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国内地出产的蟒袍、锦缎等丝织品，通过山丹贸易等形式进入了北海道以及日本内地，日本人称之为“虾夷锦”。交易中虽然还包括用内地的蓝毛青布、高丽布、家机布、白布、包头、棉线等物品，换取北海道虾夷人的水獭、狐狸、貂等珍贵毛皮，但最引人关注的还是蟒袍、锦缎等。明清时期蟒袍是文武官员最常穿用的礼服，因袍上绣有蟒纹而得名。锦缎，是以精炼染色的桑蚕丝为原料，有时配以金银线，采用缎纹提花工艺，色泽瑰丽多姿，花纹精致典雅，是我国古代丝织品的精华。明清时期盛行以挖花回纬为主要显花手段的重纬织物妆花缎，色彩复杂绚丽，也是中国古代织锦的精华，这些丝织精品颇受北海道虾夷人的欢迎和喜爱。
　　据《清通志·器服略》记载：清制，皇子、亲王等亲贵以及一品至七品官员皆穿蟒袍。唯皇子、亲王之袍绣五爪金黄色蟒9只；一品至七品官之蟒，则按品级，绣四爪蟒5至8只，并规定不得用金黄色。清廷对黑龙江流域以及库页岛少数民族头人颁赏的蟒袍(官服、袭衣)，管制并不是十分严格，这些少数民族头人贡貂得到赏赐后，便可以拿着这些袍服进行交易，从而使这些丝绸制品流入北海道虾夷人手中，颇受虾夷人的青睐。蟒袍属于衣着，衣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衣着方式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文化是人类的一种活动，是不分国界的历史范畴，而文明属于文化活动的成果、表象。北海道虾夷人穿上绚丽多彩的袍服，使其物质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对其文化内涵、心理观念、民众习尚等影响颇深。虾夷锦，使这片神奇的北海道冻土地带，映射出文明的光彩和绚丽多姿的风土人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虾夷锦文化现象。可见虾夷锦及虾夷锦文化现象，是中华文明在东土特别是日本北海道等地区传播的结晶。中华文明是东北亚主体文化。
　　虾夷锦传入日本北海道并形成虾夷锦文化，说明了以下诸问题：
　　其一，明清两代对黑龙江流域以及库页岛地区实行有效的行政统治。中国内地蟒袍、锦缎、丝绸诸品经由东北亚丝绸之路，进入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地区，再经“山丹贸易”传入北海道成为“虾夷锦”以及形成虾夷锦文化现象，是清政府实行赏乌林制度的主要结果，赏乌林是“虾夷锦”的主要来源。
　　清朝对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管辖，除了设置驻防八旗外，就是设置噶珊，实行编户制度。噶珊是清政府代替明代卫所的主要措施，设置噶珊，就必须向当地噶珊头人颁发官服即蟒袍等物品，而少数民族头人则必须以时贡貂，这就是“贡貂赏乌林制度”。因此说，建置噶珊以及实行贡貂赏乌林制度，才会有大量中国内地出产的丝绸诸物进入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地区；也只有设置噶珊以及实现贡貂与赏乌林制度，才能提供给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各族与北海道阿依努等民族进行贸易的丰富货源，创造贸易交换活动的必要条件。
　　其二，虾夷锦及其所形成的虾夷锦文化现象还说明了明清时期内地的衣着文化以及思想意识等，深深地影响着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地区。经过东北亚丝绸之路的运行，内地丝绸、袍服等物品运送到黑龙江下流及库页岛地区，促使这一地区居民的衣着有所改变，如库页岛南部白主城的北面约一百五六十里处，有一个叫作基道希的地方，居住着费雅喀民族，过去这个民族“衣服亦多用兽、鱼皮制做”，东北亚丝绸之路运行后，促使他们“常至满洲交易，故穿满洲产棉布等衣物者亦多”。〔1〕
　　说明东北亚广大边疆地区居民的穿戴衣着样式，深受内地衣着样式的影响。同时，藏传佛教的传入以及永宁寺、关公庙、孔庙等的建造，都说明这一地区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其三，虾夷锦及其虾夷锦文化现象，也说明了中华文化远播东瀛。中国内地丝绸、袍服等丝织品经由东北亚丝绸之路，不仅进入了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地区，也传入了日本北海道及内地，颇受当地诸民族青睐。据传，当蟒袍等袍服传入北海道，当地少数民族就颇有兴趣地穿上绚丽的袍服，手拿着色彩斑斓、质地轻柔、富有魅力的丝绸制品，戴上美丽的青玉珍珠，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炫耀自己的美丽和富有。另据《李朝实录》及日本古籍《新罗之记录》记载，幕府时期，一个叫蛎崎庆广的北海道松前藩主为了取得德川家康的支持，巩固自己在北海道地区的统治地位，曾于明万历二十一年(日本文禄二年，1593)，千里迢迢跑到九州肥前名护屋(今日本佐贺县西町)城拜见德川将军，把一件自己心爱的号称“龙袍”即“唐衣——虾夷锦”的丝绸制品作为厚礼，向他的上司德川家康进献，这是一件以藏青色和黄色丝绸为衣料，用金银线挑花的刺绣袍服，袍上刺有几条“龙”，每条“龙”的姿态都不一样，德川家康大悦，这件“龙袍”也引起了德川幕府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兴趣。从此庆广在北海道松前藩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可见，“虾夷锦”已经传入了日本内地，这些事实也说明了中国衣着文化也深深影响到了北海道地区。
　　此外，清代建于北海道函馆地方的中华会馆关帝庙，也是完全按照中华传统的关帝庙样式而建造的。会馆，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城市中的一种公共性建筑，分为同乡会馆、行业会馆。这些会馆多供奉先贤、行业祖师和神祗，尤其是供奉被神化的关公。庙是中国古代用于祭祀的建筑，是祭祀祖先、奉祀先贤和祭祀山川、神灵的地方。函馆市的中华会馆关帝庙，正是按照中华会馆和庙宇的形制而筹建的。
　　关帝庙即关公庙，是奉祀三国时期蜀国五虎上将之一关羽的庙宇。三国时期后，民间多供设关公庙，奉祀关羽。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明朝万历皇帝下诏封关羽为帝，关帝即关羽、关公，从此关公庙改为关帝庙，民间称为关老爷庙。在北海道函馆地方，当地人民也是按照这一奉礼祭规行事的，函馆市关帝庙，是完全按照中国三江地区关帝庙的样式建造的。关帝庙正面中央是关帝坛，因此一走进庙门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栩栩如生的关帝神祗。在中国，老百姓尊称关公为武圣人，民间崇敬关公为神，尊为关老爷，甚至一些善男信女结婚时还要到关帝庙前顶礼膜拜，祈求保佑一生幸福美满。供奉其神灵位前摆放一个铁丹炉。商人认为信崇关公，航海能一帆风顺，买卖能兴隆通四海。关公坛的楹联左柱刻铭“至大至刚存两间正气”，右柱刻铭“乃圣乃神明万世人伦”。高悬匾额甚多，书遒劲有力大字“乾坤正直”、“浩气凌云”、“至圣至神”、“济义输忠”、“万古一人”、“威极东瀛”等。这些柱铭、匾额，文笔静当，多赞颂关羽一身正气的品貌贤德。
　　总之，无论是从中华会馆关帝庙的筹建看，还是从建筑艺术以及信奉内容看，无论是中国内地的衣着方式，还是中华传统崇敬关老爷的意识形态以及关帝庙的建筑艺术，都深深影响着北海道地区，中华传统文化已经远播东土日本，并呈现出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斑斓的民族文化，中华文化成为东北亚地区的主体文化。
　　其四，虾夷锦及其虾夷锦文化现象，说明了虽然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对外实行禁止交通和贸易的政策，日本此时正处于德川幕府时期，对外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但中国黑龙江下游、库页岛地区和日本北海道地区，也不是完全封闭、没有交往和贸易的。这是中国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地区与北海道少数民族积极要求和平贸易的结果。相对其他地区来说，这些地区还是比较开放的，东北亚地区各部族人民和平交往，虽然他们的交易主要还是以物易物的物物交换，不像内地那样发达，但也不能像过去所说那样，这一地区是“完全封闭的不毛之地”。
　　其五，虾夷锦及其虾夷锦文化现象，还说明了中日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边疆地区是联系中外的桥梁。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地区土著民族与北海道虾夷人进行贸易，把中国内地蟒袍、锦缎等丝绸制品东传到日本北海道，成为虾夷锦以及形成虾夷锦文化现象，它不仅沟通了东北亚各族人民经济往来、文化交往，更加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促进了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
　　现今北海道一些博物馆仍开放展览“虾夷锦”。1990年末北海道新闻社以《虾夷锦渡来之路》为题，连篇发表文章，阐述了“虾夷锦”如何传入日本。中国学者杨旸、傅朗云等先生在《吉林日报》海外版也发表了多篇关于“东北亚丝绸之路”的文章，相互促进了对“虾夷锦”问题的研究。中日学者对虾夷锦及其文化现象共同进行研究和学术交流，进一步加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咸丰十年(1860)后，沙俄鲸吞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致使东北亚丝绸之路中断，也使得中日民族间的交易活动受到了影响，并逐渐衰退。
　　明清时期，我们的先人披荆斩棘，风雪长行，通过东北亚丝绸之路将丝绸制品远输黑龙江下游奇集、德楞、普禄、下江等地，连库页岛白主土城甚至北海道宗谷等地区，都无不留下他们的足迹，使白山黑水的千里冰川古道、海岛、海洋，显得神奇多姿，繁荣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促进了文化交流，特别是促进了与邻近国家的友好交往。中国内地蟒袍、锦缎等东传日本扶桑，成为“虾夷锦”以及形成虾夷锦文化现象，并永放溢彩，无不说明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延亘千古，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生生不息。中华文明远播东土的光辉篇章，将永远彪炳史册。〔2〕
　　东北亚丝绸之路成为以古老的长江、黄河流域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与日本列岛北部地区文化的交流之路，是明清时期黑龙江流域下游以及库页岛地区土著民族(赫哲、费雅喀等边民)与日本北海道虾夷人经济往来、文化交流之路，也是东疆各族与朝鲜半岛的朝鲜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之路，又是北疆各族与俄罗斯西伯利亚诸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之路。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东北亚地区的主体文化，促进东北亚文化圈的形成。
　　〔1〕〔日〕间宫林藏：《东鞑纪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3页。
　　〔2〕参见杨旸主编：《明清东北亚水路丝绸之路与虾夷锦研究》，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