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明沿海路的传播，说明当时一定已经有了航海必不可少的工具——船舶。
　　古代人类在生活中发现了浮力原理。人们不但观察到树木可浮在水上，而且发现中空的木头可在水中承载更多的重量，此即“千钧得舡则浮，锱铢失舡则沉”①。
　　上古时代最重要的浮水器具是筏和独木舟。《易经·物原》说“伏羲氏始乘桴”，桴即筏。古人为了增加浮力与稳定性，逐渐将树干和竹子编扎起来，筏就这样诞生了。继筏之后，人们“观落叶因以为舟”。先秦历史文献中已经多次提到船舶，例如《周易》中有“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的记载②。实际上，我国船舶的起源远远早于此。
　　最早的船舶是独木舟。新石器时代末期独木舟及其附属器具在我国多处发现。1973—1978年考古学者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了6支独木舟桨。其中有一支残长0.6米，宽0.12米，厚0.02米，叶长0.5米。柄上刻有横线与斜线组成的几何形花纹。另外还有一支残长0.92米，扁平细长，如柳叶形，是距今约7000年前的遗物。1979年山东荣成湾北部郭家村发现新石器时代独木舟一艘，长3.9米，中宽0.7米，首尾宽0.6米，舱深0.3—0.4米，有两道隔梁。1958年前后，太湖之滨的浙江吴兴钱山漾和杭州水田畈两地，出土了距今4700年的木桨五六支。其中钱山漾的桨叶为长条形，长0.96米，宽0.19米，稍有曲度，柄长0.87米。1973年福建连江出土一艘距今约2200年的独木舟，长7.1米，首宽1.2米，尾宽1.6米③。
　　我国新石器时代舟的形制可从出土的舟形陶器中看出来。河姆渡遗址采集到一件距今7000年的舟形陶器，船首有系缆孔，舟形圆滑流畅。1979年在辽宁丹东有6000年前的舟形陶器发现。1973年湖北红花套发现了5700年前的舟形陶器。1979年辽宁大连长海县和旅顺分别发现了5000年前和4000年前的舟形陶器。
　　为了改善独木舟的稳定性与运载能力，人们开始在独木舟的四周安装木板。随着木板列数的增加，作为承载木板的独木舟体便不再需要像原来掏挖得那么深了。久而久之，原先的独木舟成为船的龙骨，尖底木板船就这样诞生了。而平底木板船则是从木筏演变而来。
　　确定中国船舶的发明人是一件难事。因为华夏自古地域辽阔，古时交通不便，信息传播不快，造船技术很可能在沿海、沿江湖的许多地方同时或先后不等地独立发展起来。《世本》称“共鼓、货狄作舟”④；《山海经》说“番禺始为舟”⑤；《墨子》云“巧垂作舟”⑥；《吕氏春秋》曰“虞姠作舟”等⑦，便是这种情况在历史文献上的反映。河姆渡文化遗址曾发现木板和相当成熟的榫卯木构技术，应当说已经具备了制造木板船的技术能力。1979年山东庙岛群岛大黑山岛发现了木舟船尾残迹，其木板厚约5厘米，板面平整，榫卯可辨。考古学家推断为4000年前的遗物。这证明远在公元前3千纪末叶以前，我国已经产生了榫卯结构的木板船。
　　据《广志》说，帆的发明是因受鲎鱼鳍的启示，而《物原》则称舵和橹是帝喾发明的。这些记载不能完全作为信史看待。帆、舵、橹都应是世世代代生活在水上的舟人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创造、改进的，不可能出自哪一个圣人之手。
　　先秦时代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利用舟楫交通，故孔子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语⑧。当时的航海技术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安全性和舒适性都提高了，所以才会有“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之事。齐景公泛海六个月，虽然估计并未远离海岸，但不可能六个月中都是好天气，这说明贵族所使用的海舶已经相当大，而且装备良好，已有一定程度的抗风浪能力，以致乘这种海舶出游成为一大乐事。
　　春秋时期我国的造船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在南方产生了利用船舶作战的水师，水师已经装备了适应各种不同用途的船舶。《越绝书》中保存的吴王阖闾与伍子胥的对话中，提到水师中的各种兵船和大小。吴国舟师中有与陆军重装备战车相似的“大翼”，其长达10丈，宽1丈5尺2寸；有与轻装备战车相似的“小翼”，其长达9丈，宽1丈2尺；有与“冲车”相似的“突冒”；有与楼车相似的“楼舡”；还有与轻足骠骑相似的“桥舡”⑨。公元前485年齐吴两国大战，齐国击败了吴国的水师。
　　与吴国为邻的越国是另一个造船大国，有专供水战用的戈船和楼船。越国攻灭吴国后，于公元前468年由会稽取海路迁都琅玡(今山东胶南县)，以戈船300艘载战士8000人以行，气势十分浩大。
　　汉代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汉武帝建立了庞大的水师，在昆明湖中训练。据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所引《汉宫殿疏》，汉水师的“豫章大舡”可载千人，舡上建有宫殿⑩。可见此时大型船舶已经可载重约100吨。汉代刘熙记载，有一种“楼船”高达十余丈，除了柁、橹、棹等设备外，船舱的第二层有“庐”，第三层有“飞庐”，第四层有“爵室”；而载重500斛的大型兵船还建有第五层用于了望的小屋，名曰“斥候”。汉代有楼船参与编队的水师曾在东南沿海作战(11)。
　　①《韩非子·功名第二十八》。
　　②《周易·系辞下》。
　　③席龙飞：《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古船》，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248页。
　　④《太平御览》卷769引。
　　⑤《山海经》卷18。
　　⑥《墨子，非儒下》。
　　⑦《吕氏春秋·勿躬》。
　　⑧《论语·公冶长》。
　　⑨见《太平御览》卷770及卷315。《昭明文选》卷22，颜延年《车驾境京口三月五日侍游曲阿后作》注引《越绝书》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
　　⑩《酉阳杂俎·前集》卷10，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第94页，第94条。《太平御览》卷768所引《汉宫殿疏》称“豫章大舡”可载万人，似误。
　　(11)《汉书·魏豹田儋韩信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