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海航行与地文导航
　　亚洲大陆东海岸的基本轮廓是南北走向。由于地质活动的缘故，大陆以东形成一连串岛弧，如日本列岛、琉球列岛、台湾、菲律宾等。这些岛弧以东便是茫茫无际的太平洋。这种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古代沿海航海活动主要是南北向航行，而只有从大陆东海岸出发前往上述岛弧地区的目的港，或沿海向南航行到达南海的尽头，进入印度洋后，才主要是东西向的航行。
　　古代航海技术的不发达，决定了航海活动基本上保持在近海地区。远洋航行的船舶从东亚大陆起航后，首段航程基本上不出大陆海岸和太平洋西岸岛弧之间的海域。上述亚洲大陆东海岸的特定自然条件，决定了古代东亚航海主要采用地文导航。
　　地文导航是沿海的先民在千百年的航海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古时航海的动力主要是风力和洋流，因而船舶的航速和航线还不能完全由舟人主观意愿操纵，在这种情况下，随时确定船舶的方位，成了安全航行、保证正确航向目的港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古代中国海舶的地文导航术中主要是陆标导航。这种导航法要求水手牢记所经地区的岛屿、大陆海岸地标的方位和自然地貌，并能从各个方向和各种气候条件下辨识之。
　　除了陆标导航之外，确定船舶方位的辅助手段还有海底地貌识别法，例如测量水深、在铅锤底涂蜡油或黄油粘起泥沙以核查海底地表土质、察看海水水色等。
　　因此为了正确导航，舟人必须牢记海上及大陆边缘海区的地貌形态。为了将导航术传示子孙后人，有些舵师把沿线山屿形势绘成图，并用文字把陆标、港湾水深、海底土质记录下来。这些资料后来发展成为更路簿、针经和海图等资料。
　　(二)海中观星
　　在夜空中有恒星也有行星。在以年、世纪甚至千年为计算单位的人类历史中，恒星位置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说，人类在一定的季节中，从地面一定的观察点望去，恒星在天空中的位置基本不发生变化，保持相对稳定。当观察点的经度和纬度变化后，恒星的位置才会变化。而行星在天空中运行轨迹的规律也早已为人类所注意。
　　人类很早就利用星辰作为参照系，利用测定某些恒星视角的变化和观测行星运行的位置偏差，来确定自己在地面上的地理位置。在行走的船舶上，以夜间观测星辰为基础的导航法就是这样产生的。在汉代，舟人观星的经验和资料已经大量成书。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就有《海中星占验》12卷、《海中五星经杂事》22卷、《海中五星顺逆》28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海中二十八宿臣分》28卷、《海中日月慧虹杂占》28卷等数种。其中的“五星”是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而“二十八宿”则是恒星。这些书的部头都不小，从名称中可看出书中包含着大量占卜的内容，但占卜的背后隐藏的是海洋气象预测。所以说它们是后代天文导航和海洋气象预报科学著作的先驱。
　　在秦汉时期，天文导航还处于辅助地位。
　　(三)航海补给
　　当人们把不同地段、不同海域的短程航行的导航资料积累、连贯起来使用时，远洋航行便有了可能。能否远航不仅取决于导航技术，而且取决于造船术。有了进步的导航术和巨大坚固的船舶，才有远洋航行的技术保障。但行舟的水手的海上生存能力是另一个制约远航的条件。舟人在海上的生存不仅取决于他本人的意志和海上生活经验，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他能否得到足以维持生命的营养。随着造船技术的进步，海舶越造越大，往往可以承载足供全体船员吃数月甚至数年的粮食。但人类并不能仅靠谷物维持生命。15世纪以后，葡萄牙人向海外扩张时，其许多水手在长途远航中因缺乏新鲜蔬菜、水果中的维生素而患病，甚至丧生。所以补给条件是制约舟人的海上长期生存能力的决定性因素。
　　在记载中国古代远洋航行的资料中，从未见有水手长期在海舟中生活缺乏某种营养而患病的记载。这并不是中国人与西方人有什么不同，而是因为在中国海舶经常出没的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有着众多的岛屿，这些岛屿不仅有助于舟人辨识方位，而且起着远航中途补给站的作用。人烟众多、经济发达的岛屿常常是商舶的停靠点，商贾们不仅在这里卸货上货，而且补充淡水、菜蔬。
　　即便宋代以降发明磁石罗盘后，陆标导航法在中国远洋航行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沿途多站停靠式的航海仍然是最常用的方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的远洋航行主要是陆标导航近海短程航行的累加。这个特点是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区的自然条件决定的。
　　(四)季风航海
　　船舶在海洋上航行需有动力。动力的来源不外乎人力、自然力和机械力。依靠人力的船舶不能持久航行，不可能出远海。机械力的使用是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的事。古代海舶的主要动力是自然力。对航行起作用的自然力有两种，即风力和洋流，其中主要是风力。
　　亚洲大陆的东部位于典型的季风带，冬季北风，夏季南风，如此循环不已。生活在季风带的中华民族祖先很早就注意辨别风的方向。相传夏禹时已经发明“司风鸟”①。安阳出土的一片甲骨上刻有四方风的名称：“东风曰*(上劦下口)、南风曰*(上山下兀)、西风曰彝、北风曰*(左阝右殳)”②。此后在历代文献中都有关于四方之风或八方之风的记载③。
　　据王子年的《拾遗记》记载，舜帝与娥皇泛海时曾经用“相风”的办法来测知四时之风④，这当然不能作为信史看待，但它反映出，在相当早的时代，很可能在商周时代以前，中国的舟人已经在海上测风。
　　利用风力航行的手段是帆。帆的出现晚于船舶。在人类还没有发明帆的时代，行舟的人已经发现了风力对航行的作用，顺风行时不仅航速快，而且平稳安全；反之不但航速缓慢，而且风浪险恶。文献中没有可信的资料提到帆在中国何时产生，但汉代肯定已经有帆。东汉刘熙说：“帆，泛也。随风张幔曰帆。使舟疾，泛泛然也。”⑤ 
　　至少在东汉以前，我国的舟人已经发现了季风的秘密。崔寔的《农家谚》诗提到了“黄梅雨”，并曰“舶*(左舟右卓)风云起”⑥。说明“舶*(左舟右卓)风”是梅雨季节后的行船风，即东南季风。三国时吴国是水师强国。史书中记吴国大臣吴范“善占候，知风气”⑦，是指他善于预测并使用季风。此后史籍中有关使用信风航海的记载渐多，西晋法显记载：“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十四日到狮子国。”⑧南朝刘宋时代各国商舶“泛海陵波，因风远至”⑨。这时东南亚、印度洋诸国商贾已经广泛利用信风航海。
　　①《太平御览》卷9引崔豹《古今注》。
　　②刘昭民：《中华气象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页。
　　③《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吕氏春秋·有始览》；《淮南子·地形训》；《史记·律书》等。
　　④《太平御览》卷9引文。
　　⑤《释名》卷8。
　　⑥顾禄：《清嘉录》卷5，“黄梅天”引文、“拔草风”引文。
　　⑦《太平御览》卷2引文。
　　⑧《佛国记》。
　　⑨《宋书·蛮夷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