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息国
　　在塞琉古王朝瓦解的过程中，波斯北部的希腊统治者安德拉戈拉斯(Andragoras)宣布独立。一支来自中亚的操波斯语方言的游牧部落进入帕提亚(今土库曼斯坦与伊朗北部)，在首领安息(Arshak)的领导下，于公元前250年推翻希腊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国家。西方学者习惯上称之为帕提亚(Parthia)王朝。帕提(Parth)与波斯(Pars)这两个词有着共同的起源，帕提亚人与波斯人之间也有着相当近的血缘关系，安息语与波斯语十分接近。
　　在我国史籍中这个王朝称之为“安息”，即这个王朝的建立者的名字Arshak的汉代音译。安息在波斯历史上是有如我国汉唐盛世那样的王朝。其极盛时代，领土西起弗利剌河(Euphrates，今译为幼发拉底河)，与罗马帝国相对抗；东越阿姆河，包括高附(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大夏。《汉书·地理志》描述其国云：“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
　　汉武帝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时，张骞本人前往乌孙，而派副使前往其他诸国，其中有副使至安息，安息王命将领发兵2万骑过数十城，迎于距其都城数千里的东界阿姆河畔。
　　公元前1世纪中叶，罗马帝国向东扩张，与安息冲突。公元前53年，罗马帝国的“三执政”之一克拉苏率领7个军团越过弗利剌河。安息与罗马军队之间发生激战，正当罗马军队在进行殊死搏斗时，忽然安息人展开了鲜艳夺目的军旗，使本来已经疲惫不堪的罗马军队倍受惊吓，结果罗马军队败绩，安息人杀死了克拉苏，克拉苏之子自杀，原本赫赫有名英勇善战的罗马军队中有2万名战死，1万名被俘。克拉苏的首级被传送到安息宫廷，罗马士兵被押送到安息后方。
　　法国历史学家瓦隆认为这些在关键时刻打击罗马军队的士气，造成全线溃败的安息军旗是丝绸制成的。丝绸比当时任何纺织品都要绚丽，这是罗马人第一次见到丝绸①。通过与安息人的战争与和平交往，罗马人很快得到了丝绸。恺撒在罗马祝捷时，曾向罗马臣民夸耀其丝绸制品，使所有在场的人目瞪口呆。因为罗马人大量购买丝绸，使金钱大量地流入异国商人之手。公元14年奥古斯都(Auguste，屋大维)临逝前，罗马元老院下令禁止男性公民穿戴丝绸，而且对妇女使用丝绸也作了限制。
　　安息地处东西商路要冲，当地人民自古善贾。安息立国500年，至225年为萨珊王朝取代，其时代大致与我国的秦、两汉时代相当。汉朝—安息的稳定关系对东西贸易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中国与欧洲的丝绸贸易控制在安息商贾手中，除陆路外，安息的商人还以波斯湾为中心，与东方的印度和西方的罗马商人交易。中国丝绸无论从陆路还是海路，均需经过安息商人之手才能运抵地中海。公元97年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安息，直至波斯湾。甘英打算渡海前往罗马帝国，但安息不愿丧失对丝绸贸易的垄断地位，不希望汉与罗马帝国建立直接联系，对甘英夸大海上航行的风险，使甘英知难而退。
　　安息王朝的肇兴之地，即今之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Ashhabad)西郊15公里处的巴吉尔(Baghir)村的尼萨旧城遗址。尼萨遗址分为旧尼萨和新尼萨两部分，两地相距约1.5公里。旧尼萨是安息故都的王室居处，而新尼萨则是行政中心。这个古城存在于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1991年笔者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时，曾访问过旧尼萨。故城高大的城墙至今犹存，沿城墙筑有塔楼。内城面积达14公顷，现在只发掘出2公顷。考古工作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当时的发掘由著名学者马松主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对尼萨城的研究，战后重新开始了发掘。现在意大利的学者也参加了这里的考古工作。研究工作初步揭开了旧尼萨的概貌。这里安息王朝时代的建筑与我国吐鲁番的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有几分相似，主要是以土坯筑成的，但也使用少量的砖。尼萨城出土了许多价值连城的文物，其中一尊大理石希腊风格的裸体女神雕像，神态安详，身材优美，堪与维纳斯像媲美，是安息雕塑的代表作。旧尼萨还出土了数十支长约半米的象牙雕刻器具，其头部雕成各种动物和人形，亦具有希腊风格，精美绝伦。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当时安息为西域最富强的国家，领有大小城镇数百，地方数千里。张骞曾遣副使至安息过其境数十城，至王都。后来安息王派使臣随汉使入中国，并向汉武帝进献鸵鸟蛋和从罗马帝国俘获的杂技演员。安息的都城曾数度变更，我们虽不知道张骞所派出的汉使所至的王都是否就是尼萨旧城，但他们至少经过或听到过这个地方。
　　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安息的“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木鹿城(Merv)的遗址位于今土库曼斯坦南部马里绿洲。这片绿洲位于木尔加布(Murghab)河下游，是古代呼罗珊地区的中心之一，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木鹿城旧址在距马里新城以东30公里的古马鲁遗址。古代马里绿洲的水源来自木尔加布河。由于河水不断改道，所以这里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时常变动，但搬迁的距离并不远。现在整个遗址在一片盐碱滩上，处于政府保护之下。波斯帝国时代(相当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木鹿城遗址称为埃尔克·卡拉(Эpк—Кала)，始建于公元前5—4世纪，位于马里绿洲的中心，当时城区面积达20公顷，四周有高大的城墙，现存高度尚达25米，城中宫殿基础高达15米，蔚为壮观。
　　塞琉古王朝至伊斯兰时代(相当于东汉至唐代)木鹿城的中心在格奥尔·卡拉(Gyaur—Kala)遗址②。格奥尔·卡拉的整个遗址面积达360余公顷，遗址中发掘出不少带希腊风格的建筑遗迹，这里是安息王朝最大的城市。
　　751年唐朝军队在怛罗斯败于阿拉伯军队后，有一位中国官员杜环被俘，取道木鹿前往大食。据他记载，当时末禄(木鹿)城周长15里，用铁为城门，城中有盐池。有佛寺两所。末禄国的方圆为东西140里，南北80里。这里村栅相连，树木交映，灌溉农业十分发达。绿洲的四面均为流沙。杜环在12个半世纪以前所看到的末禄城，就是格奥尔·卡拉这片遗址。苏联学者在这里进行了长期的考古研究，目前发掘出来的古建筑中，就包括了杜环《经行记》所提到的两个佛寺，我们参观了其中之一的发掘现场，此处出土过释迦牟尼的头像和梵文铭文。从释迦牟尼头像的尺寸判断，这个佛像原高应为10米以上。按苏联学者的研究，这个佛寺建于3—4世纪。城中果真如同杜环所描述的一样，有一片盐卤池。这一时期的遗址中还发现有聂思脱里寺和祆寺。
　　(二)画革旁行的安息文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使在那里看到安息以银为钱，其正面为国王像，阴面为王后像。每当王位发生更替便更铸新钱。
　　《汉书·地理志》还提到，安息人“画革旁行为书记”，即以皮革为纸，书写与中原人从上至下的习惯不同，是从左而右，字体横写。安息语究竟是一种什么语言，光靠历史资料的记载很难给人以准确的认识。
　　普鲁士王国柏林人类学博物馆(Anthropolgical Museum，Berlin)分别于1902—1903、1904—1905、1905—1906和1913—1914年派出4批考察队深入我国新疆，集中在吐鲁番地区进行发掘。他们在吐鲁番寺庙遗址的沙土之下，发现了大量的卷子，估计是一个摩尼教团的聚集地。后来沙俄、日本和我国的考古学者在高昌故城又发现了一些卷子。
　　这些卷子被运回柏林后引起欧洲语言学家的兴趣，经过研究发现不少卷子是以中古西部伊朗语写成的。中古西部伊朗语粗分为两支，一支为南方分支，即中古波斯语(即Parsik)，伊朗学者习惯上称为巴列维语。另一分支为北方分支，伊朗学者习惯上称为北方巴列维语，即安息语。西部中古伊朗语的这两个分支之间相当接近。专家们发现，部分吐鲁番摩尼教卷子是以安息语写成的。作者在卷子中把这种语言称为Pahlavanik。这应当是安息人对自己的语言的自称。因此有关安息语最详细的材料，是我国吐鲁番发现的叙述摩尼及其追随者的信仰经卷。
　　研究者们还发现，由于有些安息文卷子的经文在词汇、句法和词法上受到其他方言的影响，人们推测这些经卷是摩尼教徒从南方巴列维文翻译过来的。这些安息文卷子的书写年代尚不能确定。根据其中一些已经大致断代的卷子判断，以安息文(Pahlavanik)写成的卷子大致分属于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至少相隔两个世纪。
　　第一个时期的作品中有一些是关于摩尼及其信徒生平的作品。这些作品可能写成于4世纪末。已经明确断代的，或已经大致断代的作品中没有5—6世纪的。学者们因之假定，5—6世纪时，安息文(Pahlavanik)已经废弃，而萨珊王朝的官方语言南方巴列维语(Parsik)在东部兴起。伊朗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左口右厌)哒从东北部入侵，萨珊王朝的军队在东部建立军事据点以抵抗入侵的缘故。
　　第二个时期：7世纪时西突厥统治了粟特。这时出现了以安息文(Pahlavanik)编写的宗教著作。尽管安息语仍然还在这一带地方流行，但在不知不觉中有了一些变化，逐渐发展到新波斯语的阶段。这个特点在属于第二阶段的著作中很明显，也即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分离。这些文书的作者尽力用古老的文言写作，但作品中不时会出现南方巴列维文(Parsik)的词汇和语法结构。
　　(三)来华安息僧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安息也派使臣随汉朝使臣来到中原，中原与安息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安息使臣献给汉武帝的礼品是“大鸟卵”和“犁轩眩人”。所谓“大鸟卵”应当是鸵鸟蛋，而“犁轩”则指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是罗马帝国的代称。“眩人”就是杂耍艺人。
　　早在阿育王时代，佛教僧侣就到安息传教。安息王朝初期，领土曾东至今兴都库什山。至国王密特里达提(公元前123—公元前88年)时，南侵印度，夺取了印度西北部印度河和契那布河之间的呾叉始罗地方。贵霜王朝建立前后，安息也开始流行佛教。《汉书·西域传》说安息国“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同”。罽宾在印度西北克什米尔，早已流行佛教。
　　在原安息控制区，今阿富汗西部接近犍陀罗的迦尔拉巴特盆地，发现了一些一二世纪的佛塔遗址，出土的金质舍利容器上刻有佛像。安息在较长时期内主要流行小乘佛教。通过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来华的安世高和汉灵帝末年(2世纪末)来华的安玄的经历，及其译经情况，可了解当时安息佛教流行的情况。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3载安世高事迹，说他来到中国前，曾出家修行，“尤精阿毗县学，讽持禅经，略尽其妙”。安世高贵为王族太子，父死舍王位出家，可见安息佛教流行的程度，其国王公贵族崇奉佛教者必不在少数。“阿毗昙”即梵文Abhidhrama，译曰大法、无比法；又音译为阿毗达摩，是论部的总称。早期的阿毗昙主要是“说一切有部”的理论著作。这一部派在宗教修行方面特别重视“禅观”，即通过禅定静虑来领悟早期佛教的基本原理。另一位安息人安玄曾以他本人口授、严佛调笔受的办法合作译出的《法镜经》③为大乘佛典。安玄是周游各地的商人，佛教居士，可见安息商人中也有不少佛教徒。
　　早期来华传播佛教的西域僧人中有不少是安息人，其中最早入华、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上面提到的安世高。安世高又名安清，但不管“世高”还是“清”都是汉名，安世高的原名目前尚不得而知。
　　据安世高同时代人“密”在《阴持入经注》中提到安世高曾经“捐王位之荣，安贫乐道”。三国时吴康僧会的《安般守意经序》也记载，安世高是“安息王嫡后之子，让国与叔，驰避本土”。这些都说明安世高曾经是安息国的王族。我国学者冯承钧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过安世高的身世，认为安世高是1世纪后期安息国王Pacorus二世之子Parthamasiris。公元97年Pacorus二世死，其弟Cosroes继位，Parthamasiris退而作亚美尼亚王，最后因政治原因放弃王位而出家。现有的安息王统世系一般是根据罗马拉丁作家的记载和传世的古币、碑铭排列出来的。据《后汉书·西域传》和《艺文类聚》“鸟部”卷92所引《东观汉记》记载，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安息王满屈向汉朝献狮子及条支大鸟。从时代上看，这位安息王“满屈”与安世高在安息时的年代很接近，他应当就是安息王统中的Pacorus，波斯语应还原为Pankar。
　　近年来马雍先生也作了研究，认为安世高不是满屈二世之子，而是Cosroes之子。占据安世高王位的“叔”即Cosroes的后继者Volagases二世。这里提到的Cosroes应还原为波斯语Khusru(汉籍音译为“库萨和”)，其继位者Volagases应还原为波斯语Bulash。换言之，向汉朝进献条支大鸟和狮子的安息王满屈应为安世高之伯父，满屈死后，其弟库萨和(Khusru)继立。库萨和即安世高之父。库萨和死后，其弟布拉斯(Bulash)二世据其位，安世高被迫离国出走④。马雍的推论虽在细节上比冯承钧精密，但因安世高出身王族这一事实除了佛教典籍上的几句话之外，并无其他证据，所以很难确证⑤。
　　据《高僧传》记载，安世高在其父死后，曾游历诸国。大约2世纪30—40年代他在中亚、印度一带游历了10余年，至汉桓帝初年方至中国。而释道安的《经录》说安世高从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开始译经。由此推测，他到达中国内地的时间应在建和元年(147年)左右。至于他具体是如何到中国来的，已经说不清楚了。
　　安世高最大的成就是翻译了相当数量的佛教经典。虽然佛教史上传说最早来华翻译佛经的是摄摩腾和竺法兰，但至今尚未有一部佛经可以确指是他们翻译的。因此从佛经在中国的传播史角度来说，安世高是第一位主持在汉地翻译佛经的翻译家，在中国翻译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佛经的原本均非汉文，非经翻译汉人是无法懂得其含义的。所以在佛经翻译之初，外国僧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安世高初来中国时，正值中国佛教界迫切想了解佛经内容的时代，所以他的主要工作便是翻译佛典。据严浮调说他以“口解”或“文传”方式翻译的佛典达“数百万言”。僧祐的《出三藏记集》著录了他翻译的佛经有35部41卷。隋代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举出安世高所译佛经176部。而《开元释教录》说安世高所译佛典为95部。总之，在佛经翻译史上，安世高翻译数量之多是有名的。
　　安世高对佛经翻译的贡献不仅在于数量多，而且努力争取文质兼备。释道安说：“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僧祐在他撰写的安世高传记中说他翻译的经典“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历代的僧人都高度评价安世高的译文，认为他是早期佛经翻译者中水平最高的翻译家。
　　据《高僧传》记载，安世高除了佛经之外，对“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这是说安世高的教育程度很高，对西域图书知之甚多。“七曜”指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五行”亦指金、木、水、火、土五星。可见安世高对天文、医学也很有造诣。
　　由于安世高名声很大，中国佛教徒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南朝时慧皎收集资料写《高僧传》时，就发现民间对安世高事迹众说纷纭、互有出入。
　　比安世高时代稍晚的是安玄，他是一位居士，在家修行，但也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他与安世高的中国弟子严浮调合作，由安玄口译，严浮调笔受，译出《法镜经》。《出三藏记集》卷13和《高僧传》卷1都收录了安玄的传记资料。
　　三国时来到北方的有安息国沙门昙帝，又名昙谛、昙无谛。按《高僧传》卷1《昙柯罗传》的记载，他在曹魏正元初年(254年)来到洛阳，他精于律学，在著名的白马寺中译经，翻译了法藏部的戒律《昙无德羯磨》一部。这是最早在汉地译出的戒律之一。
　　还有一位安息人名安法贤，翻译了《罗摩伽经》和《大般涅槃经》。安息沙门安法钦从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至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在洛阳译出了《道神足无极变化经》、《阿育王传》等5部经典。
　　安世高等这些安息僧入华之初，都不通汉语，他们在中国寺院中讲经传道和承担翻译经典任务时，都离不开中国僧人的帮助。安世高的弟子中有一些人在史籍中留下了他们的事迹和姓名。安世高的中国弟子中最出名的是严浮调，又名严佛调，他是临淮人，是安世高的亲传弟子。除了协助安世高、安玄等胡僧翻译佛经外，他自己还撰写了《沙弥十慧章句》，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人最早撰写的一部佛教著作。
　　安世高的弟子还有韩林、皮业和陈慧，他们继承了安世高的学说，又转授他人。著名康居僧人康僧会就是他们的学生，也是安世高的再传弟子。
　　①布尔努瓦(Luce Boulnois)著，耿昇译：《丝绸之路》(La Route de la soie)，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②Gyaur，是阿拉伯语Kafir“异教徒”这个词在土库曼语中的讹写形式，Kala是阿拉伯语，意为“宫殿”。
　　③《大宝积经·郁伽长者会》的异译。
　　④《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载《西域史地文物从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46—50页。
　　⑤王邦维：《安息僧与早期中国佛教》，载《伊朗学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