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迁入西域的游牧人
　　(1)月氏人与吐火罗人
　　月氏又称月支或大月氏。这个民族在《史记》、《汉书》中没有专门立传。但《史记》的《乌孙传》、《大宛传》、《张骞传》等传中保存了月氏早期历史的一些资料。月氏为游牧部落，“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①。月氏西迁后在中亚建立贵霜王朝，但我国史籍习惯上称之为月氏。
　　据文献记载，月氏族在商代就居于我国西北②。我国的先秦文献提到过一些与月氏名称相近的居于西方的部落，例如《逸周书·王会解》中提到过“禺支”、《穆天子传》卷一中提到过“禺知”。《管子·国蓄篇》称“玉起于禺氏”；《管子·轻重甲篇》则有“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然后八千里之昆仑之虚可得而朝也”的记载。许多学者相信，这些名称都是后来大月氏的不同译名。《史记·大宛传》说月氏原居于敦煌、祁连之间，《后汉书·西羌传》也说属于大月氏别种的湟中月氏胡，旧时居于张掖、酒泉之地。
　　西汉初年中原有关月氏消息得之于匈奴降人和来自匈奴的使臣。武帝以后，有关这个民族的准确消息主要来自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的报告。张骞所提到的月氏故地敦煌、祁连均非汉语。敦煌应当与《山海经》中的“敦薨”为同名异译，可能是“吐火罗”(Tokhar)的音译，指今祁连山一带。月氏西迁前应居于祁连山与天山之间，即今甘肃西部至新疆东部一带。
　　大月氏究竟是什么民族，史无明文。世界各国学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月氏部落的来历。月氏人西迁建立贵霜王朝以后被称为吐火罗人(Tokhar)。上个世纪末在新疆南部的焉耆和库车发现了一种以印度婆罗迷字拼写的不知名的语言。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发现这种语言不属于印欧语中的印度—伊朗语，而属于印欧语西支，操这种语言的人自己称之为吐火罗语。有些语言学家根据这一点，设想这种语言就是月氏人及其近亲部落的语言。
　　在公元前3千纪末的巴比伦史料记载中，提到过一个民族称为Guti，其主格形式为Gutium，他们从波斯西部的山区袭击巴比伦。在汉谟拉比铭文中，也提到了巴比伦四邻的民族，其中有两个，一个称为Gutium，另一个称为Tukris。德国学者亨宁认为，这两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渐向东迁移，在我国西北地区定居下来，其中Guti人在河西，发展成月氏部落，而Tukri人则占据了今新疆南部的库车和焉耆，他们后来被称为吐火罗人③。
　　汉初以前大月氏在河西地区的居地“祁连”这个名称，古人有明确解释。《魏书·尔朱荣传》记：“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深不可测。相传曰祁连池，魏言天池也。”又颜师古注《汉书·武帝纪》云：“天山即祁连山也。匈奴谓天为祁连，今鲜卑语尚然。”④ “祁连”这个词即后来的突厥语和蒙古语中的tengri(天)的音译，由此可推测月氏可能与这两个民族，尤其是操突厥语的民族有关。
　　语言学的研究为了解上古时代中亚草原民族迁移史提供了新途径，但单纯依靠语言学研究成果还不足以揭开谜底。本世纪初以来，体质人类学家一直在对甘肃与新疆东部地区汉初以前古代墓葬中发现的人类骸骨进行分析，他们的工作使我们有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
　　20世纪20年代，西方学者步达生曾详细研究过安特生收集的史前时代甘肃沙井、寺洼、辛店、马厂诸文化和仰韶文化男女人类遗骸共84具，得出结论：甘肃史前居民具有典型的东方人种特征，其体质与现代华北人有许多相似性，新石器时代的甘肃史前居民与现代华北人更为接近。甘肃史前居民的头骨与西康人也较为接近，处于现代华北人与西藏人之间⑤。50年代中国学者对甘肃齐家文化墓葬中的两具男性头骨作了研究，认为它们是蒙古人种型，与近代华北人和其他同地区新石器晚期居民的头骨也较接近⑥。近年来在甘肃河西地区的玉门火烧沟遗址发掘到了早期铜器时代的墓葬，甘肃省博物馆在发掘中采集了100余具人骨，经研究认为属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没有混杂高加索人种的材料。他们很可能代表了古代羌族，而不是月氏和乌孙。
　　总之，迄今为止从甘肃境内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以及秦汉前的古墓中出土的人骨，都毫无例外地接近东亚蒙古人种类型，没有发现西方高加索人种因素在组成秦汉以前这一地区居民成分中起过作用⑦。这个结论与西方语言学家关于月氏是原始印欧人的一支的观点是矛盾的。
　　月氏是第一个见诸我国古代史乘，由我国向西迁出，建国于遥远的西方的民族。月氏居于河西时与匈奴有着密切的关系。匈奴头曼单于时(约在公元前209年左右)，把其子冒顿送至月氏为质，不久进攻月氏，结果冒顿盗取月氏善马逃回匈奴。月氏曾十分强大，有“控弦之士”一二十万。冒顿即位为单于后，于公元前174年前后(汉文帝初年)，派右贤王领兵西征，击败月氏，杀月氏王，以其头骨制成饮器。月氏战败后，种类分散，其大部被迫逃至今伊犁河、楚河流域，打败了原居于当地的塞种人，迫使“塞王远遁”，留下的塞种部众成为月氏人的臣仆。“塞”字在古代韵书中列为入声，在中古时代以前的汉语中发音为“sek”，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塞人应当就是西方史籍所记载的Saka。月氏人大部西迁后，他们在河西地区的故地被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部落占领。
　　留在河西地区的月氏人有一部分逃入祁连山，与当地的羌族杂处，后来被称为“小月氏”。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击败匈奴，获取河西地，开通湟中(今青海湟水两岸)，小月氏归附汉朝，移居于张掖一带，号为“义从胡”。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很久，直至东汉末灵帝中平元年(184年)还见于史册⑧。
　　月氏虽在伊犁河、楚河流域立国，但其地距匈奴西部仍很近。大月氏在河西时曾与乌孙为邻。公元前174—公元前161年间，匈奴老上单于协助乌孙西击月氏，杀死月氏王。月氏无法在这里立足，只得循塞人足迹再度西迁，越天山和帕米尔西部，至妫水(Oxus，即阿姆河，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界河)流域，征服了当地的大夏人(巴克特里亚人)，最终定居下来。
　　西汉初，许多塞人部落在月氏的压力下，越过天山向今帕米尔地区逃窜。但也有部分塞人留在原地，成为月氏的臣属。后来月氏人又败于乌孙，留在天山以北地区的塞人复成为乌孙的属民。今天中亚和新疆许多民族的血液中包含着塞人的成分。新疆北部地区的古代居民同哈萨克斯坦天山地区的塞人及高加索人种安德罗诺沃文化居民的后裔有关，而新疆南部的古代居民却与高加索人种东地中海类型有关。现代学者把近现代发现的新疆和田地区公元10世纪以前使用的文字称为“和田塞语”(Khotan Saka)。
　　近数十年来，哈萨克斯坦和我国新疆北部出土了许多塞种金器。这些金器一般以金箔锤锻而成，以动物造型为多。从锤锻工艺来看，塞种是有很高文化的民族。
　　(2)乌孙王国
　　乌孙是汉代连接东西方草原交通的最重要民族之一。有关乌孙的材料散见于《史记·大宛传》，这段文字与《汉书·张骞传》大致相同，互为补充。此外乌孙在《汉书》中也有传。乌孙原先也游牧于敦煌、祁连之间，与月氏为邻。那时乌孙比较弱小，常受月氏的压迫。
　　乌孙的首领称为“昆莫”或“昆弥”。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乌孙王称为“难兜靡”。据《汉书·张骞传》记载，约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乌孙被月氏击败，难兜靡被杀⑨。乌孙战败后，难兜靡之子猎骄靡还是个婴儿，其傅父布就翎侯抱而出逃，为求食，将猎骄靡置于草中，归而见狼乳之，又见乌鸦衔肉于其侧，以为神异，持之归降匈奴，冒顿单于亦以为神异，收而养之。据冒顿单于遗汉书记载，匈奴收乌孙事在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
　　猎骄靡长成后，单于把乌孙部民交还给他，猎骄靡后来成为昆莫。昆莫欲报父仇，因而与匈奴右贤王部相约合攻已经西迁伊犁河流域的月氏。月氏人不能抵敌，被迫继续西迁。乌孙在猎骄靡的领导下，迅速强大起来，有“控弦之士”数万。为求民族发展，乌孙占据了原为月氏人所有的今伊犁河、楚河地区，其时约为公元前125年。没有逃走的月氏人和原先臣服于月氏的塞人都成为乌孙的臣属。这时乌孙隔金山与匈奴为邻，其西北今塔拉斯河、锡尔河下游为康居，其西为大宛，以天山与塔里木盆地周围诸绿洲国家为界。乌孙在西域定居后，实力大为增强，不再臣服于匈奴。
　　据史料记载，乌孙有户口12万，人口63万，军队18万，都城在赤谷，后来汉朝使臣与西域都护常至此地。按《汉书·西域传》记载，赤谷城在温宿国之北305公里。温宿即今新疆南部阿克苏之西的乌什。赤谷城当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之伊塞克湖(热海)与纳仑河上游地区。这里土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乌孙人以游牧为业，随畜逐水草，兼营狩猎，不务农耕。住穹庐，食肉饮乳，与匈奴同俗。牲畜以马最为著名，富人畜马达四五千匹。汉使认为，他们民性刚恶，贪狠无信，多寇盗。
　　乌孙的种属不清楚，提到乌孙种族形态学的资料很少。汉代文献《焦氏易林》中描写说“乌孙氏女，深目黑丑，嗜欲不同”。据此似可认为乌孙人是肤色黑暗的民族。而唐代颜师古对《汉书·西域传》作的一个注中提到“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按此说法，乌孙人应为赤发碧眼、浅色素之欧洲人种。这两种说法虽然不同，但均认为乌孙与汉人种属不同。
　　乌孙西迁前居于河西地区。迄今为止河西走廊地区出土的先秦时代人类学材料都无例外地显示出蒙古人种支系类型的特点。这说明乌孙人西迁之前，在河西地区居住的是蒙古人种集团，与史书所记乌孙人的人类学特征矛盾。与甘肃相邻的新疆东部如哈密地区发现有公元前10—公元前5世纪人类骸骨，经研究为欧洲人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乌孙人或许与新疆东部的古代欧洲人种有关，他们也许是从新疆进入河西的。
　　中外学者比较了苏联中亚地区和我国天山以北地区乌孙时代的人类学材料，认为形成乌孙部落的人类学类型的大人种基础是欧洲人种，其中有轻度蒙古人种的混杂。人类学材料还说明，乌孙人有许多类型，乌孙与天山地区塞人似为同一种民族集团⑩。魏晋以后，乌孙人融合在铁勒、突厥诸部中。今天山地区的游牧民族如哈萨克、吉尔吉斯(柯尔克孜)都包含了乌孙的血缘，所以乌孙不能简单地直接与今天哪个民族挂上钩。有些出版物说哈萨克族是乌孙的后裔，原因是哈萨克族中有一个“乌孙”部落。其实哈萨克人中的这个“乌孙”部落来自于蒙古许兀慎部(旭申)，与乌孙并无关系。
　　乌孙的人名留下来的很多，但至今能够复原的寥寥无几。其中值得注意的有：昆靡乌就屠之子、第二代小昆靡名“拊离”，这个名称与突厥语“狼”(bori)十分近似。唐代汉文史籍中有“附邻”可汗，或写作“步离”可汗，皆取狼之义。可汗侍卫之士也称为“附离”，华言亦狼也(11)。乌孙的贵族常有翕侯的称号，与大月氏同。专家们认为，这个翕侯官称，与后来的突厥官号叶护(Yapghu)是同一个词。乌孙的王室后裔常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一个词尾“靡”。伯希和等人认为，这个词与后来的突厥官号beg(匐、别乞、伯克)是同一个词。这应当是一个来自汉语的词，在汉语中作“伯”。后来在突厥语中变为Beg，在汉文史籍中转写为“匐”、“别乞”和“伯克”、“巴依”等。
　　乌孙与大月氏原先共居于敦煌、祁连之间。祁连为突厥语“天”(tengri)的音译。同时猎骄靡幼时被置于草中，受狼哺育的传说，与后来《周书·突厥传》所记突厥祖先阿史那幼时被置于草中，有牝狼以肉饲之的记载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乌孙似为一种操突厥语的部落。
　　(二)张骞凿空
　　秦汉之际，中原战乱，匈奴方强。汉朝建立后，经过100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大为增强。汉武帝在审问匈奴降人时听说月氏与匈奴为世仇，为匈奴所败后向西逃窜，一直怨恨匈奴。汉武帝认为对付匈奴需要帮手，决定派张骞到西域去联络月氏共击匈奴。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率匈奴人甘父和100多名随从离开长安。他们在河西地区为匈奴所获，被送到漠北匈奴单于处。单于质问张骞：“月氏与汉之间隔着匈奴，汉朝为什么要派使臣到那里？如果匈奴要派使臣到汉以南的南越，难道汉也会允许吗？”匈奴把张骞拘留起来，但未加虐待，还嫁女给他为妻，后来生了孩子。张骞虽然被俘，却不忘使命。10余年后，匈奴人对张骞的看管放松，张骞寻机从匈奴逃脱，日夜兼程，到达大宛(今费尔干那盆地)。大宛派人送他们到康居(阿姆河以北粟特之地)，康居又把他们送到月氏。月氏人在大夏定居以后，觉得当地土地衍沃，物产丰富，很是满足。虽然张骞尽力劝说他们与汉朝联合共同打击匈奴，但他们却不愿意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出使没有达到目的，只得回还。在归途中，经过新疆南部，再次被匈奴所俘，但又一次逃了出来，回到长安。这次出使前后共14年。
　　张骞虽然没有能说服月氏与汉结盟，但却第一次给中原人带来了西域地区的可靠消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汉朝非常重视这次出使，使团共配有300人，每人两匹乘骑，携牛羊数以万计，并带大量钱币、丝绸。张骞本人直接到乌孙，他派出许多副使分别前往康居、大宛、大月氏。
　　汉武帝派张骞再次出使的目的是劝说乌孙迁回河西故地，与汉朝共同对付匈奴。此时猎骄靡已经年迈，不能控制部落，而各首领也不愿再回河西故地。不过乌孙最后同意派出使臣随同张骞回汉，向汉朝进献乌孙马。
　　在冷兵器作战时代，马匹是军队机动的主要手段。中原地区自古以来惯用蒙古马，这种马虽然吃苦耐劳，但马种矮小，奔跑速度不快。中亚的马是世界闻名的良种马，高大俊美，速度快，耐力好。乌孙马在汉朝大受欢迎，被称为“天马”。后来更为优良的大宛马输入后，乌孙马被改称为“西极马”。从这个时代起，中亚与中原之间的“丝马贸易关系”就正式建立了。张骞派往康居等地的副使后来引导诸国使节也陆续回到汉地，使中原与西域的关系空前地密切起来。
　　张骞因为出使西域，为国建功立业，得以封侯后，许多曾经跟随他出使的下级官吏都把出使外国视为晋升的捷径，争相上书介绍国外异闻。武帝因为西域距离遥远，旅途艰险，非常人所乐往。所以凡有所请皆批准之，许其招募从人，为之准备行装。过于频繁的出使使当道西域诸小国不堪忍受接待的靡费。
　　张骞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探险者。张骞出使以后，西域与中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西域历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亚草原成为连接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桥梁。如果说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的建立使从地中海到中亚的商路贯通，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使这条商路延伸到欧洲大陆的话，那么月氏、乌孙的西迁和张骞的出使又使这条交通线向东伸及中原。到这时我们可以说丝绸之路已经全线贯通了。
　　(三)西极天马歌
　　张骞出使月氏时曾路过大宛。大宛是汉代对与我国新疆喀什地区为邻的费尔干那盆地的称呼。那里土地衍沃，适于农业，自古以来便是人烟稠密之地。在汉代已有属邑大小70余城，户口6万，人口数十万。大宛之北是康居，其西为月氏，其西南为大夏，东北为乌孙。大宛出葡萄酒，极耐储藏，可置数十年不坏。富人家藏酒多者可达万余石。
　　大宛与中原虽然距离遥远，但早知道汉朝富庶，想与汉朝联系，苦于不得其径。听说张骞来，其统治者十分惊喜，问欲何往。张骞说明自己是汉出使月氏的使臣。请大宛派人送他到月氏，并许诺回汉地后，汉朝会以大量的钱物酬谢大宛。大宛王如张骞所请，派出翻译把他们送到康居的中心(今乌兹别克斯坦泽拉夫善河流域)，康居又把他们送到月氏。
　　大宛最为出名的物产是骏马。费尔干那的马体形高大，速度耐力兼备，善于长途奔跑，是极为优良的战马。汉使看到这种马流出的汗水中有血，感到奇怪，便称之为“汗血马”，说是天马的后代。汉朝的郊祀歌在描写天马时说它“霑赤汗，沫流赭”。后来“汗血马”或“天马”成为西域良马的代称。现代学者今天在中亚仍然可以发现这种“汗血马”，经过研究他们终于解开了这汗血马的秘密，他们发现这种马身上有一种寄生虫，马因虫子的叮咬而流血。
　　张骞归国以后，汉朝每年派出许多使臣到西域各国。不少使臣到过或途中路过大宛，打听到大宛良马的消息。他们回到汉地后向武帝报告说，大宛把其良马藏匿在贰师城，不愿给汉使见到。
　　武帝听说大宛出良马，便派使者车令携千金和金马到大宛，希望与大宛交换马匹。但大宛的中原产品很多，不把汉使的礼品看得十分贵重。大宛君臣讨论后认为天马是本国的宝马，不能轻易提供给汉朝。且汉与大宛相距遥远，天山以北为匈奴控制，天山以南缺乏水草，汉朝数百人的使团前来尚且路途艰难，常因乏食而死亡过半，汉不可能因此发兵进攻大宛。车令怒而失态，打碎金马，拂袖而去。大宛国君认为汉使轻视他，令其东境的郁成王拦截汉使而杀之，并掠取汉使财物。
　　消息传至长安，武帝大怒。曾经出使过大宛的汉朝臣下向武帝建议，说大宛国弱，率兵3000人以强弩攻之便可破其国。汉朝有700骑攻破楼兰的经验，遂命宠姬李氏之弟李广利为将军率兵数万讨伐大宛。武帝要求李广利攻取贰师城，夺取大宛宝马，授予李广利“贰师将军”的称号。
　　李广利大军进入西域后，当道绿洲诸小国皆闭城坚守，不肯供应汉军食粮。汉军强行攻城，攻下者被迫提供军粮，攻不下只得撤围而去，艰难的行军使汉军大量减员。至大宛东界郁成时，只剩士卒数千人，皆疲惫不堪。李广利以疲弱之师攻郁成不克，死伤惨重，自视难以取胜，只得引军撤回。往来计时两年，至敦煌时所剩士卒不过出发时的10％—20％。李广利上书汉武帝，陈言出征的经历，说明因饥饿减员，致使兵力不足以胜敌。要求先批准罢兵，准备再次征讨。
　　武帝闻李广利败回大怒，下令关闭玉门关，不许败军回还。武帝考虑到汉军如不能战胜大宛这样的小国，不但得不到宝马，而且使大夏诸国轻视汉朝，西域诸国也会刁难汉朝使臣，因此决定再次出兵讨伐大宛。此次出动6万余军队，负私粮及私从者不计在内，征发牛10万头、战马3万匹，驴和骆驼等驼畜万余头。汉军侦知大宛城中没有水井，用水依靠从城外引水。汉军计划派水工使河水改道，并凿穿城墙以破城。
　　汉朝第二批大军浩浩荡荡地西征，使西域当道诸国均感惊恐，都主动提供军食。只有轮台(今库尔勒之西的布古尔)闭门拒守，汉军围城数日，攻下轮台。李广利大军抵大宛东境，击败大宛军队。绕过郁成到达大宛都城，按预定的方案，绝其水源，围城达40余日。大宛军心动摇，一些贵族经过密谋杀死了大宛王毋寡，企图与汉约和。此时汉军攻破其外城，俘获大宛勇将煎靡。残余的大宛军队退入禁城，派出使臣持其王毋寡首级请降，要求汉军停止攻城，他们愿献出良马，向汉军提供粮食。使臣还表示，如果汉军不停止攻城，他们就杀尽良马，等待康居的救兵，与汉军死战到底。当时康居救兵已经接近，只是因汉军势大不敢进。李广利得知大宛城中有来自中原的人帮助凿井，水源问题已经解决，况城中储粮甚足，汉军不利持久，乃同意大宛方面的请求。汉朝选取了上等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的雌雄马3000余匹，并从贵族中选择较为亲汉的昧蔡为大宛王，与之订立盟约而归，最终未能进入大宛的禁城。
　　当初从敦煌出发时，李广利考虑到此次出兵人数众多，途中筹粮困难，遂下令分道而行。一支千余人的汉军至郁成时，李广利的主力已经深入大宛国境100余公里，围攻大宛都城。这支汉军令郁成提供军食，遭到拒绝。领军将领自以为汉军势大，轻率下令攻城，暴露汉军实力。郁成守军发现这支攻城汉军人数不多，遂率兵出城袭击，汉军大部被歼，仅余少数逃到李广利主力处。李广利克大宛都城后，命一支汉军攻破郁成。郁成守将逃至康居，汉军追至康居，迫令康居献出郁成守将而杀之。汉军撤走后，李广利所立之昧蔡因亲汉遭其他贵族的怨恨而被杀，又立先王毋寡之弟为王，但仍与汉保持友好关系。
　　大宛的征服和乌孙的归附使汉朝获得了优良的马种“西极马”和“天马”，武帝因之赋《西极天马歌》以示庆贺，诗曰：
　　天马徕兮从西极，
　　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障外国，
　　涉流沙兮四夷服。
　　汉朝远征大宛使西域与内地的关系空前密切起来。汗血马的引进改良了中国的马种。考古学家们发现，汉代以后，中国战马的造形与汉以前明显不同。汉人还从大宛引进了优良的饲草苜蓿以及葡萄。汉军对大宛城的围攻也迫使大宛人从中原人那里学得凿井术(12)。
　　(四)汉家嫁女天一方
　　乌孙与汉朝原无直接交往。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国后，向汉武帝介绍了乌孙的实力，认为既然大月氏不肯东回，可招乌孙回河西故地，以对付匈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目的在于与乌孙结盟，共同打击匈奴。乌孙与匈奴相邻，知匈奴强大，但对汉朝实力不知底细，不敢贸然答应与汉结盟。汉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乌孙的使臣与张骞一起来到汉地，看到汉朝国土辽阔，国力强盛，富庶无比，归国后把自己的观感报告给猎骄靡，使乌孙对汉朝的态度发生变化。
　　匈奴得知乌孙与汉相通，怒而发兵进攻乌孙。猎骄靡昆莫以千匹骏马为聘礼，遣使要求与汉联姻。汉武帝于元封三年左右(公元前108年)以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又称江都公主)，下嫁乌孙猎骄靡昆莫为右夫人，与昆莫约为兄弟。匈奴亦嫁女给猎骄靡，得立为左夫人。细君公主在乌孙语言不通，生活不惯，内心十分痛苦，作歌曰：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时猎骄靡已经年衰，要求细君与自己的孙子军须靡婚配。细君公主因其不合汉俗而反对，上书武帝。汉武帝要她遵从乌孙习俗，保持与乌孙的联姻关系，以抗衡匈奴。细君听命，嫁与军须靡。猎骄靡死后，其孙军须靡继立。细君公主生下一个女儿名少夫。细君公主下嫁乌孙时，汉朝为表示后援，在乌孙之北(约今阿尔泰山之北蒙古西部)的眩雷设置屯田。
　　细君死后，汉朝又以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为公主，再次下嫁给军须靡。军须靡除了汉公主之外，还有一位匈奴夫人。军须靡死后，其叔父翁归靡继位，号为肥王。解忧公主按乌孙习俗，又嫁给肥王翁归靡，生有三男二女，均成为乌孙国内有影响的贵族。长子曰元贵靡。次子名万年，后任莎车王。第三子曰大乐，后为左大将。长女弟史长成后为龟兹王绛宾之妻。次女素光嫁乌孙贵族若呼翕侯为妻。解忧公主带去的一名侍女名冯燎，后来嫁与乌孙右大将为妻，号为冯夫人。冯夫人曾受解忧公主派遣，代表解忧公主持节到西域各地行赏活动，受到人们的尊敬。
　　乌孙原先虽然与汉朝联姻，但一直不愿得罪匈奴，在汉与匈奴之间持两端。汉昭帝末年(公元前74年)，匈奴发兵入侵乌孙，要求乌孙献解忧公主。解忧公主与乌孙王翁归靡昆莫连续上书汉廷，报告匈奴连年出动大军侵袭乌孙，向汉求援，愿与汉夹击匈奴。汉宣帝出动15万军队，分兵5路进攻匈奴，并派校尉常惠赴乌孙监领乌孙军，与汉军协同作战。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汉5将军共俘斩匈奴7000余级。翁归靡发兵5万，攻入匈奴右谷蠡王驻地，俘斩单于叔父、嫂、公主、名王以下共4万余级，马、牛、羊、驼70余万头，获大胜。此战之后，汉朝正式设立了管辖西北广大地区的军事行政机构——西域都护府。汉军将领常惠、辛庆忌等屯田于乌孙都城赤谷城。
　　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翁归靡死，军须靡与匈奴夫人所生之子泥靡得立为昆莫，号为狂王，并按乌孙国俗以解忧公主为妻。汉朝原期望解忧公主所出之元贵靡能立为昆弥，因此感到失望，汉与乌孙之间出现矛盾。解忧公主虽然为泥靡生一子鸱靡，但与泥靡关系不很融洽。汉宣帝神爵末至五凤中，汉使魏和意、侯任昌访问乌孙时，解忧公主与汉使密商以阴谋除掉狂王。汉使在乌孙都城赤谷城设宴请狂王，席中伏兵谋诛狂王，以夺取乌孙政权。席间行刺时，狂王受伤逃脱。狂王之子细沈瘦率兵包围赤谷城。汉朝驻西域最高长官西域都护郑吉得知此事，立即征发军队前往赤谷城解围。为了维护与乌孙的关系，汉朝另派使臣携医生为狂王治伤，并将汉使魏和意与侯任昌用槛车解送回长安。两位汉使因擅自主张刺杀乌孙昆弥，破坏汉—乌孙关系而被处死。
　　狂王受伤时，翁归靡匈奴夫人之子乌就屠亦从席间逃出，率贵族从人避于天山之中，以匈奴将发兵来护佑为号，乌孙民众多归之。后来乌就屠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冯夫人之夫乌孙右大将是乌就屠的亲信。汉朝西域都护郑吉为稳定乌孙的关系，派冯夫人通过右大将勾通与乌就屠的联系。汉朝希望立解忧公主与翁归靡所生的元贵靡为昆弥，以确立乌孙亲汉的国策。乌就屠与冯夫人协商后，双方达成协议，乌孙决定保持与汉朝的关系，汉朝也维护乌就屠的既得利益。于是汉政府正式委派冯夫人为使臣到赤谷城，召见乌就屠，宣布把乌孙分为大小两部，各定地界。乌孙在猎骄靡时代就有分裂的迹象。猎骄靡之中子大禄实力很强，在军队中很有威信，自率万余人另居。
　　汉朝立解忧公主与翁归靡所生子元贵靡为大昆弥，率众6万户，而改立乌就屠为小昆弥，领户4万，均接受汉朝统治。后来乌就屠死去，乌孙小部内乱。汉朝又册立乌就屠之孙为小昆弥。此后乌孙一直由大小两位昆弥统治。大昆弥之位在解忧公主的子孙中传袭，至西汉末传了4代；小昆弥之位在乌就屠的子孙中传袭，至西汉末传了5代。东汉班超1世纪末经营西域时，乌孙仍然由大小昆弥分治，是时上距冯夫人分封大小昆弥已经一百数十年。
　　解忧公主和冯夫人在中亚草原上生根立业，为维护祖国内地人民与西北边疆人民的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她们是草原丝绸之路历史上值得人们怀念的杰出女性。1954年前苏联人类学家金兹布尔格发表了天山中部—阿赖地区公元前4—2世纪乌孙时代人骨资料(13)，文中提到，这一时期发现的唯一女性头骨是典型的蒙古人种。作者根据汉公主下嫁乌孙的史实推测，这具女性头骨是汉族妇女的(14)。
　　根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天山东部地区生活着车师(又称为姑师)人。一部分车师人聚居在吐鲁番盆地，依托绿洲以灌溉农业为生，一部分车师人生活在天山东部山区草原，以畜牧为业。后来在汉代，车师分裂为几个小王国，分别称为车师前国(以吐鲁番为中心)、车师后国(天山东段以北)、车师都尉国和车师后城长国。其全部人口约为1.2万余人。
　　1976年在修筑吐鲁番通往库尔勒的南疆铁路的鱼儿沟车站时，在附近的阿拉沟、鱼儿沟汇流处发现了一大片古代石堆墓冢。学者们在这里进行了三年多耐心的发掘工作，根据文物的特点和碳14同位素年代测定，确认这是一片车师人的墓地，其时代在公元前800年至纪元初之间。在阿拉沟、鱼儿沟发掘的几乎每一座墓葬的出土物中都可见到钻木取火器。这是一种长条形的木板，长10—20厘米，宽2—3厘米，厚2厘米左右。板面多保留有钻孔，孔径约1厘米，孔内多有焦灼痕。这种钻木取火的方式，与不久前仍然存在的海南黎族和云南佤族钻木取火方式几乎相同。我国汉族有上古“燧人氏”的传说，足见从古代我国内地到中亚草原，存在着共同的文化联系。
　　在车师人墓穴中，考古学者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海贝，用作死者的衣饰、颈饰，是车师人当年心爱的物品。经生物学家鉴定，这种海贝虽然不是什么罕见的品种，不过是普通的“货贝”、“环纹货贝”等，但不出产在内陆亚洲。可以想见，当时的车师人一定是通过贸易交换才从东亚的渤海、东海和南海，印度洋的阿拉伯海、波斯湾沿岸居民手中得到它。车师人还使用铜镜，铜镜片直径约10余厘米，其下往往有手持的把，其造型与希腊铜镜有相似之处。在好几座古墓中，学者们还发现了漆器。在木质的胎上，漆上黑亮的底漆，再用朱红色彩绘出云气。此外还有丝绸发现：这是一种平纹绢，在白色的绢地上，用墨绿、绛紫、绯红色的线绣出花鸟。这些漆器和丝绢只能来自中原。这说明居于天山深处的车师人并不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他们早就同周围的民族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他们在东方的中原人民与西方诸民族之间扮演着文化交流的中间人角色(15)。
　　①《史记·大宛列传》。
　　②《伊尹朝献商书》。
　　③参见亨宁著，徐文堪译：《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刊于《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2辑。
　　④见《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战于天山注。
　　⑤韩康信、潘其风：《关于乌孙、月氏的种属》，刊于《西域史论丛》第3辑，1990年。
　　⑥《甘肃齐家文化墓葬中头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第193—197页。
　　⑦韩康信、潘其风：《关于乌孙、月氏的种属》，刊于《西域史论丛》第3辑，1990年。
　　⑧参见《后汉书·西羌传》及《后汉书·灵帝纪》。
　　⑨据《史记·大宛传》的说法，难兜靡为匈奴所攻杀。
　　⑩韩康信：《塞、乌孙、匈奴和突厥之种族人类学特征》，《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第9—12页。
　　(11)杜佑：《通典》卷177。荷兰学者胡思卫(A.F.P.Hulsewe)在《汉书》西域史料译注中亦注意到这个词与bori有关。见China in Central Asia，Leiden，1979，注474。
　　(12)见《史记·大宛传》、《汉书·李广利传》。
　　(13)《东部和中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地区古代居民的人类学资料》，刊于《苏联民族学研究报告集》，第33卷，1956年，俄文。
　　(14)韩康信：《塞、乌孙、匈奴和突厥之种族人类学特征》，《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第9页。
　　(15)参见王炳华：《吐鲁番的古代文明》，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