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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从延安到晋察冀解放区

刘建章著

在张家口电业公司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党中央高瞻远瞩，利用当时国民党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之前的有利时机，决定从山东抽调一部分力量，分散经由海上进入东北。到达以后先进驻乡村、小城市及苏联红军尚未占领的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建立民主秩序。 　　1945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同志为委员的东北中央局。同时中央又向中央局发出指示，调配大约一百个团的架子的军事干部和大批地方干部去东北工作。要集中一批走一批，各自寻找能最快到达的路线进入东北与我党原在东北的抗日力量相会合，消灭日寇和伪满残余，占领整个东北。 　　延安中央党校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从各部抽调干部组成一个大队，由黄火青和杨献珍同志率领，从延安出发，取道张家口转赴东北。稍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找我说，东北急需大批地方干部，考虑你过去曾在东北工作，对那里的情况熟悉，决定派你去东北。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东北延边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第一站，也是与日寇作斗争的起点，现在日本鬼子被打败了，东北要回到人民手中，心里自然非常喜悦，非常高兴。在“香慈”上学时，就知道东北是祖国一块宝地，地广人稀，物产丰富，这次去一定要为那里人民解放和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自然跟国民党斗争还是很艰苦的，但是抗战胜利来自不易，是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决不能叫大卖国贼蒋介石夺取胜利果实。这次去东北就是要寸土必争。临行前，我到枣园与彭德怀同志辞行。彭德怀同志鼓励我说，你还年轻，要好好为党工作。还送了我一筒茶叶。转天，我和淑清和两个孩子及两名警卫员离开了延安，踏上奔赴东北的征程。 　　那时从延安到张家口，既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连坐马车也很难找，我们只有徒步跋涉，在黄土高原上和太行山里，辗转一个多月，跋山涉水，日行夜宿，于当年12月才到达张家口。在张家口住了几天，准备继续向东北阜新方向进发，不料情况发生了新变化，我们得悉东北阜新地区已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去东北的陆路被截断，因而继续前进受阻。我们只得滞留在张家口待命。这期间，我见到早我几天到达的杨献珍同志，他们也在当地待命。还见到了在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工业处工作的柯庆施同志。老朋友多年未见，倍感亲切。后来，担任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的姚依林同志见到我，留我在张家口工作，任命我为晋察冀边区民生电业公司总经理。当年我从北京回冀南，也是姚依林同志在天津接待我们的，他对我比较了解，因此我决定听从党组织分配，留在张家口从事电业工作，面对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新任务，加之自己对电力工业又不熟悉，深感肩上责任重大。不过，我一面工作，一面学习，逐渐掌握和熟悉电力工业管理知识和方法，让电力在人民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引导工人尽快抢修和恢复战后电力工作。 　　工作稳定下来以后，我妻子淑清回到景县将分散在家乡的三个孩子润芬、景生、润生及其三妹淑珍，聚拢起来，历尽千辛万苦，接到了张家口。不久，淑清在张家口又生下我们的第六个孩子玉民(女)。 　　民生电业公司的前身是日伪“蒙疆电业株式会社”，由日伪蒙疆政府经营。1945年8月23日，察哈尔省首次全境解放，电业工人为了保护发电厂正常发电，在党的领导下，组成护厂纠察队，协助解放军顺利地接管了原来的蒙疆电业株式会社。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将解放区的发电厂及营业所统一起来设立了民生电业公司，以求迅速恢复生产。 　　民生电业公司建立后，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保证军用和工业用电的同时，为张家口郊区十几个村安装了电灯，还为较远的康庄和怀来等地送了电。电业职工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受到广大市民群众的称赞。后来电业公司的副经理陈儒仁当选为张家口市参议会的副议长，公司工务处长李振庭当选国民政府的国大代表(当时我党希望和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选举我们自己的代表出席国民党政府的“国民代表大会”)，体现了张家口市人民群众对电业职工的充分信任。 　　民生电业公司管辖下花园发电厂(负责人张彬)，下花园分公司，宣化分公司(负责人佟先)，张家口发电厂(厂长张天柱)和营业所等5个直属单位，共有发电机6部，发电能力为15480千瓦。公司机关设党总支，总支书记吴道真，我是党总支委员。工务处处长李振庭，秘书主任范墨韩，还有营业股、事务股等。当时在解放区算是一个大企业了。 　　电业工人在完成了艰巨而紧张的抢修和恢复发电任务以后，为了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激之情，提出“让延安也亮起来，为毛主席安装电灯”的倡议。我听到这个倡议后，心里十分高兴。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去延安装点灯事宜。我在延安只呆了几个月，但亲身感到党中央和中央机关工作条件的艰苦性，吃小米、住窑洞、点油灯。张家口的电业工人，能想到为延安装电灯，这是人民群众对党对毛主席最崇高的感情，这是我们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之情。经研究，从工人中挑选了一批技术强，政治可靠的骨干，多方雇用了能长途装运的马车，于1946年5月，组成“晋察冀边区民生电业公司赴延安安装电灯工作队”，赶着20辆马车，携带50千瓦发电机一台及其他发电器材从张家口出发，跋山涉水，日夜兼程，工人们在路上经过艰辛万苦，也没有叫一声累，说一声苦，他们奔赴延安。 　　我回忆赴延安工作队由11名同志组成，他们是：刘殿魁、梁肇修、孙永丰、唐亚山、夏兴义、岳致和、李厥文、李文龙等。刘殿魁任工作队队长，梁肇修担任指导员。这件事情，当年《晋察冀日报》有过报道。 　　工作队到延安后，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还和毛主席一起合影留念。当电灯亮起来时，毛主席非常高兴。对他们说：“将来全国解放了，让家家户户都装上电灯。”工人队在延安深受教育，深受鼓舞，他们带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与希望回张家口，但是这几个月之间，敌情有了新变化，为适应国共斗争大局的需要，我们奉命主动撤出张家口，国民党军队很快占领了张家口。他们从延安返回时，一见了张家口被国民党军占领了，眼看抗战胜利的果实叫敌人抢去了，心里十分难受，对我军战略转移也不理解。但他们对国民党恨之入骨，不甘心为其服务，决心投奔解放区。我们从张家口实施战略转移，撤到冀西阜平一带。他们了解到我们战略转移地点后也转去冀西老根据地阜平与我们会合。大家见面后异常兴奋。工作队的同志们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在延安见到毛主席的动人情景，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大家都在分享着他们的幸福，受到很大鼓舞。撤到根据地这批心向延安，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电业工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电力工业的骨干。 　　我初到电业公司使用的办公室是原“蒙疆电业株式会社”总裁办公室，室内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外文技术书籍。有人看到这些书籍，以为我是电力工业的行家。其实，我既不懂外文，又不懂电力工业技术，一切须从头学起。作为民生电业公司的领导，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尽快恢复生产。这段时间，我经常和工人师傅们一起去各处抢修被战争破坏了的电力输电线路，更换变电设备。工作当中虚心向工人学习，和工人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相处十分融洽。工友们反映说“共产党的干部和过去的官就是不一样，没有半点官架子，与我们同甘共苦。工作再累，我们心里是甜的。”解放区的新生活充满了阳光，强烈地吸引着“国统”区的人民群众。尽管敌人控制很严，但还是有不少北平、天津的市民和知识分子冲破封锁线，从大城市冒着风险投奔到张家口解放区。 　　张家口战略转移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竭力抢占战略要点，强夺胜利果实。不久，对张家口形成东西夹击的态势。1946年9月，我军自动撤围大同。这时，敌人进攻张家口只是迟早问题。为了扭转当时的不利局面，摆脱敌人东西夹击的态势，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根据中央领导指示，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又做出从张家口战略转移的决定。对这一形势的变化以及对张家口采取撤离方针，不少同志缺乏正确认识，只是从感情上认为不该放弃这座城市，应固守，但从战略的全局和敌我力量对比来分析，一旦敌人进攻，固守是很困难的，况且战争的胜负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于有生力量的消长，所以说中央的方针是十分正确的。 　　为了贯彻中央的决定，我们立即开始进行有关撤离的各项准备工作。及时在干部和工人中进行了思想动员，使大家认清撤离的必要性，统一行动，做好工作，使撤离时不惊慌，不忙乱，做到处变不惊。 　　10月8日，傅作义部袭占了大青沟和张北县，造成对张家口我军的不利态势。军区教导旅对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之后，掩护晋察冀中央局、边区政府和军区机关有秩序地撤出张家口，往冀西老区阜平一带转移。暂留下当时任张家口市卫戍区司令员郑维山同志指挥教导旅作后卫，有条不紊地处理撤退中的有关问题。 　　我军撤出张家口，只带走了部分有用的机器设备，对张家口及附近地区各种建筑设施如张家口飞机场，下花园发电厂等，都未作大的破坏性处置。民生电业公司所属下花园发电厂，在撤离前只炸毁部分发电设备，仍留下一千千瓦机组和一万千瓦机组各一台，另有6台锅炉。我是最后一批撤离张家口市区的。电业公司很多技术人员和职工群众由于对共产党有了认识，主动提出要随我们一起转移到冀西老区。我妻子淑清在电业公司做家属工作，接触群众较多，通过她做工作，又争取了不少技术人员随我们一起撤离张家口。 　　10月11日，我们在晨曦中告别了这座塞外山城。电业公司开出一辆卡车，载着公司的老年人和孩子离开市区。卡车在崎岖的土石路上颠簸，中午时分，进入一道山沟，沿途的景致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山沟里怪石嶙峋，几里见不到人家，树叶也开始发黄，给人以清冷萧条之感。当拐过一道山弯时，卡车“哼”的一声突然停下，司机说汽车出了故障，不能再走。我知道这个司机怕山路艰苦，不愿随我们转移，故意捣鬼。我严肃地对司机说：“你可以回张家口去，但是汽车必须炸毁，决不能留给敌人!”司机看我态度坚决，没敢再讲什么，只好排除“故障”，继续赶路。 　　一路上，淑清虽然自己带了两个孩子，负担已经够重，但仍不忘记做群众工作。她满腔热情地照顾技术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为大家做饭，给孩子们烙大饼，群众十分感动，称赞淑清是一位好大姐。她除了照顾大家的生活，还积极做宣传鼓动工作，给大家讲形势，稳定群众情绪，让大家树立信心，明了这次撤离张家口只是战略转移，不久还要打回来。由于我们转移的去向是翼西老根据地，故大家并无茫然的感觉。虽山路艰辛，但大家情绪很高。经过涿鹿、蔚县、涞源，傍晚时分到达易县。当时正值中秋节，天空中一轮明月又圆又大，借月光我们走马观花地观赏了西陵景色。听当地干部说，日前我“三纵”刚刚在易县消灭了来犯的国民党保定暂编第一路军团。今天我们能够顺利通过此地，真要感谢我们的“三纵”指战员同志们了。经过易县到达山西灵丘，再到繁峙县洪涧村。在洪涧村我们住了几个月时间，一面学习，一面处理善后工作，妥善安置随我们从张家口撤出的民生电业公司的人员。这是一项十分细致的工作，既要考虑工作需要，人员的专长，又要进行深入细致地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愉快地走向新的工作岗位。 　　在处理完善后工作后，我从繁峙去河北阜平县南大地村待命。这时我一度产生过去山东，然后乘船再去东北解放区的想法。由于情况变化，未成为事实。 　　在冀中行署 　　1947年2月，经黄敬同志推荐，我到冀中行署任副主任。行署主任是罗玉川同志。赴任途中，在完县遇上正欲去冀中工作的黄敬和柯庆施同志。我们一起在完县南腰山村度过春节。记得春节那天，黄敬同志从集市上买回一只鸭子，亲自宰杀烹制，为我们的年饭增添了一道美味佳肴，使这个春节过得更加红火。几天以后，冀中区党委派来一辆卡车，接我们到河间县黑马张庄区党委所在地。区党委书记林铁同志向我介绍了情况。跟着我又去到离此不远的果子洼村和行署主任罗玉川同志见面，还见到了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同志。 　　我到果子洼村不久，国民党飞机轰炸了这个村庄，由于事先我们做了预防准备，故未造成大的伤亡。6月间，我陪同黄敬同志，去河间城北一个村庄看望了在那里指挥解放战争的朱德总司令和聂荣臻司令员。朱德总司令和聂荣臻司令员勉励我们要做好冀中工作，大力支持前线，为打倒蒋介石，争取解放战争早日胜利作出新贡献。 　　冀中行署原是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驻冀中区的代表机构。1946年5月，为适应新形势需要，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冀中行署改为冀中行政公署，原设各科均改为厅、局，公安系统一律改为公安局。冀中行署辖八、九、十、十一四个专区，行署领导机构：主任罗玉川，副主任刘建章，秘书长戴季农，副秘书长范凌霄，办公室主任张克让。常设机构有20几个厅局及法院、银行、公司，财经办事处等。冀中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一个平原根据地，是晋察冀边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冀中地处河北省中部，西起平汉铁路，东至津浦铁路，北临平津，南跨沧石公路，毗邻冀南区。面积1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大约一千万。冀中区的创建与发展，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1937年10月至1938年5月为创建和发展时期；1942年6月至1943年8月，为困难与缩编时间；1944年10月至抗战胜利，为恢复发展时期。抗战期间，冀中人民遭受到敌人的残酷摧残。抗日战争胜利后，本应得到休养生息，恢复发展生产，但蒋介石发动内战，国民党军队四处抢占战略要点。冀中虽然大部分地区未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但国民党军队时常到解放区边缘地带进行骚扰，冀中仍处在战争环境。冀中行政公署的办公机构一时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时常分散在河间、饶阳一带活动。 　　我来到冀中行政公署工作，正值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土地改革。由于几千年来农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土改中群情激愤，一些过激现象时有发生。工作当中稍不注意就会出现“左”的错误，如打骂甚至将地主分子整死。我们反复深入向农民宣传党的政策，讲清土改要消灭地主阶级，并非要消灭地主分子的肉体，还要给他们以生活出路。同时，结合战备、反特、巩固后方等项中心工作，动员一切力量支援前线。 　　国民党军队在占领张家口以后，一直到处寻找我军主力以求“决战”。而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则指挥部队纵横穿插，声东击西，避其锋芒，攻其不意。在这种形势下，出于战略战役的需要，部队转移迅速而频繁，对粮秣供应需要量大，时间要求紧迫，运输必须跟上。对此，冀中区实行了有效地组织和领导，全区上下齐动员，发动成千上万的群众和车、马穿过封锁线，行署专门成立了大车运输队，由平汉路东向路西的北岳地区进行大调粮，保证大兵团、大部队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 　　1947年7月，党中央在河北建屏(今平山县)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总结解放区的土改经验，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一)废除封建半封建性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二)农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农会接收，连同农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农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三)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随后，冀中区党委作出关于实施土改教育与开展思想、阶级检查工作的指示。行署对土改的新精神作了传达，要求各专、县加强对干部的阶级教育，提出开展思想、阶级检查工作的具体意见和方法。区党委召开工作会议，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决定对冀中全区土改进行复查，在未进行或尚未进行完土改的地区，按新政策实行土改。到会的干部进行了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的初步整党。 　　1947年底，实行了土地改革的冀中区，在全国转入大反攻的新形势下，面临众多的新任务，尤其迫切需要制定和实施新的农村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并切实保证解放战争的粮财供给。冀中行署派出农村调查工作组，下去向群众请教办法。我还亲自下到一些区县进行调查，听取群众反映，了解土改后农民的负担情况及贫农与中农的关系等，上报边区行政委员会。稍后，边区行委发布了《关于土改后农村负担政策》，废除了土改前的农业累进税办法，实行不加累进税的比例税收制，受到冀中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这项政策的实施，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增强公粮及财政收入，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这一时期，冀中区还根据边区中央局关于组织地方干部南下的决定，从各专区、县选调大批干部经过短期集中学习，奔赴新解放区工作。我在冀中行署工作时间不长，但这段工作很紧张，很愉快，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位同志：一是行署主任罗玉川同志，他为人忠厚，待人诚恳，颇有长者之风，我们相处很融洽。我虽为副职，但罗玉川同志对我十分信任，事事都让我全权处理。越是这样，我越加谨慎小心，力求做好工作，对组织负责。我们共事不长，但他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第二位是行署秘书长戴季农同志，他长我几岁，工作当中对我很尊重，我们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第三位是军区司令员孙毅将军。他工作起来满腔热情，能言善讲，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知识也很丰富，讲起话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还很幽默，还时常赋诗抒怀。孙毅同志生活简朴，对人诚恳，赢得大家的尊敬。 　　投身人民铁路 　　1947年八九月间，人民解放战争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举行全国性反攻。10月22日，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店地区全歼了蒋介石的嫡系第三军主力，俘虏了敌军长罗历戎。这是晋察冀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以来首次重大胜利。 　　清风店歼灭战的胜利，使石家庄守敌大为削弱，我军乘胜于1947年11月14日解放了石家庄市。全歼守敌2.4万多人，俘虏包括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在内的高级军官多名。石家庄解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地处平汉、正太、石德铁路的交汇点，是华北地区重要交通枢纽。石家庄解放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军区连成了一片。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大中城市陆续解放，战线不断扩大，运输问题突出了，特别是铁路。于是解放区的铁路开始了紧张的抢修与恢复工作。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边区抽调毛铎、柯庆施、黄敬和我到石家庄市工作，毛铎任石家庄市市委书记，柯庆施任石家庄市市长，黄敬任石家庄物资接管委员会主任，我任晋察冀边区铁路管理局局长(1948年8月晋察冀边区铁路管理局改为石家庄铁路管理局)，正式调离了冀中行署。 　　1947年12月，我从河间到达石家庄。稍后，华北财经办事处召开交通会议，确定交通建设方针和任务，提出阳泉至德州，涉县至南馆陶铁路，是联系三大解放区，将山区和平原联结起来，对发展解放区的经济，保障供给，特别是对支援平津战役，解放太原具有重要意义。决定首先着手修建涉馆铁路，抢修石德铁路。 　　石德铁路经过冀中和冀南两个区，会议决定抢修工作由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边区共同负责。石家庄至贡家台段110公里，由冀中区负责，贡家台至德州段74公里，由冀南区负责，同时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边区的代表与华北财经办事处联合组成一委员会，负责全面协调修建和抢修工作及未来的管理工作。还决定从冀南、冀中两区抽调一批地、县、区级干部支援铁路部门工作。我到铁路工作后，根据工作需要先后从冀中和冀南抽调郭鲁、孙研之、张庆如、冯志平等到铁路工作。任命郭鲁为石家庄铁路局德州办事处主任。郭鲁还带来了一批县级地方干部到铁路工作。铁路工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中最有纪律、最富有斗争性的一部分，铁路是支援前线、支援经济建设重要部门。初到铁路工作，既感到重要，又感到压力很大，当时，我对铁路业务知识一无所知。何谓调度电话，轨距是多少等，这些基本常识我都不清楚。我下决心要好好向铁路工人和技术人员学习。接管初期，面临百废待兴，积难重重的局面，面对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工作从何抓起呢?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很尖锐的问题，经过路局党委研究决定，遵照毛泽东同志抓主要矛盾的教导，先抓好眼前两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一是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团结铁路技术人员，使他们能留下来；再就是集中力量抢修娘子关至石家庄段铁路和石德线铁路，争取尽快恢复通车，支援解放战争。当时石家庄解放不久，原有的铁路工程技术人员的思想尚不稳定，仍在怀疑共产党能不能在石家庄站得住、呆得久，担心万一国民党卷土重来，自己吃不消。因此有些人不辞而别，离开石家庄。根据这一情况，路局党委决定立即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工作，对留下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政治上要信任，工作上要支持，生活上要多关心照顾，要重视发挥其作用。对他们以诚相待，多做接近了解工作，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内容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段时间，我和路局政委栗再温同志，大部分时间带人下去对技术人员进行家访，安定情绪，解除思想顾虑。经历了一个阶段的工作，使大部分技术人员对党的政策有所了解，表示愿意留在石家庄工作，不再走了。 　　此时国民党的飞机经常对石家庄市区进行轰炸骚扰，我们获得敌机出动的情报，首先想到的是技术人员的安危，派干部到他们家里扶老携幼帮助他们转移到郊区安全地带暂避。谁家有了困难，主动去帮助解决。我们的这些做法感动了技术人员，他们从内心感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地对待自己，和国民党对他们的态度迥然不同。 　　1948年7月，蒋介石命傅作义阴谋奔袭石家庄，形势变得异常紧张。铁路局根据上级指示，做了撤离准备，计划一旦敌人来袭，分东西两路撤出市区。虽然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我们却经历了一场实地演习。在此事态变化中，绝大多数的工程技术人员经受住了考验，表示宁愿跟我们上山打游击战，也不愿留在石家庄再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我们团结技术人员的另一个做法，就是对技术人员信任，大胆使用。铁路局有一位铁路工程专家黎亮，原是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的主任，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1946年初通过地下党投奔到解放区张家口。黎亮同志在解放区曾担任晋察冀边区工业交通学院的副院长。我根据他的政治表现和技术能力，报请上级任命他为石家庄铁路局副局长。在以后的抢修工作当中，黎亮同志发挥了重要作用。铁路局原来的工务处长陈绍武、东北铁路大学毕业的运输处长李新波和大部分工程技术人员，都是老铁路，他们对铁路业务和设备熟悉，有比较丰富的铁路工作经验，我们同样给以信任，让他们留在原来工作岗位上继续工作，发挥专长。使他们感到共产党是尊重科学技术，尊重人才的，留在解放区工作同样有施展个人才能的机会，从而在思想上稳定下来。为了向技术人员学习，我安排冯志平同志做工务处长陈绍武的秘书，安排鲁文同志担任运输处副处长。 　　我们在努力做好团结工程技术人员的同时，对运输生产第一线的基层干部和职工群众，也不放松政治形势的宣传教育。我和路局政委栗再温同志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基层，向职工群众宣传国内外形势。讲铁路在解放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鼓励职工群众努力进取向上，为支援前线多做贡献。还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班、轮训班，组织群众学习，结合自己的情况，畅谈新旧铁路性质的变化，当家作主人的感受。还组织职工代表去老区参观学习，请老区的职工来石家庄介绍支前的经验，用生动的事实教育引导职工进行新旧社会对比，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在初步分清阶级阵线的基础上，因势利导，组建工人阶级自己的工会组织，发动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到抢修铁路和恢复铁路运输生产中去，收到明显效果。 　　由于各种原因，要求离开石家庄回北平去的职工和家属，我们同样是满腔热情，为他们开欢送会、办理通行证件，发适当的路费送他们去北平。临行时我对他们讲：大家先行一步吧，多则二年，少则一年，我们会在北平见面。1949年北平解放了，果然见到不少熟人。他们深有感慨地说：刘局长，只怪当初没听你的话，要不我们也可以参加接管工作了。我鼓励他们好好工作，全国解放了，你们可以去南方接管。 　　在接管工作步入正常秩序以后，我们立刻把工作重点转向了铁路抢修。1948年年初，首先组织力量抢通石太线下盘石至石家庄段，跟着着手准备抢修石德线铁路和平汉线部分路段。这两条铁路经过战争的破坏，有些路段的桥涵、通信、信号、给水和站舍等几乎损坏殆尽，个别地段变成了水坑，有的地段农民还种上了庄稼，给抢修工作带来很大困难。钢轨和枕木不足，是影响抢修工作的关键。想到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民破击敌人的铁路，有大量的铁路器材散落在农村的情况，我们通过地方政府通令各县各村，依靠群众挖掘，收集到大量的钢轨和其他铁路器材。枕木不足，由筑路处制定统一规格尺寸，分派到沿线各县负责赶制。路基工程由各县分段包干，在筑路处技术指导下，进行抢修。民工们的抢修热情很高，自带铁锨、镐头、手推车和柴米油盐，昼夜奋战。沿线农村有树的锯树，有铁的献铁，加紧赶制枕木、道钉和夹板，用车拉驴驮的办法往筑路处运送。抢修队伍更是不畏春寒，抱定“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决心，克服种种困难向前推进，工程进展很快。 　　在抢修中各级地方政府给了铁路以重大支援。冀中行署专门成立了筑路委员会，发动成千上万的群众，出动上千辆马车支援抢修。一时间，浩浩荡荡的筑路大军人来车往，蔚为壮观。这时我大部分时间坚持在抢修第一线，与工人和技术干部同吃同住，及时解决抢修中遇到的各种的问题，协调铁路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慰劳民工和铁路职工。群众都欢迎我去他们工地。 　　1948年3月，邯郸至南馆陶的铁路路基工程全部竣工。钢轨和枕木分别集中在南馆陶和邯郸林村一带，从邯郸向东铺了一公里，正在准备继续铺轨之际，4月5日，广平一带反动道会门白阳古教在国民党特务的操纵下发动叛乱。邯馆铁路办事处遭暴徒破坏，办事处主任苏群同志牺牲，筑路工作被迫停止。叛乱平息后，边区政府决定这条铁路暂不铺轨，路基改为军用汽车专线，原准备的钢轨、枕木改用于抢修石德线和平汉北段的工程上。 　　同年5月，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原两大区的党组织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着手筹建华北人民政府。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任命武竞天为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任命我为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兼华北军运司令员。 　　在面临全国转入大反攻的新形势下，铁路部门的主要任务是优先完成军事运输任务。以“快运”为中心，争分夺秒，组织突击抢运，努力提高单位时间的通过车数。除尽量编组整列直达列车外，还采取续行列车与合并运转相结合的行车方案，发挥抢运的突击作用，并利用小站代替大站分散作业，迂回线路绕行等应急措施，在有限时间内，发挥较高的运输效率，为支援大军南下和解放太原作出了贡献。 　　在太原尚未解放的1947年和1948年间，正太、同蒲铁路沿线相继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进而围困太原，并为解放和接管太原作准备。中国人民解放军先成立了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徐向前，副主任罗瑞卿、赖若愚、胡耀邦。军管会下设若干组，交通接管组由我任组长(我因在石家庄忙于军运，没有到职)，张文昂任副组长，下分铁路、公路和邮政三个接管组。我还兼任了铁路组组长，副组长原定张国坚，因张未到任，改由石尚农担任。这期间，我曾一度去过榆次，准备接管太原。在榆次见到我大哥和三哥，他们告诉我父亲在榆次去世了，大家难过了一场。后因太原一时拿不下来，我又回到石家庄。不久我奉命转到北平接管。在榆次我还见到过陈涛，他也准备参加接管太原。老战友再次相逢，充满胜利喜悦，但也感慨万千，我们的共同心愿就是盼望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尽快夺取全国胜利。 　　 我的九十年/刘建章著.—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