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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文革”遭难

刘建章著

连遭冲击 　　一月“风暴”后，“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本来大混乱的形势更乱了。轰轰烈烈的西南铁路大会战也被迫处于停顿状态。“西工指”也连遭冲击，尤其是在我和郭维诚等“西工指”几位领导同志被揪斗，遭拘禁后，指挥部已经不能行使工地指挥的职权，不能执行任务，从指挥部机关到各级施工单位多数呈瘫痪或半瘫痪的停工状态，铁路建设工地形势一片混乱，很快武斗连起。当时，主管铁路会战的吕正操同志也在北京受批斗，回不了西南，所以我心里十分焦急。因为西南成昆铁路建设，关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事，而且工程艰巨，工期紧迫，党中央毛主席十分重视这条铁路建设，我们是修铁路的，完不成铁路建设任务，是最大的耻辱。至于个人的荣辱安危，我倒没有在乎，而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扭转铁路大会战的混乱局面，使建设少受损失。不过，对为什么要开始这场“文革”运动，为什么要采取许多违背党的传统政策的作法，以及动乱中出现的各种怪异现象，实在也感到不可理解，令人气愤。至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将会怎样，这时我还虑不及此。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对我的批斗也渐渐加温，看管越来越严，不久我又被转移到指挥部办公楼外一间平房内，管束更加严格，完全失去了自由。其他几位领导同志的处境怎样，我已得不到消息。这时，“西工指”有些中层干部也遭到了厄运。他们被说成是执行“吕正操路线”的“保皇派”，整天写不完的检查。值得一提的是铁道兵十师师长尚志功和“西工指”副参谋长张峰同志顾全大局的表现，他们冲破重重阻力，拒不支持破坏西南铁路建设的活动。张峰明确反对造反夺权。当“西工指”发生武斗、被砸抢之际，尚志功指示铁十师的官兵将西工指机关的铁路职工一批批安全送到成都，无一伤亡。为了确保安全，还将有的机关干部用穿军装、坐军车的办法转运。时至今日，这些同志谈到当时的情景，还深深的感谢尚志功同志。尚志功同志抗战初入伍，在战争年代立过战功，在和平建设时期致力于祖国边疆铁路建设，转战南北，曾带领部队几上青藏高原，修建青藏铁路。后任铁道兵参谋长，铁道兵并入铁道部后，任铁道部副部长。是一位忠于铁路事业，苦干实干的好同志，是成昆铁路建设有功人员。 　　1967年六七月间，各单位的造反派已经形成两派，互相对立。成昆铁路北段工地发生武斗，筑路职工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大批被迫离去，工程停建。西昌靠近成昆线北段，正是武斗激烈的地方。第二工程局第七工程处的一派造反派为了不让我受到另一派的揪斗，又将我移到第二设计院院内拘禁，后又转到西昌东北面的喜德县隔离，进行批斗，在斗争会上让我交代问题。不久又被另一派造反派抢到成都军区所在地，拘禁在一所学校里。在这儿除行动不能自由外，对我已无人理会，无人批斗。随后又将我送到成都军区，交给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同志，让我住在军区文工团所在地。这里成都造反派间“武斗”很厉害，为了我的安全，又将我送到成都警备司令部，加以保护。我像一块“宝石”似的，到处抢，到处藏，到处斗，使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斗来斗去，也不知有什么用。此刻我最担心的是三线铁路的问题，即利用在警备司令部的条件，给北京国务院发去电报，向周总理汇报西南铁路建设瘫痪等情况，请示如何处理。还未收到北京回电，中国科学院一伙“红卫兵”又将我揪走，押上小飞机送到北京，拘留在西郊科学院“红卫兵”的“作战处”。不过这时看守有所放松，甚至允许我往家中打电话，终于同淑清取得了联系，她得知了我的下落。 　　第二天，淑清就来到科学院探望，和我见了面。当时我大女儿润芬在外交部工作，她将我被拘禁在科学院的情况向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作了反映，请求给予保护。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得到讯息，便派联络员将我接到中南海国务院的宿舍，与王震等同志和中央其他部委的负责同志住在一起，余秋里、谷牧同志也在那里。我向他们反映，彭敏、黎光同志在西南被造反派揪到各地批斗，下落不明，他们便通知成都军区张国华同志，请他设法找到彭敏、黎光同志。不久他们也被送到了北京。我住进中南海后，用电话告知淑清，说我“在红太阳身边”，叫他们放心。 　　从西昌工地指挥部被拘禁开始，后经成都到北京，我由于较长时间与外界隔绝，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对外面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内心十分焦虑。到了中南海后，所见所闻，比我知道和想像的情况要严重得多。见到周围能接触到的一些领导同志，他们也是心事沉重。这时我既对自己的处境和工作束手无策，又对党和国家的现状及前途深感忧虑。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种动乱现象不过是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只是暂时的问题。坚信党和毛主席，定会把运动引向正轨，动乱一定能够平息，问题得到解决。至于里面还有林彪和江青一伙的阴谋，当时我却毫无所知。 　　不久，李富春等同志有一次在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时，认为西南三线的铁路建设应当尽快复工，并决定派我回西南工地指挥部主持工作。在正式发布命令前让我回家休息，等候通知。这样我才得以和家人团聚，并且幸运平安地过了1968年的春节。 　　可是回到家也是无一日安宁，造反派到处抓我揪斗我，不仅无法再回西南工作，而且不得不东躲西藏。一次造反派要来我家抓我，幸亏秘书王得泉把我从后门接走，藏在他家，才幸免于难。为了安全，他把自己卧房让出来给我住，他们两口子住在厅里守护。他还送我一把电工刀，让我在紧急情况下自卫。我不要，他说：“现在到处在搞武斗，要防止坏人暗算!”，因此我就一直把它藏在衣兜里，后来“四人帮”爪牙把我抓进秦城监狱，从我身上搜出电工刀，问我是干什么用的?我说“自卫”。因此，监狱对我看管得更紧。这期间，部机关大院里还出了一张十分惊人的大字报，标题是“大特务刘建章拉美之行!”中央专案组得知，立即找同我一起去拉美的铁道部国际联运局处长刘麟祥，要他揭发我的特务罪行。刘诙谐地说：“我不知道他给谁当特务，只知道他为代表团作了大量工作，回国后向有关部门作了汇报。写大字报的人知道他的特务罪行，你们去找他们吧!”说罢，刘麟祥拍拍屁股就走了，弄得专案人员哭笑不得，只好作罢。后来我在秦城监狱坐牢，监狱人员审查我，我也同样答道：“谁写大字报你们找谁去!”“文革”中，“四人帮”就是这样捕风捉影地给许多老同志横加莫须有的罪名。 　　囹圄折磨 　　1968年2月13日，那天正是元宵节，节后，我就打算回西南铁路建设工地，可是这天我家却又出现了一个悲剧，这天夜里突然气汹汹地来了几个身穿军服的人闯进家门，以查户口为名，不由分说地将我揪到门口，加上沉重的手铐，押进汽车，当夜送到一处我也认不清的地方，监禁审查。由于事出突然，不了解因由，开始我很不安。第二天家里人用电话询问王震同志，据他了解，抓我的人是当时被“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专案组指派的。 　　我被抓走时，也不知去往何处，只知汽车行驶很长一段路程，似乎在远郊区，到了一个院子里，我被拖下车关进一幢房屋的一个黑洞洞的小房间内，全身脱光检查后换上囚服，事后才知道是北京秦城监狱，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进去后专案组人员就要我交代所谓“反革命历史问题”。上面坐了四五个审查人员，我坐在一个很沉的搬不动的木凳上，先叫我念毛主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语录，接着逼我交代“反革命”罪行。我说，我的历史从来都是革命的，没有什么“反革命”的问题。他们没办法从我口中找出需要的问题，就怒不可遏地指出我过去在延吉敌人监狱关押过，出狱后失掉党的关系，在家乡景县建党，又在日伪机关工作等问题。说我是“叛徒”、“国特”、“日特”、“托派”等等。也就是曾经在1944年“抢救运动”中整我、并在延安中央组织部作过“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的那些老问题。由于我心怀坦荡，又有了“抢救运动”的经验，不管专案组如何蛮横审讯，我除了说明当时情况外，不作任何非史实的凭空编造，更不承认有任何问题，也不怕“算老账”，更不攀扯别人。当时王任重同志也在受审查，专案组人员问我，王任重是谁发展入党的?我说是我。他们说是陈东(吕文芳)、刘文芝。我说陈东、刘文芝就是我发展的。王任重入党虽然经过陈东、刘文芝介绍也是经过我批准的。他们又提出，陈东的堂哥是景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你为什么介绍他入共产党，我说，陈东不像他哥那样，而是倾向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这是他难能可贵的地方，所以我要介绍他入党。总之，凡是涉及有关别人的问题，我只是如实地说明事实，不推脱编造。因此，专案组人员认为我很不老实，态度顽固，使我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和虐待。 　　王任重同志与我同乡，1933年，我在家乡景县任县委书记时，他是景县“乡师”学生运动的领袖，是由我介绍入党的首批学生党员。从此，他就把自己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献给民族解放事业。30年代和40年代初，我们一起在冀南坚持抗日斗争，开辟和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他革命意志坚定，几经历险，毫不畏惧，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浴血奋战，坚持到最后胜利。他勤奋好学，注意理论和文化修养，思想敏锐，善演讲，善写文章，曾任冀南行署副主任。当时被冀南誉为三大才子(李尔重、任仲夷)之一。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成长为我党的中高级领导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解放后，曾任中南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要职，是我党著名的高级领导人之一。 　　我在秦城监狱是关在一间单人牢房里，极其狭小，真是所谓的“斗室”。室内摆放一张两米长的单人木板床，别无他物，只能容我一个人勉强睡卧。我平躺在木板上，双手朝头顶一探，双腿往下一伸，两头就顶到了墙壁，床外没有几步空地，除静坐和躺下外，几乎无可活动之处。我为了活动筋骨，只得站起来打打形意拳。因为这套拳法姿势紧凑，劲力精巧，无需多大活动范围，勉强可以在这“卧牛之地”伸拳踢腿。看守人员看我打拳，质问我想干什么。我回答说，锻炼好身体，出去好为党继续工作。他们一时语塞。放风也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就在牢房窗外。牢房内卫生很差，蚊子苍蝇很多。口渴时不能随便喝水，吃的是窝窝头和菜汤，不给吃饱。解大便不给手纸，我只好用手指去抹。狱中审查搞的是逼供信，被关押人员有的被逼成精神病，有的含冤自杀。 　　我对监狱中的这种迫害和虐待非常气愤，准备写信申诉，向周总理、李富春等同志反映。但专案人员无理刁难，不给笔墨纸张，并说只能写历史问题，不准写申诉书。我只得谎称要写历史，交代问题，这才给了笔墨纸张，但牢房内没有桌椅，我便趴在地下书写。我将狱中种种不法行为写成书面报告，要求改变审查方式，改善狱中生活待遇。专案人员见我不是交代历史问题，而写的是申诉书，立即大怒，当着我的面将它扯碎。狱中的真实情况不仅不能申诉，而且也无法向外透露，家里人也不知道我的死活。我就这样被关押了6年。 　　在我关押期间，不仅我身心受到摧残，而且株连了我的志同道合生死与共的老伴，株连了我的子女。妻子淑清原为部机关幼儿园院长，由于我的牵连，停职反省，关在机关大楼里，不让回家，追逼她揭发我的问题，使上学的小男孩无人照看，母子分离，家不像家。参加工作的8个孩子，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株连，有的政治上受歧视，有的被下放劳动，有的从关键岗位上撤下来。弄得九个子女人人自危，苦不堪言。 　　我坐牢受审，不仅株连了我的亲属子女，而且也株连到同事和警卫人员，我的一位警卫员任连建就是因为为我说了句不平话而被批被打。他是我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警卫员，为人耿直，正义感强，当时他在西南铁路建设的一个工程处任政治处主任，我被抓进秦城监狱后，该处造反派头头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我是“三反分子”，是反革命。任连建当场十分气愤地直问这位头头说： 　　“刘部长虽然被抓，但组织上没有给他做结论，你怎么宣布他是‘三反分子’?” 　　“不是‘三反分子’怎么被抓!” 　　“是不是‘三反分子’由组织定，也轮不着你宣布呀!” 　　此后，就是因为他说了这些话，单位造反派召开大会残酷地批斗他，打得他鼻青脸肿，勒令他交代与我的关系，说他到“西工指”看我和我的老伴(“文革”初受批时)是搞反革命串连，使他蒙受不白之冤。 　　“四人帮”不仅大搞株连政策，而且鼓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和宿命论，来篡改革命思想，毒害了青少年一代，也使很多受审查的老干部子女蒙受株连之苦，使“文革”年代成为冤案如毛的年代。 　　淑清上书毛主席 　　1971年“9·13”林彪自我爆炸后，这里的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当时监狱牢房与世隔绝，什么时事也不知道。不过这年我听到牢房外工作人员“早请示”、“晚汇报”念的词不一样了，过去念的是两句：“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这时后面一句没有了，我估计有问题，形势会有变化，淑清可能来看我。果然不错。1972年，妻子淑清找到当时的交通部部长杨杰同志，他很同情我的遭遇，想办法让淑清到秦城监狱看我。一次，淑清前来探监趁专案人员不在，我将在狱中受虐待的情形告诉了她。并说我曾多次给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写过申诉材料，交给专案组转报，但都被专案组人员撕掉。我伸出了手指朝上举起，示意必须“通天”，嘱她回去后想办法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 　　淑清这次去探监，心情很沉重，不仅自己和子女受株连，身心受到摧残，而且特别担心我的安危。这次与当年太行山“抢救运动”也不一样，那时她还规劝我，要我交代问题；这时她是要为我申冤的。回家她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我在监狱里受虐待的情景，不时地在她的眼前闪过，使她入夜难眠，悲愤不已，决心要给毛主席写信，解救我出狱。我已经坐了5年监狱，她想一定要想方设法把我保出来，不要再受牢狱之苦了。这不是一时感情冲动，而是反复思考后的决断，是一个老党员的良知的呼唤，她觉得这样做在当时是可行的、必要的，因为她也是个老党员了，经过抗日战争，太行整风，解放战争，土改反右，对党的方针路线是了解的。她深知毛主席、周总理是保护干部的，她也了解我在太行整风受打击，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处理干部“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九条方针救了我。所以，对“文革”中一些人的“极左”行径，怒不可遏，尤其对一些老领导老同志受批斗和残酷虐待非常痛心，也无法理解，经常在家生闷气。她对我被抓被关，几年没有音信，没有结案的消息，更是心急如焚，百般思念。想找个知情人问个究竟，给她得到的回答是：“他不会死，死了会通知你的!”这话多么刺她的心呵。这时我们虽然在监狱见了一面，但案情何时何日了结，全然不知，她心里怎么不急呢?我们结婚已40多年，她对我所作所为，了如指掌，不相信我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叛徒特务，把我关押多年，肆意虐待，这是党内斗争不正常现象，加之当时林彪已自我爆炸，因此，她更感到有必要，有信心给毛主席写信，为我解脱。我们已做了40年夫妻，生死与共，她是绝对相信我的。我要她向上反映，顿时也开了她的思路，出于对“四人帮”的憎恨，出于急切地要为我申冤。淑清回到家里，就将在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的大女儿润芬叫回北京，秘密商量向毛主席写申诉信的事情。润芬原在外交部翻译处当秘书，认识在外交部工作的能接近毛主席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同志，想通过她俩把信递上去。王海容和唐闻生对此表示支持，说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毛主席批示了，将会解决一大批受审干部的问题。润芬帮助母亲以刘淑清的名义写好了申诉信，于1972年7月20日通过王海容、唐闻生转呈毛主席。原信内容于下： 　　敬爱的毛主席： 　　我是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同志的爱人。 　　刘建章同志1926年入党，今年62岁。不知何故于1968年2月被拘审查，至今已近5年。最近交通部负责同志曾向冀朝铸同志讲，刘建章同志的历史问题已全部审查清楚，是没有问题的，只待中央最后做结论了。我的全家急切地恳求中央尽快给他的问题做出结论。 　　1972年6月8日，中央专案组通知我们家属准于探视，我们全家非常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但是在探视过程中，我发现他体质很坏，面黄肌瘦，胳臂不能高举，连说话有时也咬字不清。我对他的身体非常担心，加之监狱生活条件如此之差，每天连饮水也是有定量的(每日3杯)，再渴时就只得喝冷水，每天“放风”也只有30分钟时间。有关政治上的大事就更不得而知。像林贼这样大的反党事件，他本人都不知道，而且在中央专案组准予我们探视前也规定不得讲此事。 　　鉴于上述情况，长此下去，他在今后怎能为党继续工作，同时我还担心他在抗日战争中曾负过重伤(只有一肺)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修建西南三线铁路)时被打坏的腰、肋的身体。1964年还作过一次大手术，割除了胆。 　　因此，我请求党中央，毛主席在他确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改变目前对他的这种审查方式，允许家属经常探望，或准他回家等待审查结论，同时也可借机治病。作为我和我的子女，都坚决拥护中央对他的审查，也完全相信毛主席的一贯审干政策的落实。 　　此致 　　敬礼! 　　刘淑清 　　1972年7月20日 　　据王海容说，毛主席看到信后又把她们找去询问情况，她们将所了解的问题，一一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不久，毛主席作出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一废除。” 　　秦城监狱当时实际是受“四人帮”和他们一伙的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控制，那里关押了不少蒙受迫害的老干部。周总理得到毛主席的批示，便借题发挥，特意采取措施，保护那些老干部。他于1972年12月18日郑重地给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作了如下指示： 　　“请你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 　　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子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 　　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 　　三、请公安部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毛主席的批示和周总理的指示，像两颗射向“四人帮”的炸弹，是对他们倒行逆施的罪行最有力的打击，也是吹向受审受害的老干部的暖心、润肺的春风，给他们生的希望。 　　出狱养病 　　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我于1972年底出狱，住在同仁医院就医，不久，回到家里休养，脱离了将近6年的监狱生活。从这以后，秦城监狱又先后放出了几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后来，我碰见了罗瑞卿等同志，他们说要不是刘大姐上书毛主席，也许我们就死在监狱里了。不久我又见到吕正操同志，说起了这件事，他非常感叹地说，刘大姐真是一个好大姐，信写得好，写得及时，不简单。 　　我想，淑清这封信之所以受人称道，在于她在“四人帮”横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敢于写，而且写得及时，写得有分量，写出了一个老党员的心声，她不仅是为解救我而写的，而且也是为同我一起受迫害的老同志所写的，超过夫妻情，同志情，它是我们党的一份有益的历史资料，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刘大姐好就好在这里，使我没齿难忘。 　　出院后，淑清心里一块石头落下了，她跟我一起收拾书房，要我好好安心休养，尽快恢复身体，等待组织安排工作。这时我虽然年过花甲，但身体还好，还能为党工作。一天，在跟淑清闲谈中，我对她感激地说： 　　“淑清，你的状告得好呀，使我们晚年得幸，白首再聚啊!” 　　淑清一笑说：“那也是逼出来的呀!” 　　“你知道外面的反映吗?” 　　“说什么?”淑清诧异地问道。 　　“批件发得很广，老同志看了都交口称赞。罗瑞卿、吕正操同志都在叫好呢!说你在关键时刻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啊!” 　　“我就不相信党中央、毛主席能让这些坏人倒行逆施，他们不会跳得很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候到了总会报的!”淑清越说越生气。我知道淑清指的是“四人帮”，但那时还不敢明说。我赶快把话题接过来说：“不管啥时报，现在我首先要感激你，也代表老同志感激你!” 　　“这是你大女儿和王海容、唐闻生他们的功劳，是她们给传的，要感激得感激毛主席、周总理，是他们老人家保护和救了一大批老干部!” 　　“对，对!不过——你也有一功啊!” 　　“谁叫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员就有这个义务!”淑清说得是那样平淡，可是她做的却是那样惊上动下，使人交口称赞。 　　在党内斗争中，我受的触动比较大，但是有的老同志触动更大、更惨。例如我最早在延边相识的苏子元同志就是一个。出狱后不久，我去拜访了安置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苏子元同志。他1938年被苏联红军打为日特，关押流放18年，回国后，在反右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还未落实政策，他的问题还未解决。当我同他谈起我在“文革”初期和秦城监狱中的遭遇时，这个饱经忧患坎坷的老同志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刘老弟呀，咱们当初入党宣誓的时候，就已决定把自己的全身心交给了党，遭受一些挫折算不了什么，还是要坚信共产主义，好好为党工作。我们毕竟胜利了，我们有了政权，我们会继续前进的。”他的不幸遭遇比我严重得多，却这样心怀坦荡，革命意志坚定，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至今久久不忘。老党员就应该有这种忍辱负重的献身精神。 　　在家养病期间，听到许多老同志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心情十分沉重。尤其听到香慈老同学王增权、胡荣庆等惨遭迫害更感到心碎。胡荣庆也在铁路上工作，是大连铁道学院院长，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文革”中被造反派残害致死。还有被迫害致死的胡步三同志。抗战时期，我们一起在冀南行署共事，后来我们又一起从延安到张家口从事经济工作，我任电业公司经理，他任烟草公司经理，解放后，我们又一起在铁道部工作。他是我党创立初期的党员，黄埔军校学员，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4年转为共产党员，1927年参加党领导的上海工人大暴动，周恩来同志是总指挥，他是一个区的指挥。“文革”中受到残酷批斗，含冤而终。这些事实说明，“四人帮”迫害老干部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这里还想表述一点自己对党内斗争的认识。我是1926年入党，在历次运动中都挨过整，教训体会不少。我们党在长期革命过程中，敌我斗争很残酷、很复杂，很多共产党员除了英勇献身外，还有被捕入狱的，打入敌特机关为党工作的，利用各种手段瞒过敌人保存自己的。对这些人如何审查和对待，一直是历次运动中的一个误区。应该看到，我们党内确实有革命意志不坚定者，有叛徒，有特务，曾给党造成严重损失。对他们必须进行清查，清除出党，保持党的纯洁。但是绝不能把坐过敌人监狱的，在敌特机关工作过的，履行这样那样手续的党员，都当做叛徒、特务。运动一来，就把他们作为审查、批斗对象，甚至投入监狱，没完没了地搞逼供信，进行迫害。这样不仅伤害了一批出生入死为党工作的好同志，在某种程度上也伤了党心、民心，制造了党内灾难。而且还会被一些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和搞宗派活动的人所利用，也助长了党内极“左”分子的滋生，给党造成不应有损失，使很多党员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甚至含冤而终。像我认识的苏子元、王增权、王任重、胡步三、胡荣庆，以及所谓的“61个叛徒”等同志，他们的遭遇值得人们吸取和总结，自然我的遭遇也是一例，党内斗争误区，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渐被认识，代价确实太大，教训确实很深。这点认识不一定正确，仅供研究党史的同志参考。 　　 我的九十年/刘建章著.—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