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周到春秋时代，在中国北方曾经出现过“荤粥”(音“勋育”)、“*(左犭右严)狁”(音“险允”)等部落。西汉时代史学家司马迁认为他们是匈奴的祖先，并称他们是夏后氏的苗裔，称为“淳维”。此说不可信。匈奴人不是操汉藏语的民族，不可能是夏后氏的后裔。匈奴人的族属不清楚，蒙古国学者为拉长本族历史，力主匈奴为蒙古族祖先。从历史记载来看，匈奴可能与操突厥语的民族关系更密切些。战国时代，匈奴的中心在漠南河套和阴山(今内蒙狼山和大青山)一带的头曼城(今内蒙五原县)，对战国时代的燕、中山、赵、秦诸国形成重大威胁。秦汉之际，匈奴统治了西域，中西陆路交通处于匈奴控制之下。
　　(一)冒顿单于的故事
　　秦统一中国后，为消除匈奴对中原的威胁，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大军10万北征。秦军击败匈奴后，在今河套以南地区(即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与陕北地区)设置了44个县，并移民实边，从内地强征刑徒到“河南地”屯垦。第一个在史籍中留下名字的匈奴首领是头曼，学者们一般认为头曼这个名字是突厥语Tumen，意为“万”，或“万户”。匈奴的首领称为单于。头曼单于无法抗御强大的秦军，只得率众北徙。蒙恬死后，秦朝大乱，诸侯并起叛秦，被强征戍边的士卒纷纷逃走。头曼单于乘机南下，重新夺取“河南地”。
　　匈奴单于的配偶称为阏氏，一般有好几位。头曼单于之子名冒顿，原先被立为储君。后来头曼单于所钟爱的阏氏生了少子，头曼遂有心废冒顿，而改立少子。大约是废长立幼不合规矩，头曼没有明目张胆地废黜冒顿，打算用心计除去冒顿。当时匈奴的东邻是东胡，西邻是月氏，都十分强大。头曼与月氏结盟，把冒顿作为质子送到月氏。质子实际上是人质，以保证结盟的可靠性。一旦匈奴背盟，月氏就有权杀死质子。头曼把冒顿送到月氏为质以后不久，就发兵进攻月氏。月氏大怒，欲杀冒顿。冒顿得讯后盗得月氏宝马逃归匈奴。
　　冒顿逃归后，头曼对他的勇气十分称赞，让他统领1万名骑兵。冒顿决心杀父篡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使军队绝对服从其指挥。冒顿制作了一种鸣镝，命令练习骑射时均以他的鸣镝为号。鸣镝所射的目标就是诸军射杀的目标，有不从者斩。在围猎鸟兽时，冒顿常发鸣镝。凡不按他指示的目标发矢者，不论如何精于骑射，立斩不赦。为了考验部下对自己的号令是否听从，有一次冒顿突然以鸣镝射向自己的宝马。冒顿的左右随从中有些人知道这匹马深受冒顿喜爱，恐号令有误，不敢随而射之。冒顿为严格军令，竟杀死了那些不敢射的随从。后来，他又安排了一次考验。他竟把鸣镝射向自己的爱妻，左右随从中虽知鸣镝所指便是目标，且有过上次的教训，但毕竟这次目标是首领的爱妻，结果又有一些随从不敢放箭。冒顿没有宽恕这些仁慈的随从，下令把他们处决。
　　经过这样严格而非人道的训练，冒顿的部下终于明白，鸣镝便是冒顿号令诸军的信号，而鸣镝所指则是冒顿必杀的目标，无论是谁都不例外。任何人只要敢于怀疑鸣镝所指目标是否正确，便被视为违背军令，引来杀身之祸。过了些时候，冒顿再一次把鸣镝射向自己所心爱的马。众将立刻一同发矢把这匹马射死。这次考验使冒顿知道，自己的部下成了一支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的可靠的军事力量。现在他所需要的只是机会了。
　　匈奴人除了放牧以外，也常狩猎。狩猎既是谋生的手段，又是演习骑射技艺的机会。冒顿把杀父自立的念头埋藏得很深。虽然他一直在暗暗地准备起事，但却一点风声也不露。头曼对冒顿的异心也未警觉。当头曼召冒顿随同他一起出猎时，冒顿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他在狩猎途中突然把鸣镝射向自己的父亲，而他的部下毫不考虑这次鸣镝的目标是匈奴的最高首领，竟一起随鸣镝发箭射之，使头曼单于死于乱箭之下。杀死头曼单于之后，冒顿立即夺取了匈奴的统治权。为根除后患，他下令除去那位头曼单于所心爱的阏氏及其所生之子。诸大臣凡不听命者，也尽数杀之。
　　东胡听说冒顿杀父自立以后，派人出使匈奴，以武力胁迫匈奴把头曼单于的千里马送给东胡。冒顿召集群臣问计，诸将均以为头曼的千里马是匈奴的宝马，宁与东胡绝交也不能交出。冒顿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保持与东胡的睦邻关系远比一匹宝马重要，遂下令把头曼单于的宝马送给东胡。东胡得到匈奴的宝马后，以为匈奴惧怕自己，又提出要匈奴单于的阏氏。冒顿又召集群臣商议。诸大臣都很愤怒，认为不能答应东胡的无理要求。冒顿仍然认为用一名女子换取与东胡的和平是值得的，遂把这位阏氏送给东胡王。
　　东胡王把匈奴的忍让视为软弱可欺，举兵西侵。东胡与匈奴之间有大片空旷土地，广约千余里。东胡王要求匈奴承认这片弃地属于东胡。冒顿向群臣征求意见，大臣们均认为此地处于两国之间，不涉及匈奴根本利害关系，给不给东胡无关紧要。冒顿大怒，认为土地是国家的根本，如何能轻易让人。遂下令处决主张放弃这片土地的大臣，立即出兵征讨东胡。东胡王轻视匈奴，没有防备，被冒顿一举击破。匈奴掳获了大批人民畜产，变得强盛起来。
　　冒顿利用秦汉之际中原大乱的机会，集中力量先击败月氏，然后南并楼烦，又重新占领蒙恬设县的“河南地”，拥有“控弦之士”30万，成为威胁中国北方的强大武装集团。
　　冒顿单于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史记·匈奴传》中有详细的描述，它向我们展现出一幅匈奴的风俗图。头曼单于在谋杀自己的儿子冒顿时毫不怜悯，而冒顿在计划复仇时对自己的生身父亲亦无眷恋之心。冒顿单于为了训练部下，不惜以自己的爱妻为靶子。这一切都说明在匈奴的显贵家族中，与王权相比较，亲情显得很淡漠。匈奴贵族虽然钟爱好马、美女，但对立国之本——土地和牧场更为看重。匈奴贵族对自己部下有生杀大权，匈奴将领用鸣镝指示目标的办法在战场上号令着诸军。
　　(二)万里长城
　　战国时匈奴兴起于北方，成为严重威胁中原农耕社会安定发展的因素。当时中原七强国齐、楚、燕、韩、赵、魏、秦中，与匈奴为邻有三国：燕、赵、秦，它们无不为匈奴入侵的边患而忧虑。中原军队主要的传统突击力量是战车。每辆战车以数匹战马牵引，车上搭乘数名武装人员，各持戈、弓等兵器作战。战车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步兵。战车列队协同行动，可在敌军的步兵阵中横冲直撞。由于战车有强大的冲击力，中原各国纷纷倾其所有大造战车，以致东周春秋时代一国实力的高低以拥有战车的数量来衡量。大国称为“万乘之国”，指那些一次可出动1万辆以上的强国，弱小的国家称为“千乘之国”，一次也能出动千辆以上的战车。
　　战车这种装备是在中原诸国互相争斗兼并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日益严重，战车阵这种中原传统作战法遇到挑战。匈奴军队主要是依靠骑兵，赵国通过与匈奴多次交战，发现中原国家习用的战车面对匈奴灵活的骑兵，显得极为笨拙。匈奴军人身着短小贴身的衣服，适于骑射，而中原传统的宽体长袖的战袍却限制了军人发挥自身的战斗力。于是公元前4世纪末，赵武灵王下令改革中原传统战袍，放弃战车，改用骑兵，即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胡服骑射”。
　　战国时的七个强国，每国的幅员和国力都已经相当强大，有实力征发大量民工修筑大型防卫工程。面对匈奴铁骑的一再南下侵袭，与匈奴为邻的诸国不约而同地想出了修筑长城的主意。秦国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而立志改革的赵武灵王也开始修筑长城。这条赵长城从代北(今河北蔚县)开始，傍阴山而下，至高阙(今内蒙临河县西北)为止，沿长城设置了雁门、云中和代诸郡。后来燕国也开始修筑长城，从造阳至襄平，沿长城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列国各修长城的目的是求自保。但战国纷争仍给匈奴以可乘之机，使诸国边患不断。
　　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才使中原作为一个整体与匈奴对抗。秦始皇派蒙恬将士卒10万北击匈奴，因山依险把原先存在的秦、赵、燕长城连接起来并延长，东起辽东(今中朝边界鸭绿江边)，西至临洮(今甘肃岷县)，长达万余里。这就是万里长城。汉武帝击败匈奴之后，又把长城向西延伸至河西走廊西端的阳关，与西域的楼兰相接。中国的长城的名声也传到遥远的西方。4世纪时罗马作家阿米安·马尔塞林(Ammien Marcellin)在其著作《事业》中说，赛里斯国有一道墙环绕。这道高墙就是长城。
　　长城不但是汉族人民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工事，也是农耕文化区与游牧文化区的界限，可以说长城内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按照汉初与匈奴达成的协议，“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国”，受治于汉朝。世界上许多民族在历史上出于防卫目的修筑过长城，但只有中国的长城最长，历史最为久远。这与中国北方数千年来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对抗历史分不开。
　　西汉初年，汉与匈奴和战相续。史书中保存的汉朝皇帝与匈奴单于之间应答的国书和双方使臣交谈记录，既是汉、匈两个国家之间的外交往来纪录，也是两个民族之间意识交流的写照。匈奴单于在其至汉朝的外交文书中自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或“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而汉朝致匈奴国书中仅称呼“匈奴大单于”，这是因为汉人认为天命所立的只有皇帝。
　　匈奴向汉朝皇帝赠送的礼品一般是：一峰骆驼、二匹骑马、四匹驾车的辕马。汉朝回赠礼品常为丝绸衣服、黄金马具、腰带、各色锦缎数十匹。中原的丝织品远较匈奴粗陋的皮毛衣物精美，匈奴贵族多好丝织品。通过与汉人的交往，一些匈奴人产生了忧患意识，认为匈奴全国人口不过汉朝的一个郡，之所以能威胁汉边是因为衣食自给，无仰于汉地。如果匈奴举国上下都追求华美的丝绸，则匈奴就将成为汉朝的附属。并认为汉朝的丝绸衣服不适于在草棘中乘马奔驰，汉朝所赠食物也不如匈奴的奶制品甘美。
　　2000多年前汉地和匈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都不足以使全社会的人均过上温饱日子。除去供贵族享用的部分之外，汉人与匈奴人在分配数量不足的衣食时约定俗成的原则区别很大。汉地是农耕社会，生产所获较为稳定。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氏族，其所居处也较长时间不变。所以汉人把供奉祖先、敬老看得很重，汉朝大臣因而讥笑匈奴“贵少贱老”的习惯。匈奴使臣反驳说，匈奴人把攻战作为头等大事，因为老弱不胜其力，所以习惯于把肥肉美食让给壮健者，这样才能保全老弱。同时匈奴使臣还指出，当汉政府征发少壮戍边时，被征发者家中父老均携美食相送，这也说明汉地社会并不是一味敬老。汉人看不惯匈奴父子同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人无“冠带之饰”、国无“阙庭之礼”。匈奴使臣辩曰：匈奴实行“收继婚”制度是为了种姓的保存。汉人丈夫死，子弟不取其妻子，反而造成亲属疏远。匈奴不重上下君臣之礼，约束轻，易于行。汉人过于重礼仪，反而使上下交怨。
　　有些投附匈奴的汉人经过亲身体验认识到，汉、匈两个民族不同的生活习俗是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并无高低之分。为匈奴辩护最力的恰恰是曾经护送汉文帝和亲公主入匈奴的使臣中行说。
　　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匈奴人“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在“主断狱讼”诸事时，由贵族“口白单于，无文书薄领”。匈奴虽然没有文字，但却任用一些降附匈奴的汉地文人为之服务。这些汉族士人教匈奴人书写以便于“校课人众畜物”①。他们所教的多半是汉字。匈奴与汉之间常有书信往来，保存在史籍中的均为汉文，说明匈奴与汉朝交往时使用汉文。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匈奴使者凭借单于的书信就能从东起乌孙、西至安息的广大地域内的国家得到饮食供应，说明匈奴与西域诸国也有文书往来。史料中没有提到这种文书是用何种文字写就的。匈奴人与西域交通很可能使用的是粟特文。
　　东汉初南匈奴在降附之前，曾派汉人郭衡奉献匈奴地图。这幅地图当然不会是匈奴人绘的，当系在匈奴生活的汉人所绘。匈奴人在与汉朝长期的交往中，逐渐喜爱上汉地文明。西汉政府已经把中原乐器赐给匈奴，匈奴贵族十分珍视这些乐器，作为宝物世代相传。东汉光武帝时北匈奴曾提出，西汉时代赐给呼韩邪单于的乐器因年久损坏，要求朝廷再赐。东汉朝廷赐给南匈奴的器物中也有乐器。匈奴最具代表性的音乐是“胡笳”和“鞞鼓”。东汉时蔡文姬被南匈奴左贤王掠去，在那里生活了18年，把这种乐器和音乐带入中原。胡笳这种草原乐器受到汉地人民的喜爱。
　　(三)昭君出塞
　　欧亚大陆的南方普遍温热多雨，宜于人类生存，为定居农耕民族占据；而北方寒冷干旱，生活环境艰苦，是游牧民族驰骋的地方。定居民族因为生活安定，收获稳定，人烟稠密，可以解放出更多的劳动力发展手工业和各种技艺，文化较为发达；而游牧民族因为人口较少，且收获不稳定，手工业相对落后。人类占有自然资源的不平衡，使游牧民族视定居地区为财富的重要源泉之一。在和平时代，游牧民族以畜产品交换农耕民族的产品，在战时则以武力夺取定居民族的财富。这就是数千年来游牧民族持续不断地入侵定居民族的根本原因。
　　在秦末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诞生了西汉王朝。汉朝建立之初，国力贫弱，皇帝尚不能配齐四匹色泽一致的驾车辕马，将相只能以牛车当步。而匈奴利用中原战乱恢复了元气，不断南下抄略汉边。匈奴人的入侵使与草原地区为邻的汉地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如何保护汉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和平生活的权利是汉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无非两种方法，一是以武力，一是以和平方式。当时汉、匈双方实力悬殊。汉高祖曾试图打击匈奴，反而被匈奴包围于平城，后向匈奴阏氏献厚礼方才脱围。汉朝无力正面抗御匈奴的威胁，只有采取忍让的办法。其主要手段是“和亲”，即以汉族女子嫁给匈奴首领，同时奉献大量财物，以换取匈奴停止入侵。最初的汉匈“和亲”之约就是汉高祖与冒顿单于之间的平城“城下之盟”。
　　“和亲”对汉朝是一种屈辱的办法，但换取了汉匈两大民族的和平，避免了更多汉族边民的流血和财产的损失，这个代价远比出动大军与匈奴作战小得多。“和亲”政策也符合匈奴的利益。匈奴贵族可以因此稳定地取得汉朝的财物，而不必再冒战争的风险。一般匈奴百姓则因汉朝开放关市，从与汉族人民交易中获得利益。
　　汉高祖派刘敬以宗室女子为公主送给冒顿单于为阏氏，互相约为兄弟。汉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匈奴冒顿单于在致汉朝国书中表达了“愿寝兵休士卒养马”，“安边民”，希望“使少者得其长，老者得其处，世世平乐”，与汉恢复和平的愿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单于在国书中首先炫耀武力曰：匈奴“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消灭了楼兰、乌孙、呼揭等26国，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同时威胁汉朝，如果“不欲匈奴近塞”，就应诏吏民远舍。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亲”是汉朝与匈奴保持和平的重要手段。文帝时代匈奴老上单子继位，文帝送宗室女子为阏氏。
　　汉武帝时代，汉朝数代积聚的国力已经足以与匈奴决战，视“和亲”为屈辱，决心用武力打败匈奴。于是汉朝连年出动大军讨伐匈奴，匈奴终于被击败。公元前1世纪中叶，匈奴因内乱，更为削弱。呼韩邪单于决定降汉，这样匈奴便成为汉朝的属部。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入长安朝见汉天子，表示匈奴以成为汉家之婿为荣，希望汉朝继续赐女子为阏氏。匈奴地区生活条件艰难，汉朝皇室女皆以远嫁为苦。当初汉高祖曾有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冒顿单于，遭到吕后的极力反对，质问为什么要把她的女儿弃之匈奴。
　　远嫁匈奴的女子中最著名的是王昭君。昭君是南郡秭归(今湖北秭归县)的一名“良家子”，字嫱。入宫后成为汉元帝的一名宫女。皇帝后妃众多，后宫等级森严，昭君被征入宫数年连汉元帝一面也未见过，怨恨委积。闻匈奴请婚后，昭君主动向管理后宫的官员请求远嫁匈奴，得到汉元帝的批准。呼韩邪朝见汉天子后，携昭君和其他五位宫女一同离开长安。在离别仪式上，人们看到昭君年轻美丽，服饰鲜艳，汉宫为之增色，左右不禁肃然起敬。汉元帝这时才第一次见到昭君，发现她是这样美丽，大为吃惊，想留下昭君，又怕失信于匈奴，遂同意她随呼韩邪单于离去。
　　汉朝满足了匈奴贵族继续“和亲”的要求后，呼韩邪单于请求汉朝撤去边备，愿与汉朝世世和平，让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汉政府经过讨论，虽然没有同意撤去边备，但同意与匈奴实现和平。1954年包头市附近麻头乡的西汉末时期墓葬中曾出土了带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和“长乐未央”等字样的陶片。昭君嫁到匈奴以后，因为汉匈实现和平而被称为“宁胡阏氏”。昭君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子名伊屠智牙师，后来成为匈奴的右日逐王。呼韩邪死后，其匈奴大阏氏之子乌株累继位为王，要按匈奴“父死妻其母”的习俗收继昭君。昭君虽然远嫁匈奴，但仍然按汉地习俗不愿接受这种“子蒸其母”的婚姻，上书汉廷要求归汉。昭君嫁呼韩邪单于不是昭君与呼韩邪两人之间的私事，而关系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和平。汉成帝复信昭君，命她“从胡俗”，改嫁给新单于。
　　昭君与呼韩邪单于之子乌株累生了两个女儿，长女曰云，长成后嫁给右骨都侯须卜当，故被称为“须卜居次”。“居次”是匈奴语，意为“公主”。次女后来嫁给当于氏，称为“当于居次”。昭君与呼韩邪单于所生之子伊屠智牙师在南匈奴的地位逐渐上升，先为匈奴右谷蠡王，按惯例应成为左贤王，即匈奴的储君。但乌株累希望把单于之位传给其子，遂杀死了伊屠智牙师。
　　昭君出塞时汉与匈奴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汉初以来“和亲”使汉族的物产大量流入匈奴，匈奴通过“和亲”接受了汉地的文化和风俗。匈奴单于把娶汉家女视为是极大的荣耀。所以呼韩邪单于降汉后主动要求与汉朝延续“和亲”关系。这样王昭君这位普通民间姑娘，以汉家宫女的身份远嫁匈奴，成了一名和亲使者。她为了汉匈两大民族的和睦，在呼韩邪单于死后，放弃汉人习惯，从胡俗又嫁给呼韩邪之子。她的女儿“须卜居次”云和女婿右骨都侯及其后代都成为匈奴内部亲汉势力的代表，力主与汉朝保持和平。王莽时代汉与匈奴交涉时也多选与昭君有关的人员，昭君之侄王歙曾被封为“和亲侯”。
　　昭君出塞至今已经2000多年，但她的名字留在北方草原和内地人民的心中。今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有昭君墓，唐人杜佑在他的《通典》中已经提及，宋代《太平寰宇记》卷三八说，因为昭君墓上草长青，故而称为“青冢”。元代所编的《辽史》也有记载，足见后代的人民把昭君作为胡汉友好使者来纪念。
　　嫁入匈奴的另一位著名的汉族女子是蔡文姬。东汉末兴平年间(194—195年)天下大乱，董卓的军队有许多胡骑，四出掳掠，蔡文姬被胡骑掳走，成为南匈奴左贤王妃，在匈奴生活了12年。文姬虽然贵为左贤王妻，但因系被掳入边，感情一直很悲凉，她曾赋诗描写她在匈奴的生活说：“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当她回忆父母时，“哀叹无穷已”。在匈奴知有人来自汉地时“闻之常欢喜”。后来曹操以重金将她从南匈奴赎回。文姬在匈奴生有二子，当她要离开匈奴时，孩子极为悲伤，“儿前抱我颈，问母何所之”，孩子还问她：“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被掠入匈奴的汉人很多，文姬离别前一一话别，他们都失声痛哭，“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②。这些被掳入匈奴而不得归的汉人后来都融合在匈奴之中。“十六国”、北朝时期，南匈奴作为一个民族逐渐消失了，又全都融合在汉族中。
　　(四)北匈奴西迁
　　在汉朝的军事打击下，匈奴的力量大为衰落。公元前57年匈奴发生分裂，五位匈奴贵族争夺单于之位。结果，匈奴分裂为两大部分：呼韩邪单于所属居于漠南的部落和郅支单于率领的漠北部落。呼韩邪单于势力弱于郅支单于，决定投向汉朝。郅支单于无力对抗呼韩邪与汉朝联合的压力，也采取亲汉态度，受到汉政府的优待。但不久呼韩邪与郅支之间又爆发战斗，郅支单于不能再统治漠北诸部，被迫向西迁移，欲与乌孙联合。乌孙此时已经成为汉朝属国，不愿再与匈奴结盟。乌孙小昆弥一面向汉朝西域都护报告，一面动员军队，以迎接郅支为名准备对北匈奴进行袭击。郅支察觉乌孙的图谋，引兵击破乌孙，占有了今额尔齐斯河上、中游之地及唐努山以北的坚昆地区，与汉朝敌对。
　　在呼韩邪与汉朝的武力威胁下，郅支单于进一步西迁。乌孙之西的康居(今哈萨克斯坦东部)不属汉西域都护，并与乌孙不睦，因此郅支选择康居东境为落脚点。康居王与郅支结为姻亲，议决一致对付乌孙。郅支、康居的联军一再侵犯乌孙领土，迫使乌孙放弃其西部牧场。
　　郅支击败乌孙之后，势力大增，自以为在西域已经站稳脚跟，疏远与康居的关系，把康居王嫁给他为阏氏的女儿和其他贵族杀死，投入都赖水③之中。又强征当地居民为其筑城，历时两年。郅支所筑之城应当就是后来的怛罗斯城④。郅支还以欧亚草原新统治者自居，要求大宛等地纳贡。
　　郅支单于在西域的活动引起了汉西域都护府的严重不安。西域与内地距离遥远，向朝廷请示，从汉地征兵耗时太长。为了不失时机地制服郅支单于，西域都护府官员甘延寿、陈汤等假借汉天子令，向西域城郭诸国征兵4万，并出动在西域屯田的汉朝士卒，编为6队，其中3队从南道行，越葱岭，进入大宛后由南向北进攻郅支；另外3队越天山通过乌孙境入康居境。
　　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府大军包围郅支城，在侦知城内详情后发起攻城之役。郅支城中兵力不足，连郅支的各位阏氏也披甲登城守御。战争进行得十分激烈，诸阏氏中甚至有人战死，郅支本人鼻部中箭。不久汉兵破城，这时康居救兵已到郅支城外，但无法阻止汉军攻城。经过激战，汉军击败康居援军，奋力夺取郅支城。获郅支单于、名王、太子、阏氏等1500余人，生俘、收降1000余人，使郅支单于的势力遭到彻底覆灭。
　　两汉交替之际，中原战乱，匈奴重新强大。东汉建立以后经过休养生息，国力复兴。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再度分裂成南北两部，南部由呼韩邪单于之孙比率领，依附汉朝，仍称为呼韩邪。北匈奴起初与汉朝为敌，后在南匈奴、汉朝和乌桓的联合压迫下，不得已于建武二十七年(51年)再向东汉请和。汉朝一面与北匈奴交通，一面派班超在西域活动，又动员军队和南匈奴骑兵，一起打击北匈奴。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东汉大军深入蒙古高原西部，大败北匈奴，杀1万余人，北匈奴各部纷纷降汉，前后累计达20余万人。北匈奴单于被迫率残部越金山地区逃往乌孙。
　　一部分北匈奴部众从漠北南下，至蒲类海(今新疆东部巴里坤湖)，向汉朝请降，不久复叛，被汉军消灭。随北匈奴单于出逃的部众在乌孙(其地后称为悦般)立足。乌孙地处伊犁河、楚河草原，与康居占据的塔拉斯河和锡尔河下游草原和欧亚草原之间没有艰险的自然屏障。不久北匈奴又向西扩张，占领康居。但部分北匈奴部众仍然留在龟兹之北，即伊犁河上游支流裕勒都斯河流域及其左近地区，有地数千里，后来河西的凉州一直称其首领为单于王。西迁到康居的匈奴人于4世纪初西侵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粟特，杀死粟特王忽倪。
　　西迁的匈奴因距汉地遥远，音讯不通，在汉籍中越来越少提及。在欧洲史料中曾提到4世纪后半叶，有一支游牧民族被称为匈人(Huns)从东方入侵，于374年击败居于顿河流域的阿兰人。许多学者认为匈人就是从漠北西迁的北匈奴。匈人进入东欧后，抢掠东欧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的领土，迫使它们迁离故土，引起一连串民族迁移。因此匈人被视为引起罗马帝国灭亡的民族大迁移运动的推动者。
　　(五)匈奴与草原丝路
　　匈奴人生活在大漠南北，土地高寒，其主要的生产活动是畜牧，辅以渔猎和采集经济，手工业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尚未发展到生产、生活上自给的程度。匈奴控制的漠南与中原邻接，因此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传统上一直以牲畜、皮毛与中原人民交换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其上层贵族对中原的奢侈品需求也很迫切。从战国时期以来，匈奴人就重视与中原人民互通关市。即使在中原政权与匈奴失和，双方处于战争的情况下，匈奴人仍然愿意互通关市。汉匈双方这种互通贸易的需要是大漠南北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版图的根本原因。
　　蒙古的学者对漠北的匈奴墓葬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中原器物，证明汉朝与匈奴的物质交换数量很大，而且非常频繁。发现的中原文物有铁器、铜器、陶器、木器、漆器、石器、工具、马具、黄金、服饰及丝织品等，既包括日常生活用器，也包括生产用具。匈奴人自己也有铸造铜器的能力，但原料仍然仰赖于中原，需要从中原输入杂铜和矿石。贾谊曾向汉文帝提出过以控制向匈奴销售金属数量来制御匈奴的办法。
　　1940年，原苏联叶尼塞河上游唐努乌梁海以北的哈卡斯州首府阿巴干市以南8公路处“力量”集体农庄在修筑公路时，发现古文化层，经学者确认，遗存物中有许多是来自汉地的瓦和瓦当。瓦上有汉字“天子千秋万岁”、“长乐未央”。1941年、1945年和1946年苏联科学院、哈卡斯博物馆和米努辛斯克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一起对此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是一所平面为长方形的汉式建筑，上有四面坡重檐瓦顶，共有16个房间。苏联学者判断为李陵投降匈奴之后的居处⑤。
　　1924年，苏联考古学家科兹洛夫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以北约100余公里处发掘了诺颜山的匈奴古墓。其中第6号墓出土了三幅珍贵的刺绣作品，其底均为深棕色的毛织品。第一、第二幅尺寸相同，均钉在棺木外椁壁上。图案是用白色丝线为主的各色丝线绣成。一幅绣着一株类似椰树的树木，树旁有一只带翼的类似虎的动物，引颈翘尾向前奔驰。另一幅绣着一簇花木，上端为一只鸟，其左爪持盾，右爪持叉，口中衔着一条蛇。
　　第三幅刺绣置于前两幅之旁，以红、黄、白、绿、棕各色丝线绣成，其左、右、上部均已残，画面中央为一位骑士，马为白色，骑士戴有护耳的帽，身着以皮革镶边的绣花长衫，足着软底皮鞋，鞋面上有横线。画面上的马缰和马衔都很清晰，但马衔上的铁环已看不清。马的前胸饰有带花纹的圆钉。白马骑士左边的一个人像头部残缺，再往左还有一个人像，目光前视。画面的右边有两匹黑马，一匹扬首，一匹低首。扬首的这匹马眼睛绣成白色，注视着画面中央的白马。
　　上述诺颜山6号墓出土的绣像，与黑海北岸斯基泰人的金银器皿和陶器上的花纹景像一致，应来自与斯基泰人有联系的地区和民族。6号墓还出土了带有希腊风格的丝织品，也应当来自与希腊人有联系的地区。
　　诺颜山12号墓葬出土了许多丝织品。有一幅可称为“山云绣”，长1.92米，宽0.38米，底料原为棕缎，因褪色而成为深灰色。画面以红、黄、棕色丝线绣成。其图案的两旁为两座小山，其上各有一只羽毛丰满的飞鸟，均首朝外侧。中间是一座小山，其上有一株大树，枝叶茂密。三座山旁各有三朵白云。另一幅可称为“西龙腾飞绣”，底料为缎。画面为一条西方式的“龙”，首伸向后，扬尾向前飞翔。“龙”四爪，造形奇特，其双肩绘有一对极小的短翅，与中原习见的蛇身龙很不相同。“龙”四周为角形图案，画面四周为三角形、圆形图案⑥。这两幅丝绣的画面带有明显的希腊风格。
　　蒙古草原地区自古以来便通过欧亚草原与西方往来。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以西至安息，诸国均敬畏匈奴。匈奴的政治中心虽然在大漠南北，但其势力却远及欧亚草原。这批绣品就是汉代和汉以前草原商路的见证。
　　匈奴与内地的交往很早便已经开始。1955—1957年，考古学者在陕西长安县沣西乡客省庄发掘了周代的古墓，其中第140号墓已确定为匈奴古墓，死者可能是匈奴出使内地的使臣或使臣团成员。墓中出土了许多匈奴物品，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两件长方形透雕铜饰。透雕的花纹为：两侧各有一棵树，枝叶茂密。树下各系一匹马，均着鞍辔。画面中间为两人角力，长发向后披至颈⑦。
　　匈奴的民歌优美动人。河西的祁连山和燕支山树木茂密，水草丰美，冬暖夏凉，宜于畜牧。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西汉击败匈奴，夺取了祁连山和燕支山，匈奴人极为悲伤，作歌悲叹。其词译云：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⑧
　　歌中“燕支山”的“燕支”既与汉语“胭脂”谐音，又与匈奴单于之妻的匈奴语称号“阏氏”同音。这种谐音造成了一语双关的效果。胭指是妇女美容的脂粉，匈奴失去了燕支山，有如女儿失去了脂粉，不能打扮得容颜美丽。这首构思巧妙的民歌被历代文人传唱不息。
　　给中原影响最深的匈奴的音乐是“胡笳十八拍”。胡笳是匈奴的传统乐器，《后汉书·窦宪传》有“远兵金山，听笳龙庭”之语。东汉末蔡文姬被掳入南匈奴，她曾描述这种音乐说：“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胡笳是一种吹奏乐器，与之相配的是鞞鼓。文姬的诗中说匈奴的鞞鼓夜间敲响，喧至天明。文姬博学多才，妙于音律。她在匈奴时留心过胡笳演奏的音乐，归来时把这种音乐带入中原。胡笳传入汉地后受到中原士人的喜爱。晋朝的刘畴和刘琨胡笳吹得很好，能达到匈奴“出塞入塞之声”的效果，匈奴人听之“有怀土之切”⑨。
　　①《史记·匈奴传》。
　　②《后汉书·烈女董祀妻传》。
　　③今流经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的塔拉斯河。
　　④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
　　⑤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下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汉译本。
　　⑥参见林干：《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148页。
　　⑦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⑧《史记·匈奴传》“索隐”引《西河故事》。
　　⑨《晋书·刘隗传》附传；《晋书·刘琨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