初年就任云南宜良知县的赵映斗在开封礼拜时写了一幅楹联：
　　识得天地君亲师，不远道德正路；
　　修正仁义礼知信，便是圣贤源头。
　　可见这些犹太文士受儒家影响之深。开封犹太人中上层人物的儒化，对整个犹太社团的存在起了巨大的销蚀作用，促使它逐渐丧失其民族和宗教特征。
　　但对开封犹太社团上层儒化的影响不可强调过份。一个民族能否存在延续，主要取决于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保持本民族文化的能力，而不取决于这个群体的上层。开封犹太人中通过科举做官的并没有多少，数百年中也不过几个人，他们汉化只是这个民族消亡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大多数开封犹太人生活在社会下层，他们并没有走读书做官的道路。只要他们拒绝同化，犹太社团就能生存下去。入居中国内地的回回人中，从明代起就有许多人苦读圣贤书，走科举之路，出官为宦的为数不在少数，但回回人并没有因此而消亡。如果把儒化作为开封犹太人消亡的主要原因，就很难解释犹太人为什么不同化于汉人，而同化于回回人。
　　第四，中国在宗教上较为宽容
　　世界各地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势力，常常与当地统治阶级相结合，形成政教合一的政体。这样的政体对异教通常采用极端排斥的态度，使处于少数地位的宗教社团内部产生强大的对抗倾向和内聚力。宋代以后，各朝统治者对待各种宗教组织和信徒，只要他们不叛乱，一般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在这种和平环境之下，开封犹太人的内聚力逐渐削弱，其内部长期坚持的不与外界通婚的习俗也难以为继。1866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访问开封时，看到犹太人已经不识希伯来文，不再聚会礼拜，彼此间联系松弛，不少人已同化于回族。有一位犹太人甚至出家做了和尚。装饰犹太祝虎院大门的金字匾“一赐乐业”，已经被当地一个清真寺拿走。犹太人不再实行割礼，并已与回族或汉族通婚。有一个犹太人当场对丁韪良承认其妻子就是“外邦”人。犹太人的传统节期，他们大都不再记得，也不再遵守了。可以说这时开封犹太社团实际上已经消亡。
　　开封犹太人的消亡是上述几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①雷诺：《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在印度和中国的游记》卷1，1945年巴黎版，第64页；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7—208页。
　　②《元史·世祖纪七》。
　　③《史集》德黑兰波斯文刊本，第654页。
　　④台湾影印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刑部》卷十九，典章五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