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外海上交往频繁的时期。明朝建立后，东南亚海外诸国闻之纷纷遣使入明，表示愿与中国继续交往。在来华各国使节中，不乏达官贵人及其弟子，甚至还有一些国家元首。他们承认自己是明朝的藩属，有的请求册封，而明朝则允许他们朝贡，即东南亚海外诸番以满足明王朝统治者的自大心理为条件，换取双方建立官方贸易关系的实惠。为了便于与外国交往，明政府特地在翰林院中设立了学习外国语的学校，专门培养外语人才。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汉人纷纷移居海外，在东南亚许多地区形成聚落，他们是现代当地华人的祖先。
　　(一)南京孛泥王墓
　　孛泥即今之文莱，位于婆罗洲北部南海之滨，很早便与我国往来。元世祖忽必烈征爪哇失败后，满者伯夷王朝兴起，孛泥成为其属部。明初孛泥在位国王为马合谟沙。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命御使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往使，当是诏告明代元之事。明朝使节从泉州启程到达那里后，要求孛泥王称臣纳贡。马合谟沙以其国遭到苏禄的侵犯、国弱民穷和宗主国爪哇反对他臣服于明朝为辞推托，张敬之等人以爪哇已经臣服明朝为由极力说服，终于使马合谟沙国王派出使臣与明使臣一起入华朝贡。孛泥的贡表以金箔制成，表文镂于银箔上。明太祖对孛泥使臣表示感谢，予以厚赐。
　　永乐三年(1405年)冬，孛泥国王麻那惹加那遣使入贡。明成祖派出使臣赴其国封之为国王，赐印诰、敕符、勘合等信物及丝绸制品。麻那惹加那国王大受鼓舞，率领大批亲属包括弟妹、子女和陪臣泛海来朝。到达福建以后，地方官迅速上报，朝廷派出中官到福建迎接，设宴款待，并引导入京(今南京)。沿途各地官守也纷纷设宴款待。永乐六年(1408年)八月，孛泥王抵达京师。在朝见明成祖时，麻那惹加那国王对明朝统一中国表示祝贺，感激明成祖赐以王号，说接受明朝册封后国内风调雨顺，皆是托明天子之福。明成祖在奉天门设宴招待孛泥王，王妃以下人员也在他处宴饮，还赐予孛泥王仪仗、交椅和大量的财宝，其随行人员也各有所得。
　　麻那惹加那国王在京师留居期间不幸染疾，于十月病故于客馆。明成祖下令辍朝三日表示悼念，派出专员致祭，太子亲王皆遣使慰悼。明政府将孛泥王厚葬于安德门外石子岗。墓前树碑，立石兽神道，又于其侧建立祠堂，政府按时派人祭礼。其子遐旺受明成祖之命即位为王。
　　遐旺归国前与其叔父告诉明成祖，孛泥每年向爪哇满者伯夷王朝进贡大量片脑，请求明朝要求爪哇允许孛泥不再进贡，而将此项贡品专贡明朝；还要求明朝派人护送他们回国，在其国留驻一年，以慰其国人望；又要求朝廷明确其国的朝贡制度。明成祖一一答应之，遣使通知爪哇孛泥不再向彼进贡，同意孛泥三年一入贡，赐给遐旺大量金银、礼品，并派中官张谦等人护送回国。
　　麻那惹加那国王生前曾要求明朝政府封其国后一山为镇国之山，遐旺归国前又重申了这一愿望。明成祖乃封其国都之后的山岭为“长宁镇国之山”，并亲定碑文，派护送新王归国的张谦镌刻于其地。
　　永乐八年(1410年)，遐旺遣使随张谦一同入明表示感谢。次年，明成祖再派张谦出使孛泥，颁赐大量丝绸。永乐十年(1412年)秋孛泥王遐旺偕其母再入明来朝，明政府置之于会同馆，明成祖于奉天门设宴欢迎，并厚赐遐旺及其随行人员。遐旺及其母在京师留居数月之久，于次年初回国。
　　孛泥王墓在南京的准确位置文献记载语焉不详，随着岁月的流逝其遗迹何在已经不清楚。民国时曾有人在石子岗地区寻找，但无收获。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文物普查，终于在1958年于南京雨花区铁心乡东向花村西的乌龟山南麓安德门西南3公里处发现了孛泥王墓。此墓原有墓冢、神道石刻、祀祠等建筑，至今墓冢、神道石刻7种15件及祀祠柱础仍存，是古代中国与文莱人民友好交往的象征。江苏省、南京市政府将孛泥王墓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德州苏禄东王墓
　　苏禄即今菲律宾南部苏禄海西缘之苏禄群岛。元代苏禄强盛一时，曾领有邻近之地，包括孛泥。13世纪末爪哇满者伯夷王朝兴起后，孛泥转属满者伯夷。明初苏禄出兵侵入孛泥，因满者伯夷王朝发兵来救，苏禄方退兵。
　　成祖即位后派郑和出使海外，曾有分舰队驶抵苏禄，明朝声威大增。永乐十五年(1417年)其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喇、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妃叭都葛巴剌卜一起率其家属、各级头目共340余人浮海入明朝贡，到北京向明成祖进献金镂表文和各种珍宝。明廷按接待满剌加王的规格礼遇之，成祖下诏封三王为国王，分别授予印诰、袭衣、冠带及鞍马、仪仗器物。随从诸人也有赐赏。苏禄的三位国王在北京居住了27日后动身返国。成祖在他们离京之前又赐以大量珍宝、丝绸。
　　苏禄诸王一行沿大运河南下。当行至德州时，东王巴都葛叭哈喇生病卒于客馆。消息传至北京，成祖派员致祭，将东王厚葬于德州，在墓旁立碑志念。明政府留东王妃妾及随从10人守墓三年，其余苏禄各王归国。成祖还命使臣赴苏禄，向巴都葛叭哈喇之子都马含诏告，表彰了其父东王仰慕中国，躬率家属陪臣远涉海道万里来朝的壮举。告以东王在中国受王封和赐赏之事，以及东王在归途中病逝安葬的情况。成祖命都马含继承苏禄国东王之位。
　　永乐十九年(1421年)，东王之母遣前东王兄弟叭都加苏里来朝贡。二十一年(1423年)，东王妃守墓期满归国，明政府在她临行前厚赐之。王妃归国时，留下一些人员继续为东王守墓。苏禄东王墓至今尚存于德州，而东王妃留下守墓的苏禄人世世代代定居于中国，在德州繁衍成村落。东王访问明朝的故事也在他们中间世代流传，成为中菲友谊的一段佳话。
　　(三)四夷馆与会同馆
　　外语教授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国民间学习外语的风气是从学习佛经开始的，从南北朝至唐，梵文教育在外国语学习中的地位最为重要。明人曾形象地描述道：“译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自佛教入中国，始有天竺字。……唐宋以来，虽有润文译经，使之衔然，惟以译佛书而已，非以通华夷之情也。” ①也就是说，学习梵文主要是在民间进行。
　　官办的语言学校是元代开始出现的。蒙古人建立地跨欧亚的大帝国后，外语成了这个庞大国家内保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工具。当时最为重要的汉语以外的语言是蒙古语、波斯语和畏兀儿语。元政府的重要机关都置有专职翻译，以备译写文书之需。元世祖忽必烈还设立了“回回国字学”和蒙古字学，属翰林院。
　　明成祖即位后深感番语人才的缺乏，遂于明永乐五年(1407年)创设四夷馆，即语言学校。四夷馆开馆时共包括8馆，即8个专业：回回、鞑靼、女真、西番、西天、百夷、高昌和缅甸。《明实录》记其成立云：“因四夷朝贡、言语文字不通”，乃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38人录隶属翰林院，学译书。学生的待遇是“人月给米一石”。学成后“遇开科仍令就试，仍译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馆于长安左门外处之” ②。其具体办法是，学生享受举人待遇，学成后命“就礼部试，则以番书译其所作经义”。初通番语，通过礼部考试者便可名列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而译书如故”。另外还在懂外语的人中“择俊民，俾专其业。艺成，会六部大臣试之。通者冠带。又三年授以官，盖重其选也” ③。四夷馆开馆时教授四夷语言的教师的来历尚不清楚。从习者从国子监生中选出，多为汉人。
　　从上述8种语言看，四夷馆可以说是一所亚洲语言学校。初设时的语种多与明朝的陆上邻国和邻族有关。早期四夷馆中与海路有关的只有“西天”和“缅甸”两馆。明承元制，以回回文，即波斯文为主要对外交际语言。但实际上东南亚诸国通波斯文的并不多，尤其是那些不信奉佛教的国家，回回文更行不通。弘治十年(1497年)，暹罗遣使入贡，四夷馆无人懂泰语，阁臣徐溥等建议，由广东布政司访取谙通彼国文字者赴京备用④。正德年间，四夷馆中的“回回馆”向明政府报告，“暹海中诸国如占城、暹罗等处进贡来文”一直由“回回馆”代译，“但各国言语文字与回回不同”，“回回馆”根本无力解决此问题，一直是由随团的通事口译，再写成文。而朝廷的敕文、回赐清单也由“回回馆”“用回回字”写就。正德年暹罗王进呈的“金叶表文无人识认”。过去“八百馆”教师缺员时，明政府曾采取把八百使臣蓝者歌留下来任教的办法培养教师。“回回馆”建议明政府采用这个办法，在暹罗国使团内选留若干人，并从原四夷馆职员子弟中选拔一些为学生，待这些学生学成后再令暹罗教师归国。此议得到政府的同意⑤。
　　万历五年(1577年)明政府聘请通事握文源和暹国使臣握闷辣、握文贴、握文铁等人入四夷馆，教授泰文⑥。次年张居正建议在四夷馆中增设“暹罗馆”，招收马应坤等12人为学员。明吕维祺曾列出“暹罗馆”的教师名单，排在最前面的几位教师就是握闷辣等4人⑦。
　　明朝政府的涉外机构除了语言学校四夷馆以外，还有专门接待政府宾客的会同馆，这里的人员也要求掌握番语。四夷馆和会同馆都编撰了让学生学习语言的教材，这些教材合起来被称为《华夷译语》。据现在留下来的资料看，会同馆设有“朝鲜馆”、“琉球馆”、“日本馆”、“安南馆”、“暹罗馆”、“鞑靼馆”、“畏兀儿馆”和“满剌加馆”等8馆⑧。可见会同馆中教授的番语与四夷馆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会同馆内与海外交往最为密切的是“琉球馆”、“日本馆”、“暹罗馆”和“满剌加馆”。
　　《华夷译语》很早就流传到海外。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有艾约瑟(J.Edkins)携去的6种明刻本，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有明抄本，柏林图书馆藏有夏德(F.Hirth)收集的24册明抄本，日本东洋文库则收有8种明抄本⑨。《华夷译语》是一种以汉字注四夷语音的分类辞书。有四夷馆本和会同馆本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是各自独立编成的。四夷馆本的基本格式是：先写番语词，再写汉译，最后是汉语音译。番语的拼写与汉字注音之间有时存在差异，表明汉字注音不是逐个字母转写，而是按读音译写。会同馆本则只有汉字音写和汉文译义，没有番语原文。四夷馆本与会同馆本的分类不尽相同，两者的分类大致为“天文”、“地理”、“时令”、“饮食”、“人事”、“珍宝”等门类。
　　《华夷译语》中的《满剌加国译语》编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所谓“满剌加国”语即马来语，是今东南亚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近2亿人口的共同交际语。所以《满剌加国译语》实际上是马来语—汉语分类字典，共收有482个词。这部词典从时间上来讲仅晚于皮加费塔(Pigafetta)于1521年编辑的世界上第一部马来语字典，所以是世界上第二部马来语词典。《华夷译语》中的《暹罗馆译语》当成书于16世纪末。四夷馆和会同馆是明代培养翻译人才的摇篮，在我国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①《大学衍义补》卷145。
　　②《太宗实录》卷48。
　　③《大学衍义补》卷145。
　　④《孝宗弘治实录》卷129。
　　⑤《四夷馆考》卷下，东方学会刊印本，第20—21页。
　　⑥《神宗万历实录》卷81。
　　⑦《四译馆则》卷7，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刊印本，昭和二年十二月(1928年初)。
　　⑧火原洁译，第伯符辑《华夷译语》，台湾哇庭出版社有限公司。
　　⑨《国外对〈华夷译语〉的收藏和研究——兼评西田龙雄的〈华夷译语研究丛书〉》，载《外国研究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