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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整风在太行

刘建章著

整风收获 　　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次年2月，又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从此，在全党开始了整风运动。到1942年7月，冀南区县级整风运动开始，军队同时也进行整风学习。 　　1943年初，中共太行分局在河南涉县温村召开会议，邓小平同志在会议总结时讲了话，要求在1943年要把整风运动认真开展起来。2月5日，中共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发布《关于1943年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方、部队的党组织把整风运动作为1943年的中心任务，并指出今年整风的重点是地委、专署及部队旅与分区一级以上干部，要特别着重整顿学风。2月25日，中共冀南区委向全区发布整风指示，规定区党委、军区及部分地委负责同志，自当月底起集中到山西太行北方局党校参加第一期整风，时间约9个月。我被派参加这期整风，同去的有中共冀南区党委书记李菁玉、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一地委宣传部长沈亚刚、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贺亦然、三地委组织部长曹海波、张文松、五军分区政委陈登昆和庞均、吴罡等同志。 　　在工作中，对于毛泽东同志三篇马列主义著作我也读过，但由于战争环境艰苦，工作紧张，没有认真地读，系统地读，这次离开战争环境，坐下来读书，是一个极好的清理思想、提高马列水平的机会，机不可失，我决心好好坐下来读书，以迎接新的战斗。 　　2月末，我交代了行署副主任的工作，离开了冀南。想不到这一去，就回不了冀南了。 　　中共北方局党校，设在山西太行山区麻田附近的柴城，中央对北方局党校整风学习很重视，校长由在延安的朱德同志兼任，党校的实际领导工作由在前方的彭德怀同志负责。麻田是太行山里一个普通的小镇，位于清漳河畔。这时北方虽然还是冰雪未融，气候严寒，但我们到达党校时，已经有了早春的气息，感到有点暖意。这个党校，并没有正规的校舍，只有借用的几间民房，党校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也不过几个人，教务长杨献珍同志、宣传科长、管理科长和我等几个同志住在党校。我分配担任组织科长。陈再道、李菁玉等几个同志也住在党校。我们同住在党校院子里的一间北房，陈再道、李菁玉等同志住在一头，我和贺亦然、张文松等同志住在另一头，都睡的是土炕。我们一面工作，一面参加整风学习。过了不久，党校移至上口村，住宿条件略有改善。我妻子淑清把长女润芬、长子景生、次子润生等三个孩子分别寄放在老家几个亲戚家中后，带着三子润伏也来到了党校。他们来的那天，正好我和杨献珍同志去北方局汇报工作，在路上与淑清不期而遇。杨献珍同志连忙对我说，你别去北方局了，带他们回党校去安置吧!这样，我就另找了一间民房，安顿了下来。在冀南行署时，斗争很残酷，与敌周旋，流动性大，妻子淑清一直没有跟随我，而是留在老家做地下交通工作，她这次来党校找我，以为可以过一段平静安定的学习生活，可是时隔不久，却使她的生活更为不平静，为我遭到受审查而痛苦。 　　学习期间，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冀南行署的领导作了新的变动。 　　1943年4月25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电令，准予宋任穷同志和我辞去冀南行政公署正、副主任职务，任命孟夫唐(当时他还是一个党外人士，也是20年代香山慈幼院师范班的一位老师，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副省长)为主任，王任重同志为副主任。宋任穷同志仍任冀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从此我就脱离了多年生活战斗的故乡和冀南地区，在完成党校学习任务后，再也没有回到那里去工作。 　　在太行山北方局党校，我除了要完成学习任务外，还要做好组织工作，所以我一面跟校领导一起熟悉情况，与各地来党校学习的同志接触、交谈，掌握人员思想组织情况，做好组织工作，结识了不少同志，加深了同他们的战斗情谊；一面根据党校第一期整风班的安排，抓紧学习文件。开始时，我认为自己这些年东奔西走，事务繁杂，又由于在冀南根据地与敌周旋，战斗紧张，环境恶劣，极少有时间和机会坐下来专心学习。现在到了党校，环境相对安定，工作比较简单，同志之间又相处甚好，因此感到心情舒畅，决心利用这一个难得的机会，认真阅读文件，清理思想，以党的理论政策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政治水平。党校以自学为主，有时也由教务长杨献珍同志上辅导课。杨献珍同志是我党马列主义理论家，他上课时总是抱着厚厚一摞马列书籍和毛泽东主席的著作。那时上课没有正式课堂，有时在山坡上上课，有时在农民草房里上课。尽管学习条件差，但大家学习很认真，读书的空气很浓。当时党校的整风学习，有一个“进行准备；开展思想运动，系统反省；学习总结”的三个阶段安排。根据这样的安排，我和同期学习的同志一道，以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为主要文件进行学习，钻研文件的精神实质，以文件为镜子，逐步深入检查思想。在毛泽东同志报告的启发下，发现历年来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毛病。有些工作没有做好，例如在财经政策上有时出现“左”的作法；在领导生产上有形式主义的现象；此外还有一些简单生硬的工作方式，等等。我便带着这些问题与三风报告对照，进行反复的思考，特别是总结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怎样能够做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怎样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才能避免犯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由于认识有了很大提高，觉得整风学习大有收获，很有必要，自己更感到心情愉快。不仅我个人有这样感觉，参加党校整风的其他冀南地区的同志也都大有收获。邓小平同志1943年末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讲话时，还表扬冀南区同志经过整风获得很好的成绩。在这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我的工作和整风学习进展都很顺利。 　　这年的11月，冀南地区又集中了一批县、区级和部队团、营级干部共约700多人，编成六个大队，名叫后梯队，到太行山根据地山西偏城的西峪，东西安居冀南党校进行整风整党。由中共冀南区委书记李菁玉、北方局的宣传部长李大章等几个同志具体负责领导。整风学习开始时一切都很正常、发展顺利，后来就不对头了。出现了审干清队扩大化，我也深受其害，而且还株连了妻子淑清。 　　在“抢救运动”中 　　在延安整风期间，曾一度出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在太行党校整风学习也同样出现了，而且搞得更厉害，尤其是“抢救运动”搞得很过火，有的案情搞得十分离奇，使人难以相信。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决定》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对干部的基本情况也缺乏比较充分的了解，有些干部又有“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加上当时处在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复杂斗争之中，致使在审干工作中发生了严重偏差。7月15日，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作了煽动性的“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错误地掀起了对所谓“失足者”的“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召开“坦白”大会，号召大家检举揭发，同时向中央反映假情况，在10多天中间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发现和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早于1943年8月15日就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公开提出了审干工作包括“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九条方针，尖锐地批评了“逼、供、信”的错误做法。接着又发出了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对冤假案进行甄别，但由于中央的指示还不能及时传达到太行山根据地，在延安已经纠正了的错误作法，却还在太行山重演。这时，太行山除一面进行整风外，一面又在党内布置审干，在群众中进行除奸反特。这年的8月，北方局向太行山区发出除奸反特问题的指示，要求发动群众，进行广泛的政治揭露，造成群众性的除奸运动，并对一切“失足者”开展说服工作，使之“悔过自新”。正在这时，延安的那一股所谓“抢救”歪风也吹到了太行山区。到1943年冬，在偏城进行整风的冀南后梯队，审干、除奸、反特等运动一个一个布置开来，和整风学习搅在一起。从对于干部队伍情况主观主义的估计，到不分敌我地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很多偏差，一时出现了“特务如麻”的情况，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生长在冀南景县，又在冀南地区工作多年，对于冀南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是了解的，不少还是同我多年战斗在一起的亲密战友。他们是经过党的长期培养教育，并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经受过考验，应当在政治上得到我们的信任。但是，在康生刮起的“抢救”歪风影响下，冀南的一批好同志，不管是在后梯队，还是在北方局党校，大部分都受到不应有的对待。 　　当时，在后梯队出现了一片“左”的情绪和恐怖气氛。各单位普遍采取株连罗织、逼供、诱供、诈供、污辱、打骂，以及车轮战、熬夜和各种刑罚进行审讯，号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一两个月之内就把百分之六七十的干部打成了各种各样的“特务”，所谓“单料的”(即一种身份的特务，如日本特务或国民党特务)，有所谓“双料的”(即具有两种身份的特务，如国特兼日特)，有所谓“三料的”(即具有三种身份的特务，如国特兼日特还兼托派特务等)。 　　冀南后梯队的情况影响到北方局党校，也掀起了猛烈的“抢救运动”，出现了“左”的情绪，造成一片恐怖气氛。在群众性的所谓检举、坦白中，株连一批比后梯队更重要、更高级的干部。后梯队有人反映我有问题，我也莫名其妙地被株连进去，召开群众大会，叫我上台坦白自己的“罪行”，号召大家检举我的问题，说我是“托派特务”，质问我“你在敌人监狱中发展党，是发展的什么党?”“你脱党后建立的景县党组织，是什么党，是谁叫你当县委书记的?”“你脱离了党的关系，又搞了什么活动?”等等。当我不承认有问题时，又说我“拒不交代”、“抗拒坦白”，并且说我的问题最严重，态度最不老实，是头号“抢救对象”，所以对我搞“逼供信”更厉害，将我拘押、刑讯、逼供，甚至坐了“喷气式”等等。严重的时候还用绳子抽打，身上血痕与内衣都粘在一起，痛得我直咬牙。我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在这段时间，因我被隔离审查，不允许与我妻子淑清和其他同志随便接触。这时还搞了个“规劝”运动，动员一些同志做我的工作，要我坦白交代。同时动员淑清向我劝说。 　　妻子淑清千里迢迢来到太行，想不到我却成了头号“抢救对象”，被整得如此惨，她怕我身体吃不消，对揭发我的问题，她也不敢相信，她只是对我说，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对党忠诚，自己的情况，自己的问题，应当实事求是地向党说明，你在吉林延吉坐牢的情况，我听你讲过，我不以为你有什么问题，如果真是这样，就不能胡乱承认，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就应当如实地坦白交代。我对妻子淑清说，在政治上我一定对得起你，就是烧成灰，我也对得起你。她听了痛心地流下了眼泪。这时有的人还对淑清说你过去传送文件都是特务的文件，淑清根本就不相信。负责“抢救运动”的同志，看到淑清不是对我施加压力或动之以情的态度，认为她会起反作用，就将她连同我的第四个孩子润伏一起送到冀南后梯队，参加整风学习，临行前，淑清心里很痛苦、很矛盾。说我没问题，组织不相信，说她包庇丈夫，阶级界线不清，说我有问题，她也不能昧着良心瞎说。她对同志说：“我相信建章的问题会搞清的，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临别时，淑清含泪地对我说：“我和孩子你不用挂念!你自己多保重，我就放心了!”淑清到后梯队参加学习，因不知道我这里情况如何，万分焦急，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 　　据说，当时北方局保卫部曾提出要将我和李尔重同志定为死罪，就地枪决，并报党中央批复。这时正好毛主席亲自制定了党内整风对干部处理的九条方针，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我才免于一死。当时我不相信自己的问题有那么严重，也不相信我会被枪决，更不知道有枪决我的报告。我回想自己在敌人监狱中的一段时间内，仍能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主动为党工作，也是正确的，认为自己所作所为无愧于党。现在受到组织和部分同志的怀疑，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自然不免有些抱屈，之所以产生抱屈思想，还有三个“不清楚”的因素：一是对中央审干方针了解不清楚；二是对自己有什么问题也不清楚；三是对审干的结局如何不清楚。由于三个搞“不清楚”，心里十分苦恼，甚至还产生轻生的糊涂想法。当时，张策和梁田同志和我住在一起。一天我因实在受不了折磨，在一个风雨之夜，悄悄离开党校，躲到一个山沟里，萌生了轻生的错误想法。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战胜了错误思想，转过弯来，想到一个党员应该意志坚定，在敌人的铁镣监狱面前我没有低头，在日寇子弹穿胸和残酷追捕下挺了过来，难道在党组织和同志们审查中受点折磨就趴下?扪心自问，觉得不对头。又一想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得起血的考验，不管来自敌人方面的，还是来自自己方面的，都要能顶得住，顶过去了，前头就是曙光。为革命要不怕一切牺牲，不应为了一时的委屈和痛苦就逃避。这样思想又一次升华，于是我准备还是返回党校，是死是活把一生交给党。 　　当时一连下了几天大雨，山洪暴涨，水流湍急，我又爬到一个山包上的石崖下暂避，在荒山野岭上躺了两三天，饿了只得摘些核桃和其他野果充饥。后来我晕倒在上口村对面一户山民家门口，被老乡背进家中，给我喂食菜粥。我苏醒后向老乡说明情况，告诉老乡我是山下面党校的人，请老乡去党校告诉我在这里。随后正在寻找我的杨献珍等同志把我接了回来。我轻生的事，妻子淑清并不知道，杨献珍等同志把我从山上找回来，才轰动了党校，这时也传到淑清后梯队那里，她当即要向领导请假，回来看我。为了防止节外生枝，组织上没有批准她回来，她更是不放心，更是焦急万分。我请人偷偷地给她捎了个口信：“说我没问题，请她放心!”这之后，我又继续接受审查，但情况开始缓和，虽被继续关押，但已不再遭受严刑逼供和人身虐待。我相信那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最后一定会得到澄清，给予正确解决。 　　王任重同志当时也在受审查，有人说他是“托派”，说我是“托派头子”，两人是一伙的。因为王任重同志的入党，是我在担任景县县委书记时，经我发展的，故把他和我牵扯在一起。我坚决予以否认，没有使问题扩大。当时不少受冤的同志也是相信党，经受了考验。我记得其中还有李尔重、任仲夷、张茂林、习从真、赵鼎新、肖一舟、郭鲁、柴保中、高景等同志。后来听说，把这些同志打成有问题的人，平原分局的领导人宋任穷等同志都不相信。 　　延安“平反” 　　到了1944年初，中共中央关于纠正“抢救运动”错误，甄别平反冤、假、错案的指示从延安传到太行山根据地，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北方局党校和冀南后梯队的领导，即对受冤的大部分同志逐个进行甄别平反，陆续查清问题作了正确的结论，恢复了名誉。有的返回单位，有的重新分配了工作。 　　在“抢救”阶段，由于我始终不承认有问题，他们又找不到证据，将我送到离麻田不远的上口村拘押。不久，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同志找我谈话，从我住的村子到小平办公的麻田镇不过七八里路，因我挨整后身体比较虚弱，看押人员叫我骑了一头骡子，没多少时间就赶到麻田镇。见小平，向小平同志申诉自己的问题，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小平同志是最讲实际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我在冀南坚持艰苦抗日斗争时，经常听到他对冀南严重的抗日形势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我们巩固和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起到很大的鼓舞和指导作用。我走进小平的办公室，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见到亲人一样，直想哭。小平把办公桌上的文件递给我，叫我看，并鼓励我实事求是讲问题。他干脆而诚恳地对我说：“你的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并问我：“到底有没有?”我回答：“没有。”他说：“没有就好，回去吧。”他没有过多地问我，也没有说别的，而是表示对我的问题一定给予正确解决。小平同志的话不多，但使我深受感动，几个月压在心头的委屈也消去了一大半。我看过文件，知道了中央的“九条方针”，心里更有了底。随后便对我的问题进行甄别，将我放回麻田总部，恢复了人身自由。同时还让我搬到小平同志住的村里，单住一间房，给予“小灶”待遇，还给我派了一名小勤务员照顾我。这充分说明，党在纠正整风中的错误是坚决的、彻底的，使我深受感动。这次整风，对我来说，是一次生死考验，是对党内斗争的认识一次新提高，但也促使我觉悟到要抓紧请求组织给我的问题作结论，决不能再背着历史包袱干革命、再受皮肉之苦，甚至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因此，我急切地要求去延安解决问题。北方局负责甄别工作的同志也认为我和冀南五地委书记李尔重等同志都有被捕的经历，太行山根据地处于抗战前方，在战争环境中我们的问题一时不好解决，应到后方延安去，请中央处理，于是决定让我们去延安。而且当时了解我的情况的几位同志如陈雷、孙志远等也在延安，这也促使我要去延安。到延安我就给彭德怀和彭真同志写了信，想请求中央尽快解决问题。 　　淑清同志离开麻田去冀南后梯队就已经怀了孕，以后她又去了河南辉县寄居在农村一户农民家中，等待分娩。按照当地的风俗，寄居的外人不允许在居室内生育，在临盆时只得暂移到羊圈，生下了一个女婴，这是我的第五个孩子，取名润辉，母女都算平安，孩子长得活泼可爱。淑清生育后不久，她又带着两个孩子来到麻田和我一起同住，我恢复自由，她心里一块石头才掉下来。 　　1945年春天，我带着妻子和孩子离开了麻田。临行前，淑清惦记着留在景县的三个孩子，曾向我提出先到景县把他们接来，一道去延安。我认为长途跋涉，孩子多了不方便，而且还要经过敌人的封锁线，更困难了，所以我说服了她。出发时组织上还派了两名警卫员护送。我们骑着毛驴，驮着行李，我带着润伏，淑清抱着几个月的润辉，一路艰难地慢慢行走。在路上遇到原在冀南行署同我共事的欧阳迁同志，他也去延安。一路上我们经武乡、蒲县、祈县、灵石，再过黄河经米脂、绥德等地，跋涉一千多华里。那时我党在沿途设的兵站，有60里一站，也有90里一站，淑清是旧式裹脚后又放开的小大脚，行路很困难，但她还是坚持日行90里，不叫苦，不叫累。遇到敌占区，我跟游击队一起夜晚行进。淑清由地下武工队白天装着日伪人员赶着大车护送。然后我们又在约定地点汇合。路上走了不少的山路陡坡和崎岖小道，冒着严寒和风雪，累得人困马乏。尤其是淑清带着两个孩子，更加疲惫不堪。但她忍受着劳累，没有半点怨言。经过一个多月，终于在当年4月到达了向往已久的延安。 　　到延安后，我们被安顿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居住，后又搬到总政组织部招待所。当时总政组织部部长是胡耀邦同志，他还特意到招待所来看望我们。这里离中央所在地枣园很近，我就进去找了彭德怀同志，他劝解并安慰了我。随即我去中央组织部报到，请求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以便早日恢复工作。这时正值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4月23日至6月11日)，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同志参加了“七大”去了，接待我的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他要我耐心等待几天，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果然“七大”会后不久，彭真同志找我谈话，说我的问题已经弄清。随即由安子文同志主持，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公开为我平反，作了“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这时我才如释重负，感到轻松愉快。淑清也十分高兴，熟识的同志也都向我祝贺，使我深深感到党和同志们的温暖。 　　1945年6月，李尔重同志也从北方局党校来到延安，我们见了面，同住在一个招待所。中央组织部对他的问题也给予了平反，作了“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 　　这时，同我在冀南一度共事的胡步三同志也到了延安，我们见了面。当周恩来同志在黄埔军校时，胡步三同志就是那里共青团的负责人之一。1927年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同志任总指挥时，他任沪东区指挥，1927年末到1928年以后，曾任中共满洲省临委军委书记。后在天津失掉组织关系，恢复以后，河北省委派他到武邑找我，任他为总务科长、贸易处处长、冀县县长。我从延安去张家口时，他也去了张家口，任烟草公司经理。建国后他在铁道部任计划局副局长、铁道中央技术馆馆长等职。“文革”期间不幸被迫害致死。为他举行追悼会时，铁道部机关职工和包括原冶金部部长王鹤寿(胡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陈涛、苏子元同志在内的一些生前好友，到会参加吊唁，对这位资历很深、忠诚对党、坎坷一生，最后含冤而去的老同志深表痛惜，我至今还怀念着他。 　　冀南行署行政处的副处长韩子毅同志，先我一年即1944年秋天来到延安，在中央党校二部参加整风学习，我们又见了面。闲谈起来，我告诉他，在太行山“抢救运动”中，在逼供信的情况下，有人说我和你都是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还说我是你的上级，说什么我俩在表面上故意闹些小矛盾以迷惑人们的耳目，编造得真的一样，你说可笑不可笑!他却颇有感慨地回答说，可笑是可笑，可是你真的当了“囚犯”，被关押了快一年呀，你说胡闹不胡闹! 　　现在回忆“抢救运动”的这段经历，虽然认为有吸取经验教训之处，但是我始终心无芥蒂。当时曾经一起搞“抢救”的同志，我们个人之间也不存在什么恩怨。当时所发生的错误，不是这些同志个人的问题，当然也有少数搞逼供信、搞残酷斗争的人，想借运动之机来表现自己，也有的患了左派“幼稚病”。因此，我对当时相处的同志，事先事后都是抱着同志的情谊，并没有发生过反感。1982年，中央顾问委员会开会，有的同志谈起太行整风时整我整错了，对不起我，向我道歉。中顾委委员杨献珍同志一次对张策同志说：“过去在太行整风时整错了建章同志，我要向他道歉!”一天下午，张策见到我说：“献珍同志要找你道歉!”我说：“不必要了，老账还提什么，我早丢开了。”我怕献珍同志真的来家找我，于是我便约张策一起去了献珍家，要他不要再提过去的事了，他说：“现在我们还健在，是非要弄清楚，错就是错了嘛!那时搞‘抢救运动’，整了不少人，我是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这句话使我深受感动。胡耀帮同志知道这件事后，由衷地说，老同志要从大局出发，过去彼此之间，有些什么疙疙瘩瘩，宜解不宜结。吸收教训，团结一致向前看。我在延安期间，除了继续学习整风文件和“七大”的报告外，还参加了当时开展的大生产运动，我和淑清在窑洞顶上种了一点蔬菜，培土浇水，体验延安精神，改善生活。由于自己的问题获得解决，淑清和孩子又同在一起，生活较为安定，特别是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提高了认识，认清了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形势，我的思想非常开阔，心情十分愉快。 　　这时抗战前线捷报频传，前苏联又宣布对日作战，出兵东北，到8月15日，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全国人民浴血奋斗，付出了极大代价的8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消息传来，延安一片欢腾，我们全家也沉浸在胜利的欢迎之中，等待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我的九十年/刘建章著.—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