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 “虾夷锦”
　　相传，日本北海道地区的松前藩经常与阿依努人做生意，而阿依努人又经常和黑龙江下游的“山丹人”做生意，通过各种贸易交换，有许多中国内地出产的丝绸、软玉、瓷器等物品传到了库页岛和北海道。
　　阿依努人旧称虾夷人，曾分布在北海道、库页岛、千岛群岛。明永乐年间，阿依努人也在明王朝管辖下，建置了卫、所，向明朝进贡，并接受明朝封赏。根据惯例，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边民定期对中央政府进行朝贡，主要是进贡貂皮等土特产，明清政府对其进行赏赐。
　　明清两朝政府对黑龙江下游地区少数民族头人颁发的袍服或官服(袭衣、袍服)，因对其管理并不是十分严格，他们用赏赐得到的官服进行交易也是允许的。黑龙江下游山丹人和库页人等少数民族头人将朝贡后受赏赐获得的蟒袍、绸缎衣服等物品，同北海道地区虾夷人进行交易，史称“山丹交易”或“山丹贸易”。虾夷人称这种中国内地的丝绸袍服为“女真锦”、“褴褛锦”、“靼裂”、“山丹锦”、“官服”、“唐衣”或“山丹服”。
　　交易中也往往还包括朝贡赏赐获得的绸缎、鞋袜、锦缎、蓝毛青布、高丽布、妆缎、红绢、家机布、白布、棉花、帽子、带子和青玉等，山丹人用这些物品换取虾夷人的水獭、貂、狐狸等毛皮以及日本内地产的斧子、刀、锅和漆器之类的生活用品。山丹贸易的结果，使明清政府颁发给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的蟒袍、锦缎等中国内地出产的丝织品、服饰进入北海道，受到虾夷人青睐，并被虾夷人冠以他们的族名，称为“虾夷锦”。日本人从阿依努人那里交换得来，又因阿依努人旧名虾夷，故以“虾夷”作为这种丝绸袍服的名称，一直叫“虾夷锦”，而且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龙袍。
　　当地虾夷人欢喜地得到这些中国内地绚丽的丝绸衣服，并颇有兴趣地穿上以后，进而形成了独特的虾夷锦文化现象。文化是历史范畴，衣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在山丹交易中，中国的丝绸袍服是主要交易物品，现存藏于日本各地的虾夷锦，是中华文化传播东北亚广大地区的结晶，也是古代中日民族友好往来的见证。
　　7.3.2 中国丝绸传入日本
　　有清一代，通过清政府实行的“贡貂与赏乌林制度”以及东北亚各民族间的贸易往来，中国内地出产的丝绸等物品传入日本等地的史实，有文可证，有据可查，有史可鉴。
　　其一，中国历史文献《明实录》、《清实录》、《皇清职贡图》、《西伯利东偏纪要》、《永宁寺记》碑主、《重建永宁寺记》碑文、《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以及保存在北海道大学附属图书馆《库页岛名寄文书中的满洲文》等资料档案，都记载了中国内地丝绸诸物曾运往黑龙江流域以及库页岛地区，其中有一些传入日本北海道地区成为“虾夷锦”。
　　根据《库页岛名寄文书中的满洲文》档案文书记载，这一地区有的少数民族称日本国为“西山大国”，即“西山国”、“西散国”，他们把前往日本国进行交易称为“至西山国穿官”。曹廷杰于光绪十一年(1885)奉命考察俄国占领区，亲历其境，撰写了研究东北亚地区的历史、地理、民族等方面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西伯利东偏纪要》一书，书中记载了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到日本国“穿官”的情况。虽然文字不多，但十分重要，它将“至西山国穿官”其意说得很清楚。就是当地各少数民族把赴德楞等木城贡貂时所得到的“赏乌林”等物品，带到海滨等地进行贸易，换取日本“黄狐、水獭、白貂诸皮”带回家，待第二年再到木城交易卖掉，这种交易活动，一直至三姓城。这样交易往返活动，就把中国内地丝绸诸物源源不断地传入了日本。除了中国史料记载外，日本资料中关于中国内地丝绸诸物流入北海道地区的也不乏记载。
　　其二，中国内地丝绸诸物经黑龙江流域以及库页岛地区进入北海道，早在1143年(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金皇统三年)日本文献《中外抄》“玄上不入袋事”条就有记载，这是平安朝末期的记录。其后，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日本有关这方面的历史文献记载更多。
　　从日本学者海保岭夫《<北虾夷地引渡目录>——嘉庆六年(1801)的山丹贸易》一文看，中国内地出产的丝绸诸物已进入北海道地区，而且这种交易已经得到了证实。“北虾夷地”为日本对库页岛的称呼。《元文类》记载在库页岛南端有“果夥”土城，据日本学者中村和之考证“果夥”即“栝堠”，此寨遗址今称“白主土城”或“古依土城”。早在1936年日本人伊东信雄在《桦太到上中国土城》一文中认为白主土城为中国建造的土城，有可能为监视北海道和宗谷海峡活动而建造的设施。乾隆五十五年(1790，日本宽政二年)，北海道松前藩非法在库页岛南端的白主设立会所。咸丰五年(1855年，日本安政二年)，松前藩在向幕府提交的《北虾夷地引渡目录》中有记载与“山丹人”即黑龙江下游少数民族交易的物品。据矢岛睿先生《关于蝦夷锦的名称与形态》一文引载《丑年山丹交易品调书》之“虾夷锦”类有：赤地牡丹形50卷(1837尺)、绀地龙形5卷(89尺)、花色龙形12卷(284尺)、桃色龙形2卷(23尺)、紫色龙形9卷(257尺)、樱色龙形2卷(23尺)、鼠色龙形1卷(22尺)、黄色地锦2卷(72尺)、绀地菊形1卷(40尺)、黄色小龙形2卷(41尺)、白地牡丹形2卷(42尺)、萌黄菊形2卷(84尺)、绀地云形2卷(84尺)、飞色龙形1卷(24尺)、萌黄长毛毡1卷、赤毛毡1件、大巾缟1卷。袖物7件：花色缀袖物1件、古缀袖物1件、古绀袖物1件、花色袖物1件、花色古缀袖物1件、古袖物1件、飞色袖物1件等。
　　中国内地丝绸诸物经由黑龙江下游以及库页岛南端白主城进行贸易后进入北海道，还有宗谷等地也成为贸易场所。〔1〕海保岭夫《北方交易与中世虾夷社会》一文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关嘉录诸位先生的文章认为：“洞富雄根据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松前广长所著《松前志》记载介绍，那约洛酋长杨忠贞(《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所记载雅丹姓姓长姚奇千达努)于日本安永年间(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六年间，1772—1781)曾到过北海道北部的宗谷；小川运平更具体地介绍说杨忠贞曾于安永七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到达过宗谷进行交易。”日本文献记载中国内地丝绸诸物经由黑龙江流域特别是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流入北海道颇多，如《松前虾夷记》、《松前志摩守差出候书付》、《松前狄一揆闻书》、《虾夷草纸》、《福山秘府》、《宝物类记》、《新罗之记录》、《虾夷谈笔记》、《北海随笔》、《边要分界图考》、《三国通览图说》、《东游记》、《东鞑地方纪行及其他》(间宫林藏《东鞑纪行》)、《虾夷拾遗》等等。不但日本文献有这方面记载，朝鲜文献史料《李朝实录》、《海东诸国记》、李志恒《漂舟录》等也有关于中国内地丝绸诸物经由黑龙江流域和库页岛流入日本北海道的记载。
　　其三，现今保存在日本一些博物馆的“虾夷锦”诸品，更是有力地佐证了中国内地蟒袍、丝绸面料等经由东北亚丝绸之路远输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再经交易进入北海道的。〔2〕至今这些“虾夷锦”还保存完好，这也说明了中国内地出产的各种花色的蟒袍等远达东土并深深地影响着那里的人们。蟒袍，是明清时期大臣所穿的礼服，有时也作为朝廷赏赐给黑龙江下游以及库页岛地区少数民族头人的官服。其上面绣有蟒等图案，活灵活现。根据北海道开拓纪念馆中田干雄、矢岛睿、铁保岭夫和北海道札幌稻西高等学校中村和之诸位先生提供的资料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旸先生1996年对日本北海道等地进行的“虾夷锦”实地考察，现将日本各地保存的“虾夷锦”类基本情况，列表统计，详见表7-1。
　　其四，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学者的往来与学术交流，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内地蟒袍、锦缎、丝绸面料等确实传入了北海道等地区。
　　1990年，日本北海道新闻社分社长和记者们考察了东北亚丝绸之路。1991年，日本北海道开拓纪念馆的学者来吉林省访问，参观了吉林省博物馆的清代服饰展览，考察了解到明清时期流入日本的“虾夷锦”原来是中国古代的蟒袍，是一种官服。日本学者在前苏联学术界的帮助下，在黑龙江下游搜集到了民间珍藏的清代蟒袍，并在《北海道新闻》报上刊登了彩色照片，十分鲜艳。这再一次证实了这条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3〕
　　1996年9月24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旸研究员，应日本学术振兴社邀请，赴日本东京、京都、奈良等大学及科研所进行学术交流，11月2日又飞抵北海道开拓纪念馆、北海道大学等地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共为期2个月。杨旸先生考察了北海道地区现存藏的“虾夷锦”。接待他的有北海道大学菊池俊彦、池上二良教授等人以及北海道开拓纪念馆的事业部长中田干雄、特别学艺员矢岛睿、特别学艺员关秀志、学艺部资料管理课长丹治辉一、学艺员铁保岭夫、学艺部文化交流课长小林真人、学艺员林升太郎、学艺部长野村崇等人。11月3日，杨旸在讲演厅作了关于“中国东北的历史与文化——明清时代东北亚丝绸之路与虾夷锦研究”的报告。其后，便对日本北海道十余个博物馆所存藏的“虾夷锦”，即青地蟒袍、赤地蟒袍、绀地蟒袍、赤地袄子、赤地满洲服、青地龙纹服、浓绿地蟒袍等及其他史迹进行了考察，发现了很多重要线索。考察的“虾夷锦”较多，拍照图片也不少，书中不能一一列举。11月5日，杨旸先生又前往函馆市北方民族资料馆进行“虾夷锦”考察，接待他的是牧田隆夫先生、主事野村佑一。又考察了函馆市立函馆博物馆，接待他的有该馆馆长菅原繁昭、学艺系长长谷部一弘，杨旸先生与长谷部进行了坦诚而长时间的交流，并研究了该馆珍藏的“虾夷锦”，这是一件绀地龙纹的“山靼锦”即“山丹服”。11月6日，又考察了松前町龙云院存藏的“虾夷锦打敷”，松前町乡土馆存藏的“阵羽织”即“披甲”，也考察了江差町教育委员会存藏的“虾夷锦袄纱”，接待他的是江差町教育委员会文化财课文化财系长、学艺员藤岛一巳先生。杨旸又与上之国町教育委员会松崎永穗进行了交谈。11月8日，开始对北海道东北部、东部地区各个博物馆等进行了考察。同日，参观了旭川市博物馆，接待他的有该馆馆长铃木纮一、学艺系长青柳信克、濑川拓郎等人。青柳等人对该馆存藏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同日，又走访了网走市北海道立北方民族博物馆，接待他的是学艺课长渡部裕、主任学艺员青柳文吉、学艺员斋藤玲子、学艺员佐佐木亨，并与佐佐木亨对有关“虾夷锦”诸问题进行了交流。9日，参观了网走市立乡土博物馆分馆毛要荣贝冢馆，参观厚岸町海事纪念馆，在厚岸町乡土馆得到学艺员熊崎农夫博的接待。随后对池田良市氏珍藏的“虾夷锦打敷”进行了考察和研究，这块“虾夷锦打敷”纵为144厘米，横为62厘米，是四爪蟒图案，颇为壮丽。同日又拜见了厚岸町景运山国泰寺住持松浦倡道长老，凭吊厚岸町阿依努民族吊魂碑。又访问了钏路市埋藏文化调查中心，受到所长补佐西幸隆、学艺专门员松田猛等人的接见。其后重点访问了钏路市立博物馆，与该馆馆主查山代淳一、西幸隆等进行了学术交流，对其馆珍藏的“山靼锦”进行了研究，这是一件清代蓝色朝服，颇有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参观了1987年在钏路市木材町出土的中国宋代浙江湖州制的“湖州方镜”和明代“洪武通宝”，这两件文物也较有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11月10日，参观平取町立二风俗阿依努文化博物馆，由米田秀喜、小华和靖先生接待，观看了阿依努民族服饰、风俗习惯展览。下午到白老町阿依努博物馆参观访问。这一地区是阿依努民族聚居区，由秋野茂树先生、村木美幸女士接待。秋野与杨旸先生对“虾夷锦”进行了探讨。接着，参观了阿依努民族居屋、打猎工具以及祭神物“依那乌”，颇有收获。
　　经过9天，驱车行程数千公里，参观了大半个北海道，对北海道地区的16个博物馆、乡土馆、纪念馆等珍藏的“虾夷锦”诸藏品，进行了实地考察和交流学术，杨旸先生亲身目睹了保存至今仍绚丽多彩的“虾夷锦”。这些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内地蟒袍、丝绸面料等丝绸诸物，经由黑龙江流域以及库页岛进入日本北海道地区的历史史实。可以看出，虾夷锦进入北海道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当年的官赏即贡貂赏乌林，一个是民间贸易，包括用官赏获得的丝绸进行贸易。
　　其五，不但日本的一些博物馆藏有至今保存完好的中国内地袍服等物的“虾夷锦”诸品，而位于黑龙江下游今属俄罗斯境内的考穆少林斯库艺术博物馆也有保存完好的中国黄色袍服。〔4〕尤其是近年来，在黑龙江下游俄罗斯境内的民间还发现了至今保存完好的中国袍服。如1990年在黑龙江下游布拉巴村少数民族奥罗奇人家里发现了中国清朝马蹄袖袍服。同年，又在黑龙江下游的安米村那乃(中国称赫哲)人家中发现了带有花纹的绀地清朝袍服〔5〕，等等。这些都说明中国内地袍服等物品已经远达黑龙江下游地区，其中有的袍服再经过“山丹贸易”传入日本北海道地区成为“虾夷锦”。
　　其六，据《东南文化》杂志刊登，近年来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发现了当年与日本贸易的“宽永钱”古币。在东北的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原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旧址)、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原清代宁古塔将军衙门和副都统衙门旧址)、珲春(原清代珲春副都统衙门旧址)等地，也都陆续发现了日本的“宽永钱”。“宽永钱”始铸于后尾天皇宽永二年(明天启五年，1625)，其流通时期，正是明末清初，日本为德川幕府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北海道与黑龙江流域交往频繁阶段。出土的这些“宽永钱”有的是黑龙江流域各少数民族去虾夷地区“穿官”时带回来的；有的也可能是北海道虾夷岛等日本人到黑龙江流域等地区进行交易时带来的，这在曹廷杰著述中也有所记载。曹廷杰在《东三省舆地图说》“虾夷岛说”中记载：“虾夷岛，即虾夷国。《环宇记》：虾夷，海岛中小国也，其人须长四尺，尤善弓矢，插箭于首，令人戴瓠而立，数十步射之，无不中者。唐显庆四年(659)十月，随倭国使人入贡。前年游历时，传闻此岛于康熙年间，屡随库叶岛人至三姓下松花江南岸贡貂，受赏乌绫(乌林)，今入日本。”〔6〕
　　虾夷岛、虾夷国，即今日本北海道。居住在虾夷国的虾夷人(今称阿依努人)，随库页人来三姓等地方，当然就会参与三姓地方各族之间的贸易活动，而且这种贸易活动很早就已有之。到了清代，这种贸易往来更为频繁。“宽永钱”在贸易中经常使用，几乎占使用量的一半左右。这就使清代东北亚地区，如三姓、宁古塔、珲春等地多次出土发现“宽永钱”。“宽永钱”古币的出土，可以充分说明黑龙江流域各族与虾夷岛人曾经进行贸易，有力地证明了清代云集于三姓等地方的蟒袍、缎衣、锦缎和丝绸面料等物品就有可能传入虾夷岛，成为现今北海道地区一些博物馆收藏的“虾夷锦”的主要来源。
　　中国清代东北亚地区，特别是黑龙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地区)各族频繁与日本北海道民族进行贸易，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丝织品对虾夷岛和日本人有极大的诱惑力，进行这种贸易有利可图。这种有利可图的贸易，还得有一定的客观条件。日本当时对北海道地区的控制也是较为松散的，往往无暇顾及，这就有利于北海道与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各族人民间频繁地进行贸易。
　　据日本学者矢岛睿在《关于蝦夷锦的名称与形态》一文中引的史料说：“1卷4丈2尺长的赤地牡丹形锦，能换取貂皮33张”，“1卷1丈9尺长的绀色龙形锦换貂皮30张”。〔7〕又据清人徐宗亮《黑龙江述略》一书记载，晚清时期在黑龙江流域“市买一貂非五六金莫可”〔8〕，每张貂皮大约市值5到6两，33张貂皮可卖到165至198两白银，30张貂皮可卖到150到180两白银，这对黑龙江流域各族人民来说是有利可图的。如果以此交换比率与所得颁赏乌林相比较，由《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文书中可知，一名姓长所得颁赏乌林，仅蟒缎1匹(按3丈计算)，到日本大约可以换回貂皮47张，一名乡长得到的赏乌林彭缎2丈3尺5寸，大约可换回18张貂皮。尽管我们不能得知姓长、乡长所得到的蟒缎、彭缎是什么样的花色品种，在实际交易活动中比率上可能会有一些出入，但上述比率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那么，47张貂皮可卖到235到282两白银。即或没有这么高的比率，按每张貂皮2两白银的价格计算，也能卖到94两白银。因此，东北亚各族群众用受赏赐得到的乌林去做这种交易，所得到的利润是十分可观的。而北海道民族获得了中国产的色彩斑斓的蟒袍和质地轻柔的锦缎等，也提高了自身的衣着档次和生活质量。因此，黑龙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各族与北海道诸民族进行的这种交易对双方都有利。
　　总之，通过上述6种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内地蟒袍、锦缎和丝织品等，经由东北亚丝绸之路流入北海道，使今天日本北海道等一些博物馆得以存藏“虾夷锦”诸品，这些是有文可证、有物可睹的。〔9〕
　　另外，杨旸先生在日本讲学期间，曾在北海道的一家博物馆发现了中国清代的丝绸制品，上面印有《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爷爷——曹寅的押记，此丝绸上有这样的字样：“苏州织造臣曹寅。”他多次向馆方提出请求，得到馆方的许可后拍下来一张照片。但由于与日本方面有协议，需要日方发表学术论文之后才能发表。可见，曹寅任江宁织造期间监制的苏州丝绸，很可能就是通过东北亚丝绸之路辗转到达日本的。
　　〔1〕〔日〕小林真人：《松前藩与山丹交易》，载《山丹交易与虾夷锦》1996年北海道开拓纪念馆。转引自杨旸主编：《明清东北亚水路丝绸之路与虾夷绵研究》，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
　　〔2〕参见佐佐木史郎：《北方来的交易民——绢和毛皮与山丹人》，1996年日本放送出版社协会。转引自杨旸主编：《明清东北亚水路丝绸之路与虾夷锦研究》，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3〕参见傅朗云编著：《东北亚丝绸之路》，吉林省旅游局国际市场开发处1991年8月内部版，第63-64页。
　　〔4〕日本《北海道新闻》1991年2月10日。转引白杨旸主编：《明清东北亚水路丝绸之路与虾夷锦研究》，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页。
　　〔5〕北海道新闻社编：《虾夷锦渡来之路》，1991年9月北海道新闻社出版。转引自杨旸主编：《明清东北亚水路丝绸之路与虾夷锦研究》，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页。
　　〔6〕〔清〕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载李兴盛，齐书深，赵桂荣主编：《陈浏集》(《黑水丛书》8)，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1362页。
　　〔7〕〔日〕矢岛睿著，晓辰译：《关于蝦夷锦的名称与形态》，载于《北方文物》1994年第3期，第112页。
　　〔8〕〔清〕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4《贡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9〕参见杨旸主编：《明清东北亚水路丝绸之路与虾夷锦研究》，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