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对东方的了解大致与历史的发展同步。古希腊时代，欧洲人通过波希战争、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了解到波斯、印度。罗马帝国时代，欧洲水手从红海启航，一代一代地向东方探索，终于越过斯里兰卡、东南亚到达华南。中世纪时，欧洲进入停滞时期，大食帝国兴起。西亚的穆斯林航海家继承了希腊、罗马航海的传统，建立了联络欧亚非三大陆的西太平洋—北印度洋—地中海航海网络。
　　宋时，欧洲出动十字军对近东进行征讨，使欧洲重新认识到东方与自己的利益有关。蒙古人扩张到东欧和中近东，建立了世界帝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直接接触，把东西方之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这使西方人比他们的前辈更多地听说了中国，欧洲人对东方的兴趣大增。从文献记载看，这一时期来到中国的欧洲人比过去多少世纪的总和还要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东来的欧洲人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前往欧洲的中国人和其远东人的数量。这充分反映出欧洲经济向上发展的势头和社会上希望了解外界的迫切愿望。不过当时欧洲人东来主要是沿陆路东来，取海道的也是依靠穆斯林航海家和中国官私船舶。
　　明宣德年以后，官方组织的大规模航海活动突然停止了，民间的航海活动虽仍继续，但新技术尚未出现。而欧洲因经济的发展，对东方奢侈品的需求日益迫切。但通往东方的道路被阿拉伯人、奥斯曼突厥人所控制，寻找新商路成为一时的风潮。欧洲传统的天文学主张大地为球形说，随着与阿拉伯人的接触，中国的罗盘与其他航海工具传入欧洲，使西方的航海术有了极大的发展。欧洲航海家相信，沿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必能绕至印度、中国。中国的火炮也为欧洲人所掌握，使远航的安全性大为提高。
　　如果说罗盘与火炮是受之于中国，那么欧洲人传统的“大地球形说”则是独树一帜的科学。“大地球形说”作为一种科学，对航海发展的长远作用这时充分体现出来。先进的罗盘导航术，锐利的火炮装备与“大地球形说”一旦结合起，使欧洲这个人烟相对稀少的大陆，葡萄牙、西班牙这种小国的小型船队也具备了安全远航的能力，成为航海进入新时代的动力。
　　葡萄牙人东来以后，世界航海的潮流斗转星移，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直航、全球航线的开辟都说明欧洲航海与亚洲航海相比已经占据明显的优势。不过这只是一个开头而已，随着西方生产力的日益发展，科学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航海技术、造船技术和地理科学也日益更新，与新的生产力和科学同步发展，中国传统航海显得落伍了。
　　1.殖民主义对东方的扩张
　　(一)地理大发现
　　(1)绕过好望角
　　明人把葡萄牙称为“葡都丽家”、“布路亚人”或“波而都瓦尔”，这些都是葡萄牙的自称Portugal的音译。有时又把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合称为“佛郎机”。佛郎机是Frank“法兰克”的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读法的音译。Frank人为日尔曼人的一支，在中古时代曾建立大帝国，Frank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中意为“欧洲人”。葡萄牙人东来时，与中国语言不通，只得借助东南亚懂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穆斯林担任翻译。这就是佛郎机这个称呼的来历。葡萄牙人在来到中国前占据了满剌加，明朝中期中国人不知欧洲何在，竟以为葡萄牙就在满剌加附近①。
　　1394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至1460年(明英宗天顺四年)葡萄牙王航海家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设立学校，训练航海人才。1460年，葡国水手已经进至非洲西海岸一半之地。1486年(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迪亚兹(Bartholomew Diaz)达非洲南端，因遇风暴，而名之曰“暴风角”。后葡王约翰二世下令更名曰“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1497年(明孝宗弘治十年)葡国探险家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好望角东行，到达非洲东岸，在一位阿拉伯航海家的帮助下横渡阿拉伯海抵印度西海岸之马拉巴尔(Malabar)。这一重要发现使东西交通线发生重大变化。达·伽马回程时所携东方货物所值超过来回途中所费60余倍，这样巨大的利润使西方冒险家们纷纷东来。达·伽马的远航上距郑和航海约70年。
　　葡萄牙人以印度卡利卡特(即明代之古里)南面的柯钦为据点，于1510年占领印度的果阿(Goa)，建立殖民地，以此为据侵略印度东海岸诸地及斯里兰卡。东南亚最重要的航海枢纽为满剌加(今马六甲)。早在1509年葡萄牙人洛皮斯(Diogo Lopes de Sequera)便率船队航行至满剌加，要求通商，得到满剌加国王的许可，准于滨海之地停居经商，但遭到在当地贾贩的回回人的反对，洛皮斯被迫撤回，余下一些葡萄牙人被围困。葡国海军将领阿尔布盖尔克(Alfonso d’Albuquerque)请求葡萄牙国王增调军队船只，计划以武力胁迫满剌加允许通商。阿尔布盖尔克率舰船8艘自印度出发，于1511年6月抵满剌加，击败满剌加苏丹妈末(Sultan Mahmud)，于同年8月占领马六甲。1513年葡萄牙人来到我国广东海面，1557年又窃据我国澳门。这样传统的联接华南—南海—东南亚—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在葡萄牙人东来以后与大西洋联系起来，建立了澳门—满剌加—果阿—里斯本航线。
　　(2)美洲的发现与环球航行
　　西班牙在明代汉籍中称为“干系蜡”。“干系蜡”乃西班牙一个省Castilla的音译。
　　就在葡国水手绕非洲东来之时，意大利热那亚航海家哥伦布则坚信向西航行亦可到达印度、中国。他起初求助于葡王，未果。转而求助于西班牙王裴迪南(Ferdinand)和王后依莎贝勒(Isabel)。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哥伦布于1492年(明弘治五年)出航，当年抵美洲加勒比海的西印度群岛，作了调查后返回欧洲。为了瓜分世界，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于1494年达成托德西拉(Tordesillas)协定，确定两国远航以大西洋中的维尔德角(Cape Verde)群岛以西之子午线为界，以东属葡萄牙航区，以西属西班牙航区。此后，哥伦布于1493年(弘治六年)、1498年(弘治十一年)、1502年(弘治十五年)再赴美洲。不久，整个南美洲除巴西为葡萄牙人占据以外，大部分被西班牙人占据。
　　西班牙人发现哥伦布及其继承者既没有找到中国，也没有到达印度。认为他们从美洲殖民地所获利益，不如葡萄牙人从掌握亚洲香料贸易中所获的利益那样丰厚。他们急于寻找一条穿过美洲到达东方的航路。1519年(明正德十四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在西班牙的支持下，从西班牙启程进行环球航行，于1520年从南美洲南端进入太平洋，于1521年来到吕宋。麦哲伦本人于1521年为吕宋居民所杀，但他手下的水手在德尔·卡诺的率领下，历33个月后于1522年经好望角返回西班牙，完成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欧洲人因此对世界的知识更为丰富。德尔·卡诺运回西班牙的亚洲香料价值足以抵消这次远航的开支。
　　据西班牙人记载，西班牙王菲利普继位后，命墨西哥总督派兵往征吕宋诸岛。后来又派教士Andres de Urdaneta及军官Miguel Lopez de Legaspi率战舰5艘，水兵400人往征。1564年自墨西哥出发，次年至吕宋之一岛，先用兵南部诸岛。1570年5月，Legaspi遣其孙Juan Salcedo至吕宋岛，经反复剿杀，终于征服其地②。菲律宾在历史上不是一个国家，群岛中的许多岛屿的居民建立了自己的王国。麦哲伦到达这里时，最初给这个群岛起名为圣拉查罗(San Lazarro)，因为他们在这一天首次发现它。后来航海家们又称它为“西方群岛”或“日落群岛”(Islas del Poniente)。1542年西班牙人为纪念菲利普二世之子菲利普亲王而把吕宋诸岛称为“菲律宾”，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1565年，西班牙人在宿务正式建立了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
　　西班牙人在东方并没有止于吕宋，他们在福建、广东沿海从事海盗活动，很快发现了中国东南沿海、吕宋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有利可图。不久西班牙人便占据了台湾。在吕宋的西班牙殖民者认为西班牙的世界殖民帝国还不够辽阔，竟怀有征服中国的野心。他们认为从马尼拉派出一支西班牙军队，再招募一些吕宋、日本兵勇，便可征服中国。但菲利普二世国王和西班牙的一些当权者头脑尚属清醒，他们看到中国的伟大，斥责吕宋西班牙人的狂妄，要他们放弃征服中国的梦想，寻求与中国友好相处。
　　为了维持庞大的殖民帝国，西班牙人开辟了西班牙—南美洲—马尼拉—西班牙的环球航线。欧洲航海家的这些远航建立了主要大洲之间的直达航线，使传统上已经存在的远东到红海的东西向海上丝绸之路，向东延伸到美洲，扩展到全球，使亚洲从东西两个方向与欧洲联系起来。世界各地区、各国间距离被一下缩短了，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变得空前紧密，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在亚洲进行角逐的欧洲人除了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三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以外，还有英国、法国和俄国。
　　(二)葡萄牙人的居留地
　　葡萄牙人来到中国的时间，汉文史料有几种说法：
　　(1)《东西洋考》、《筹海图编》、《天下郡国利病书》、《岭海舆图》等书的正德十二年(1517年)说。
　　(2)《名山藏》、《献徵录》、《象胥录》、金祖光修《广东通志》、郝玉麟修《广东通志》、《明史》等书的正德十三年说。
　　(3)《殊域周咨录》的正德十四年说。
　　明人不但对葡萄牙人来华的时间说法不一，而且对葡萄牙在什么地方也搞不清楚，以为佛郎机国在马六甲国附近，即《明史·佛郎机传》所云“佛郎机近满剌加”。这是因为由于来华的葡萄牙人多来自马六甲。
　　据葡萄牙人自己记载，1513年(明正德八年)一些葡萄牙商人首次抵达中国东南沿海。1514年，阿勒瓦来斯(Jorge Alvares)航抵广东屯门。1515—1516年，又有贝来斯特来罗(Rafael Perestrello)来华。佛郎机(即葡萄牙)国王的使臣皮雷斯(Thome Pirez)首次入华在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他的船驶入虎门，直抵广州。他通过贿赂，终于得以于1520年进北京，见到了明武宗。
　　同年年底明藩属满剌加国王向明朝呈送表文，叙述遭佛郎机人侵略的经历，要求救助。东来的葡人剽劫行旅，在屯门擅置砦栅，使地方官府对葡国人的态度开始转变。正德十五年(1520年)御使何鳌上疏请逐番人。次年，明政府囚禁佛郎机使臣皮雷斯，1522年(嘉靖元年)中葡间发生第一次战事，明军获胜。此事见于《名山藏》和《明实录》嘉靖二年三月条。
　　嘉靖初击败葡萄牙以后，广东地方政府曾下令禁绝外商来华。被禁止来华的除了葡萄牙人以外，还有东南亚和海外其他明朝传统的贸易伙伴国的商人。闭关政策使广东的关税收入大减，“公私皆窘”。1529年，广东当局重开海禁。明地方官允许外商在浪白澳经商。但浪白澳之地离广州较远，经商交通不便。后来番商通过贿赂广东地方官吏，获允在珠江口的濠镜贸易，其时在1535年。
　　葡萄牙人在广东败于明军后，窜入福建、浙江沿海，骚扰劫掠，遭到明水师的打击。葡萄牙船长索萨(Leonel de Sousa)认识到中国的强大，决心用和平手段打开贸易的大门。据他写给葡萄牙亲王的信说，他命令在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停止与中国当局的对抗，在谈判中他宣称他们不是佛郎机，愿如暹罗等国商人一样纳税，又经过贿赂广东地方官终于获准在广东各口岸互市。据成书于万历三十年之郭斐所修《广东通志》卷69澳门条云：“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夷舶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货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仅蓬寮数十间。后工商牟利者，始渐运砖瓦大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为舶簸矣。”中葡建立通商关系之初，葡萄牙人尚多在浪白澳。1562年以后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越来越多地向濠镜移居，他们在那里“筑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百区，今殆千区以上。……今筑室又不知几许，而夷众殆万人矣” ③。濠镜就这样成为葡萄牙人远东的留居地。澳门即汉文资料中提到的壕镜澳，或称濠镜澳，属香山县。在《澳门记略图》上有地名“娘妈角”，此即葡萄牙文中澳门的名称Macao之起源④。
　　(三)欧洲殖民者逐鹿亚洲
　　明代中国称荷兰为“和兰”或“红毛番”。明人对荷兰人的来历一直不甚清楚，明沈德符的《野获编》(卷30)、《明熹宗实录》(卷33)、《东西洋考》(卷6)、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3)、《皇明法传录续纪》(卷11)等均语焉不详。《明史》则说“永乐、宣德时，郑和下西洋，历诸番数十国，无所谓和兰者”。此说本于《明史稿》。明代文人不知郑和航海虽然伟大，但所经诸地毕竟没有越出宋元中国传统海外交通的范围。以郑和航海知识来对证新事，不免显得迂腐。
　　荷兰人来到东方的时间晚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荷兰地处欧洲北海之滨，有海上航行和经商的传统。16世纪荷兰是北海和波罗的海最重要的航海国家。葡萄牙人从远东贩来货物后，荷兰人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从事批发贸易。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征服后，荷兰因与西班牙不睦，其商船无法再进入里斯本港口，转口贸易大受影响，于是开始寻找前往东方的航路。1595年由霍斯曼率领的4艘荷兰船启程，经过一年的航行，于次年首次来到今印尼的万丹港。霍斯曼等在港外从事海盗勾当，抢夺爪哇商船，激起当地人的反抗，被迫返航。
　　这次远航获利不多，但荷兰人却发现东南亚的富饶，于是蜂拥来到东方。1598—1601年的4年间，荷兰人先后组织了14批远航队到今印尼掠夺贸易，利润丰厚，因此东来的荷兰船越来越多。荷兰人在远东的对手主要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为了加强殖民掠夺，对抗葡萄牙和西班牙，1602年荷兰商人把所有东方的船运公司合并在一起，成立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简称“东印度公司”)，这是一种股份制公司，每股为荷币3000佛罗永，公司资金为650万佛罗永。荷兰海盗在远东的活动从一开始就得到荷兰政府的支持，荷兰政府授予东印度公司在非洲好望角与美洲麦哲伦海峡之间地域的通商独占权。东印度公司有权占有土地、建立武装、发行货币、任命官吏甚至对外缔约，实际上是荷兰政府在海外殖民活动的代表。经过与葡萄牙和英国殖民者的斗争，荷兰人控制了印度尼西亚，把雅加达改名为巴达维亚，在那里建立殖民政府。
　　东印度公司建立前后，荷兰人在东方极力扩张，并开始染指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早在1584年便有荷兰水手搭乘葡萄牙商船到达澳门⑤。最早记载荷兰人到中国沿海的应是《粤剑篇》，其中提到万历辛丑(1601年)九月间，“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也不知何国人。人呼之为红毛鬼。其人须发皆赤，目睛圆，长丈许。其舟甚巨，外以铜叶裹之，入水二丈。香山澳夷虑其以互市争，以兵逐之。其舟移入大洋后为飓风飘去，不知所适”。明人张燮记载：“红毛番自称荷兰国，与佛郎机邻壤，自古不通中华。其人深目长鼻，毛发皆赤，故呼红毛番云。一名米粟果。佛郎机据吕宋而市香山，荷兰心慕之，因驾巨舰横行爪哇、大泥之间，筑土库，为屯聚处所。竟以中国险远，垂涎近地。尝抵吕宋，吕宋拒不纳，又之香山，为澳夷所阻，归而狼卜累年矣。”这两段记载的都是荷兰占据爪哇、大泥(今马来西亚北大年)，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威胁澳门之事。
　　荷兰人在爪哇站住脚后，于17世纪初，到达西太平洋。1609年，他们在日本的平户岛(Hirado)建立了商馆，此后荷兰与日本的关系迅速发展。大量欧洲新科学技术通过日荷贸易进入日本，后来日本人把研究欧洲新学的学问称为“兰学”。17世纪初荷兰人向东南亚各地扩张，还在占领雅加达之前，荷兰人就与英国人争夺暹罗，击败英国，于1641年击败葡萄牙，占领马六甲，控制了前往东南亚的航路。
　　荷兰人极力想打破葡萄牙人对中国贸易的垄断，他们力图在中国近海建立滩头据点。1604年荷兰韦麻朗(Wijbrant van Warwijck)率一支舰队来到澳门沿海，因受台风，转向澎湖，筑城堡准备久居，在此专候澳门驶往日本的船队。经明福建守臣力阻，并断绝粮食供应，乃于同年10月返回北大年。1622年荷兰人进攻澳门失败后，占领澎湖，在那里筑城立足。明朝水师于1624年收复澎湖，荷兰人遂转而侵占台湾，在那里建立了热兰遮城(Zeelandia，意为岛屿)。福建海商将中国沿海地区的丝绸、瓷器运到台湾，再由荷兰商人接驳转运至其他地方。但荷兰商人对这种贸易方式不满，他们希望自己控制从中国沿海到台湾的贸易，决定中国产品的价格。1644年满族人入关，明朝节节败退。在东南地区坚持效忠明朝的郑成功从与台湾荷兰人的贸易中获取许多利润，用以支持抗清战争。
　　1653年清军攻下广州后，荷兰商人从台湾到广州贸易。当时在广州的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分别致书荷兰台湾总督尼高*(左月右劳)氏攀直武禄(Nicolaas Verburgh)，希望他们“进金册”、“具符信”入贡。荷属东印度公司闻讯，决定派出代表团到中国打开中荷直接贸易的渠道。1654年东印度公司指示将要启程前往中国的第一个荷兰使团，要他们把出使所见所闻详细地记录下来，并配一名画家，画下中国的山川、城镇。
　　1655年夏，荷兰使臣伯多罗俄也(Pieter de Goyer)和雅哥伯斯(Jacob Keizer)携随员从巴达维亚启程，一个月后到达广州，在此留居达半年之久。次年春得清廷允许进京，由广州沿长达2400公里南海使节朝见中国皇帝的传统贡道北上。先溯北江穿过广东，再乘马匹翻大庾岭进入江西，然后沿赣江而下，到长江边，沿江而下经安庆、南京、扬州，进入大运河，于同年夏抵达北京。荷兰使臣在北京留居约3个月后，携顺治皇帝回书离京循原路返回。至乾隆末年，荷兰曾六次遣使中国。
　　而葡萄牙与西班牙两国则根据1494年的托德西拉协定，以维尔德角群岛以西370里格为基点，将地球划分为东、西两个半球，东半球为葡萄牙势力范围，西半球则属于西班牙。西班牙人完成环球航行后，从摩鹿加群岛运回大量香料，使两国对在东方的分界产生分歧。葡萄牙人认为摩鹿加群岛属于他们的航区，西班牙人在此处活动触犯了他们的利益。而西班牙人则认为不仅摩鹿加群岛，而且连中国、满剌加都属于西班牙人的势力范围。1529年，西班牙王查理五世(Charles V)承认了葡萄牙人在摩鹿加的地位，但却加紧了对吕宋诸岛的侵略。明代中国以白银为通货，而日本虽盛产白银却以黄金为通货，白银对黄金的比价较中国为低，中日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很强。同时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但成为日本向朝鲜扩张、日本海盗活动猖獗的内在动力，而且日本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也日益密切。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之前，大量的广东、福建、浙江海商经营着中日民间贸易与日本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在《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两书中记录了多条中日之间以及日本与东南亚之间的航线。
　　葡萄牙人在澳门立足时已经发现了从事东方贸易是一项利润丰厚的事业。当时因为倭寇一再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后来日本政府以发动入侵朝鲜的战争，使中日关系陷于不正常状态。澳门的葡萄牙人利用这个机会独占了中日贸易。葡萄牙商人利用中日两国间的黄金与白银的比价之差，葡萄牙人将黄金及在中国采购的大量生丝、丝绸贩往日本，高价出售后换为白银。如此往返，赚取大量利润。同时，中国、日本的丝绸、瓷器在欧洲市场上极受欢迎。
　　葡萄牙人在澳门定居后，建立了以澳门为中心的远东贸易网，把从事中日之间贸易的船队称为“中日舰队”。一般每年五六月船队从印度的葡属果阿启航，把印度等地的象牙、胡椒、香料和从美洲运来的白银运往澳门。到达澳门后一般在那里停留至来年初夏，把货物出口，购入丝绸、黄金、铅、锡、水银、麝香等中国土产。待东南季风起时，便东渡日本。从1570年起，长崎成为日本固定的对外贸易口岸。在日本完成交易后，利用当年的北风返航澳门。在澳门用贸易赚得的白银购买大量的中国土产品后，于次年秋季乘北风返回印度的果阿。商人们在贸易过程中，向满剌加、果阿葡萄牙海关交付大量税金之外，还能赚得许多。货物运回欧洲后，利润更丰。
　　澳门又是中国—吕宋诸岛—墨西哥—秘鲁航线的起点之一。葡萄牙人来到东方的消息传到欧洲后，各海上强国纷纷效法。西班牙人为介入东方贸易，并维持远东—美洲—欧洲的贸易，占据了吕宋诸岛。葡萄牙人把西班牙人的东来视为对自己的威胁，他们曾于1565年鼓励吕宋居民反抗西班牙占领。西班牙占领吕宋之后，葡萄牙人仍坚持独占对华贸易，唯恐西班牙人直接与中国建立联系，不断在清政府官员面前诋毁西班牙人。1576年，葡萄牙促使罗马教廷建立了澳门教区，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而葡萄牙国王拥有保教权，其目的是防止西班牙传教士渗入中国。
　　1580年欧洲局势发生变化，西班牙军队入侵葡萄牙，次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吞并，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二世兼任葡萄牙国王。但海外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斗争并未停止。起初葡萄牙议会与西班牙国王之间尚有协议，禁止葡、西两国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中国东南沿海与吕宋诸岛的贸易主要为中国商人垄断。17世纪20年代以后，荷兰人在远东的势力越来越大，促使远东的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携手对抗荷兰人。这样中国与吕宋之间的贸易控制权便从中国海商转到澳门的葡萄牙人手中。西班牙人为控制远东贸易，占领了台湾。1635年以后，远东贸易控制权落到西班牙人手中。西班牙国王向澳门派出王家法官，兼任对日贸易的管理，利润除了用于支付澳门西班牙总督和驻军的薪饷外，全归西班牙国王所有。
　　17世纪初荷兰人已经先后在东南亚建立了几个据点，控制了南洋群岛的香料资源，并在日本设置了商馆。荷兰人认为，如果能把欧洲、印度、东南亚的货物卖到中国，从中国贩运丝绸、瓷器到日本，在日本得到白银，用以支付他们在东南亚购买的香料费用。这样荷兰人不用从欧洲携带资本，仅靠东方贸易的收入就能维持他们在东方的殖民活动。1601年荷兰人航达澳门探测航道，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所俘获。为独占对华贸易，他们竟处死这些荷兰水手。荷兰人为报复，于次年切断满剌加航道，截夺从澳门驶往果阿的葡萄牙船队，又在澳门近海拦劫葡萄牙人驶往日本的商船。十年之内，远东的制海权便落入荷兰人手中。与荷兰人一起在远东与葡萄牙人争斗的还有英国人。欧洲列强在远东的争斗，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殖民强国争夺海外殖民地的贸易权争斗的一部分。
　　(四)中国人眼中的欧洲殖民者
　　中国和西方对世界地理的传统区分原则不一致。中国人传统上把中国以西之地泛称西域，又把中国以南海路所通诸国称为南海；意大利人利玛窦等入明后，把西洋地理新知介绍到中国，说中国地处亚细亚洲，而另有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意大利为其一。中国士大夫多不相信，称其说“荒渺莫考”，但又见欧洲人来华者日多，“其人充斥中土”，觉得“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利玛窦又自称为“大西洋人”，明礼部验之以明官方档案《大明会典》，发现上面只有从郑和出使后记录下来的地名“西洋锁里国，无大西洋”，认为其真伪不可知。总之中国与欧洲的交往虽然早已有之，但频繁往来始于明代。明代史料中对欧洲人的记载很多，反映出的中国人对欧洲人的印象大致有以下几点：
　　(1)佛郎机人食小儿
　　据《明史》记载，正德十三年(1518年)葡萄牙“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所谓“加必丹末”应为葡文Capitan moor的音译，指船主⑥。所谓“贡方物”不过是出售货物。明帝“诏给方物之直遣还”，也就是令贸易完后离境，但这些葡萄牙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 ⑦。葡萄牙人在广东“掠小儿为食”之说在明末流传很广。据顾炎武所引《月山丛谈》提到，佛郎机人“好食小儿，云其国惟国口得食之”。“国口”可能是“国国”之误，即哥哥，指男孩。《月山丛谈》还说，佛郎机人求之于各级臣僚，均不能得到小儿，遂“潜市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小儿的市价为金钱百文，广东的“恶少掠小儿竞趋途，所食无算”。据说食法为：以大锅将水煮开，以铁笼盛小儿置之其上，蒸至出汗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此时小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据说两三年内广东小儿“被掠益众，远近患之” ⑧。尤西堂初修《明史·外藩传》之《佛郎机传》也提到葡萄牙人掠小儿为食的行为⑨。
　　尽管这种记载连对葡萄牙人“食小儿”的食法都叙述得十分详细，但其可信性并不高，当出于传闻，这种传闻反映了葡萄牙人初来中国的海盗行径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残暴的印象。
　　(2)乞地如牛皮大
　　明代一些史料记载了欧洲殖民主义者巧取豪夺土地的故事。张燮说：“有佛郎机者，自称干系蜡国，从大西来，亦与吕宋互市。酋私相语曰：‘彼可取而代也。’因上黄金为吕宋王寿，乞地如牛皮大，盖屋。王信而许之。佛郎机乃取牛皮剪而相续之，以为四围，乞地称是。王难之，然重失信远夷，竟予地。月征税如所部法。佛郎机既得地，筑城营室，列铳置刀盾甚具。久之，围吕宋，杀其王，逐其民入山，而吕宋为佛郎机所有矣。于是干系蜡王遣酋来镇，数岁一更矣。” ⑩张燮记载的是西班牙人夺取吕宋的过程。按他的说法有欧洲人，自称卡斯提兰(Castillan，按西班牙之一省)国，来自“大西”，即泰西之地。借向吕宋国王祝寿的机会进献黄金，并求赐予一块如牛皮大小的地盖屋居住，吕宋王准其请。结果这伙西班牙人把牛皮剪成细条首尾相续成绳，用以圈地。吕宋王虽不满意，但仍守信用，同意圈地。西班牙人遂在这里筑城，定居下来，后来居然反客为主，杀吕宋王而占有吕宋。
　　西班牙以牛皮绳圈地之事亦见于《明史》记载，其文曰佛郎机见吕宋“国弱可取，乃奉厚贿遗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诈而许之。其人乃裂牛皮，联属至数十丈，围吕宋地，乞如约。王大骇，然业已许诺，无可奈何，遂听之” (11)。此外提到此事的明代文献还有一些，如《名山藏·王享记·吕宋篇》、王廷师之《驱夷直言》等。
　　清代汉文史籍中有关荷兰人占台湾的记载中也有类似描述。余文仪之《台湾府志》引旧志说，有荷兰红毛，舟遭飓风漂至强湾，爱其地，借地于当地土酋。当地人先不许，荷兰人遂谎称“得一牛皮地足矣，多金不惜”，土酋遂允许。红毛“剪牛皮如缕”，围地“筑台湾城居之”，后来又筑赤嵌楼与之相望。清代之《小腆纪年》则说，日本人先据台湾，荷兰红毛夷遭风泊台湾，向日本人乞地，日本人不许，荷兰人遂诈称：“愿得地如牛皮，多金不惜”，竟得允许。荷兰人遂“剪皮为丝，围城里许入居之”，最后逐日本而有其地。
　　上述这些记载并无根据，大约是当时往来于福建、吕宋、台湾之间的中国商人们中的传闻，不过这些传闻却反映了东来的殖民主义者巧取豪夺、以各种欺诈手段谋取利益，给中国沿海人民留下的印象。
　　(3)船坚炮利
　　欧洲人东来时所依靠的是远航船舶和大炮。火炮产生于中国，13世纪时已经传至西域大食诸国。欧洲人在与地中海以东以南的穆斯林国家的交往中，很快发现这种新型热兵器的效能远远超过传统的刀剑之类的冷兵器。他们学会并掌握了这种兵器，并迅速发展了它。一个半世纪之后，当欧洲人东来时，他们的制炮用炮技术已经远远超过火炮的发明者中国人。
　　明人在与葡萄牙人的交往之初，就发现了葡萄牙人掌握了先进的火炮技术。明人把这种西洋火炮称为“佛郎机铳”。据陈寿祺《福建通志》记载，明正德五年(1510年)秋，汀、漳流民进犯仙游县，当地官吏以佛郎机炮百余攻之。此时葡萄牙人尚未入中国东南沿海，如果记载可靠的话，这些佛郎机炮只能是明福建海商在南洋所购并携回国内的。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已经有明人林见素用锡模铸造“佛郎机铳”，并抄火药方以平宸濠之乱的记载(12)。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御史何鳌向朝廷报告：“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番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
　　正德年间广东巡检何儒曾详问在葡萄牙人手下服务的汉人杨三、戴明等有关西洋造船铸炮技术。明军学会西洋火器制造技术后，以其术还制其人之身。嘉靖元年(1522年)明军在广东以仿制火铳击败葡萄牙人，缴获葡萄牙兵船2艘及火器20余件。其小者不足10公斤，可射600步远。参战明将向朝廷进献这批缴获品，并报告说“佛郎机凶狠无状，惟恃此铳与此船耳。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并建议在边塞安置(13)。
　　1620年和1628年，徐光启和李之藻主持了向澳门葡萄牙人购置火炮的事务。耶稣会士陆若汉向明军传授操作火炮和铸弹的技术。1624年首批购置的葡萄牙大炮运抵北京，在试炮时，曾发生爆炸事件，葡萄牙炮手若翰·哥里亚(Jean Correa)被炸身亡。1940年其墓在北京青龙桥发现，墓志上镌刻有中葡两种文字。1626年明将袁崇焕守御辽东宁远城时，曾以寡敌众，明军中有从澳门前来助战的葡萄牙炮手数十人。袁崇焕命中、葡炮手发射西洋大炮，击败清军。其中一门大炮因战功而被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1629年陆若汉与葡萄牙炮师公沙的西劳(Gonzalves Texeira-Correa)携炮10门防守涿州，清军闻风而逃。西洋大炮的威力由此远播，崇祯皇帝命传教士汤若望监造大炮。一些曾在澳门铸炮场中工作的中国工匠也为明朝政府招募，成为明军新式火器的技术骨干。清朝贵族也注意到明军装备的进步，积极仿造西洋大炮。
　　明人对荷兰人的船坚炮利也有深刻印象。张燮称：“或谓和兰长技惟舟与铳耳。舟长三十丈，横广五、六丈，板厚二尺余，鳞次相衔，树五桅。舶上以铁为网，外漆打马油，光莹可鉴。”荷兰人不仅会造远洋五桅帆船，而且船上安装火炮。其“舟设三层，傍凿小窗，各置铳其中。每铳张机，临放推由窗门以出，放毕自退，不假人力。桅之下置大铳，长二丈余，中虚如四尺轮，云发此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敌近我时，烈此自沉，不能为虏也。”这种两舷安装多门火炮，甲板上安置主炮的船为北欧地区16世纪常见的兵船。另外“舵后铜盘，大径数尺，译言照海镜，识此可海上不迷”(14)，这种“照海镜”应当就是罗盘。
　　明东南水师初与荷兰人交锋时，不了解敌情，以平常火器遥攻之，荷兰人则以舰炮回应，只见硝烟一缕，明军伤亡惨重(15)。天启二年(1622年)明兵部曾经议论过荷兰人的海军，说其船前后左右俱置巨炮，一发十里，当之无不立碎(16)。明人把荷兰炮称为“红夷炮”。
　　明水师在海上见到红毛舟(即荷兰船时)，发现其舟比中国水师船只大5倍(17)，但明人也发现其弱点，即“舟大难转，或遇浅滩，即不能动” (18)。
　　明末不少意大利传教士来到中国，《明史》说意大利国擅长于制造比佛郎机铳更大的炮。中国人效而制之，但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19)。明代下半叶，分别从葡萄牙人处学得佛郎机铳，从西班牙人处学得吕宋炮，从荷兰人处学得红夷大炮，从意大利人处学得意大利炮，但因当时中国处于封建时期晚期，新兴的资产阶级还未在社会上成为主导力量，故未能形成新型的军械业。在后来与后金的战争中，守御辽东的明军战败，火炮为后金所获。1631年起，后金军队“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 (20)。最后明朝一败涂地，终于灭亡。
　　①《明史·佛郎机传》。
　　②张维华：《明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
　　③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1，《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
　　④参见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⑤包乐史(Leonard Blusse)、庄国土：《〈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28页。
　　⑥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⑦《明史·佛郎机传》。
　　⑧《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19，清嘉庆十六年敷文阁聚珍版本，第54页。
　　⑨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7页。
　　⑩《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页。
　　(11)《明史·吕宋传》。
　　(12)王守仁：《书佛郎机遗事》，《王文成公全书》卷24，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印本。
　　(13)《明史·佛郎机传》。
　　(14)《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页。
　　(15)《野获编》卷30。
　　(16)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16，崇祯刊本，第7页。
　　(17)史澄等：《广州府志》卷120《崔奇观传》，清光绪五年粤秀书院刊本。
　　(18)《明史·和兰传》。
　　(19)《明史·意大里亚传》。
　　(20)《清高宗实录》卷10，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