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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境内的三条丝绸之路
作者:武伯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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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由汉到唐经过今新疆境内的有三条。《汉书·西域传》:“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左足右兪)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左足右兪)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这是汉代的两条交通大道,都在天山之南,以塔里木河为界,分为南北二道。《隋书·裴矩传》:“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林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涡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廷、漕国,至北波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书·裴矩传》所说中道、南道与《汉书·西域传》说的南、北二道基本相同,只是《汉书·西域传》说的南道是通到安息(波斯),《隋书·裴矩传》说的南道是通到北波罗门,达于西海(可能是孟加拉湾);《汉书·西域传》说的北道是通到奄蔡(在里海、黑海之间):《隋书·裴矩传》说的中道(即汉的北道)是通到波斯,达于西海(可能是波斯湾)。隋代新增加的北道,通往拂林(东罗马),达于西海(可能是地中海)。现分述如下:
一、南道 南道是汉代出阳关通西域的主要交通道路,也是一条最早的国际交通大道。西方各国的文化,经由这条道路不断传入中国,而汉朝的使者也“相望于道”,最盛时“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后来人数少了,还是“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①。当时走的主要是南道。前边说过的晋沙门法显于弘始二年(公元四〇〇年)由敦煌到鄯善国,由鄯善复西北行到*(左亻右乌)彝国(今焉耆),由*(左亻右乌)彝国又西南行到于阗国②,走的是南道。后魏宋云于神龟元年(公元五一八年)自洛阳起程,先到鄯善,走的也是南道③。宋云在南路的捍*(上麻下女)城(今新疆策勒县治以北沙中)看到“至捍*(上麻下女)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余众僧,有金像一躯,举高丈六,仪容超绝……,悬彩幡盖亦有万计,魏国之幡过半矣。幡上隶书多云太和十九年(北魏孝文帝年号,公元四九五年)、景明二年(北魏宣武帝年号,公元五〇一年)、延昌二年(北魏宣武帝年号,公元五一三年),唯有一幡观其年号是姚兴时幡”。由此可见,南道从汉代一直到南北朝时代都还在使用。但是到唐代,南道似乎逐渐冷落下来。唐玄奘回国时仍走的是这条路线,《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叙述他经过这一段路程时的情况说:
“从媲摩城(即宋云说的捍*(上麻下女)城)东入沙碛,行二百余里至泥壤城(今新疆民丰县治,在尼雅河北入沙碛处,即汉之精绝国),又从此东入流沙,风动沙流,地无水草,多热毒鬼魅之患,无径路,行人往返,望人骨遗骸以为标帜,硗确难涉,委如前序。又行四百余里至覩货罗故国,又行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沫地(今新疆且末县)。又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阑地,展转达于自境。”
玄奘此行因事先已由唐太宗敕令“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沮沫迎接”④,故没有道及有何特别困难。但于阗东之媲摩城似已陷入流沙,泥壤城与原为汉代的精绝国已为流沙淹没;覩货罗、且末、楼兰都已成为“故国”,已无踪迹,可见其荒凉之一斑。后来唐玄宗时的新罗僧慧超由印度回国时,即由疏勒直走北道(龟兹),而未走南道⑤。悟空于唐玄宗天宝十载(公元七五一年)随唐政府使者一同出国,至唐德宗贞元五年(公元七八九年)方始回国。他由疏勒到于阗,又到龟兹,走的仍是北道⑥。岑参以边塞诗人著称,他的诗歌咏中道和北道的甚多,但无一首诗是歌咏南道的⑦。
南道的交通困难,在汉代早已有人提出。《汉书·西域传·赞》说:“且通西域近有龙堆,远则葱岭,身热、头痛、悬度之阨,淮南、杜钦、扬雄之论,皆以为此天地所以界别区域、绝内外也。”这里说龙堆和悬度是南道交通的两大困难之处。悬度是什么呢?《汉书·西域传·乌秅国》条中说:“悬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云。”杜钦是西汉末期人,他在给大将军王凤的建议中请不派人送罽宾国(今克什米尔)使者回国说:
“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斥堠士百余人,五分夜击刁斗自守,尚时为所侵盗。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瞻。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持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匄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池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悬度。畜队未半阬谷尽靡碎,人随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
自来谈悬度者,当以此段为最早也最详尽,故备录之。
法显于弘始二年(公元四〇〇年)由长安出发前往印度,曾经此路,“在道一月,得渡葱岭。岭冬夏有雪,彼土人即名雪山。度岭已,到北天竺……顺岭西南十五日,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刃,临之目眩,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即印度河)。昔有人凿通路,施旁梯者,几度七百梯已,蹑悬绳过河。河两岸相去,减八十步”。法显同伴慧景,在过小雪山时,“大寒暴起,人皆噤战。慧景口吐白沫,语法显云:‘我不复活,便可即去,勿俱死!’遂终”⑧。
宋云由南道经过此段时的情况与法显基本相同:“自此(即葱岭)以西,山路欹侧,长坂千里,悬崖万仞,极天之阻,实在于斯。太行孟门,匹兹匪险,崤关陇坂,方此则夷。自发葱岭,步步渐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岭。依约中夏,实半天矣。……从钵卢勒国(今克什米尔西北部之巴勒提斯坦)向鸟场国(在今印度河上游及斯瓦特地区)铁索为桥,悬虚为渡,下不见底,旁无挽捉,倏忽之间,投躯万仞,是以行者望风谢路耳。”⑨
由于这是一条最重要的商业交通大道,虽然自然条件比较差,困难不少,但往来商旅还是很多。《新唐书·西域传·识匿传》记载:“地二千里,无五谷,人喜攻剽,劫商贾。”《慧超往五天竺国行记》说:五识匿国“彼王常遣二三百人于大播密川劫彼商胡,及于使节。纵劫得绢,积在库中,听从坏烂,亦不解作衣著也”。识匿和五识匿是一国。大播密川即帕米尔高原之川,今名瓦汉走廊,属阿富汗。正由于这是大量商旅往来经过之处,故这个地方的国王常遣二三百人以行劫为业。又天宝六载(公元七四七年),唐玄宗因小勃律国(今克什米尔之吉尔吉特,《汉书》悬度在其境内)国王受吐蕃诱惑,遏绝西北二十余国和唐朝的贸易,命令高仙芝率兵远征。高仙芝屡经跋涉,才打通了这条道路,使拂林、大食等七十二国恢复了和唐朝的贸易关系。
以上说的是南道越过帕米尔高原和悬度的情况,龙堆(白龙堆)又如何呢?张骞最初发见的所谓西域三十六国,都是被沙碛戈壁包围的城郭之国,当地人民世世代代在和沙漠作艰苦的斗争。在南道东端的诸国,如且末、楼兰、婼羌等国都很小。婼羌“户四百五十,口一千七百五十,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鄯善“本名楼兰……,户一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且末“户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精绝“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小宛国“户一百五十,口一千五十”。(以上均引自《汉书·西域传上》)《马可波罗行记》注解引《新疆图志道路志一》说:“汉南道久湮没,一八七七年刘锦棠曾专遣员弁裹粮探路,循汉故道,各有图记,终以沙水阻洳,深陷马足,难于通行,此道竟沦废矣。”又引该图志《道路志三》:“自敦煌玉门关至罗布泊(即盐泽,又有蒲昌海、泑泽、罗布淖尔等名)一千三百里,地皆水碱,大沙漠,杳无人迹。”有的地方“皆潮碱戈壁、碱滩,碱块坚如石,驼蹄流血”。又《水经注》说:“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龙城,故姜赖之虚,胡之大国也。蒲昌海荡,荡覆其国。城基尚存,而至大。晨发西门,暮达东门。浍其崖岸,余溜风吹,稍成龙形,因名龙城。”这大概就是白龙堆名称的起源。这种自然状况的形成,大概和这一地区的风、沙、水、石、干旱和气候的极度酷暑严寒都有关系。大风把流沙吹成沙梁,罗布泊的水分经过酷暑严寒又使戈壁变成碱滩,以至碱块坚硬如石。这种地面当然不适宜于人类居住繁衍。不知婼羌、且末、精绝、楼兰诸国的人民何时移往该地,不过在张骞之后的记录中,上述各地人口数字尚不如较大的村落。楼兰、鄯善等地,后来均为风沙所侵没,以致今天这一带的许多城垣遗址中,哪个是楼兰,也尚无定论。
除自然条件极端困难外,这些地方人口都很少,供给往来旅客食粮的确有困难,不适应频繁的交通往来的需要,因此在西汉末年,徐普提议改道。《汉书·西域传下·车师后王国传》:“元始中(汉平帝年号,公元一——五年),车师后王国(都城为今新疆吉木萨尔)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阨。车师后王姑句,以道当为拄置,心不便也。”这是自今新疆吉木萨尔县经奇台、巴里坤、哈密等县至玉门关的一条路。五船在奇台和巴里坤之间。车师后王国认为如果开辟这条道路,自己要负责迎送汉使,因此心里很不情愿。楼兰当初亦是如此。“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儋粮,送迎汉使。又数为吏卒所寇,惩艾不便与汉通”⑩。因此徐普的计划,未得实现。但实际上民间的往来,早已很多了。
白龙堆道路颇长,大致从阳关、玉门关经过楼兰一千三百多里都叫白龙堆路。《周书·异域传》:“鄯善,古楼兰国也,东去长安五千里,所治城方一里,多沙卤,少水草。北即白龙堆路。”
又前引《隋书·裴矩传》所言三道,亦不自隋代开始。《三国志》引鱼豢《魏略》说:“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大月氏在今阿富汗境。这条还是汉代的南道。“从玉门关西出,……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与汉代的北道亦基本相合。鱼豢在《魏略》中还提有北新道,说“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鸟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此道似即上边隋裴矩说的自伊吾渡北流河水至拂林国的天山以北的北道。
此外,《周书·高昌传》说:“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道里不可准记,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验。又有魍魉怪异,故商旅往来多取伊吾(新疆哈密县)路。”敦煌向高昌的路是自汉代以来的旧路,多沙碛,称为碛路。伊吾路即新路。《新唐书·焉耆传》:“太宗贞观六年(公元六三二年),其王龙突骑支始遣使来朝。自隋乱,碛路闭。故西域朝贡,皆道高昌(吐鲁番)。突骑友请开大碛道,以便行人。帝许之。高昌怒,大掠其边。”这里说的大碛道是由敦煌到鄯善的旧道,亦即前边提到的宋云走过的路。玄奘到伊吾时,原想走北路,但却被高昌王使者迎至高昌。可见高昌和伊吾之间交通往来已很密切。焉耆又请开了敦煌到焉耆的碛路,把高昌置于交通线之外,致使高昌盛怒,大掠焉耆边城。唐太宗也因之盛怒,指责高昌遏止西域贸易为大逆不道,派侯君集率大军灭了高昌。实际上由焉耆经过高昌到伊吾再到敦煌,比由敦煌到焉耆的碛路要好得多。
二.中道 汉代的北道,到隋、唐称为中道。不论是商人还是僧侣,都是经过悬度、葱岭,由疏勒(今新疆喀什县)而到达龟兹(今新疆库车县)。龟兹是唐朝的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领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四镇。
《汉书》中所谓西域三十六国,在南道的有婼羌、鄯善(本名楼兰)、且末、精绝、戎卢、小宛、渠勒、扦弥、于阗、皮山、乌秅、疏勒等;在北道的有姑墨、温宿、龟兹、乌垒、渠犁、轮台、尉犁、危须、焉耆、劫国、山国等。到隋唐时代,据《隋书》及《新唐书》记载,位于汉代南北二道上的国家仅有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五国。《北史·西域传》焉耆、龟兹、疏勒诸国条中,都附有“汉时旧国也”之语(于阗也应该包括在内),其余汉代南北二道上诸国,大概不陷于流沙,即为焉耆等五国所兼并,或成为其附属国。因此,慧超、悟空等人都由疏勒到龟兹,由中道而回国。已如前述,隋唐时期,南道已逐渐失去国际交通大道的作用了。唐代岑参曾到过新疆两次,他的诗中有许多反映交河、焉耆、铁门关、龟兹、银山碛等地的句子。如在《安西馆中思长安》中说:“绝域地欲尽,孤城天遂穹。弥年但走马,终日随飘蓬。”安西即安西都护府,在龟兹。《银山碛西馆》诗中有“银山峡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等句。龟兹北边的山名银山,碛名当因此而得;碛西馆亦即安西都护府的馆。铁门关在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之西。岑参诗中写到铁门关的如《题铁门关》:“铁门天西涯,极目少行客”,“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崖窄”。《戏题铁门关》:“来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见关城吏,还从旧道归。”此诗自称布衣,盖为天宝三年未登进士第前之作。另外《使交河郡》诗中有“奉使按胡俗,平明发轮台,暮投交河城”等句子,其中均无南道地名。交河城在吐鲁番西约三十华里,城建于高原上,下有三道河流过,故名。今天此城内街、巷、塔、寺遗址都宛然存在,但已空无人烟。除了岑参本人亲自到过的地方,若再把他送别友人和盛唐时期其他诗人送别诗中所提到的地方会在一起,那就更多了。所有这些人所到的地方都在中道,没有一个是在南道的。
一九五三年西北文化部组织的新疆文物调查团查得在古龟兹国(库车为其中心)佛教遗迹很多,在温宿县公路经过的托和拉克店附近有残破洞窟六个,已空无一物。在拜城县东赛里木乡赫色尔南木素尔河北面东西长达一千五六百公尺的岩壁上,发现凿有许多大小不等的佛窟,现在编号计二百三十五个。岩下沙土中,可能还埋藏有洞窟。调查时在洞窟沙土中捡得古龟兹文残经片、竹简、烧陶、残佛头以及小铜钱等多件。以佛洞壁画内容分析,这可能为第三世纪到第十三世纪的作品。是反映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文化艺术遗产。在库车西北约二十四公里处有库木图拉千佛洞,洞窟凿在渭干河河岸丁谷山的岩壁上,共编号九十九个。此佛窟可能即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描写的“荒城北四十里,接山河有一伽蓝,同名昭怙厘,而东西随称”之处。此外还有库车县城北七公里的赫色尔尕哈千佛洞,现存洞窟三十九个;库车县城东北三十五公里的森木撒姆千佛洞,现存洞窟三十个;库车县城东北三十公里的玛扎伯赫千佛洞,现存洞窟三十二个。焉耆县城西北三十公里处有西克辛千佛洞,以明屋为多,在山丘上开凿洞窟十二个。古高昌国遗址区内分别在今吐鲁番县城西十公里有雅尔崖千佛洞,现存洞窟十个;有吐峪沟千佛洞,在吐鲁番城东南三十五公里处,现存洞窟九十四个;在吐鲁番东南四十公里处有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现存洞窟五十一个;在今吐鲁番城东北胜命口有胜金口千佛洞,现存洞窟十个。
古代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亦即是佛教东传的道路。因此在这些城市附近遗留下很多佛教石窟。这些石窟保存下来的壁画、塑像,以及洞窟结构和大量遗物,可以供我们研究当时东西文化交流和这些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的盛况。由于这条路来往商旅多,贸易特别兴盛,所以在开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唐玄宗特准安西节度使汤嘉运的奏请,以焉耆备四镇外,同时“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11)。仅征西域贾客商税,就可以维持中道和北道的费用,来往商旅之多可以想见。但这里没有提南道。
三.北道 隋、唐的北道,《隋书·裴矩传》记述较简略,而《新唐书·地理志》北庭大都护条下则说得颇为详细:“自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今新疆米泉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今新疆昌吉县),又渡里移得建河(今新疆玛纳斯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有清镇军城,又渡草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里有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守捉,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左足右兪)车岭(今新疆婆罗科努山),至弓月城(遗址在今新疆霍城县境),过思浑川、蛰失蜜城,渡伊丽河(今新疆伊犁河),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今苏联巴尔喀什湖附近),水皆北流,入碛及入夷播海。”
这段材料,应作如下几点说明:
(1)这段材料与上述《隋书·裴矩传》是一致的,指的是天山以北的北道。这是从汉末以来企图要开而没有办到的。自唐以后,一些去西域的人多取此路。不过这里叙述的仅只北庭都护府直接管理、设有守捉的一段。这条路隔数十里即设一守捉,负责保护往来行旅,及维持地方治安,可以说已经是建设得很好的一条道路了。
(2)庭州即北庭都护府所在地,《新唐书·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本庭州,贞观十四年平高昌,以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部置,并置蒲昌县,寻废。显庆三年,复置。长安二年为北庭都护府。”岑参在北庭作的诗有《北庭作》、《北庭贻宗学士送别》、《登北庭楼呈幕中诸公》、《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四军献上》、《赴北庭度陇思家》等。封大夫即封长清,是在保护东西交通上作过重大贡献的人。岑参是北庭都护府的判官,所以在这里作诗最多。
(3)轮台有二,一为汉轮台,在天山以南;一为唐轮台,在今米泉县境内,应即今乌鲁木齐前身。《岑嘉州诗》载岑参在轮台作的诗有《首秋轮台》:“异域阴山外,孤城雪海边。秋来唯有雁,夏尽不闻蝉。雨拂毡墙湿,风摇毳幕膻。轮台万里地,无事历三年。”《轮台即事》:“轮台风物异,地为古单于。三月无青草,千家尽白榆。蕃书文字别,胡俗语言殊。愁见流沙北,天西海一隅。”一九七三年,在吐鲁番出土一纸糊棺,系用驿馆用过的马料收支帐糊成。其中有一条收支帐记载着:“岑判官马七匹,共食青麦三斗五升,付健儿陈金。”此岑判官即岑参。
(4)弓月城见前《丝绸的向西方运输》。
(5)碎叶城故址在今苏联中亚之托克马克,唐代是中国的领土,是安西都护府的四镇之一。有保大军屯驻碎叶,城为王方翼所筑。《新唐书·王方翼传》:“方翼筑碎叶城,面三门,纡还多趣,以诡出入,五旬而毕,西域胡纵观,莫测其方略,悉献珍宝。”碎叶是当时中国的西界。《新唐书·波斯传》记载:卑路斯“咸亨(公元六七〇——六七四年)中犹入朝,授右武卫将军,死。始,其子泥涅师为质,调露元年(公元六七九年)诏裴行俭将兵护还,将复王其国。以道远,至安西碎叶,行俭还。”
(6)拂林为东罗马都城,即今土耳其之伊斯坦布尔,昔名君士坦丁堡,是这条道路交通最远之地。《隋书·裴矩传》所谓“渡北流河水”和《新唐书·地理志》:“水皆北流,入碛及入夷播海”相同,盖因中亚南部为伊兰高原,故河流皆向北流,如伊犁河、阿姆河、锡尔河等。夷播海当为今巴尔喀什湖。
(7)岑参《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诗:
天山雪云常不开,
千峰万岭雪崔嵬。
北风夜卷赤亭口,
一夜天山雪更厚。
能兼汉月照银山,
复逐胡风过铁关。
交河城边鸟飞绝,
轮台路上马蹄滑。
腌霭寒风万里凝,
兰干阴崖千丈冰。
将军狐裘卧不暖,
都护宝刀冻欲断。
正是天山雪下时,
送君走马归京师。
雪中何以赠君别,
唯有青青松树枝。
这首诗开头一句说的天山,不是现在一般说的天山。《新唐书·地理志》在伊州伊吾郡伊吾县条下,小字注解说:“南去玉门关八百里,东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里(数字有误),有折罗漫山,亦曰天山。”又在纳职县条下小字注解说:“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与伊西路合。别自罗护守捉西北,上乏驴岭,百二十里至赤谷;又出谷口,经长泉、龙泉,百八十里有独山守捉;又经蒲类百六十里至北庭都府。”岑参诗中说的天山当指折罗漫山,赤亭口当指赤亭守捉,都在伊吾路上。轮台、交河、北庭都护府,亦都在这条路线上。可知岑参等人走的是敦煌、哈密、巴里坤、吉木萨尔、乌鲁木齐、昌吉、霍城,即是唐代在天山之北经营的北道。
①《汉书·张骞传》。
②《佛国记》。
③《宋云行天竺记》。
④《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⑤惠超:《五天竺行记》。
⑥《悟空入天竺记》。
⑦《岑嘉州诗》。
⑧《佛国记》。
⑨《宋云行天竺记》。
⑩《汉书·西域传》。
(11)《新唐书·焉耆传》。
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武伯纶著.-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