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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奔赴三线

刘建章著

在西南工地指挥部 　　“文革”前夕，在我国西南地区，展开一场铁路建设大会战，我们着手修建三条铁路干线，即成昆铁路(成都至昆明)，全长1087公里。贵昆铁路(贵阳至昆明)，全长648公里。川黔铁路(重庆至贵阳)，全长430公里。这三条工程宏大的铁路干线，从1958年就开始修建，但由于“大跃进”的影响，工程施工大起大落，成昆线曾三次上马又下马，贵昆、川黔铁路也一度停工。这时续建这三条铁路大干线是党中央重大决策。它不仅对西南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是当时加快“三线”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全国备战工作的迫切需要。这三条铁路工程十分艰巨，党中央决定采取会战的形式组织施工。三条铁路的建设成功，在我国铁路建设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64年5月以后，由于美、苏两国加紧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备战形式十分突出，经济工作中的备战问题也摆到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在一次党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将全国各地区划分为三线，以便于加强战备的意见。三线是指京广铁路以西的内地，以此作为战略基地，加强建设。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党中央书记处于8月份决定集中力量进行三线建设，制定了加快西南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决策，以防备帝国主义分子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毛泽东同志突出强调了“成昆铁路要快修”，“川黔、贵昆铁路也要快修”的要求，以形成联通云、贵、川三省的铁路运输网。为此，铁道部对铁路建设调整了发展方向，加强了西南铁路的修筑。用于新建铁路的投资所占全路基建投资的比重，从1964年起即有明显增加，当年由1963年的40．9％提高到45．9％；以后几年提高到60％以上，有的年度还超过于70％。铁路工业的发展重点也向西南地区转移。 　　在党中央领导下，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开始了，与此同时为“三线”建设服务的西南铁路建设大会战也打响了。 　　1964年9月，遵照中央指示，组成了有铁道部、铁道兵、商业部、四川省经委主要领导同志参加的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同志任总指挥，铁道部代部长吕正操、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诚、国家科委副主任彭敏、商业部副部长张永励、四川省经委副主任熊宇忠等同志任副总指挥，彭敏同志兼任总工程师。我也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同时，在总指挥部之下，设立铁路建设西南工地指挥部(简称“西工指”)、技术委员会和支援铁路修建委员会，统一领导和集中指挥这场大会战。工地指挥部按解放军建制，设立司令员，政治委员，由吕正操同志兼任司令员，副司令员由郭维诚同志兼任，副政治委员由我兼任。中共工地指挥部委员会书记由我兼任，总工程师和技委主任由彭敏同志兼任，另一副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由黎光同志担任。还有担任副主任的是铁道兵张治安、成都铁路局计琢成同志，担任参谋长的是铁道部李荣村同志，担任副参谋长的是铁道兵张峰同志，担任后勤部部长的是谢华同志，副部长是董廷恒同志。谭葆宪同志任工程部总工程师。 　　西南铁路大会战，不仅具有重大的战备意义和经济意义，而且工程浩大，山高谷深，桥隧相连，任务艰巨。尤其是成昆铁路，地处横断山脉，穿越大小凉山，地质复杂，断层、溶洞、暗河、瓦斯地带较多，号称“地质博物馆”，其工程艰巨性，实属修路史上罕见。西南铁路建设各级指挥机构确定以后，吕正操同志要求铁道部、铁道兵抽调优秀的精兵强将上西南，好人好马上前线。决心打一场攻坚战和歼灭战。铁道部负责具体调度，全国铁路各单位全力支援，铁道兵部队立即行动，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同志也亲自动员大批民工参战，共约30多万的修路队伍陆续到达工地，形成庞大雄壮的态势，大会战迅速展开了。至此，成昆、贵昆、川黔这三条铁路大干线全面复工，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宣布我担任西南铁路建设副总指挥以前，铁道部党委就已决定由吕正操同志负责领导西南铁路的修建，并让我协助他参加筹备工作，由我和郭维诚、彭敏、黎光等同志预先筹划组织机构的设立和人员干部的配备。吕正操同志不在北京时，铁道部的工作由副部长武竞天同志主持。约在1964年7月间，我会同郭维诚、彭敏、黎光等同志共20多人离开北京，乘飞机前往成都，与先去成都的吕正操同志会合一起，向以李井泉同志为首的西南局汇报，商定机构组建、人员配备和工作进行等项事宜，还在成都设立总指挥部办公室。三四天后，乘飞机去贵阳，稍事停留，转赴贵阳西南方向的安顺。安顺市自古为黔滇交通要道，有“黔之腹，滇之喉”的称号，工地指挥部就设在这里，便利对三条干线修筑的指挥调度。同时责令在贵阳管理后勤的行政管理局局长李东林同志，做好人员的饮食、住宿、办公等安顿工作。随后向北京铁道部党委发电，汇报筹建工作进展情况，告知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于9月10日在成都成立，工地指挥部等机构也相继成立，在安顺开始办公，负责全面指挥和组织工程的进行。 　　在成立总指挥部时，对于怎样部署修路施工的会战，我同总指挥部几位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作了几次研究，取得了一致意见。在我们到达安顺后，由我主持召开了工地指挥部的第一次党委会。为了统一西南铁路大会战30万人的思想，吕正操同志在会上提出了一整套贯彻毛主席战略决策的指挥要求，即贯彻一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执行三大任务(建路、建军、建章)，达到三高一低(高速度、高质量、高标准、低造价)，处理好三大矛盾(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抓好八个字(从难、从严、落实、过硬)的修路方针。它包括了修建三线铁路的指导思想、基本任务、奋斗目标和战斗风格，集中体现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中央对西南铁路建设的指示精神，反映了参加这场大会战所有干部、工人、指战员、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心愿。吕正操同志本着统筹全局、力争主动、全面铺开、有所侧重、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的原则，初步拟定了会战的部署和施工规划：以成昆线为中心，集中力量先取川黔线，次取贵昆线，然后会战成昆线。按照这个部署，预定川黔线1965年“八一”接轨，“十一”通车；成昆线南北并进，主攻北段，争取1968年“七一”通车。 　　“西工指”成立后，我当时考虑，指挥部的工作与铁道部机关有很大不同：一方面是西南三线建设任务紧张；一方面是与工程现场紧密相连，负责具体组织和指挥施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求指挥部机关和全体干部具备吃苦耐劳的健壮体魄和紧张顽强的战斗作风。因此，我提出一个参加“二动”的口号，号召大家参加体力劳动，坚持体育运动。除了日常打扫卫生、搬运物品干部都要动手外，还要去现场参加挖土方、运石块等劳动。那时正是九十月间秋收季节，安顺附近的苗族老乡都在紧张地收割稻谷，我便组织干部分赴四乡帮助他们割禾脱粒，博得了苗族同胞的好感，密切了同他们的关系，也取得了他们对铁路的支持。同时我还支持工会、共青团组织各种球队，自己带头打篮球、排球，举行比赛，使大家锻炼了身体，也活跃了生活。在此期间，铁路文工团也到安顺、昆明及沿线工地慰问演出，铁路医院也派医生到工地为职工治病等，提高了队伍的士气和战斗力。 　　正当各项工作繁忙紧张进行之际，我因劳累，胆结石症发作，剧烈的疼痛使我不能坚持工作。经党委批准，让我回北京治疗。我在北京医院住院动手术后不久，又匆匆返回安顺，继续工作。 　　11月5日，国防部奉周总理指示，任命吕正操同志兼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这样进一步加强了对铁道兵与铁路各单位的统一领导。我回到安顺不久，北京传来消息。说要调我到甘肃省工作，任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兰州市委书记。正操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不愿走，要同他一起继续修筑西南铁路。正操同志说：“好，就在这里修铁路”。在他的支持下，北京消息未成事实。 　　同年第四季度，毛主席提出“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要求和开展设计革命的口号。“西工指”党委立即部署，动员铁路各设计单位迅速行动，掀起设计革命高潮。并制订了一个设计条例，要求在设计思想、设计原则和设计方法上破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繁琐哲学和陈规陋习，提倡唯物主义，按辩证法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吕正操同志提出设计部门要“下楼出院”，现场设计，现场调查，现场鉴定。这个设计条例，还呈送给毛主席审阅批示，印发所有参加西南铁路建设的各单位学习、贯彻、执行。 　　设计革命解放了广大技术干部的思想。铁二院的技术人员改变以往的作法，全部“下楼出院”，尽力配合现场施工需要，努力使设计符合实际，保证30万施工大军提前修通成昆铁路。在设计革命推动下，成昆铁路高新设计方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牵引动力、通信信号、线路上部建筑、桥隧土石方各项快速施工方面，采用了各种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结构、新材料和新的施工方法。 　　当时我在“西工指”的工作主要有这几项：一是协助吕正操同志做好施工各单位部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建设，二是支持郭维诚同志的行政业务工作，动员上下各级领导和干部职工，落实他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和布置安排；三是协调，解决各单位各部门之间干部职工中发生的矛盾，使之能协调一致，团结合作。 　　参加西南铁路建设的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在铁道部系统主要有第二设计院、西南铁路工程局(后改为第二工程局)、华北铁路工程局(后改为第四工程局)、大桥工程局、隧道工程局、电务工程总队、成都铁路局和昆明铁路局等单位；还从铁路以外调来了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人员都是来自四面八方，大家集中在一起，彼此互不熟悉。铁道兵和铁道部系统又因兵民建制不同，作法各异，常因任务分配、调度安排等方面不免发生某些矛盾，影响团结协作。在施工条件方面，三条干线所经之处山高谷深，坡陡流急，地质构造极为复杂，勘测设计施工任务十分繁重，工期紧迫，劳动紧张。加之旷野偏僻，交通闭塞，物资供应困难，职工生活艰苦，思想产生波动。 　　根据以上情况，“西工指”党委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首要的是加强党对施工的领导，要求施工队伍的各级党委和支部，除加强自身的建设外，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施工生产上，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和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坚决贯彻党中央对西南铁路建设的指示，认真执行指挥部党委的各项要求。凡属上级有关的施工命令、指示、计划和组织措施，从各级党委到支部都要作为重大问题认真研究，精心组织实施。要求干部指战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我指定有关部门大量印发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组织全体党员学习，提高觉悟，并发动党团员吃苦在先，勇挑重担，在施工队伍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强调要关心职工生活，越是条件艰苦就越要关心，责令后勤工作必须紧紧跟上，并发动干部职工出主意想办法克服困难。“西工指”党委，还充分利用出版报纸，编印书刊，拍摄电影等宣传工具和举办“北有大庆，南有成昆”展览等活动宣传激励群众。“西工指”党委要求各级政治部门广泛深入地做好施工中的思想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团结协作工作。那时铁道兵部分指战员和铁路的部分干部职工中有时有些意见，发生隔阂争执，影响团结。我除对各级党委和政治部门要求注意这个问题，做好团结工作外，还在各种场合指出，大家要以三线建设为重，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完成任务。并且下到施工现场，特别是到铁道兵部队找指战员谈心，解除误会，解开疙瘩，抛弃成见，携手协作。当时下面不少同志幽默地管我叫“高级泥瓦匠”，意思是说我一心为搞好团结，会“和稀泥”。因为我常对他们说，你们来自各方面的同志，好像是一根一根散开的钢筋，如果没有水泥，就不能使大家凝结在一起，形成一股坚实的力量，政治工作就好像是水泥，我不过就是个“泥瓦匠”，给你们加水和水泥，促进凝固，搞好团结。后来我们报请军委批准，将“西工指”机关作为军队建制，相当于大军区一级的指挥机构，编号为320部队，人员穿军装，佩戴帽徽和领章，但不算军籍。这样做，便于下去检查工作，到铁道兵所辖工地，易于接触他们的指战员，不致发生隔阂。经过这些工作，促进了团结。 　　由于“西工指”党委对政治工作重视，工地上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鼓动十分活跃，劳动竞赛热烈展开，各单位的标语牌、黑板报都很红火。施工队伍中流传着各种豪言壮语，激动人心。各工地到处宣传好人好事，英雄模范事迹及时得以表扬，呈现一派热气腾腾、欣欣向荣的景象。广大干部、工人、指战员和科技人员，都以临战姿态，把工地当战场。争分夺秒抢时间，争速度，为西南铁路建设多流几滴汗，多出一把力。在川黔线的长(隧道)、大(桥)、重(重点土石方)工程中，针对职工群众面对异常艰巨的任务，提出了“劈开江河层层浪，打开拦路重重山，英雄志在党领导，敢教铁龙游高原”的誓言，突破了不少关键工程，完成了施工任务。如在隧道施工中开展的“月成洞百米”竞赛运动中，成昆线上的关村坝隧道，在开工后的第三个月，就双口挖进实现百米成洞，党中央为此专门发了贺电。在思想政治工作中，黎光同志作了许多具体工作，吕正操同志对黎光同志的工作很满意，认为他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并要他到北京介绍经验。 　　由于西南地区条件艰苦，施工紧张，我们对干部特殊化的问题也特别注意。要求各级干部和职工群众一定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指挥部机关干部和我都住在简易房屋内。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就餐。我还要求指挥部干部下工地时，一定不要接受礼物，吃饭要给钱。 　　1965年1月4日，中央任命吕正操同志为铁道部部长、铁道部党委书记。他除了负责西南铁路建设外，更要将一分部精力放在铁道部的工作上。因此，他经常要离开西南。1965年3 4月之间，他又率领中国铁路代表团，出席在越南河内举行的铁路合作组织第十届铁道部长会议，离开了一段时间。遇到这样的时候，就由我和郭维诚、彭敏等同志主持“西工指”的工作。特别是这年3月，铁道部党委在《1965年工作要点》中强调，西南三条铁路的修建，必须全路动员，集中力量按计划进行，“西工指”更是首当其任。这样我就感到担子更重，更得要求自己和大家合作共事，尽心竭力做好工作。 　　三线铁路的修筑 　　1965年上半年，川黔铁路的赶贵段(赶水至贵阳)进入收尾阶段，一些长(长隧道)、大(大桥)、重(重点工程)工程都将陆续完工。为了总结前一段会战的工作，布置下一段的会战任务，并交流各单位的经验，1965年5月，由吕正操同志主持，我参加了在成都召开的“西工指”第二次党委会。会上大家讨论，认为当时川黔、贵昆两线施工进展顺利，成昆线上控制全线工期的关村坝长隧道挖掘速度高，这种情况有利于使成昆线从重点施工较快地转入全面施工。于是提出了成昆线采取南北并进、主攻北段的方法，争取1968年7月1日全线在金江接轨，1969年上半年全线通车的方案。会上有人提出，为了稳妥起见，确切工期应待一年之后看一看再确定，我很同意这个意见，会议就这样作了决定。这次会议按说开得很好，但为了一个“工改兵”的问题，在讨论中引起了争论，发生了不愉快。原来吕正操同志考虑，将铁路工程部门改为铁道兵建制，即“工改兵”，比较能适应流动分散的工作，也便于加强统一领导，并向中央提出了建议，在部分单位进行了试点。在这次党委会上，他为了推进“工改兵”，又提出了这个意见。当时有人不同意这个意见，发生了争执。我担心影响团结，及时做了思想工作。但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竟借此诬蔑吕正操同志和我“反党篡军”，并作为“罪状”之一，将他和我进行揪斗。 　　这次会议后，川黔线广大修路职工更加努力，昼夜奋战，于当年7月8日全线胜利修成，在桐梓白沙窝中桥南端接轨通车，提前实现了指挥部提出的“先取川黔线”的部署。当时这条铁路的修通，给贵州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当地许多没有见过铁路的老乡都到铁路边参观，一些老年人摸着崭新乌亮的钢轨，忍不住激动感叹欢呼，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为三线人民办好事。有人写了这样一首诗：“乌油油的钢轨崭崭新，直溜溜的铁路通北京。手摸钢轨笑在脸啊，眼含热泪喜在心。”这首诗的确是朴素而又热烈地表现了西南各族群众对修建铁路的喜悦心情。我在各工地检查时也深为这种情景所感动。 　　川黔线接轨后，工作重点由川黔线转移到贵昆和成昆线，“西工指”机关也由安顺迁移到成昆线上的西昌。这时指挥部机关的大部分干部都下现场检查和帮助工作，我也抽出较多时间去往各重点工地巡视。在贵昆线上，我主要去了由铁道兵负责施工的水城西南到昆明的地段。其中有六盘水、梅花山隧道、北盘江大桥等工地。梅花山隧道位于乌蒙山区，隧道通过五个大断层，还有多处暗河、溶洞和煤层。1965年9月，隧道出口平行导洞内的地下水大量涌出，一昼夜最大涌水量达5万吨，给施工带来很大困难，铁道兵部队千方百计采用排堵结合的综合整治办法，终于征服了汹涌的地下水，并且使得双口平均月成洞达213米，单口月成洞最高达400米。 　　北盘江大桥是在一座“天生桥”上面架起的桥梁，位于树舍、宣威间。“天生桥”是横跨在云贵两省交界处的可渡河上，是自然形成的跨谷石山“桥”。可渡河激流从石山下溶洞里穿过，一边是贵州边界的狮子口，另一边是云南边境的老虎嘴，两边都是悬崖绝壁。要在这两扇绝壁中间的“天生桥”上，架起了一座长达526米，墩高44米的特大桥，谈何容易。我在这些地方巡视时，看到了铁道兵的指战员个个英勇奋战，他们不畏艰险，想方设法动脑筋，钻研和采用了各种新技术和施工方法，终于建成这座举世罕见的大桥。 　　铁道兵是1948年组建的，当时是铁路建设一支重要力量，确实发扬了我军艰苦奋斗，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在西南三线铁路建设发挥了“突击队“的作用。 　　1965年11月，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富春、李井泉、薄一波等同志，在吕正操同志陪同下，来到了西南，视察了成昆、川黔、贵昆铁路的施工工地。当时我留守在指挥部机关，没有随同前往。后来吕正操同志向我们传达了情况，说党中央十分关心三线铁路建设，邓小平同志一行在关村坝隧道内观看了掌子面隧道开挖，沿川黔线观看了凉凤垭隧道和乌江大桥等工程。11月23日，邓小平同志一行还在贵阳接见了参加修筑三线的部分干部。他们还到当时贵昆铁路铺轨最前方的关寨地区视察，接见了工地上的干部和工人，参观了关寨三线隧道和关寨大桥的桥梁架设，并同施工现场的干部合影。那时已是61岁的邓小平同志，不但身体健康，而且兴致勃勃地为关寨站题写了站名。当时中央政治局正在上海开会，毛主席叫人两次发电要小平同志去上海参加会议，由于视察工地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也没有来得及参加。邓小平等同志在沿线视察时，对铁路职工和铁道兵指战员慰勉有加，并作了重要指示。小平同志的视察有力地推动了三线铁路的建设。 　　1966年1月，“西工指”党委与铁道部党委在成都锦江宾馆联合召开全路工作会议，传达了小平同志和中央首长的指示，总结一年多来西南三线铁路建设经验，研究如何加快成昆铁路修建问题。除工地指挥部主要成员外，吕正操同志和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同志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研究，鉴于川黔线已经修成，贵昆线已经完成大部分主体工程，也即将提前修通，两线的施工力量可以提早转入成昆线；而成昆线北段已于1965年底铺轨到峨眉附近的沙湾，南端工程进展也较快，因此完全有可能提前修通成昆线。最后会议决定责成“西工指”作出提前修通成昆线的调整方案。根据会议决定，“西工指”首先拟定了1966年的施工安排，要求南北两段于年底分别提前铺轨到达一平浪和过大渡河，并对施工力量和管段划分作适当调整。这次会议以后“西工指”根据形势要求，和施工进度出现高速发展的情况，对施工部署进行了全面调整，确定力争全线提前于1968年7月1日在金江接轨。 　　小平同志视察三线后，三线铁路建设进入了黄金时期，各方面的进展都很顺利。指挥部的领导同志亲临现场指挥，集中路内外的工程技术专家，组成桥梁、隧道、线路和电务等战斗组、进行技术攻关，突破各类关键工程。作为司令员的吕正操同志，更是显示出了他的才干。吕正操同志长期从事铁路工作，对铁路有着深厚感情，经验丰富。他从实际出发，提出过许多好的思路和方法。比如，对于新线建设，要“先通后备”，即集中优势兵力先把线路修通，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再使它完备起来，尽快形成运输能力；对于统筹铁路建设，要“固本简末”，抓主要矛盾，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重点用在最关键最根本的地方，其他的能简则简，能省则省；在设计工作中，设计部门和人员要“下楼出院”；在施工方法中，提出沿河流修路要“宁里勿外”，确保百年大计和安全。打山洞时要“早进晚出”，把苦干和巧干结合起来，把效率和安全统一起来，等等。这一切，极大地促进了三线铁路建设的顺利发展。他的这些思路和做法，我认为直到今天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了。铁道部机关也进行了动员，领导干部开始受到冲击。此时，西南地区还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三线铁路建设正热火朝天，所有参战人员上下一心，精神焕发，夜以继日地战斗在各个工地。这个时期我的心情也非常舒畅，对于北京和其他各地的动乱情况，也没有太多的关注，而是和指挥部成员们一起集中精力抓关键工程的建设。但是没有想到，一场厄运即将来到，三线铁路建设因而也推迟了二年才勉强完成。 　　在回忆西南铁路建设这段历史时，不能不提到担任首长秘书工作的同志们，当时担任吕正操的秘书是沈恒泽，我的秘书孙家炽，郭维诚的秘书许成铭，鼓敏的秘书李本深，黎光的秘书杨开伦等。他们的工作很辛苦，很劳累，顾不上小家经常加班加点，误餐熬夜。还要随首长下现场，跋山涉水，察看线路工地。他们除了帮助首长工作，还要为首长安排业余文化生活，如打球、游泳等。“西工指”机关面临西昌邛海，是一处游泳胜地。我和彭敏都爱好游泳，平时直游对岸就有两公里远，星期日我们斜向游至黑龙潭，长达8公里。会水的秘书于云龙、韩铁山、刘金堂等跟在我们后面游，照顾我们的安全。至今我想起他们，总有一股温馨绕上心头。 　　在夺权风暴中 　　正当西南大会战高潮迭起之时，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跟铁道部主管西南铁路会战的吕正操部长到了西南，本想大干一场，为实现中央加快三线建设，加快铁路发展的决策作点贡献。但很快“文革”邪火就烧到我们头上。风云突变，妖风四起，一时间，我们就成了造反派批斗的“黑五类”，成了“四人帮”的阶下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之前，在铁道部机关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这就是突然对部长吕正操同志的批斗。那是当年的春天，铁道兵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在西南组织和指挥铁路大会战的身兼铁道兵第一政委的吕正操同志从西南回到北京出席会议。听取几天会议后。想即返回西南，继续领导三线铁路的修建。不料“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却过早地烧到他的头上。这时“文革”刚刚开始，4月间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同志进行错误批判。会上有人提出，正操同志1946年在东北时曾追随彭真同志反对林彪，因而要正操同志向中央“还账”。这样，正操同志只得继续滞留北京，检查交代问题。当时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同志主持铁道部的日常工作。他根据薄一波同志的指示，组织召开部分局级干部参加的小型会议，让正操同志交代所谓“桃园三结义”(指彭真、林枫、吕正操三人反对林彪)和所谓国民党对其策反的问题。铁道部机关也开始出现了揭发批判吕正操的大小字报。这时我因事离开西南，正在北京，也被通知参加了那次小型会议，在会上我没有发言。每次会后，我的秘书孙家炽和正操同志的秘书沈恒泽都到他家去，我去正操同志家看望他，我颇感不安，认为这种做法不正常。由于正操同志不能再回西南工作。当时任工交政治部主任的谷牧同志召见我，要我回西南去管三线铁路的修建，他对我说：“看来揭批正操同志还会深入，他是回不去了，老刘啊!现在斗争很激烈，老吕回不去了，你要回西南坚持修路工作。”这样，不久我就离开北京，返回西昌。 　　在我返回西昌之前，“西工指”机关极少数干部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开始对“西工指”第一次党委会确定的指导思想、方针进行了攻击，特别攻击吕正操同志。他们说：“吕正操同志的讲话没有突出政治”、“篡改了铁道兵的建军方向”、“工改兵是篡夺铁道兵军权的阴谋”、“为右派翻案”、“技术挂帅”等等。这些攻击言论，在职工群众中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文革”全面发动之后，西南地区虽然还算比较平稳，但在各地动乱的影响下，西南铁路工地各单位也开始人心不稳，互相串连，出现酝酿“造反”的现象。在北京，正操同志在铁道部机关遭到围攻，满院的大字报揭批他的所谓“罪行”，有些大字报还涉及到我和其他领导干部。很快消息便传到西南工地指挥部，一些人也蠢蠢欲动，原来的攻击言论更加公开传播，有的人还起来“造反”。当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对这些怪事的出现不可理解。虽然忙碌于召开会议，下现场检查处理工作，无暇多去思考这些问题，但总是忐忑不安，忧心忡忡，只好耐心等待，静观事态的发展。此时，成昆铁路工程修建仍在照常继续进行。 　　1967年1月，从上海开始随后在全国掀起了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被称为“一月风暴”。1月22日，铁道部也被一伙造反派夺了权。吕正操同志被江青等人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点名批判，遂即被“造反派”揪斗。这时西南地区动乱已经加剧。三线各铁路施工部门不少人也起来造反，纷纷成立战斗队，贴大字报，揪斗干部。唐山铁道学院、石家庄铁道兵学院等处的造反派先后来到西南工地串连，更是推波助澜，打、砸、抢、抄、抓这类混乱现象到处都有发生。1月23日，石家庄铁道兵学院的“501造反团”在部分干部的支持下，也夺了工地指挥部的权，组成什么“夺权委员会”。中层以上干部大部分被揪斗、隔离。“西工指”副指挥郭维诚、黎光等同志和我被贴大字报、勒令“靠边站”、围攻揪斗、实行“武装看押”。开始我被拘禁在指挥部一间小平房内，限制自由行动，监督劳动，打扫厕所，责令写检讨书，交代“罪行”，后又转到指挥部楼上，有两个专人看管。吕正操同志本人虽然不在西昌，也受到当地造反派的肆意攻击，批判所谓的“正操思想”、“吕家王朝”。在修建西南铁路时，原来铁道兵规定每年有40天～60天的军训时期，与铁路职工不同。正操同志认为应全力修路，提出“机械上山，刀枪入库”，不赞成另搞军训。认为战时抢修铁路，平时也是修铁路，就是这样的正确意见，也被诬蔑为“三和一少”。给我加上的罪名是什么反党篡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不准闹革命、贩卖“黑修养”、“吕家王朝”出谋划策的狗头军师等等。郭维诚、黎光同志被打成“吕家王朝的吹鼓手”，最后还升级为“反党篡军集团”。我和郭维诚被戴上高帽，低头曲背，连遭造反派批斗，并被拘禁起来，西工指已无法领导铁路会战。 　　在我被拘禁之前，我妻子淑清带着一个孩子，第二次来到西昌指挥部，同我住在一起，照料我的生活。这时把我们隔离开来，不准接触。她很不放心，想方设法与我联系，了解情况，给予照顾。她还跟造反派说理，说我的问题已在延安作了结论，在铁道部也是兢兢业业地工作，三线建设是毛主席、周总理定的，说我参加三线建设也没有错，为什么要批斗我。可是打倒一切不怕生产建设遭受损失的造反派是不同你讲理的，那时是无理可讲，越讲越要批斗你，而且要斗倒、斗臭。来势如洪水猛兽。淑清不仅讲不了理，而且一批造反派冲进我们住处，勒令她离开指挥部机关。她在西南无处可去，只得带着孩子从成都转回北京。 　　临行之前，我还被关押在西工指造反派设的看守室内。看守人员横蛮凶狠，不准淑清与我说话，只能送水送饭。淑清乘送水的机会，用手指头沾着水在桌上写了三句话： 　　“中央定!” 　　“不害人!” 　　“受不了，说没用的话!” 　　由于用白开水写的字，我看不清，淑清又小声地在我耳边重复了一遍，我点了点头，表示懂了。我理解她三句话的意思是要我相信党中央会给我做结论的；要我不要扯连别人；要我要注意斗争策略。淑清是一位老党员，参加过抗日战争时我党太行党校的整风，对党的干部政策是了解的，所以临行前给我留下了这三句衷言。 　　淑清回到北京，也立即遭到部机关造反派的揪斗，体罚在院内打扫卫生，在凛冽的寒风中打水扫地。当时她已是年过半百的小脚老太婆，上8楼送水，不让她坐电梯，而是一步一步地向上爬，确实惨不忍睹。就这样她还日夜惦记我在西南的安危。一种患难之情，真是感人肺腑。她的临别留言，一直记在我的心里，成为与“文革”邪火作斗争的一种支撑力量。一直到进秦城监狱后我还记着它。 　　 我的九十年/刘建章著.—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