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外销商品与世界市场
　　欧洲人东来是以海盗方式进行的，它虽然伴随着血腥的屠杀与破坏，但殖民者以通商为目的的向东扩张和全球性殖民活动，也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贸易。新航路开辟以后所形成的国际经济联系，还只是世界市场的初级阶段。然而，从这个阶段开始，中国商品就大量出现于东南亚、美洲和欧洲市场。
　　(1)外销丝绸
　　明末以前，朝廷禁止私人海外贸易，中外丝绸贸易主要是朝贡贸易。丝绸作为中国的传统外销产品，不但是中国政府馈赠外邦的重要礼品，也常常是朝贡贸易的结算手段。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规定各色纻丝每匹折钞五百贯，各色绫子每匹一百贯，以折过价的丝绸交换折过价的朝贡商品①。朝贡贸易的当事人是中外双方的政府，通过这种途径输出的丝绸主要供外邦王室、贵族享用，普通百姓是无法问津的。地理大发现以后，中国丝绸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流入美洲和欧洲。在亚洲传统的贸易区域中，丝绸贸易也有了显著的增长。一个世界规模的丝绸市场已经开始形成。
　　亚洲市场
　　日本是中国丝绸的传统市场。早在宋代，日本就已经发展蚕桑丝织业。但因气温寒暑变化大，蚕不易存活，仍需进口中国丝绸。16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逐步结束战国混乱，归于统一，社会经济得到恢复。16世纪末，日本银矿开采达到高峰，白银产量占世界1/4②，社会购买力有了提高，对丝绸的需求与日俱增。所以明清时期，日本从中国大量输入生丝和丝织品。徐光启曾提到，日本“百货取资于我，最多者无若丝……通国所用，辗转灌输，不厌多也” ③。中国精湛的织品在日本有广泛的市场。每年从中国输入的数千万素色或刺绣天鹅绒、缎子、薄纱与各种衣料都可销售一空④。据日本学者研究，在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值中，生丝及丝织品占70％⑤。江户幕府初期，日本每年输入的生丝达数十万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中国⑥。据1616年初荷兰驻日本平户商馆馆长干布斯(L.Camps)调查，日本每年进口生丝约3000担，约合180吨。葡萄牙人掌握进口总数的一半，另一半由日本商人从东京(越南北圻)、台湾等地的中国商贾处购得。这样巨大的进口量仍不能满足日本市场的需要⑦。
　　欧洲人东来以后，中国民间与东南亚的经济联系仍然十分密切。中国生丝在东南亚有很大的市场，东京、爪哇、马六甲及印度洋沿岸商品贸易较为发达的地方仍是明季以后中国丝绸的主要销售处。据荷兰史学家范·鲁尔估计，17世纪中国生丝在菲律宾以外的东南亚地区的年销量达2000—3000担。中国商贾贩往吕宋的货物中，丝绸为大宗，马尼拉华人社区的市场也因之称为“生丝市场”⑧。
　　东来的殖民者很快发现中国丝绸在亚洲市场上有很好的销路，他们利用所掌握的先进的航海技术和星罗棋布的海外殖民地，也开始挤入亚洲丝绸贸易活动。欧洲商人在中国东南沿海采购到的大量的中国丝绸，并非全部运回欧洲，而有相当部分被他们转运至其他亚洲国家牟利，用获取的利润维持东方殖民地的统治。据上引1616年初荷兰驻日本平户商馆馆长干布斯调查，日本需要进口大量中国生丝。尽管葡萄牙人和日本商人垄断了进口，但每年还有约250万荷盾的容量。如果荷属东印度公司能占领这部分剩余市场，可获利200万荷盾以上。这些利润足以充作荷属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其他地方活动的经费⑨。
　　明末每年都有数艘大陆商舶到台湾向日本海商贩丝。1624年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湾，建立热兰遮城，作为海盗活动和远东贸易的基地。荷商极力排挤日本商人，台湾成为荷商获取中国丝绸的最重要据点。荷兰人在东方获得的中国丝绸首先输往日本，以与葡萄牙人竞争。同时荷属东印度公司极力招引华商到巴达维亚、马六甲、暹罗等设有荷兰商馆的地方贸易。
　　欧洲市场
　　地理大发现以前，虽然中国丝绸早已运销到欧洲，但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欧洲人消费中国丝绸的数量仍然十分有限。15世纪以后欧洲向海外扩张使殖民地财富，特别是美洲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16世纪欧洲的贵金属拥有量增加了10倍，其后果既使欧洲市场物价飞涨，也使欧洲人的购买力骤然大增。
　　明末清初，中国到欧洲的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印度洋航线，主要被葡萄牙人控制。另一条是西班牙人开辟的马尼拉—墨西哥—欧洲航线。欧洲市场的中国丝绸主要由葡、西两国商人通过上述两条海上商路供应。
　　葡萄牙人在东方的主要贸易据点是印度的果阿、南洋的马六甲、澳门和日本的长崎。其中以澳门为丝绸贸易的中枢。其贸易程序一般是这样：葡萄牙商人在澳门和广州采购到中国丝绸后，先贩至日本交换白银，把赚得的白银运回澳门，再采购中国丝绸和其他货物，然后运到马六甲加载南洋土产，最后启运回欧洲。葡萄牙京城里斯本是当时欧洲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大量的中国丝绸即由此发运至欧洲各地。
　　据17世纪末出版的《葡属亚洲》(Asia Protugeza)所引的一份报告称，16世纪末，葡萄牙人从中国每年输入丝绸5300箱，每箱有250匹各色丝绸，但亦有学者估计为1300箱⑩。据我国大陆学者估计，中国对葡萄牙的丝绸年输出量在数千担之多，如1635年为6000担(11)。
　　由西班牙商人贩至欧洲的丝绸数量也为数不少。明末每年约有25—30艘来自澳门、福建、宁波的华商船舶将丝料和其他货物运到马尼拉，西班牙人再接驳横越太平洋运抵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罗(Acapulo)港。这些从马尼拉进口中国丝绸除留下一部分供墨西哥、秘鲁和其他西属美洲殖民地消费或加工以外，大部分经陆路运抵墨西哥湾加的维拉—克鲁兹港(Vera Cruz)，由此再度装船运往欧洲(12)。 
　　17世纪初，荷属东印度公司逐渐在欧洲的中国丝绸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荷兰人与英国人联合行动，谋求以武力打破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对中国丝绸贸易的垄断。1603年7月末，荷兰殖民者韦麻郎(Wijbrant van Waerwijk)率两艘荷兰兵船在澳门海外袭击驶往日本的葡萄牙商船，抢掠其船货运回荷兰。其中包括生丝2800包，每包价值500荷盾(13)。1606年，荷属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议定，中国各色生丝价为12—16.2荷盾/磅。1620年以前，荷兰人在欧洲销售的中国生丝约为72000磅。此后，荷兰人开辟了波斯生丝的供应渠道，在远东获得的中国丝绸更多地用于对日本贸易，贩往欧洲的逐渐减少，到1631年仅为10000磅。
　　清乾隆以后，广州生丝的年出口量达35万余公斤(14)。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年出口的生丝额，从乾隆年间到道光年间平均为20万两至50万两白银之间(15)。
　　欧洲商人不但大量进口中国丝织品，而且也发展自己的丝织业。意大利诸城和西班牙以东方生丝为原料，建立起相当发达的丝织业。在17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是欧洲市场的主要生丝供应国。此后，由于波斯生丝业的发展，大量波斯生丝涌进欧洲，欧洲商人虽然仍继续采购中国丝绸，但多转运至其他亚洲国家牟利。因此波斯生丝在欧洲的销量逐渐超过中国生丝。17世纪中叶以后，更便宜的孟加拉生丝进入欧洲市场，其数量也超过中国生丝。虽然中国生丝价格高，但因其质量优良仍然有贩运价值。
　　欧洲本土建立的丝织业并不足以阻挡中国丝织品的销售，因为中国丝织品与欧洲土产相比，价廉质优，品种纹样独特，所以贩运中国丝绸仍有100％以上的利润(16)。17世纪以后，中国丝绸生产者顺应消费市场的变化，根据欧洲人的审美观，设计出带有欧洲风格图案的丝织品，如迎合16—17世纪统治奥地利、西班牙的哈布斯堡贵族爱好的双头鹰图案丝绸和迎合葡萄牙人爱好的带欧洲风格的刺绣窗帘等(17)。中国丝绸的大量出口使欧洲丝织业面临严重的危机，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英国和法国丝织业主一再敦促政府采取保护措施，立法阻止中国丝绸流入。但因中国丝绸深受贵族社会和富裕阶层的喜爱，中国丝织品仍源源不断地输到欧洲市场。
　　美洲市场
　　16世纪以后，美洲的墨西哥、秘鲁的银矿陆续开发，特别是秘鲁所产的白银在16世纪末占世界产量的60％以上。16世纪后期，西班牙人开辟了墨西哥到马尼拉的航线，把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到菲律宾，交换中国丝绸。因此销往马尼拉市场的中国生丝及丝织品除了供当地人消费以外，还有相当部分被西班牙人转运至美洲及西班牙本土。美洲丝绸市场最初基本上为西班牙人所独家经营。马尼拉开港初，每年仅数艘中国帆船前往马尼拉。16世纪80年代到明末，每年到马尼拉的中国帆船约25—30艘。1583年以后，经西班牙国王批准，允许葡萄牙商船前往马尼拉贸易，每年往往有数艘葡籍船到马尼拉交易丝货。在1636年以前每艘大帆船登记运载的各种丝绸制品，约为300—500箱之间。多则达到1200箱，而每箱内可装丝绸数百匹(18)。
　　从吕宋贩运丝绸到美洲的初期只是占据吕宋的西班牙殖民者，后来墨西哥、秘鲁的西班牙商人也前往马尼拉采购中国丝绸。色泽艳丽、光滑柔软的中国丝绸不但花色品种丰富，而且价格低廉，有很强的竞争力。拥有白银的美洲居民很快熟悉了丝绸。不但西属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用丝绸制作衣物，连产银区的黑奴、印地安人中也有部分人有能力购买丝绸服装(19)。根据美洲白银经马尼拉流入中国的情况判断，明季每年运至美洲的中国丝绸至少价值110万西班牙元。
　　中国出口的生丝使世界许多地方的丝织业得以维持和发展。中国生丝一直是世界各国丝绸织造业的主要原料，日本、欧洲有许多丝织厂专门用中国生丝织造丝绸，美洲也不例外。西属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办起了许多丝织厂。根据菲律宾西班牙检查官莫法特孔(Mofatcon)的报告，仅墨西哥一地在17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14000人靠进口的中国生丝织造加工(20)。
　　西班牙的丝织业曾因中国丝绸行销拉丁美洲市场而大受影响。为此其国内丝织业界曾就中国丝绸贸易问题与商业界长期论战。经营中国丝绸贸易的西班牙商业界在16—17世纪一般能获4倍之利，有些年份甚至赚得10倍的高利。而在秘鲁的利马和马尼拉之间从事丝绸贸易，其利润为投资额的2倍。利之渊薮，西人趋之若鹜，故不愿意放弃与中国的丝绸贸易。中国—菲律宾—西属美洲之间的这种丝绸—白银贸易一直兴盛到清代中叶。
　　北美也是中国生丝和丝绸输出的重要市场。美国独立后，与中国的丝绸贸易逐渐发展。在有些年份，输往美国的生丝和丝绸还大大超过清代中期以后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英国。如在1832年，英商购买的中国丝绸约5万余匹，而美国商人则在广州采购了21万余匹。
　　(2)陶瓷
　　尽管中国丝绸在东南亚销量有所增加，但并不意味着当地普通百姓都能消费中国丝绸。例如在琉球市场对中国瓷器、铁釜的需求量超过丝绸(21)，华商到菲律宾，“所携仅瓷器锅釜之类” (22)，文郎、马神等地“与华人市，渐用瓷器，尤好瓷瓮，画龙其外” (23)。考古学家对东非出土的明清瓷器作过研究，认为明清时代中国—东非陶瓷贸易可分为三个阶段：明初、明中后期和清初期。从发现的数量看，东非发现的属于明初的瓷器数量较多，明中后期的最多，而清初期的逐渐减少。东非明初时期的瓷器应与郑和航海有关。明永乐至宣德年间，中国官方船队多次到东非，进行大规模贸易，这一时期私家海商贩运中国瓷器到东非的应当也不在少数。中国瓷器运到东非沿海港口后，经过分销商人辗转贩往东非各地。
　　明中期以后，满剌加海峡先后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所控制，中国海商前往波斯湾、东非的逐渐减少。在东南亚活动的印度、回回商人成为向世界各地转运中国瓷器的主要中介商。1512—1515年葡萄牙人皮瑞斯在满剌加曾看到当地有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东非基尔瓦、麻林地、木骨都束、慢八撒等地的商人在采购大量商品。1511年皮瑞斯在印度的坎贝看见来自开罗、阿丹(亚丁)的商人在那里采购坎贝当地土产和来自满剌加的商品，然后转运至东非、阿拉伯各地。东非发现的明中期瓷器中相当一部分应当是通过这种途径输出的。
　　欧洲人在亚洲立足以后，很快发现这个有利可图的亚非商业贸易网络，并迅速加入进去。1602年荷兰人掠获葡萄牙人的商船“圣亚哥”号，内装28包瓷盘，14包瓷碗。1604年荷兰人在大泥(今泰国南部北大年)俘获葡萄牙船“加迭里纳”号，内装万历彩瓷60吨约10万件。这些被俘获的葡萄牙船只不过是当时穿梭于远东和欧洲之间的葡萄牙商船队中很小一部分。葡萄牙贩运中国瓷器的主要目的地是欧洲。同时葡萄牙人在东非也有许多据点，如麻林地、慢八撒、基尔瓦和莫桑比克等。这些都是葡萄牙商船从亚洲返回欧洲时所经常停靠的地方，葡萄牙人通过这些地区把中国瓷器销往非洲内地。
　　葡萄牙人贩运的瓷器除了购自中国以外，还有相当部分购自东南亚和南亚。1563年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弗里特里克访问了孟买以南不远的乔尔港，发现港内存有大量瓷器和其他商品，瓷品的目的港是东非。与印度的卡提阿瓦半岛相对的第乌岛是葡萄牙人的据点，这里的商人常去阿拉伯半岛的麦加、阿丹(亚丁)和东非的木骨都束、麻林地、卜剌哇、慢八撒等地贸易，贩卖从中国和满剌加运来的瓷器。
　　荷兰人也参与东西瓷器贸易，但主要不是直接贩往东非，而是以阿拉伯半岛的木哈为据点，由此向东非运销。如1614年荷兰船到木哈以后，就有来自东非莫桑比克、麻林地等地的商船与之交易。木哈是一个相当大的瓷器转运口岸。1643年荷兰人从印度贩运来的瓷器达近11万件，1645年达约20万件(24)。
　　唐宋以来，大量中国瓷器输往西亚，通过穆斯林商贾之手贩往地中海周围各地，奥斯曼帝国王室是中国瓷器的最热心收求者。同时也有许多中国瓷器流入欧洲。中世纪以来，中国瓷器一直受到欧洲人的珍爱，其热情至今不减。表现中国瓷器最为突出的是一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威尼斯名画家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的作品《群神宴》，现藏美国华盛顿国立美术馆。画面中央盛水果和汤的大钵都是地道的明青花瓷器。其中一件满盛鲜果，置于众神面前，另外两大瓷钵分别由一位仙人头顶和一位仙女手持。据专家考证，这三只瓷钵的形制与纹样都明显为明宣德、成化间风格。此画作于1514年，画中的这类瓷器应于地理大发现之前已经运到欧洲(25)。
　　现代欧洲许多语言把瓷器称porcelan，这个词源于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东来之初在东印度发现一种贝壳，色泽洁白，形状优美，称为porzella，意为“小猪”。后来葡萄牙人在中国发现质地、色泽与这种贝壳相似的瓷器，遂称为porcellan。这个词后来为欧洲各种语言所采用。1435年德国黑森家族卡泽尼博根公爵藏有一只明代中期的青瓷碗，珍如拱璧，镶以银座，数百年来为该家族世袭传品。
　　社会上热爱中国瓷器的风气和瓷器高昂的身价推动了欧洲制瓷业的发展。1540年威尼斯人试制了一种“梅狄基”(Medici)瓷器，虽与中国瓷相似，但器形粗糙，色泽发黄。一个世纪以后，这种制瓷技术传到荷兰，产出的瓷器称为“德勒夫特”(Delft)瓷，后来又传到法国和德国。在法国最受欢迎的中国瓷器是白底绘有人物花鸟的彩瓷。18世纪时，瓷器在法国社会上已经相当普及。最终发现制瓷技术秘密的是德国人波特格尔(Jahann Friedrich Boettger)等人。波特格尔是一位炼金术士，他在撒克森国王奥古斯都的支持下，得到一间实验室，于1708年制成红色瓷器。1710年波特格尔在德累斯顿附近的迈森设立作坊，用高岭土为原料，用高温制成硬瓷。这是欧洲制瓷业的正式开始。早期的欧洲瓷器从器形到纹饰都模仿中国瓷器，但手法却有明显的欧洲风格(26)。
　　(3)中国工艺品和艺术传入欧洲
　　随着殖民者在东方的活动，中国的各种工艺品也传到欧洲。1698年第一艘法国船“昂菲德里特”号来华，1701年它第二次东行。两次远航从中国运去大量包括漆器在内的工艺品，中国精美的漆器受到欧洲人的普遍喜爱，法语因之把漆器称为“昂菲德里特”(Amphrityite)。一时间穿丝绸衣服、摆设中国瓷器和漆器成为法国流行的风尚。不久欧洲人便开始仿制漆器。17世纪法国已经能够仿制相当精致的漆器。法国名嫒彭巴杜尔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是著名的漆器爱好者。1752年她为蓓拉孚宫定购了大批漆器画。法国马丹(Martin)家族以制造漆器闻名于全欧洲。伏尔泰曾写诗赞美他们的漆器，说“马丹兄弟的漆柜超过了中国的艺术”。18世纪中叶以后，爱好漆器的风尚也传入德国。德国艺术家施托帕瓦塞尔(Jahann Heirieh Stobwasser)开始出售漆器，上面绘制中国的人物和风景。他在不伦瑞克成立了一家漆器厂，生产上漆的鼻烟壶。
　　中国的轿子于17世纪首次传入欧洲。欧洲王公从中国学得按轿子的颜色和形制区分等级的制度。1727年维也纳出现首次按等级轿列出巡大典，德国皇帝乘坐特别华丽的轿子走在前列，后面是宫廷和枢密院的轿子鱼贯而行。高级贵族、官吏乘轿的风气在德、奥两国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27)。
　　园林艺术也是对欧洲影响最大的中国艺术之一。法国传教士王致诚(Attiret)于1743年致函巴黎友人，描绘了中国北京的圆明园，指出其风格在于人工开凿的河流不是对称的安排，而是如同流过田野一样自然，河岸饰有一些假山，迂回有致，花枝从石缝中生长出来。18世纪法国社会对路易十四时代刻板的匀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已经感到厌倦，中国园林的建筑风格引起欧洲园林建筑家们极大的兴趣。1744年中国画家唐岱、沈源所绘的绢本着色“圆明园四十景图”的副本，后来由王致诚寄到法国。法国的一些贵族刻意模仿中国园林，在私人花园内营造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宝塔假山，甚至移种圆明园的花卉(28)。
　　(二)白银的输入
　　明代中前期海外贸易以朝贡贸易为主，大致以中国的金银、铜钱、铅锡、陶瓷和杂缯交换海外的香料和珍奇。金银在朝贡与赏赐中互有出入，出入超的差额不会太大。欧洲人东来之初，其本国产品在远东缺乏竞争力。西属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使欧洲殖民商人在远东采购时能用白银支付。葡萄牙人从欧洲运到远东的西班牙银币大部分用于支付在澳门采购的中国丝绸货款，然后贩往日本牟利。据估计，在澳门与日本贸易繁荣的1569—1636年间，葡萄牙人支付给中国的丝货款和船税合计达3350万西班牙元(29)。17世纪前期荷兰人在台湾及南洋各地采购中国丝绸时也用银币支付，然后贩往日本。
　　据估计，从16世纪80年代到明末的半个多世纪中，每年由西属美洲输往马尼拉的西班牙银元约在300万至500万之间，其中1597年高达1200万元。这些银元的绝大多数用来购买中国丝货。明代张燮说：“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也无几。” (30)这样造成中国在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中长期巨额出超，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据估计，明末以前仅从吕宋流入中国的白银当在7500万元以上(31)。张燮还描述了从吕宋输入的银钱：大者7钱5分，夷名“黄币峙”；次3钱6分，夷名“突唇”；又次1钱8分，名“罗料厘”；小者9分，名“黄料厘”(32)。
　　而大致同一时期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额更在此之上。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有不同的渠道，但都与丝绸贸易有关。17世纪前期日本商人控制了日本丝货市场的一半，他们支付的丝款通过华商之手进入中国。此外葡萄牙人从澳门贩运中国丝绸到日本，据估计年销售额可达235万两白银(合329万西班牙元)。葡萄牙商人把赚得的钱运回澳门再采购中国丝绸。仅1569—1636年间，经葡萄牙商人之手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就达2亿余西班牙元。此外荷兰商人也以台湾为基地积极参与对日本的丝绸贸易，他们在日本赚的钱也间接地以丝绸货款的形式流入中国大陆。据日本学者估算，明朝后半期从日本流出的白银总数达2.5亿元以上，其中大部分流入中国。而明末从欧洲、美洲和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的总数，应在3.5亿元以上(33)。明代白银成为中国国内普遍的交换手段，应与国内白银存量大增有关。
　　①《大明会典》卷113。
　　②Leonard Blusse&Jaap de Moor：Nederlanders Overzee，Franeker，1983.(列昂纳德·布鲁斯、贾帕·德·莫尔：《尼德兰的海外活动》，弗兰耐克，1983年，第186页。)
　　③《徐光启文集》卷1，《海防迂说》。
　　④参见庄国土：《论明季海外中国丝绸贸易(1567—1643)》，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第36—45页。
　　⑤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64页。
　　⑥魏能涛：《明清时期中日长崎商船贸易》，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
　　⑦Leonard Blusse：Tribuut aan China.(列昂纳德·布鲁斯：《朝贡中华》)，第41页。此据庄国土：《论明季海外中国丝绸贸易(1567—1643)》，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第36—45页。
　　⑧陈荆和：《十六世纪之菲律宾华侨》，香港，1963年，第58页。
　　⑨庄国土译：《中荷交往史》，荷兰，1989年，第41页。
　　⑩庄国土：《论明季海外中国丝绸贸易(1567—1643)》，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第38页。
　　(11)黄启臣、邓开颂：《明嘉靖至崇祯间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载《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12)C.G.F.Simkin：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London，1968.(辛津：《亚洲的传统贸易》，伦敦，1968年，第188页。)。
　　(13)Robert Fruin：Verspreide Geschriften，V.3，Den Haag，1900-1905.(罗伯特·弗林：《摊开的记录》卷3，邓·哈格，1900—1905年，第398页。)
　　(14)黄启臣：《清代前期广东的对外贸易》，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5)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5、279页。
　　(16)G.F.Hudson：Europe&China，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London，1931.(胡德森：《欧洲与中国，远古至1800年双方关系综览》，伦敦，1931年，第259页。)
　　(17)Royal Antarion Museum，ed.：Silk Roads and Chinese Ships，Toronto.1983.(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编：《丝绸之路与中国船舶》，多伦多，1983年，第9、24页。)
　　(18)权汉升：《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卷第2期。
　　(19)E.H.Blair&J.A.Robertson，ed.：The philippe Islands，1493-1893.(布莱尔、罗伯特森：《菲律宾诸岛，1493—1893》卷12，第63页。)
　　(20)William Lytle Schurz：The Manila Galleon，New York，1939.(威廉·里特勒·舒尔兹：《马尼拉的西班牙大帆船》，纽约，1939年，第365页。)
　　(21)《明史·琉球传》。
　　(22)《明史·沙瑶、呐哗晖传》。
　　(23)《明史·文郎马神传》。
　　(24)参见孟凡人、马文宽：《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25)朱龙华：《从“丝绸之路”到马可·波罗——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载《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82—283页。
　　(26)丁建弘：《“视线所窥，永是东方”——中德文化交流》，载《中外文化交流史》。
　　(27)同上。
　　(28)张芝联：《中法文化交流》，载《中外文化交流史》。
　　(29)庄国土：《论明季海外中国丝绸贸易(1567—1643)》，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
　　(30)《东西洋考》卷7，第132页。
　　(31)庄国土：《论明季海外中国丝绸贸易(1567—1643)》，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
　　(32)《东西洋考》卷5，第94页。
　　(33)庄国土：《论明季海外中国丝绸贸易(1567—1643)》，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