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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周扬在“左联”工作的时候

任白戈

我是1933年下半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当时，蒋介石反动派实行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达到高潮，“左联”继李伟森、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同志惨遭杀害之后，又有一些同志先后被捕，处境十分困难。 　　1934年初，“左联”举行了秘密选举，选出执行委员，再由执行委员选出常务委员会，负责领导“左联”的日常工作。我记得当时选出的执行委员，有鲁迅、茅盾、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沙汀、艾芜、夏征农、何谷天(周文)、胡风和我等二十多人。有些人我记不清楚就不列出了。常委会负责人是鲁迅、胡风、何谷天和我。鲁迅作书记，胡风作秘书长，何谷天作组织部长，我作宣传部长。鲁迅先生由于被国民党监视不便参加常委会，经常开会的只有胡风、何谷天和我三个人。周扬同志经常出席我们的常委会，但他是代表“左联”的上级组织“文总”出席作指导的。以后我才知道他是“左联”的党团书记。开始周扬同志到会发表一些意见，我们几个人都是尊重执行的。逐渐情况发生了变化。胡风经常表示不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但由于何谷天同志是党员，在组织原则上他应该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常常是我和何谷天同志两人对胡风一人。周扬同志的意见在“左联”常委会上还是得到了贯彻执行。但是胡风担任秘书长的职务，我们常委会的工作由他负责向鲁迅先生报告请示，他常常在传达鲁迅先生指示的时候带进一些他自己的意见，有些就显然与周扬同志的意见不同。本来“左联”是在双重领导下工作：一方面要接受鲁迅先生的领导，一方面要接受党的领导。这两方面的领导要做到一致而不发生矛盾，主要是靠党的组织如何与鲁迅先生通气和协商，而且善于听取和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同时也依靠“左联”向鲁迅先生汇报请示工作的人能够如实地反映情况，并善于领会和疏通双方的意见。如果胡风在与鲁迅先生接近取得信任之后，能够本着团结的方针，多做一些团结的工作是可以协调一致的。据我看来，鲁迅先生对“左联”的工作提的意见都是建设性的，从来没有说过不同意党的领导的话。而周扬等同志也是非常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的。只是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他们不能常常同鲁迅先生商量问题。鲁迅先生指示的意见和周扬同志传达的党的意见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只是对某些个别问题的看法和提法有所不同，这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左联”常委的工作，由于我同何谷天同志都按照鲁迅先生的指示和党的指示去办，常委会的工作还能照常进行。党对“左联”的领导由于鲁迅先生的支持始终贯彻于工作中，无论在宣传教育工作，还是组织工作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左联”下面的组织，完全和党的组织一样，分为沪东、沪西、闸北、法南(法租界和南市)四个区。各区配备有区委书记。盟员主要是各学校、机关有志革命文化事业并正在进行创作的青年，其中以大学生为最多。这几个区的工作由组织部具体负责领导。同时又把一些成名作家编为理论、小说、诗歌几个创作研究组，亦称理论研究委员会、小说研究委员会和诗歌研究委员会，分别进行集体研究工作，大家交流创作经验，互相审阅作品，提出改进意见。这方面的工作由宣传部具体负责领导。组织部和宣传部都设有几名干事协助部长工作。当我作宣传部长的时候，部里的干事是魏猛克、杨潮、苏灵扬、胡涛华等人，周扬同志还多次出席过我们的宣传会议。 　　“左联”上面的领导机关叫“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党的领导组织是“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左联”、“社联”、“剧联”、“音联”、“美联”、“教联”等都在它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当时“文委”和“文总”的领导人是林柏修(杜国庠)、夏衍(沈端先)、周扬、田汉、阳翰笙(华汉)、钱亦石等，内外是一致的。他们对各个联盟的工作的领导都用“文总”的名义。对各个联盟党团的领导则由“文委”负责。许多问题都由“文委”集体作出决定，再由“文总”下达到各个联盟执行。当时“文委”的负责同志一方面要做领导工作，一方面要写文章取得稿费作为生活费用，同时还要躲避敌人的搜捕，他们的处境是很险恶的，工作是很繁重的。 　　1934年秋天，有一天林伯修同志和田汉同志找我谈话，说胡风和南京有关系，不能再担任“左联”的秘书长，要我做“左联”的秘书长。并告诉我这是“文委”决定的。我知道这是党组织的决定，明知担任这一职务有很多困难，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时我曾要求他们向鲁迅先生介绍我所担任的职务，使我有机会向鲁迅先生报告请示工作，他们也答应了。从此我便担任了“左联”秘书长的工作。何谷天同志仍然作组织部长，杨潮同志具体负责组织部的工作。不久，田汉同志就告诉我，鲁迅先生说他不想管“左联”的事，“文总”决定由他代理鲁迅先生的书记职务，有事情直接找他，不要去找鲁迅先生。此后，凡是“左联”要向“文总”请示报告的事我都找田汉同志。田汉同志亦常常主动找我交待一些工作，有时甚至交待我写某一篇文章。我与田汉的关系非常密切，要找他随时都可以找着。不知什么原故，从此周扬同志就不领导“左联”的工作，至少是对我不发生工作关系。我与周扬同志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到了1935年夏天，因为我写文章批评了杨*(左屯右阝)人和韩传术，他们就在《星火》杂志上批评我的时候公开说我是“左联”的负责人。杨*(左屯右阝)人的文章故意抬高我的身份，把我比作诸葛亮，韩传术却用“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语句来讽刺“左联”无人，已到了没落的时期。他们这种揭露我的身份的文章，当然要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于是我的处境更困难了，几乎每个星期都要迁移一次住处。恰巧这时从沙汀同志处知道周扬同志在上海，我便通过沙汀同志找到周扬同志提出离开上海到日本去的要求。周扬同志同意了，我便离开上海到日本东京去。我到东京后不久，“左联”的盟员林为梁同志(后名林基路，在新疆牺牲)从上海到东京，说他在上海见了周扬同志，周扬同志要他转告我，在东京成立“文总”，由我作书记，杜鲁人(何干之)同志搞宣传，官一民同志搞组织，组成干事会，领导东京“左联”等团体。当时即将一些不搞文学创作的同志划为“社联”的盟员，由林为梁同志负责领导，又将参加戏剧工作的“左联”盟员和一些接近“左联”的人组成“剧联”，还有张翼、郭宏基二同志组成的拉丁化协会，统归“文总”领导。杜鲁人同志原是上海“社联”的盟员，担负过一定领导责任，我在上海就认识他，林为梁、官一民都是他的学生，在分工时就确定由杜鲁人同志领导“社联”，我领导“左联”和“剧联”，官一民同志领导拉丁化协会，亦担任日常的组织工作。这个“文总”只开过几次会，讨论过一些文化运动中遇到的问题，存在的时间不长，没有发挥过什么作用，以后随着“左联”的解散而解散了。 　　1935年底到1936年初这一时间，我们听到了“左联”要解散的消息。东京“左联”的同志都不了解为什么要解散，而且大多数是不同意解散的，大家就要我回到上海问个明白。我回到上海，见了周扬同志。周扬同志说，接到“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同志来信，说中国要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就要解散。同时又从外文刊物上看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提出要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应当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看来萧三同志的信是有理论和组织根据的，所以才按照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决定解散“左联”来组织一切爱国作家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家组织。我问鲁迅先生是否同意，周扬同志说，鲁迅先生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并说萧三的信就是由鲁迅先生转来的。我又问“左联”解散了以后，那里没有党的组织，以后东京那些文艺团体怎么领导呢?周扬同志说要成立一个核心组织，吸收一些够共产党员条件的人参加，将来由党接收。我觉得周扬讲的有道理，再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只在上海住了两三天就返回日本东京去向“左联”的同志作传达，大家因为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工作，组织性很强，特别是共产国际的威信很高，都同意解散“左联”的意见。接着由我和魏猛克、陈辛人、林林、张罗天五、六人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领导各文艺团体的工作。那时东京的社会科学团体特别多，也需要一个领导核心，就由雷任民、王国权、解树椿、熊唯知等人成立一个核心小组。东京的“文总”既然已经解散，在社会科学方面又成立了核心小组，以后我就不管社会科学团体的事，而着重管文艺团体方面的事。 　　1936年6月初，我们在日本东京接到了周扬同志托人给我们写的信，要我们对“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争论表示态度。在这之前，我们处在东京，不了解争论的情况，连《质文》上也未发表过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来信中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党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胡风提出来的。我同魏猛克同志专程到东京郊外郭沫若同志的寓所去请示。郭沫若同志提议《质文》社召开一个座谈会，让大家发表意见。参加座谈会的人一致赞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也有个别人来发表什么意见。座谈会的记录经郭沫若同志审阅后决定在《质文》上发表。魏猛克同志在编辑《质文》的时候，建议我写篇论文，我写了一篇赞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文章。郭沫若同志随即写了一篇题名《国防·污池·炼狱》的文章，阐明“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意义，在国内刊物发表。不久，我们就见到了鲁迅先生《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那篇文章，才知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鲁迅先生提出的。但我不解胡风的文章为什么不说口号是鲁迅先生提出的。而胡风的文章又同鲁迅先生的文章的立场观点显然不一致，又是为什么?所以我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还持保留态度。我的想法是：“大众”二字在“左联”的历史曾经是有过固定的含义的。“左联”一贯用大众二字作为工农群众用的，“左联”建立的大众文艺工作委员会，就是在工人中进行文艺活动的。大众文学的含义就是工农文学，在绝大多数作家都是知识分子的中国文艺界，大众文学怎样能成为团结一切作家统一战线口号呢?我虽然还有这些意见，但我对鲁迅先生是尊敬的，所有在东京赞成“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人都是尊敬鲁迅先生的，所以在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东京的时候，大家都感到非常悲痛。我们举行了群众性的追悼会，《质文》出了专刊。郭沫若同志写了悼词并作了悼念的讲话。有些人认为赞成“国防文学”、反对过“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人就是反对鲁迅先生，那是不合乎事实的。 　　真想不到在事隔三十年之后的1966年7月，林彪、“四人帮”竟命令他们的走卒，在中央报刊上发表文章，对“国防文学”横加种种罪名，肆意攻击周扬等同志，同时对我亦进行恶毒的攻击。陈伯达还主张将我撤职，从此我就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并失去人身自由。这种把几十年前文学上一场论争的一方的意见诬蔑为政治上的罪行，横加迫害的暴虐，在中外文艺史上都是罕见的。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