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之分。穆斯林的宗教文化与《古兰经》、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而其世俗文化的含义则要广泛得多，包括穆斯林语言文字学、史学、哲学、阴阳学、医药学、天文历算、地理舆图、工程技术等。穆斯林文化大规模进入中国，并发展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个过程经历了元、明、清三代。
　　伊斯兰教像佛教一样，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而是由外来移民带入的外来宗教，其经典均非汉文，而是以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成。就像虔诚的佛学家孜孜不倦地研习梵文，为求真经不远万里前往印度一样，由外来移民后裔为主体形成的回族和其他中国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为了世代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穆斯林语言文字的教育学习。我国伊斯兰学界素有明末陕西胡登州创办经堂教育之说①。从目前的资料看，中国的穆斯林语言文字之学兴起于元代，明代胡登州的经堂教育应该是元代和明初官办穆斯林语文教育的继承和发展。目前有关中国古代穆斯林语文教育的材料主要是有关波斯文的，这一点与中国古代入华的穆斯林移民不是阿拉伯人，而是操波斯语或受波斯文化影响的民族相一致。
　　(一)回回语文学
　　元代区别于中国其他朝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其文化上的多元性。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征服，中原汉地与波斯之间的关系空前地密切起来了。元代蒙古国中通行汉文、蒙古文和回回文三种文字。
　　元政府的许多机关里都设有波斯语翻译。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是培养翻译的主要场所。元代教习波斯语用的教材今已不存，只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元末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说：“回回字，其母凡二十有九。横行而写，自前向后，复归于前”。这是说回回字从左向右横写，一行写完再另起一行。陶宗仪在书中还录写了他所提到的回回字的29个字母。这29个字母中有28个都是阿拉伯文字母。陶宗仪录写的这份回回字母表，应与回回国子学或回回国子监里所使用的教材有关。
　　元代回回国子学内除了教习波斯文之外，还教习一种被称为“亦思替非”的文字。这种文字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在汉地已经很少有人掌握了。关于“亦思替非文字”，《通制条格》有一段很重要的记载：
　　“至元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总制院使桑哥、帖木儿左丞等奏：‘前者麦木〔术〕丁说有来：亦思替非文书学的人少有。这里一两个人好生理会得有，我则少些理会得。咱每后底，这文书莫不则那般断绝了去也么？教学呵，怎生？道有来。’么道。奏呵。‘麦木〔术〕丁根底说者，交教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 ②
　　这位提议教习“亦思替非文字”的麦术丁，就是在王恽《中堂事记》提到的“以木笔挑书普速蛮字”的回回译史麦术丁。麦术丁对总制院使桑哥、帖木儿左丞等人提出：当时社会上学习亦思替非文字的人极少，麦术丁手下只有一两个人会这种文字，而他本人只是稍通。麦术丁担心下一辈人将不再懂得亦思替非文字，遂要求政府设置官学，教授这种文字。世祖同意了麦术丁的请求，要他负责这项工作。根据《元史·百官志》记载，两年以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尚书省向元世祖提出，翰林院益福哈鲁丁通亦思替非文字，要求授之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夫富民之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进行教习。这一建议再次得到了元世祖的批准。
　　亦思替非文字的波斯原字是istafa，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指“财产税务的核算管理”，中古时期多数穆斯林国家执掌财税的部门称为“亦思替非部”。“亦思替非”的另一个意义是指一种特殊的文字符号，有特定的书写规则，政府有关财务的文件、清算单据等都以这种文字写成。回回人在元政府财税部门内握有大权，他们的部分财务文件便是用这种符号写成的，这就是为什么要选回回学者教授这种字的原因。
　　元和元以后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图书为数众多，细心搜检史料可以发现其中有关穆斯林语言文字学的材料并不在少数。例如《元秘书监志》卷7罗列的一大批回回图籍中有一种名为“虵艾立诗”。马坚先生于35年前已指出：“虵艾立”乃其原书阿拉伯文书名Shi’r的元代汉语音译，意为“诗歌”③。《回回馆杂字·文史门》有“舍额儿”(shi’r)，旁注“诗”，即此。“诗”是此书名的元代汉语意译，元秘书监存此书1卷(部)。看来在元政府中出官为宦的回回人，有舞文吟诗雅兴的并不在少数。
　　除了《秘书监志》以外，录载中国回回书籍最多的著作是清康熙年间学者刘智的《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两书。刘智在《天方性理》中开列出他写书时的“采辑经书目”(即参考书目)40种，在《天方典礼》中又开列“采辑经书目”45种。剔除这两份“采辑经书目”中的重复部分，实得刘智写书时所使用书目66—68种。刘智的这两份书单是研究中国穆斯林图籍的最重要资料，近百年来引起世界许多学者的兴趣。而最新的成果是澳大利亚学者莱斯利和瓦塞尔的论文《刘智所使用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史料》④，他们在桑田六郎研究的基础上，查核了布洛克曼的《阿拉伯文学史》、斯达理的《波斯文献》、布洛晒的国民图书馆《波斯文抄本目录》和胡格的《伊斯兰字典》，修正了前人的研究，搞清了刘智使用的书目的基本面貌。
　　根据莱斯利、瓦塞尔的论文和刘智本人对其所使用的每一本书的意译，我们发现，刘智在他的著述过程中使用了不少有关穆斯林语文学的书籍。兹将可识者录之如下：
　　《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10种《鲁把亚惕》，应为阿拉伯文书名Ruba’iyat“四行诗集”之清代汉语音译，刘智意译为《性学歌诀》。虽然单凭“鲁把亚惕”的译音和“性学歌诀”的意译，尚不能确定其原本，它与前面提到的元《秘书监志》中的“虵艾立诗”是同样性质的书则无疑问。这是爱好文学、喜吟诗歌的回回人从西域带入的图书。
　　再如《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40种《米幅他合·欧鲁密》，应为阿拉伯文书名Miftah al-’Ulum“学问之钥匙”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米幅他合”(Miftah)，意为“钥匙”；“欧鲁密”(al-’Ulim)，意为“学问、知识”。刘智意译为《文钥》。其作者应是逝于回历阴历629年(公历1229年)之波斯学者西剌护丁(Siragh al-Din a.Ya’qub Yu.b.a.Behr b.M.b.’A. al-Sakkaki)。这也是一部语文书。
　　《天方典礼》所列参考书目第44种为《母格底墨·额得壁》，这个译名应为阿拉伯文书名Muqaddimat al-Adab“学问之基础”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母格底墨”(Muqaddimat)，意为“前言、基础”；“额得壁”(Adab)，言“礼仪、学问、文学”。刘智意译为《字义类编》。应为阿布·哈希姆(Abu’l Q.Mahmud b.’O. al-Zamahshari)的作品。作者生于回历阴历467年(公历1075年)，逝于回历阴历538年(公历1144年)。根据刘智的意译可知，这是一部按字义编排的著作。
　　《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两书所列参考书目第39、45种为《索哈合》，它应是阿拉伯文书名Sahah“完整的、正确的”的清代汉语音译。刘智意译为《字正》。虽然单凭“索哈合”的音译和《字正》的意译尚难确定其原本与作者，但它无疑是一部有关阿拉伯文的教科书，可能专讲正字法问题。
　　《天方典礼》所列参考书目第31种为《特尔林·穆特二林》，它应是阿拉伯文书名Ta’lim al-Muta’allim“求学者之训导”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特尔林”(Ta’lim)，意为“求学者、学生”；“穆特二林”(Muta’allim)，言“讲授、训导”。刘智意译为《为学须知》。应是不鲁罕丁(Burhana l-Din al-Zarnughi)于回历阴历600年(公历1203年)之作品。从书名和刘智的意译判断，这应是一部初级启蒙书。
　　《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两书所列参考书目第2种为《特福西尔·噶最》，意为《葛最〈古兰经〉注》(Tafsir al Qadi)前3部之清代汉语音译。刘智意译为《噶最真经注》。其中“特福西尔”(Tafsir)，意为“说明、阐明、注释”；“噶最”(Qadi)，意为“法官”。这是阿拉伯语读法的汉语音译，元代通常按其波斯语读法音译为“哈的”或“合的”。据庞士谦介绍，《特福西尔·噶最》为经注学之集大成者，系波斯设拉子人阿卜杜拉·伊本·乌马儿(’Abd al-Allah.Ibn’Umar)所作。作者曾充任法官，因名戛尊(法官)。逝于回历阴历791年。此书为逊尼派中沙斐尔派，趋重文法及文章之构造，而缺少理论。文简意赅，适合研究文学。
　　从上述书目来看，虽然中国民间穆斯林经堂教育兴办语言文字之学的目的，在于讲习、理解和传播伊斯兰教经典，但纯粹从语言教学的角度来看，回回人的波斯文、阿拉伯文教育是古代中国外语教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二)史学、哲学与阴阳学
　　唐、宋时代回回民族的先民入华时，起先是作为移民居住在中国。除了《古兰经》以外，他们中的知识分子必定带来了一些历史、哲学、阴阳星象书籍。研读自己穆斯林祖国的历史，可以寄托对遥远故乡的怀念之情，穆斯林哲学既与阿拉伯人所继承的希腊、罗马古典学术有关，也与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阴阳学则是古代回回民族风俗的一部分。
　　目前我们所拥有的有关回回历史、哲学和阴阳学的材料，主要是元、清两代所留下来的回回书目。其中元代主要是王士点的《秘书监志》所录回回书目，而清代前期的则主要是在刘智《天方性理》和《天文典礼》两书中保存的书目。明代的材料暂付阙如，有待于发现。
　　这里提到的“回回历史学”这个概念，不包括我国有关伊斯兰教入华史的碑刻和回族学者以汉文撰写的历史著作，而专指清初以前，我国穆斯林所汇集的有关波斯、阿拉伯历史的著作。
　　王士点《秘书监志》卷7有书名《帖里黑总年号国名》。“帖里黑”乃其原书阿拉伯文书名Tarikh的元代汉语音译，译云“年代、历史”，《回回馆杂字·文史门》有“忒洼列黑”(tawarikh)，旁注“史”，乃“帖里黑”一词的复数。“总年号国名”是此书名的元代汉语意译，其实穆斯林诸国并无“年号”之说。这是一部历史著作，元秘书监存此书3卷(部)。此书既称作“总年号国名”，则说明它应该是一部有关西亚诸国历史的著作。
　　刘智《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两书所列参考书目第34和第29种《吉所·密迩剌直》，应为波斯文书名Qisas-i Mi’raj“穆罕默德登霄故事”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之“吉所”(Qisas)，意为“童话、故事、传说”；“密迩剌直”(al-Ma’raj)，意为“阶梯、楼梯”，又专指穆罕默德之登霄。刘智意译为《登霄录》。其作者可能为逝于回历阴历907年(公历1501—1502年)的穆阴(Mu’in ad-Din Farahi)。这是一部有关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早期活动的作品，带有传说和神话色彩。
　　《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两书所列参考书目第32和第25种《吉所·安比雅》，应为阿拉伯文书名Qisas al-Anbiya’“诸圣传”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之“吉所”(Qisas)，意为“童话、故事、传说”；“安比雅”(al-Anbiya’)，此言“诸圣”。刘智在《天方性理》中意译为《诸圣纪录》，在《天方典礼》中意译为《诸圣记》。从名称上判断，这是一部讲述穆罕默德之前伊斯兰教所承认的其他先知(如耶稣等)事迹的书。
　　《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35种《特自启尔·奥理雅》，应为阿拉伯文书名Tadkirat al-Auliya’“圣徒传”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特自启尔”(Tadkirat)，意为“传记、纪念”；“奥理雅”(al-Auliya’)，即Wali，“圣徒”之复数。刘智意译为《群贤录》。从阿拉伯文原名和刘智的意译判断，应是一部记载穆罕默德的主要追随者的著作。
　　《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两书所列参考书目第36、35种《设哲尔·拿默》，应为波斯文书名Shajar Nama“世系记”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设哲尔”(Shajar)，意为“树、分枝”；“拿默”(Nama)，此言“信、笔记、志”。刘智意译为《世谱源流》。这应当是一部记载穆罕默德世系或其后裔(即所谓“圣裔”)的作品。
　　《天方典礼》所列参考书目第36种《设尔合·黑咱吸卜》，应为阿拉伯文Sharh al-Madahib“宗教、学说”之清代汉语音译。其中“设尔合”(Sharh)意为“叙说”；“黑咱吸卜”(al Madahib)意为“诸教派、诸学说、诸教义、诸宗教、诸学派”。刘智意译为《教类源流》。《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37种《默咱吸卜》，应为阿拉伯文书名Madahib“诸教派”的清代汉语音译。刘智同样意译为《教类源流》。此书应为《天方典礼》所列参考书目第36种《设尔合·默咱吸卜》(Sharh al-Madahib)之略称。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回回学者在对伊斯兰时代以后的西亚历史知识上，要比同时代的汉族学者强得多。回回人收藏的史学著作大多与伊斯兰有关。由于宗教观念的限制，回回人阅读西亚历史著作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伊斯兰教历史，这就限制了回回知识分子的眼界。
　　回回哲学的情况与回回史学大致相近，多与伊斯兰教“认主学”有关，就纯哲学的意义而言的“回回哲学”的资料很少有人提到。《秘书监志》卷7有书名曰《艾竭马答论说有无源流》。“艾竭马答”乃其原书阿拉伯文书名Hikmat的元代汉语音译，译云“智慧、哲学”；“论说有无源流”是此书名的元代汉语意译。这无疑是一部哲学著作，元秘书监存此书12卷(部)。从部头上来看，此著作分量很重。大约是一部研究“存在”的书，但其详细内容已不得而知。由于宗教观念的限制，穆斯林学者不太注重讨论纯哲学问题。凡是涉及纯哲学问题的作品，几乎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古希腊哲学的影响，故此书很可能是一部古希腊哲学著作的译作。
　　阴阳学是古代回回人世俗文化中很有特色的一部分。目前所发现的这类书的书目主要集中在元代，可见古代入华的回回人对阴阳学极为重视。回回阴阳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实践性，古代回回学者阅读它们的目的就为了运用这一套理论来预测灾福。与我国古代的星历学相似，回回阴阳学也把天体自然现象与人间的祸福联系起来，把命运看作自然的意志的表现，所以回回阴阳学往往与回回星历学有关。回回星历学者在元代有时被称为“阴阳人”。
　　《秘书监志》卷7所著录的回回图书中有《阿堪决断诸般灾福》。“阿堪”乃阿拉伯文ahkam的元代汉语音译，译云“命令、决断”；“决断诸般灾福”是其汉语意译名称。原书卷数不明。《秘书监志》卷7有书名《福剌散相书》。“福剌散”乃其原书阿拉伯文书名Farasah之波斯语读法Farasa的元代汉语音译，译云“相术、看相”，《回回馆杂字·人物门》有“法剌塞忒”(Farasat)旁注“相士”(第196词)，即此。“相书”是此书名的元代汉语意译，元秘书监存此书1卷(部)。看来这是一部根据人和相貌或手相来预卜未来的书。这部书虽今已亡佚，确切内容无法推知，但从元时传入中国，藏于元廷，入明后译成汉文的《回回天文书》的个别章节中，还可以窥见这一套学问的大致面貌。《回回天文书》第三类第五门《说人生禀性》详细介绍了当主持某人的日月五行处于某处时，某人“发黑，颜貌黄白似蜜色，胸前有毛，眼生得中，禀性润”，或“颜貌如小麦色，发稀身瘦，上下相称，目黑，禀性干燥”，或“容貌白色，有光彩，身体长大，发生得中，美好，目亦生得中，动静安详，禀性热润”，或“容貌淡白，无光彩，发稀直，干燥，目生得中，身矮小，禀性润”等等⑤。
　　《秘书监志》卷7提到了一种名为《蓝木立占卜法度》的书，元秘书监存此书15部(卷)。“蓝木立”为阿拉伯语Raml书名之元代汉语音译，意为“沙、沙卜”。“沙卜”是阿拉伯人抓沙撒在地上，按其所成形状判断事物凶吉的一种占卜法。“占卜法度”为此书的元代译名。此书部头很大，内容相当丰富。
　　《秘书监志》卷7还著录了《麻塔合正灾福正义》一书。“麻塔合正”，应为“麻合塔止”之讹。“麻合塔止”(阿拉伯语Mugta；)，意为“必需”。这部书的全名可能是《占卜必读》。“灾福正义”，是元代此书名称的意译。《秘书监志》卷7著录的另一种阴阳学书籍是《密阿辨认风水》。“密阿”乃其原书阿拉伯文书名Mir’at的元代汉语音译，译云“镜子”，这是一部有名的著作，全名为Mir’at al-Ghaib，此言“幽玄宝鉴”，“辨认风水”是此书名的元代汉语意译，这是一部讲占卜凶吉的书，元秘书监存此书2卷(部)。
　　《回回天文书》在元时为宫廷所藏，未有汉译。元亡后落入明太祖手中。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下令附元的回回人与汉族文人合作，将它译成汉文，次年刊印成书。这是探究回回阴阳学的极重要资料。明代汉族文人阅此书后，感到“今观西域《天文书》，与中国所传殊途同归。则知圣理精微之妙，充塞宇宙，岂华夷而有间乎”⑥？
　　其内容分为四类：第一类，总说题目；第二类，断说世事吉凶；第三类，说人命运并流年；第四类，说一切选择。详细分目如下：
　　第一类，凡二十三门：
　　第一门，说撰此书为始之由；第二门，说七曜性情；第三门，说七曜吉凶；第四门，说七曜所属阴阳；第五门，说七曜所属昼夜；第六门，说各星离太阳远近；第七门，说五星东出西入；第八门，说杂星性情；第九门，说十二宫分为三等；第十门，说十二宫分阴阳昼夜；第十一门，说十二宫分性情；第十二门，说十二宫分度数相照；第十三门，说七曜所属宫分；第十四门，说七曜庙旺宫分度数；第十五门，说三合宫分主星；第十六门，说每宫分度数分属五星；第十七门，说每宫分为三分；第十八门，说各星宫度分位；第十九门，说七曜相照；第二十门，说各星气力；第二十一门，说命宫等十二分位；第二十二门，说福德等箭；第二十三门，说各宫度主星强旺。
　　第二类，凡十二门，断说世事吉凶：
　　第一门，总论题目；第二门，论上下等第应验；第三门，说灾祸征战之事；第四门，说天灾疾病；第五门，说天时寒热风雨；第六门，说阴雨湿润；第七门，说天地显象之事；第八门，断说天象；第九门，说物价贵贱；第十门，说日月交食；第十一门，说土木二星同度相缠；第十二门，说世运。
　　第三类，凡二十门，说人命运并流年：
　　第一门，总论题目；第二门，说人生受胎未生之前事；第三门，说安命宫度备细；第四门，说人幼年时皆有星辰照管；第五门，说人生相禀气；第六门，说人寿短长；第七门，说人内外病症；第八门，说人生智识；第九门，说人风证病患；第十门，论人父母；第十一门，论兄弟姐妹；第十二门，说财帛福禄；第十三门，说人生何艺立身；第十四门，说婚姻；第十五门，说男女；第十六门，说朋友并仇人；第十七门，说迁移；第十八门，说人寿终缘故；第十九门，说人生每一星主几年；第二十门，说流年并小限。
　　第四类，凡三门，说一切选择：
　　第一门，总论选择；第二门，细分选择条件；第三门，总结推用此书之理。
　　此书中所记风俗如今在我国回族中已经不再保存，但值得我国研究回回古代风俗的学者注意。例如第二类第三门《说灾祸征战之事》中，作者说：“先看交年命宫并四季命宫，坐何宫分。若火、土二星相冲，或二弦照，则有灾祸征战之事。若此二星在四柱宫，则其事尤大且急。”
　　又如同类第九门《说物价贵贱》中提出：“凡物价贵贱，看各月朔望要命主星”，在此基础上“若宫分是土局，主一切五谷之类；若宫分是水局，主一切水中出产之物；若宫分是火局，主一切矿中所产之物；若宫分是风，则干系奴仆、六畜之类”等等。
　　汉人婚姻论生辰八字，回回人亦有类似风俗。本书第三类第十四门《说婚姻》中写道：“凡论人婚姻，男看第七宫，并宫主星；又看金星，又看婚姻箭，并箭主星。女亦看第七宫，并宫主星；又看太阳；又看婚姻箭，并箭主星。已上各星，看何星张旺有力，与命宫，并命宫主星。相照，主婚姻事成，夫妇各睦。若已上各星与命宫，并命宫主星恶照者，婚姻亦成，但夫妇不和。若已上各星与命宫，并命宫主星不相照者，婚姻事难成。”此外，书中还谈到“与有名望之家结婚”、“与豪富之家结婚”，以及“与贫贱之家结婚”的种种预兆星象。
　　刘智《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中亦有数种与回回阴阳学有关的图书，例如第31种《*(左口右克)密理·特尔比而》，应为阿拉伯文书名Kamil al-Ta’bir(解释大全)之清代汉语音译。其中“*(左口右克)密理”(Kamil)，意为“完全”；“特尔比而”(Ta’bir)，此言“解释”。刘智意译为《解梦大全》，可能是逝于回历阴历约600年(公历1203年)的阿布·法道勒(Abu’l-Fadl Hu.b.Ibrahim b.Muh.al-Tiflisi)的作品。这应是一部讲解梦境与现实和未来之间关系的作品，即我们通常所说之“圆梦”。
　　《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24种《额合*(左口右克)目·克瓦乞不》，应为阿拉伯文Ahkam al-Kawakib之清代汉语音译，意为“诸星决断”。其中“额合*(左口右克)目”，即《秘书监志》卷7所载“阿堪决断诸般灾福”中之“阿堪”，意为“决断”；“克瓦乞卜”(Kawakib)为阿拉伯语Kukib(星)之复数。刘智意译为《天经情性》，可能与“阿堪决断诸般灾福”是同一部书，应是一部根据星历现象来判断灾福、预言未来的著作。
　　(三)回回医药学
　　回回自然科学是中国穆斯林世俗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古时代中国科学技术中的外来因素除印度科学以外，最重要的便是穆斯林科学。其中的回回医药学就是中外文化交流长河中的一条支流。
　　先秦时代，我国中原地区就与周边邻族及西域、海外部落发生联系。及至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开始了中外交通蓬勃发展的时期。此后，外族、外国的物种出产，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番药的品种和功效也渐渐为中国人民所熟悉。
　　唐、宋时代泛海东来的大食、波斯番客可能已经把回回医药学带入中国。只是这些番客当时大部分还是以移民的身份在华居住，他们的各种图籍当然也主要在这些移民圈子内流传，外人知之无多。伊斯兰医药学知识大规模传入中国是在蒙、元时代。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武力征服，蒙古统治地域向西达到地中海东岸。元人形容“适千里如在户庭，之万里如出邻家”，西域回回地区与中原汉地的往来空前密切起来。
　　大批随蒙古统治者入华的回回人带来了各种书籍。元政府也着力收集各民族的图书文献，回回医书药典也在搜罗范围之内。元王士点《秘书监志》卷7录有回回图籍名称数十种计六百余部，其中有一部名《忒毕医经》，元秘书监存此书13部(卷)。“忒毕”，乃阿拉伯文书名Tibb之元代汉语音译，意为“医学”。“医经”，是元代此书名称的意译。
　　回回人大量入华后，西域奇医名药随之而来。许有壬曾指出，唐虽一统天下，但对远方诸部只能一时怀柔，不能一家。所以“异方物产，有不得悉者已”。而元朝“开辟以来，幅员之广”，旷古所无。“东极三韩，南尽交趾，药贡不虚岁。西逾于阗，北逾阴山，不知名几万重，驿传往来，不异内地。非前代虚名羁縻，而异方物产邈不可知者”。他还说“此西北之药，治疾皆良。而西域医术号精，药产实繁。朝廷设官司之，广惠司是也。” ⑦
　　伊斯兰医药学知识的大规模传入中国，使中土人民的眼界大开，原有的《本草》类著作不完善的缺陷暴露无遗。忽必烈接受过汉族和回回医师的治疗，服用过回回药物，并向汉族医生们打听询问过《本草》收药的情况，曾对旧《本草》“中土且遗阙多，又略无四方之药” ⑧表示不满。忽必烈在了解了旧《本草》收药不全的缺陷后，下诏征天下名医增广《本草》，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把西域药物也补入《本草》。据苏天爵记载，当时名医韩麟等人奉诏入宫，世祖忽必烈“各询其人所能。出示西域异药，使辨其为何药也。公(按韩麟)食其味，独前对曰：‘此与中国某药侔’”⑨。韩麟等人在忽必烈宫内所从事的，实际上是中西药物的异同辨析工作。
　　广惠司不但是元政府中执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的机构，即所谓“广惠司者，回回之为医者隶焉” ⑩；还负责治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 (11)。至元七年(1271年)，开始置提举2员；元世祖忽必烈末年，以在大都、上都各设“回回药物院”，其职守是“掌回回药事”。后来，这两个机构并入广惠司。
　　除了在朝廷奉职的回回医官外，元代还有不少西域人在汉地民间行医。王沂的《老胡卖药歌》惟妙惟肖地描绘道：“西域贾胡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神农百草旧知名，久客江南是乡邑。朝来街北暮街东，闻掷铜铃竞来集。”“金丝膏药熬较好，伤折近人人苦多。川船南通有新药，海上奇方效如昨。” (12)王沂所歌的这位坐摊卖药的“老胡”早年曾是一位西域贾商，他贾贩些什么，是否贩运药物，我们不得而知。但从该诗歌可知，他医术独精，世人所不及，在江南行医已久。元末文人丁鹤年的曾祖元初入华经商，他们家族到丁鹤年这一代虽然已经汉化很深，而丁鹤年本人仍然“于导引方药之术，靡不旁习”。入明以后，他曾在四明(今宁波)卖药(13)，其景况大约与王沂诗歌中所提到的那位“老胡”有几分相似。
　　在中国穆斯林医药学著作中最著名的是《回回药方》。全书原为36卷，今大部分亡佚，仅残存4册，存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被定为明抄本。抄录笔迹前后不一，估计由不同人合作抄录而成。此书以汉文为主，夹杂着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多为汉文番药名称的原文)。抄录者显然学过波斯文或阿拉伯文，笔法纯熟。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部分错误很多，可见这部《回回药方》不是原始写本，而是一部经过几道反复过录以后的抄本。抄录者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程度不是很高，有些明显错误的字形也未能更正。
　　残存4册中的第一册为《目录下》，载第19卷至第36卷目录；第二册为卷12《众风门》；第三册为卷30《杂证门下》；第四册为卷34《金疮门、折伤门、针灸门、汤火所伤门、棒疮门、治人齿所伤门》。根据这些存书，我们可复原全书目录部分的一半强：
　　目录上(此部分亡佚)。
　　目录下，本部分今存，共计58页。
　　卷12众风门。此卷今存。计有本卷目录4页，正文63页。分类子目为：左瘫右痪口眼歪斜类、疏风顺气类、风湿筋搐类、肠风类、风魔类、胡想类、风癞癜类、众风杂治类。
　　卷19咳嗽门。
　　卷20胸膈门。
　　卷21肠风肚腹门。
　　卷22泻痢门。
　　卷23呕吐门、痞证门、秘证门、劳瘵门、补益门。
　　卷24众热门、众冷门。
　　卷25众气门、众血门、时气斑疹门、疟疾门。
　　卷26身体门。
　　卷27黄病门、蠹证门、积聚门。
　　卷28脚气门、脱肛痔漏门、毂道门。
　　卷29杂证门上。
　　卷30杂证门下。此卷今存。共计有本卷目录3页，正文63页。
　　卷31妇人众疾门、小儿众疾门。
　　卷33众疮肿毒门、疮癣门。
　　卷34金疮门、折伤门、针灸门、汤火所伤门、棒疮门、治人齿所伤门，此卷今存。共计有本卷目录3页，正文49页。
　　卷35众虫兽伤门、众毒门、辟虫门。
　　卷36修合药饵门、修合诸马准门、众香煎门、活物治病门、众花果菜治病门。
　　全书估计原来有40册左右，2000余页，共达150余万字，真是一部科学巨著，可惜今存者仅原书规模的1/10。
　　《回回药方》不是一部由中国穆斯林药物学家独立写成的著作，而是一部翻译作品。它的原本是什么，目前尚不清楚。从书中出现的外文名称和汉文译名分析，它的原本应是一部阿拉伯文医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回回药方》是直接从一部阿拉伯文医药书译成汉文的。这部阿拉伯文医药书首先被译成，或改写成波斯文，然后再由波斯文重译为汉文。
　　《回回药方》中提到了不少医学圣贤的名字，他们中的每一位都被译者当作回回医生，实际上其中有的并不是回回人，而是古希腊人和罗马人。例如卷30提到“亦西刊达而国王”(原文下注Iskandar)的“古医人阿思他黎西”(原文下注Arastatalis)。“亦西刊达而国王”是古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波斯文名称，而“阿思他黎西”乃古希腊科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再如，卷30提到“古回回医人”的扎里奴思，也不是回回人，而是古罗马医学家伽仑(Galen，Galenos)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写法Jalinus的汉语音译。又如，同卷中还提到“先贤鲁肥西”，是古希腊医生Rufus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写法的汉语音译。属于同一情况的还有卷34中提到的“古回回医人”卜忽剌忒，他就是著名的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卜忽剌忒”是其名称阿拉伯文写法Abuqrat的汉语音译；而卷30提到的“古回回医人”法里福而欲西，则为罗马哲学家Porphyrios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写法Farfuriyus的汉语音译。
　　《回回药方》所使用的番药中，有不少乍看是回回药物，但仔细核查后会发现它们的名称却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的音译。例如卷30在叙述一种欲纳尼地面(希腊)的方子时，提到一种“阿福体门汤”(aftimun)。aftimun乃希腊文epithymon的阿拉伯文写法，指百里香草、菟丝子。这种“阿福体门汤”中包含有一味药名曰“乌速突忽都西”(ustukhudus)，亦为希腊文stoichas的阿拉伯文、波斯文转写形式，指一种留兰香类药用植物。同卷还提到一种“阿福散汀汁”，旁注“即艾汁”。这也是一种来自希腊语的药草，其希腊语原名写作afsinthion。卷12有一个方子用药名“法而非荣”(farfiyun)。“法而非荣”(farfiyun)源于拉丁语euphorbium，指大戟属植物。上述“法而非荣方”内需一种药名“阿里浑”(ghariqun)。“阿里浑”不是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固有名词，它来自希腊语agarikon，指伞菌、蘑菇。同卷的一个方子内有一种药名“可儿纳不”(karanb)，此即希腊语之krambae，指卷心菜。卷30中记载的一个亚里士多德的方子内有药“可马达而玉西”(kamadariyus)，这是一种希腊药，其希腊语原名为chamaedrus，指草本“石蚕状婆婆纳”。同卷的另一个方子内需用药“可马肥徒西”(kamafitus)，这是一种利尿剂，亦来自希腊文chamaepitus。《回回药方》中采用非波斯、阿拉伯语名称的药物不少，其中以源于希腊语、拉丁语的为数最多。
　　《回回药方》中提到的古希腊、罗马的科学家的人名和各种药方中所用希腊、罗马药物名称，说明以《回回药方》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医药学所反映的，并不完全是波斯、阿拉伯本土的医药学知识，而是伊斯兰和伊斯兰以前时代，东地中海沿岸诸民族医药学知识的汇集。
　　(四)回回天文历算之学
　　在中国穆斯林世俗文化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是回回天文法。回回历法在元代传入中国，起初只在回回人中通行。由于人们发现回回星历学推算历日十分精密，较之传统汉族制历法有许多独到之处，故入明以后，发展迅速，成为明政府承认的历法制度，与明大统历互相参证，分庭抗礼。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华为止。
　　回回星历图籍是回回天文学赖以传之后世的基础。元代在秘书监收藏的图书中，有许多是天文学籍。这些图书中的一些在明初被译成汉文。明代的回回天文学资料比之元代要丰富得多。
　　《秘书监志》卷7有书名《海牙剔穷历法段数》，彼处存此书7部(卷)。“海牙惕”，乃阿拉伯文书名Hay’at之元代汉语音译，意为“形状、形象、天文学”。“穷历法段数”，是元代此书名称的意译。
　　《秘书监志》卷7还提到书名《积尺诸家历》，共48部(卷)。“积尺”，乃阿拉伯文书名Zij之元代汉语音译，意为“天文历表、天文计算法”。“诸家历”，是元代此书名称的意译。这大约是一种讲解利用天文坐标来制定历法的书籍。
　　《秘书监志》卷7除了提到上述两种回回天文书籍外，还有一种书名为《速瓦里·可瓦乞必星纂》，共4部(卷)。“速瓦里·可瓦乞必”，乃阿拉伯文书名Suwal Kawakib的波斯语读法Suwal-i Kawakib之元代汉语音译。其中“速瓦里”(Suwal-i)，乃阿拉伯文suwal(问题)加上波斯语表示属格意义的“耶扎菲”结构-i以后的元代汉语音译，意为“……的问题”；“可瓦乞必”(Kawakib)，此言“诸星”。“速瓦里·可瓦乞必”，此言“星象问题”；“星纂”，是元代此书名称的意译。这大概是讲述天体运行规律的书。
　　《回回天文书》是流传至今的明代回回天文学书籍中最重要者之一，它不仅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回回阴阳星象学的仅有资料，也是现存回回天文学图书中少数几部能够确定在元代传入中国的书之一。其作者为11世纪初叶阿拉伯科学家阔识牙耳(Kushyar)，汉译者为仕于明廷的回回学者海答儿、阿答兀丁、马沙亦黑、马哈麻等人，汉译本刊刻于洪武十六年。
　　据《回回天文书》前言称，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收得元廷藏书档案若干万卷，席卷运至南京。洪武十五年(1382年)秋，朱元璋理政闲暇，命儒臣选故元图书讲解，发现“西域图书数百册，言殊字异，无能知者”。明初汉人文士皆知，“西域阴阳家推测天象至为精密有验。其纬度之法，又中国书之未备”。可惜元时回回秘籍束于官府，汉人但闻其名而终不得一见。元亡后，像朱元璋这样过去的汉人、南人有幸得见其书，确实很急于了解回回学者学术上的独到之处。朱元璋召仕于明廷的回回人海答儿等，“出所藏图书，择其言天文、阴阳、历象者，次弟译之”。《回回天文书》即其一。明翰林吴伯宗在这篇前言中指出：“是书远出夷裔，在元世百有余年，晦而弗显。”他认为这部回回天文科学著作，能够在明代“为中国之用，备一家之言”，是极大的幸事。
　　在翻译时，朱元璋命曰：“尔西域人素习本音，兼通华语，其口以授儒，尔儒译其义，辑成文焉。惟直其述，毋藻绘。”可见它是由上述几位回回学者口译成汉语，汉族儒士笔录整理成文。这大概是因为这几位回回学者汉文程度不够好的缘故。朱元璋的基本要求是，汉族儒士的译文应忠实于上述几位回回学者的口述。如此看来，现存的汉文译文是相当可靠的。如果将来能够在阿拉伯、波斯古籍中找到《回回天文书》的原本，将两者进行比较，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此书虽以阴阳学为主，但其基础却是回回天文学。书中说：“凡书中紧要之理，则备言之。其说有两。第一等，说要知天轮行度之法，必用浑仪，并测之物，以算法推详其理……第二等，说天轮七曜有吉有凶，应世上之吉凶。”由此可知，回回星历学是一种成分复杂的学问，科学同迷信混在一起。
　　另有《回回历法》1卷，为洪武十六年内府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这也应是朱元璋从收得的元廷藏书中所择出的“其言天文、阴阳、历象者”之一，故它也应当是一部回回天文图书的汉译本。其汉译方法估计与《回回天文书》相同，由上述海答儿、马沙亦黑等回回学者口译，汉儒整理成文。本书记回回阴、阳历换算、日月名称、闰法、太阳仰角、行星经纬度、月亮与行星的凌犯，交食(日月食)等。
　　书中提到一年中12个月份大小及名称：
　　第一月，大，名：法而斡而丁(乃波斯文Farwardin)
　　第二月，小，名：阿而的必喜世(乃波斯文Urdibihisht)
　　第三月，大，名：虎而达(乃波斯文Khurdad)
　　第四月，小，名：提而(乃波斯文Tir)
　　第五月，大，名：木而达(乃波斯文Murdad)
　　第六月，小，名：沙合列斡而(乃波斯文Shahriwar)
　　第七月，大，名：列(梅)黑而(乃波斯文Mihr)
　　第八月，小，名：阿班(乃波斯文Aban)
　　第九月，大，名：阿咱而(乃波斯文Azar)
　　第十月，小，名：答亦(乃波斯文Day)
　　第十一月，大，名：八哈曼(乃波斯文Bahman)
　　第十二月，小，名：亦思番达而麻的(今波斯语作Isfand)
　　回回太阳历每年以公历3月21日为岁首，按太阳回归周期制历。而回回太阴历以月亮亏盈为基准，所以相对于太阴历来说，回回太阳历的日子每年都不同。换句话说，阳历相对于阴历来说是运动的。所以原文又说“已上十二月，即回回历书所谓‘动的月’者是也”。
　　此书在“释七曜数及本音名号”一节中，给出了一周七天的名称：
　　日一数，名：也闪别(乃波斯文Ik Shanba)。陈诚《西域番国志》记帖木儿朝首府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风俗：“用事自有定规，每七日一转，周而复始。七日之中第……三日为亦闪伯。” (14)这里“也”和“亦”均为波斯语ik的音译，意为“一”；“闪别”或“闪伯”为波斯语shanba，意为“七的，周，星期、公历星期六”。穆斯林以公历星期五为一周之首，ik shanba是第三日(相当于公历星期日)。《回回历法》所谓“日一数”中的“日”，是中国古代以日月配五行译称“七曜”中的第一曜；而“一数”是直译。《西域番国志》的“第三日”是按排列顺序而言，这是意译。两者都是对的。
　　月二数，名：都闪别(乃波斯文Du Shanba)。《西域番国志》：“七日之中第……四日为都闪伯”。这里“都”为波斯语du的音译，意为“二”。穆斯林以公历星期五为一周之首，du shanba是第四日(相当于公历星期一)。《回回历法》所谓“月二数”中的“月”，是中国古代以日月配五行译称“七曜”中的第二曜；而“二数”是直译。《西域番国志》的“第四日”是按排列顺序而言，这是意译。两者都是对的。
　　火三数，名：写闪别(乃波斯文Sba Shanba)。《西域番国志》：“七日之中第……五日为且闪伯”。这里“写”和“且”都是波斯语sa的音译，意为“三”。穆斯林以公历星期五为一周之首，sa shanba是第四日(相当于公历星期二)。《回回历法》所谓“火三数”中的“火”，是中国古代以日月配五行译称“七曜”中的第三曜；而“三数”是直译。《西域番国志》的“第五日”是按排列顺序而言，这是意译。
　　水四数，名：察儿闪别(乃波斯文Chahar Shanba)。把Chahar读作“察儿”，省略词中的辅音h，说明译者可能有某种东突厥语背景。《西域番国志》：“七日之中第……六日为闪伯。”前已述及，“闪别”或“闪伯”意为“七的，周，星期、公历星期六”。故这里《西域番国志》“闪别”前应有脱文。“察儿”意为“四”。穆斯林以公历星期五为一周之首，chahar shanba是第五日(相当于公历星期三)。《回回历法》所谓“水四数”中的“水”，是中国古代以日月配五行译称“七曜”中的第四曜；而“四数”是直译。《西域番国志》的“第六日”是按排列顺序而言，这是意译。
　　木五数，名：盘闪别(乃波斯文Panj Shanba)。《西域番国志》：“七日之中第……七日为攀闪伯”。这里“盘”和“攀”都是波斯语panj的音译，意为“五”。穆斯林以公历星期五为一周之首，panj shanba是第七日(相当于公历星期四)。《回回历法》所谓“木五数”中的“木”，是中国古代以日月配五行译称“七曜”中的第五曜；而“五数”是直译。《西域番国志》的“第七日”是按排列顺序而言，这是意译。
　　金六数，名：阿的那(乃波斯文Adina)。《西域番国志》：“七日之中第一日为阿啼纳。”这里“阿的那”和“阿啼纳”都是波斯语adina的音译，意为“星期五”。穆斯林以公历星期五为一周之首，adina是第一日。《回回历法》所谓“金六数”中的“金”，是中国古代以日月配五行译称“七曜”中的第六曜；而“六数”是直译。《西域番国志》的“第一日”是按排列顺序而言，这是意译。
　　土七数，名：闪别(乃阿拉伯—波斯文Shanba)。《西域番国志》：“七日之中第……二日为闪伯。”这里“闪别”和“闪伯”都是波斯语sanba的音译，意为“公历星期六”。穆斯林以公历星期五为一周之首，shanba是第七日。《回回历法》所谓“土七数”中的“土”，是中国古代以日月配五行译称“七曜”中的第七曜；而“七数”是直译。《西域番国志》的“第二日”是按排列顺序而言，这是意译。
　　上面列出的这些资料中浓重的波斯文化色彩使我们相信，《回回历法》的原书出自波斯。其书虽为海答儿等人所译，但书中又在多处提到回历与中国阴历的换算问题，这些显然不是原书的内容，而是翻译时增加的，所以它不是一部单纯的翻译作品。
　　《明史·回回历法》，其底本应即明洪武十五年海答儿、马沙亦黑等人所译《回回历法》，并应与元时回回司天少监可马剌丁奉安西王阿难答令旨所编《回回历日》有密切关系。据《明史》称：“《回回历法》，西域默得纳国王马哈麻所作。其地北极高二十四度半，经度偏西一百〇七度，约在云南之西八千余里。”又云“其法不用闰月，以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岁。岁十二宫，宫有闰日。凡二十八年而宫空三十一日。以三百五十四日为一周。周十二月，月有闰日。凡三十年月闰十一日。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宫、月、日、辰再会。此其法之大概也。按西域历数见于史者在唐有九执历，元有扎马鲁丁之万年历。九执历最疏，万年历行之未久。唯回回历设科隶钦天监，与大统历参用二百七十余年。虽于交食之有无、深浅，时有出入，然胜于九执、万年远矣。但其书多脱误，盖其人之隶籍台官者，类以土盘布算，仍用其本国之书。而明之习其术者，如唐顺之、陈壤、袁黄辈之所论著，又自成一家言。故翻译之本不行于世，其残缺宜也。今博访专门之裔，考究其原书，以补其脱落，正其论舛为《回回历法》，著于篇。”
　　此言西域历法行于中国之历史。唐、元时代，回回历主要为回回人所用，而其鼎盛时代为明代。明政府网罗懂回回历法的学者使之供职于钦天监。这些人始终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字，直至明末。在他们的教授之下，亦有汉人学者掌握了回回历法推算的精要，并将其要旨以汉文写出。如明“承德钦天监夏官正安”刘信编辑的《西域历法通经》，现残存8卷。这8卷分别为：
　　卷11，求金星第二差；卷12，定金星第二差成立；卷13，求水星第二差；卷14，求五星之泛差；卷21，凌犯用数；卷22，凌犯时刻立成；卷23，凌犯时刻立成；卷24，凌犯时刻立成。
　　《明史·回回历法》前言中提及，有些汉人学会回回星历之术，并以汉文写下有关著述。此书作者刘信虽不见《回回历法》提及，但是书为识回回星学的汉人学者所写的几部著作之一，应无疑问。
　　《七政推步》7卷，明南京钦天监监副贝琳修辑。收在《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七政”指日、月、土、木、火、金、水七星。“推步之术”是古代天文学常用的代称。贝琳的名字不见前人论及，可能是Bihlam的音译，这是一个波斯人常用的名称。词中辅音h略而不发音，是具有某种东突厥语方言背景的人常见的现象。据书中前言曰，贝琳自跋称：“洪武十八年，远夷归化，献土盘法，预推六曜干犯，名曰纬度”，后有历官译为“汉算，而书始行于中国”。其实此书沿袭明洪武十五年海答儿、马沙亦黑等人所译《回回历法》处甚多。其中“释月分大小及本音名号”各“释七曜数及本音名号”全部抄自《回回历法》，连译音错误也照抄不误。例如，波斯阳历七月写作“第七月，大，名：列黑而”。波斯阳历7月的本名是Mihr，其正确的音译应该为“梅黑而”。这里却把第一个辅音误写为“列”，同《回回历法》一模一样。可能贝琳根据“土盘算法”，对《回回历法》又作了补充。除了《七政推步》以外，贝琳还有一部书，名曰《回回历法释例》，为清抄本，共4册。
　　回回历法与授时历各有所长。这就是回回天文历算能够作为与中国传统历法相对照的体系，进入明代钦天监，并与汉历参用，在明代通行200余年的原因。不过明时人们已经发现，回回历法所推交食之有无及深浅并不完全应验。这说明一门科学如果墨守成规，不图发展，迟早要过时落后。至明末西方传教士大量来华，带来许多欧洲的新科学知识。利玛窦、熊三拔、邓玉函、阳玛诺、罗雅谷等欧洲传教士，与受欧洲文艺复兴文化知识影响的李之藻、徐光启等中国学者撰写了大量天文历算书籍，回回天文学迅速被淘汰。
　　清初的回回星历学资料大致见于刘智《天文性理》和《天方典礼》。刘智虽是中国回族知识分子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但他没有机会接触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欧洲新文化。因此他的著述中所反映的，仍然是旧的回回星历之学。刘智提到的回回星历学图书有：
　　《阿撒尔·欧六巍》，名见《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25种，应为阿拉伯文Atar al-’Ulwiya之清代汉语音译，意为“天体现象”。其中“阿撒尔”(Atar)，意为“痕迹、现象”；“欧六巍”(’Ulwiya)意为“上天的、天空的”。刘智意译为《玄穹象解》。这可能就是阿不·阿里·西讷(阿维森纳)的作品《科学现象》(Atar al-’Ulum)。
　　《额福阿禄·额福剌乞》，名见《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所列参考书目第23、40种，应为波斯文书名Af’al-i Aflak“天体运动”之清代汉语音译。其中“额福阿禄”(Af’al)，意为“动作、行为”(复数)；“额福剌乞”(Aflak)，此言“天空、天体”。刘智意译为《天德元机》。
　　《额合*(左口右克)目·克瓦乞不》，名见《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24种，应为阿拉伯文Ahkam al-Kawakib之清代汉语音译，意为“诸星决断”。其中“额合目”，意为“决断”；“克瓦乞卜”(Kawakib)为阿拉伯语Kukib(星)之复数。刘智意译为《天经情性》。很可能与《回回天文书》一样，是一种天文学与星象学混杂的书。
　　《二林·亚法咯》，名见《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21种，应为阿拉伯文书名’Ilm al-Afaq(宇宙之科学)之清代汉语音译。其中“二林”(’Ilm)，意为“科学、学术”；“亚法咯”(Afaq)，此言“宇宙、视野、地平线”。刘智意译为《环宇述》。这部书中可能包含了古希腊人的天文学知识。
　　《二数度·克比尔》，名见《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所列参考书目第25、39种，刘智意译为《历学大全》。或为阿拉伯文al-’Ahd al-Kabir之清代汉语音译，意为“伟大的时代”。其中“克比尔”(Kabir)，意为“伟大”；或为阿拉伯文al-’Asr al-Kabir之清代汉语音译，意为“伟大的纪元”。
　　回回数学是穆斯林学术中一个值得骄傲的分支。它继承了古希腊数学的成果，传入中国后独树一帜。《回回天文书》说“要知天轮行度之法，必用浑仪，并测之物，以算法推详其理”。“以算法推详其理”就是对仪器观测的结果加以数学演算。《明史·回回历法》前言部分提到“盖其人之隶籍台官者，类以土盘布算，仍用其本国之书”。这是说他们演算时所用方法不同于中国学者，使用“土盘法”。现存有关回回数学的资料，大部分是元代的，集中保存在《秘书监志》中，大致有以下这些：
　　“拍儿可儿潭定方圆尺”，名见《秘书监志》卷7，元秘书监存此仪器1件。“拍儿可儿”，乃波斯语pargar之元代汉语音译，意为“圆规、分规、两脚规”。圆规可用来作圆及确定直角，故元代意译为“潭定方圆尺”，这是元代对圆规的称呼。
　　《呵些必牙诸般算法》，名见《秘书监志》卷7，元秘书监存此书8部(卷)。“呵些必牙”，乃阿拉伯文书名Hisabiya之元代汉语音译，意为“算学、计算”。“诸般算法”，是元代此书名称的意译。这是一部有关数学的科学专著。
　　《撒非那诸般法度纂要》，名见《秘书监志》卷7，元秘书监存此书12部(卷)。“撒非那”，乃阿拉伯文书名Safina之元代汉语音译，意为“集、汇集”，与《秘书监志》卷7所列回回图书中之“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仪式”中之“撒唯那”为同一词汇的不同汉语音译。此书名“撒非那”(Safina)以后的字被省略。“诸般法度纂要段目仪式”，是元代此书名称的意译。估计“诸般法度”中包括代数、几何学等。
　　《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仪式》，名见《秘书监志》卷7，元秘书监存此书17部(卷)。“撒唯那·罕答昔牙”，乃阿拉伯文书名Safina Handasiya之元代汉语音译，意为“几何学集”。其中“撒唯那”(Safina)，意为“集、汇集”，“罕答昔牙”(Handasiya)，意为“几何学的”。“诸般算法段目仪式”，是元代此书名称的意译。这是一部有关回回几何学的著作。很可能包含了古希腊的数学知识。
　　《兀忽烈的四劈算法段数》，名见《秘书监志》卷7，元秘书监存此书15卷。“兀忽烈的”应为古希腊数学家《几何原本》15卷的作者“欧几里得”的阿拉伯语译名Uqlidas的汉语音译。“四劈算法段数”应为《几何原本》的元代汉语意译。“四劈算法”大约是指几何学中常用的图形分割术。据波斯文史籍《史集》记载，元宪宗蒙哥曾在穆斯林学者的指导下做过欧几里德的几何习题(15)。
　　1956年冬，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西安东北部元代安西王府旧址发现五块铸有阿拉伯数码的“六六幻方”铁板。幻方又叫纵横图，其特点是将n平方个数字排成正方形，每边为n个数，使纵行、横行、对角线上的数字的总和都相等。幻方起源于我国。《周易·系辞》中有“河出图，洛出书”之说。所谓“洛书”就是一种“三三幻方”，它的纵行、横行、对角线上的数字的总和都是15。
　　按波斯文《史集》记载，安西王阿难答自幼受回回人抚养，皈依了回回教。所以这里发现的五块“六六幻方”铁板应与安西王及其部下回回人或信奉回回教的蒙古人有关。1958年我国已故数学史专家李俨曾深入研究了这种“六六幻方”，指出其纵行、横行和对角线都是六个数字，纵、横、斜总数相等，均为111。并且其中间还套了一个四四图，即四四图中纵、横、斜总数也相等。所以这个“六六幻方”是一个“复形纵横图”。
　　1980年，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在清理浦东陆家嘴墓葬文物时，发现了一块元代玉圭，其反面刻有阿拉伯文的四阶幻方，即由1到16排成正方形，纵、横、斜各数之和均为34，具有全对称性质。这些都是十分罕见的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16)。
　　(五)回回地理学、工程技术学及其他
　　阿拉伯人在接受古希腊科学以后，很快认识到大地是球形。清康熙年学者刘智在其《天方性理》中曰：“地者……其体浑圆而位于空中之中央，周九万里”；他在《天方典礼》中又引述《天方舆地经》曰：“地为圆体如球，乃水、土而成。其土之现于水面而为地者，盖球面四分之一也。……又自东至西作一直线，距南北极等，为地经中线(即赤道)。”这一理论较中国古代地理学者对大地的认识要先进得多。刘智在写作《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两书时也参考了一些他能收集到的回回地理书籍，如：
　　《查米尔·必剌地》，名见《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27种，应为阿拉伯文Jami’ al-Bilad之清代汉语音译，意为“诸国全集”。刘智意译为《天下方域》。其中“查米尔”(Jami’)，意为“集、汇集”；“必剌地”(al-Bilad)，意为“地区、方域”。这是一部地理著作。
　　《海亚土·额噶林》，名见《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两书所列参考书目第28、43种，应为阿拉伯文书名Hay’at Aqalim之清代汉语音译，意为“诸国形象”。其中“海亚土”(Hay’at)，此言“形象、形状、天文学”；“额噶林”(Aqalim)为aqlim“国家、地区”之复数。刘智意译作《七洲形胜》。
　　“七洲”，是以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为代表的古代西方学者，对当时所了解的世界的区划。指东半球从赤道到北极间的地区，也即今非洲埃塞俄比亚以北地区和欧、亚大陆而言，阿拉伯人接受了这一学说。刘智在《天方性理》卷2中，具体地引述了阿拉伯人所谓七洲的名称：阿而壁(阿拉伯)、法而西(波斯)、偶日巴(欧罗巴)、赤尼(中国)、细尔洋(叙利亚)、欣都斯唐(印度)和锁当(苏丹)。
　　《默拿集理·必剌地》，名见《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28种，应为阿拉伯文书名Manazil al-Bilad“诸国站途”之清代汉语音译。其中“默拿集理”(Manazil)，意为“站、停留处”，“地区、方域”。“默拿集理·必剌地”，刘智意译为《坤舆考略》。
　　《哲罕·打尼识》，名见《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22种，应为波斯文书名Jahan Danish(世界之知识)之清代汉语音译。其中“哲罕”(Jahan)，意为“世界”，明《回回馆杂字·地理门》有“者哈恩”(Jahan)，旁译“世”，即此字；“打尼识”(Danish)，此言“知识、学识”。刘智意译为《环宇述解》。这应是一部阿拉伯文著作的波斯文译本。
　　以上几种都是关于地理学的一般性著作。回回人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对伊斯兰教起源地的地理特别注意。刘智《天方典礼》所列参考书目第38种《克尔白·拿默》，此名应为波斯文书名Ka’aba Nama(天方志)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克尔白”(Ka’aba)，意为“天方、四方形建筑物”，又特指天房；“拿默”(Nama)，此言“笔记、信、志”。刘智意译为《天房志》，这无疑是一部有关麦加的地志。
　　由于回回地理学的前身古希腊地理学极为发达，所以回回地理学比汉地传统的舆地说有不少长处。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建立在大地是球形基础之上的经度、纬度体系。《回回天文书》第一类第十五门《说三合宫分主星》提到：“但是有人烟、生物之处，亦分作四分。从中道上纬度往北分起，至纬度六十六度处止。经度自东海边至西海边，一百八十度。经、纬度取中处：纬度三十三度，经度九十度。东西南北共分为四分。但是地方纬度三十三度以下、经度九十度以下者，此一分属东南；若纬度三十三度以下、经度九十度之上者，此一分属西南；若纬度三十三度以上、经度九十度以下者，此一分属东北；若纬度三十三度之上、经度九十度之上者，此一分属西北。”这表明回回学者了解欧、亚、非旧大陆赤道以北的地理区划。
　　汉文史料中有关回回工程学的记载虽然不多，但毕竟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从《元史·天文志》的描述来看，扎马剌丁于至元三年所进“西域仪象”是在汉地制造的。回回科学家不可能凭空制造仪器，一定有所依据。下列书籍似乎或多或少与扎马剌丁这些回回学者制造“西域仪象”活动有关：
　　《黑牙里造香漏并诸般机巧》，名见《秘书监志》卷7。“黑牙里”乃其原书阿拉伯文书名Hiyal的元代汉语音译，译云“技巧、谋略、策划”，指利用科学原理以制造机械，利用力学原理以搬运重物而言。“造香漏并诸般技巧”是此书名的元代汉语意译，“造香漏”可能指造计时的沙漏。元秘书监存此书2卷(部)。这部书中很可能包含古希腊人的科学知识。
　　《麦者司的造司天仪式》，名见《秘书监志》卷7，元秘书监存此书15部(卷)。“麦者司的”，乃阿拉伯人对古希腊亚历山大城天文学家托勒密的文集的阿拉伯文转写Majisti之元代汉语音译。“造司天仪式”是此书的元代意译书名。
　　《撒那的·阿剌忒造浑天仪香漏》，名见《秘书监志》卷7，元秘书监存此书8部(卷)。“撒那的·阿剌忒”，乃阿拉伯文书名San’at-i Alat之波斯语读法的元代汉语音译，意为“仪器的工艺”。“造浑天仪香漏”是此书的元代汉语意译。其中“撒那的”，乃阿拉伯文san’at(工艺)加上波斯语表示属格意义的“耶扎菲”结构-i的对音，意为“……的工艺”。“阿剌忒”(alat)，意为“工具、仪器”。这部书同扎马剌丁等人所制造的“西域仪象”有很明显的关系。
　　古代中国素有西域人识珠宝之说。蒙古西征以后，西域成了他们掠取财富的主要地区之一。一些回回商贾向蒙古朝廷进奉各种罕见的珠宝，借以讨取统治者的欢心并获取高额回赐。《辍耕录》中就记载了各种“回回石头”及其价值高低。鉴定珠宝的价值及确定“回赐”数额的多少，需要回回人的珠宝学知识。《秘书监志》卷7提到该处收藏的回回图书中有一部曰《者瓦希剌别认宝贝》。“者瓦希剌”乃其原书阿拉伯文书名Jawahir的元代汉语音译，译云“珠宝、钻石”。“别(辨)认宝贝”是此书名的元代汉语意译。元秘书监存此书5卷(部)。
　　在刘智写作时使用了以下两种资料：《哲瓦希尔》，名见《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11种。“哲瓦希尔”应为阿拉伯文书名Jawahir(珠宝、钻石)之清代汉语音译。刘智意译为《理言珠玑》。《合哲尔·拿默》，名见《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两书所列参考书目第38、37种，应为波斯文书名Hajar Nama(宝石录或贵生记)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合哲尔”(Hajar)，意为“宝石、石头”；“拿默”(Nama)，此言“笔记”。刘智意译为《宝产谱》。这部书应是一部有关宝石鉴定学的著作。
　　回回化学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而是与炼丹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关回回化学的资料在汉籍中保存不多，仅有书名一种，即《亦乞昔儿烧丹炉火》，名见《秘书监志》卷7，元秘书监存此书8部(卷)。“亦乞昔儿”，乃阿拉伯文书名Iksir之元代汉语音译，意为“点金术”。这个名称加上定冠词al则为al-Iksir或Aliksir，英语中的elixir一词即来自于此。“烧丹炉火”，是元代此书名称的意译。科学史界把炼丹术看作现代化学的前身。
　　①参见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载《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4期；并见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通制条格》，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③《〈元秘书监志〉回回书籍释义》，载《光明日报》1955年7月7日。
　　④载《中亚杂志》(Central Asiatic Journal)，1982年，卷26，第1—2号。
　　⑤海答儿、阿答兀丁、马沙亦黑、马哈麻等译：《回回天文书》，洪武十六年刻本，涵芬楼秘籍第三集，《译天文书序》下册，第12a—b页。
　　⑥《回回天文书》，《译天文书序》上册，前言，第2b-3a页。
　　⑦《至正集》卷31《大元本草序》。
　　⑧《牧庵集》卷29《南京路医学教授李君墓志铭》。
　　⑨《滋溪文稿》卷22《太医院使韩公行状》。以上见高华《忽必烈修〈本草〉》，载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6年，第10辑。
　　⑩陶宗仪：《南村辕耕录》卷9《奇疾》，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9页。
　　(11)《元史·百官志》。
　　(12)《伊滨集》，载《四库珍本初集》卷5。
　　(13)戴良：《高士传》，《九灵山房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19。
　　(14)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影印明抄本。
　　(15)《史集》第3卷，苏联巴库彼斯文合校本，第67页。
　　(16)参见李汶忠：《中国蒙古族科学技术史简编》，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