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元亡以后，东西陆路交通也随之衰落，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急剧减少。经历一个半世纪以后，葡萄牙人东来时，中国和欧洲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统治中国的蒙元王朝被推翻，欧洲则因为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中国与欧洲的联系变得更为频繁。当时罗马教廷为了扩大教会势力，派出了一批又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许多耶稣会士认真学习中国文化，同时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这些交往揭开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一)利玛窦与徐光启
　　来华耶稣会士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生于1552年，是意大利马塞拉塔(Macerata)城人，来华前曾在印度留居，1583年来到广东肇庆。在利玛窦之前已经有意大利人罗明坚于1579年抵澳门，在那里学习汉文，1581年入明后，明广东地方政府允许他在肇庆一带传教。利玛窦来华后与罗明坚一起生活了近十年，也学会了中文。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打开了中国认识世界的一扇新窗户，并把中国介绍给欧洲。
　　利玛窦在来华前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主要的科学新知识，入华时又携带天文仪器、自鸣钟、地图、光学眼镜和图书资料。他把西洋科学介绍到中国，编撰了《测量法义》、《万国舆图》等书籍。在他介绍的科学著作中以《几何原本》最为重要。利玛窦介绍的《几何原本》并不是欧几里德(Euclides)著作的译文，而是其老师克拉维约斯(Clavius)的讲义。Clavius在拉丁文中意为“钉”，故利氏译称为丁先生。他口述此讲义，由徐光启笔译成书。此书于万历三十三年刻于北京，后屡经重刊。
　　利玛窦的入华引起了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视。利玛窦以掌握汉学，传播西学为手段来传教。通过与利玛窦的接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领洗入教”，如徐光启、李之藻、瞿太素、冯应京、张焘等人，因此他们也比常人有更多的机会吸取欧洲科学中先进的成分，为我国科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在皈依基督教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以徐光启最为有名。徐光启是上海人，自幼学习勤奋，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举乡试第一，认识利玛窦之前在学术上已经颇有建树。他以我国传统的数学知识为基础著有《量算河工及测量地势法》一文。1604年徐光启中进士后，在北京翰林院供职达4年之久，结识了利玛窦。这两位分别掌握了东西方科学的学者的交往，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由利氏口授，徐光启笔译，共同把欧洲古典科学名著《几何原本》译为汉语。他们还合作编写了《测量法义》、《勾股义》等书。利玛窦去世以后，徐光启继续与其他来华传教士合作，1612年与意大利人熊三拔(Sabathinus de Ursis，1575—1640)一起编出《泰西水法》，1621—1628年编写了《农政全书》，1629—1632年又主持了历法的修定工作，参加工作的有意大利传教士罗雅谷(Giacomo Rho，1590—1638)、龙华民(Nicolaus Longobardi，1559—1654)和瑞士人邓玉函(Joannes Terrenz，1576—1630，1621年入明，卒于北京)等人。崇祯四年(1631年)初，徐光启向明廷进献了他主持翻译的各种科学图籍，计有：罗雅谷的《日躔历指》1卷、《日躔表》2卷、邓玉函与汤若望合撰的《测天约说》2卷、《大测》2卷、邓玉函的《黄赤距度表》1卷(一说2卷)，及《割圆八线表》6卷、《黄道升度》7卷、《通率表》1卷等，同年冬季又提交《测候四说》一书。明末辽东危急，徐光启曾奉诏铸造西洋大炮抗清，但因与兵部主事者不合而去职。
　　利玛窦居北京达10年之久，交游甚广。除与徐光启合作以外，他还与李之藻合作。当时中国学者多重视诗书儒学，视科学为雕虫小技，而李之藻却对天文、地理、几何、算术、美术、音乐、工艺等有极大的兴趣。利玛窦生前曾对人说，自抵中国以来，所见聪明了达者，惟有李之藻、徐光启两位。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了《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圆容较义》等书。这些书在明代均刊刻行世。他所译的算书“与旧术相同者，旧所弗及也。与旧术异者，则旧所未有也”。
　　李之藻是一位向西方学习卓有成就的学者。利玛窦去世以后，他继续与葡萄牙耶稣会士傅汛际合作在杭州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译成者有《寰有诠》6卷、《名理探》10卷。崇祯初设局修历时，李之藻为徐光启的副手，组织龙华民等人参与其事。他们的新著《新法算书》百卷本未成而李之藻去世。在去世前，他还组织刊刻《天学初函》20种。
　　徐光启、李之藻超越前人之处在于，他们立足于我国传统学术，又善于吸纳西方近代科学，确实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开山者。
　　利玛窦以博学多识知名，与许多中国学者有交往，常书信往还。利氏生前曾写有札记，死后由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编成《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史》一书，17世纪已经在欧洲广为流传。利玛窦在其札记中对中国的介绍比马可·波罗更为详实具体，他谈到中国的工艺技术、汉字结构、人文科学等，并首次把孔子和儒家学说介绍给西方。
　　1610年利玛窦逝世于北京。据耶稣会士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记载，明当局向万历皇帝报告，说利玛窦“勤学明理，著述有称”，请赐地安葬，得到万历皇帝的批准。但有内臣表示反对，质问“诸远方来宾者，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利玛窦)”。当朝相国叶文忠反驳道，“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没有一个像利玛窦这样，“毋论其他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足见明人对他的评价之高。其墓犹存于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今北京市委党校内。
　　(二)传播西学的传教士们
　　继利玛窦来华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有所贡献的欧洲传教士还有不少，如：
　　西西里人龙华民(1597年入明，卒于北京)，著有《地震解》和《急救事宜》。《地震解》于天启六年(1626年)刊行，康熙十八年(1679年)重刊，叙述了地震的原因、地震烈度的分等、地震之预兆等内容。
　　意大利人熊三拔(1606年入明，卒于澳门)，崇祯初，因钦天监学者推算日食有误，崇祯帝欲加罪当事者。徐光启指出钦天监所本者为元代郭守敬之法，元定“授时历”时已经有当食不食之事，与其处罚台臣，莫如修正历法。提议“大西洋归化人庞迪我(Didacus de Pantoya)、熊三拔等深明历法，其所携历书有中国载籍所未及者，当令译上，以资采择”；同时礼部官员要求明政府如洪武初年设“回回科”一样，允许庞迪我、熊三拔等人与明钦天监学者一同观测，得到批准①。于是熊三拔与徐光启一同编译了《大统历法》。此外，他还与徐光启合作编译了《简平仪法》。
　　伯里格西亚城人艾儒略(Julius Aleni，1582—1649，1613年入明，卒于福州)，字思及。来华后先到北京，被徐光启迎至上海，后又去浙江、福建。除《职方外纪》以外，还著有《西学凡》，介绍欧洲大学所授各科纲要，如文科“勒铎理加”(Rhetofica)、理科“斐录所斐亚”(Philosophia，即哲学)、医科“默弟济纳”(Medicina)、法科“勒义斯”(Leges)、教科“加诺搦斯”(Canones，即教会法)、道科“陡录日亚”(Theologia，即神学)。他的另一部介绍欧洲的著作是《西方问答》，刊于崇祯十年(1637年)，上下卷，分“国土”、“路程”、“海舶”、“海险”、“制造”、“西学”、“职官”、“医药”、“兵备”、“地图”、“历法”、“交蚀”、“列宿”、“年月”、“岁首”等内容。此外还著有《几何学要法》、《坤舆图说》等。
　　米兰人罗雅谷(1622年入明，卒于北京，亦称雅各)，字昧韶，长于星历测算。崇祯年大统历偏差日多，徐光启奏请罗雅谷、汤若望等“以其国新法相参较，开局纂修”。书成后以崇祯元年为历元，名曰“崇祯历”。崇祯四年，与徐光启、汤若望合著《西洋历法新书》36卷。罗雅谷译述甚丰，有《测量全义》10卷、《比例规解》1卷、《五纬表》10卷、《五纬历指》9卷、《月离历指》4卷、《月离表》4卷、《日躔历指》1卷、《日躔表》2卷、《赤黄正球》1卷、《筹算》1卷、《历引》1卷、《日躔考昼夜刻分》等。
　　德国科隆人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是第一位与中国朝廷发生密切关系的传教士。汤若望是一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受利玛窦的影响来到中国。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抵澳门，天启三年(1623年)抵北京。他陈列了自己所带的仪器和图书，正确地预报了1623年10月8日和1624年9月的两次月食，从而得到崇祯皇帝和一些士大夫的赏识。1630年在徐光启的推荐下参加修历，于崇桢七年(1634年)编成《崇祯历书》。明亡以后，汤若望继续受到清朝统治者的重视。他把《崇祯历书》修改压缩，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呈献给清政府，得到顺治皇帝的同意，命名为“时宪历”。这就是沿用至今的阴历。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正”，掌管国家天文台。康熙四年(1665年)汤若望遭前任汉人钦天监监正的控告，被加上“十大罪状”，打入死牢。后因其功绩而免死，次年逝世。康熙八年(1669年)被平反。
　　汤若望培养了许多中国学生。徐光启曾从汤若望学习了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知识。汤若望还设计了天文、光学、力学仪器，制造火炮和乐器。他在华期间共编写了28部著作，先后编著了《古今交食考》、《测食说》、《恒星出没》、《浑天仪说》、《几何要法》、《新法算术》等天文数学著作。他的著作《主制群征》论及自然界、动植物，并对人体内脏、血液功能有所叙述，引起我国医学界的重视。他的讲课记录《火攻挈要》，介绍火炮的构图、制造和应用；其《远镜说》介绍了近代光学知识和望远镜的原理、制作、用法和维护知识。汤若望是一位对推动中国科学技术进步有重要贡献的人士。
　　利类思(Ludovius Buglio，1606—1684，1637年入明，卒于北京)，与南怀仁合作《御览西方要纪》。闵明我(Philippus Marie Grimaldi，1639—1712，1669年来华)，曾担任清政府钦天监监正，著有《方星图解》。
　　(三)传教士张诚与舆图测绘
　　明末清初入华的西洋传教士成功地深入中国社会的上层，受到明清两代王朝统治者的信用。当时欧洲诸国之间通行的学术语言是拉丁文，在欧洲学校里拉丁文是必修课。清初中俄之间交涉频繁，中国初与俄国接触，两国互不了解，传教士掌握的拉丁文成为中俄交涉的语言。
　　清初来华的传教士有些在北京供职，其中法国传教士张诚为康熙讲授几何、哲学，交往甚密。他很快学会了汉语和满文，这样他便成为清政府与西方国家交涉时最重要的译员。17世纪中叶，俄国利用清入关的机会，大举向远东扩张，造成中俄边界问题。江南平定以后，清政府集中力量对付俄国，派遣大军深入黑龙江流域，与沙俄对垒。张诚受命为清政府翻译。1689年中俄两国开始在尼布楚城下谈判，张诚以三品官的身份始终参加了谈判，在中俄两国之间周旋，并留下了详细记录，成为研究这一时期中俄关系的宝贵史料。同年9月7日，中俄两国签署《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两国东段边界的走向。条约有两个拉丁文本，满汉文本各一。其中拉丁文本便是张诚翻译的。
　　1693年俄国艾德思(Evart Isbrand Ides)使团来华时，也是张诚担任翻译。1720年俄国伊兹马依洛夫(Ismailoff)使团来华时，由另一位法国传教士巴多明担任翻译。
　　中国古来便有制图科学，但因拘于天圆地方学说，始终不能正确地反映地理方位与距离。张诚在参加尼布楚谈判时就向康熙皇帝进献过亚洲地图。他曾多次陪康熙出巡，随处测量经纬度。康熙批准他的提议，组织全国普测。1707年至1717年，传教士雷孝思、白晋、杜德美奉命测量了长城、东北、朝鲜北部、华北、西北、江南、中南、云贵川地区，乌思藏和朝鲜其他地区则委托他人测量，由雷孝思、杜德美审定。在测绘过程中，传教士们发现经度长度上下不同，证明地球是一个扁圆形。1718年全部测绘完成，称为《皇舆全览图》。李约瑟认为，此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好，更准确” ②。
　　1718年，《皇舆全览图》在欧洲制成铜版，后来多次翻印，并于1735年载入杜阿德的《中华全志》。18世纪中叶清朝击败准葛尔后，清政府命宋君荣、蒋友仁等重点测绘新近纳入中国的西部疆土，并据此于1761年制成《乾隆内府铜版地图》，不仅包括今日之新疆，还包括原属中国，后来陷于沙俄的中亚土地和周边地区。
　　①《明史·意大里亚传》。
　　②张芝联：《中法文化交流》，载《中外文化交流史》，第57—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