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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重逢

陆石

周扬是我的老师。最初相识，是1942年初，那时我是鲁艺文学系第五期的学生。但是1943年3月，我就调离了那里。建国之后，我们都在北京，相距也不远，我常想去看望他，但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总是没有时间，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我遭受批斗，又关进“牛棚”。他受的折磨更大，还被投入监狱。我知道他1966年因患肺癌动了大手术，也不知道他在监狱中是怎么过的，很替他担忧。有时甚至想，恐怕这一生再也见不到他了。 　　1970年春，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一直忙于公务。记得是1973年的一天，我去看冯牧，我们谈起鲁艺同学的情况，我问他周扬的情况怎么样?冯牧说：他比我们受的折磨更大，现在还关在监狱，江青恨死他了，看来是要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我说，不知老人能顶得住这一次摧残不?冯牧说，整个国家的命运都不可预料，周扬的命运就更难说了。说到这里，我们相对唏嘘。 　　1975年7月，去看冯牧，他一见我，特别高兴：“你来得好，今天可有好消息。周扬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我长出了一口气：“这老头总算挺过来了，够坚强的。他住在哪?我们去看看他吧，再约上李纳。”冯牧说：“好啊，不过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去，会不会有点扎眼。他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我已经看过他一次啦，是悄悄去的。”我明白冯牧的意思。当时，从小平同志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以后，形势大有好转，但“四人帮”仍在台上，一直反他，正在酝酿重新打倒邓小平同志的阴谋。我问：“你是不是担心会给周扬带来麻烦?”冯牧点点头。我说：“不要怕，你通知李纳吧，其他的我来安排。”第二天我要了车，接上李纳和冯牧，一直开到万寿路组织部招待所的门口，门卫见是公安部的车牌，没有阻拦，顺利进了大门。 　　那时周扬住在招待所原办公楼二层一间办公室里，房间面积约三十平米，两扇毛玻璃门，我们到达时，正敞开着。周扬和老伴苏灵扬正好都在。一见面大家都怔住了，几秒钟说不出话来，还是冯牧灵便一些，首先开口： 　　“周扬同志，我们来看望你，这是陆石、李纳，你还记得吗?” 　　他们俩齐声说：“记得，记得，怎么不记得呢?多少年不见了，你们请坐!”边说边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坐下以后，周扬还站在屋子中间，一个一个地仔细端详我们，然后才慢慢走到斜对面的小沙发前，坐在了苏灵扬旁边。我们默默相望，谁也没有出声。周扬穿了一套灰白色旧中山装，衬着一头银发，更显面容憔悴，脸色苍白。他步履缓慢拖拉，身体很弱，有时嘴唇在颤动，似要说什么，但又没有说出来。不过，他两眼有神，露出欣喜的表情。过了一会儿，他缓缓地说：“你们几个怎么碰到一起来的?” 　　冯牧说：“是我通知李纳，陆石从公安部要的车，接上我们，就一块来了。”我们开始询问周扬的健康情况。 　　苏灵扬说，周扬被关了9年，与外界隔绝，刚出来那两天，说话都困难，走路很吃力，还有过幻听。 　　周扬说：“我身体还可以，出来这些天我和她，”他侧过身子指苏灵扬：“早上出去散散步，呼吸点新鲜空气，现在比刚出来时好多了。” 　　李纳说，只要身体好，我们就放心了。 　　周扬说：“冯牧的情况我了解一点，你们俩怎么样，‘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没有?”我说：“岂止是冲击，批斗、游楼、下放北大荒，凶得很!” 　　李纳说：“我的关系在安徽，北京的人管不了我。” 　　周扬问：“朱丹怎么样，他怎么没有来?也受冲击了吧!” 　　李纳说：“当然受冲击，下放沙洋。他生病住院了，今天没有能来看你。”她接着问：“周扬同志，你在监狱情况怎么样?受苦了吧?”周扬淡淡地笑了笑，他说，这些年他基本上被关在北京一个什么地方，算是拘留，直到最后二十多天才转到秦城监狱，监狱反而比在外面的生活条件好一些，审讯挨打也少得多。只是，他以为这一辈子再出不来了呢。 　　我说：“现在监狱也不归公安部管了，都由他们管了。” 　　周扬问：“罗瑞卿同志的情况怎么样?” 　　我说：“他受的罪可大了，腿摔断了以后，还用筐子抬着到外面去挨批斗。” 　　周扬沉重地说：“那他怎么受得住啊!” 　　我说：“那是够残酷的。” 　　他说：“杨奇清怎么样，他出来了没有?我在秦城监狱放风的时候，经常碰见他，他告诉我，他也挨了打。”随后周扬问了我们熟悉的许多同志的情况。 　　李纳问：“关了那么长的时间，你每天都干些什么?” 　　“开头是写检讨。那时，我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是对的，正如他说的，要在我们背后击一猛掌，才会清醒过来。起初写检讨时，非常认真，像鲁迅说的，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差。开始是冷静的，从在上海工作时期受王明路线的影响，一直到建国以后执行形左实右的东西，真是诚心实意地检讨，可他们还不满意，非逼着我承认反对毛主席不可。后来他们又逼我承认是叛徒，我根本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成叛徒呢?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弄来一些异想天开的问题，你不承认，他们就打你，我的耳朵也被打聋了，现在还没有完全好。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说反对江青，那倒是有一点，反毛主席怎么会呢?开头是真心拥护‘文化大革命’，后来我逐渐发现这场运动越来越不对头，我索性再不检讨了。” 　　我问：“你不写检讨，那干什么呢?” 　　他说：“不写检讨，我也有事干，是读书，把《资本论》又仔细地重读了一遍，再就是回忆鲁艺的同学，老师，一个一个地想，有时一天想一个，有时一天想起两三个，想起一个就把他的名字、经历、表现在纸上记下来。一是为了应付那些外调的，免得一时想不起来，主要还是回忆鲁艺那段美好的生活，也算是自我安慰吧。也不知用了几年，想起了二百多人，全都记下来。特别是陆石，我想了很久，抢救运动以前，也不记得是鲁艺把你送走的，还是上面带走的?”我说是上面带走的，他点点头又说：“你们三个都有，我都记下来了”他准确地简述了我们那段历史。我们非常激动，流下了眼泪。 　　冯牧说：“如果再回到那个时代该多好啊!” 　　周扬说：“是啊!那个时候想的都是如何革命，为了一个目标，无忧无虑。” 　　我回忆起1942年延河发大水的情况，那天鲁艺的调皮鬼孙邦达跑到被淹的西瓜地里抱回一个大西瓜，结果挨了周扬同志一顿批。 　　苏灵扬说：“那时大家多亲密，多团结啊，我还记得孙邦达在南泥湾运动的时候，在小河沟抓了好多小鱼，晒干了给我们带来，那时同志间就像一家人一样。” 　　“革命就是一个大家庭嘛!”周扬的话滔滔不绝，又像回到鲁艺那个时代，十分活跃。时间过得飞快，不觉已快十二点了，我们怕影响周扬休息要走，苏灵扬不让我们走，非留下吃饭不可。周扬说：“不要走，你们来了，我很高兴，一点不觉得累，大家难得一起吃一顿饭，把司机叫上来，一起吃。” 　　我们又坐下来，继续回忆鲁艺那美好的日子。李纳要去帮忙做饭，苏灵扬不让。不一会苏灵扬把饭菜端上来了，有米饭，两个素菜，一锅炖鸡。苏灵扬掌勺，一边往小碗里盛饭，一边说：“我们就两个人，吃不多，隔几天炖一只鸡，给他补一补身子，你们有口福，这只鸡，是蔡顺礼同志在家里炖好了送来的。”周扬说：“蔡顺礼这个同志非常朴实，很关心同志。”苏灵扬忙着给大家分鸡肉，她把一块鸡胸脯分给了李纳，李纳舍不得吃，又把这块鸡肉夹到周扬的碗里，大家看着周扬把这块鸡肉吃下。苏灵扬说：“今天他高兴，胃口也开了。”大家边吃边说：“这真是一次愉快的午餐。” 　　1979年11月召开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周扬当选为中国文联主席。1980年初，我被调到中国文联，任秘书长。上班之后，我到他家里去请示我到文联后应该如何工作。那时他已搬到西单安儿胡同一个小院子里。客厅里布置得很简单，靠北墙是一排书橱，书橱前是一套沙发，我们相对分坐在茶几两头的小沙发上，他和悦平静地对我说：“你到文联来，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种工作，这和你在公安部不一样，文艺界被江青他们打散了，砸烂了，各方面都要从头开始，从新收拾。”又问：“你到沙滩文联看了吧?” 　　我说：“我已经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星期了。” 　　他风趣地说：“一个堂堂的中国文联，连一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还是住在木板棚里，我们都成了棚户人家了。”说到这里，我们都笑了，然后他严肃地说：“很多老作家，老艺术家，很有才华的中青年艺术家，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很大灾难，差不多被扫地出门，我去看过几家，他们住的地方实在太困难了。张光年、曹禺、吕骥，他们的住房都很紧张，一般干部就更困难。我由于中央照顾，总算有一个比较像样的窝，比他们强多了。我这个当文联主席的，连一个文联办公的地方和干部的住房一件都解决不了，你想我能安心嘛?” 　　我说：“我们尽力想办法快一点解决，这些事情不是你一个人能办到的，‘文化大革命’中，各单位的负责干部，差不多都被扫地出门了，刚刚开始落实政策，有些单位已逐步解决了。” 　　“不管怎么说，总得先有个办公的地方吧!”他一面说着，一面思考。随后，话题转到另外一方面。他说：“当然，解决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是，我主要思考的最大的问题，还是怎样把文艺战线的工作搞上去。我在一些地方，也讲过一些意见，可以给你大体上说说。三中全会以后，文艺各方面开始活跃起来，小说、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都有不少新的作品，但比较差的也出来了，有了新的矛盾。不管有多少矛盾，我们都要当促进派。我想有几个问题，必须抓住不放，一抓到底。” 　　他说，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怎样服务，首先要抓思想理论问题，要敢于解放思想，要开展文艺评论，用正确的评论、正确的思想来指导。解放思想，是个长期的任务，敢于解放思想，也要敢于抵制错误的思想，不抵制错误的思想，还算是个共产党员吗?怎么个抵制法，可不能粗暴、简单化，不能搞一言堂、扣帽子、打棍子。要对有错误思想的同志，采取保护态度，主要保护人，不是保护他的错误思想。抵制错误的思想，绝不能损害双百方针的贯彻。要采取平等的讨论的方法，因势利导。当然，抓思想，不仅限于文艺思想，还得抓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只抓文艺思想，不抓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文艺思想也是靠不住的。 　　他说，要抓繁荣创作，要抓好作品，有了好的作品才叫建设。什么叫好的作品?就是能感染人，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优良的道德传统，旧戏里面演的包公、杨家将、诸葛亮这些古代人物，就是宣传爱国爱民，清正廉洁，见义勇为，歌颂勤劳智慧，但仅这些是不够的，还要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这是我们文艺界的神圣职责。文艺界生产的是精神产品。精神产品的生产目的就是要开发人的智力。智力包括人的观察能力、思考能力、想象能力、实际操作能力。人有智力、体力两方面，我们要使人的这两方面得到和谐的发展，形成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要创造一种条件，一种适合的土壤，一种适合的气候，有利于出作品，出人才。我们要下大力气，一定要抓出成果，抓出水平来。 　　他说，再一个问题是抓团结和抓作风。我们文联要搞五湖四海，不能搞宗派，不能搞派性。派性这个东西很顽固，有时，你不知不觉就卷进去了。我们提倡、支持搞艺术流派，但要坚决不搞派性。派性是反党的东西，你搞派性，还怎么为人民服务呢?领导人心胸要开阔，要像大海那样，大海可以容纳百川，领导人容不下人，那怎么能搞好团结呢?领导人最坏的毛病，是心胸狭窄，只喜欢听奉承，听好的，听不进不同意见，以自己的好恶去衡量人，对干部有亲有疏，这样的领导人，还能为社会主义服务?领导人一定要以身作则，团结各方面的人材，一起工作。培养一个人才，很不容易，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但要毁掉一个人才，一句话，一个命令就把一个人的一生毁掉了。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多得很，可得警惕啊!我们要聚精会神地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 　　最后他说：“文联要为作家服务，为艺术家服务，要做服务员，不要做官。我们这些人都是服务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创作，要为他们解决困难、提供方便。你这个秘书长的任务更重些。因为你刚来，我只能粗枝大叶地提一下，让你思想上有个底。小平同志说要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要解决新问题，所以你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 　　他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从周扬同志家里出来，感到担子很重，压力不小，真有点诚惶诚恐。 　　从1980年到1983年，文联的工作比较顺利。每星期周扬召集一次领导人的碰头会，研究文艺界的各种问题。差不多每个季度都要举行文艺界各协会知名人士的座谈会和宽松式的茶话会。每年夏季都要分别组织一次文联全委的读书会，时间半个月，地点选在北戴河和庐山。召开过两次全国委员会，并请邓颖超同志主持，举行了世界知名人士参加的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会，邀请了美洲、欧洲、亚洲一些国家的文艺界知名人士参加。这些活动周扬同志亲自领导。文联还组织一些文艺代表团出访日本、朝鲜、英国、美国、加拿大、瑞士和非洲一些国家，还协同文化部派一些艺术团体，出国演出，传播三中全会以后的大好形势，并接待了不少国家的代表团，有些代表团周扬亲自出面接待，有的还请中央领导人会见他们。 　　在这个时期文联的干部宿舍也解决了一部分，文联的大楼也筹备就绪，周扬和阳翰笙亲自奠基动土。在办公大楼基础施工阶段，他多次到工地检查。当基础施工到一米高的时候，周扬在一个大风天，又来到工地，他仔细询问了工程进度和施工质量，在工棚里高兴地跟大家说：“文联办公的地方，总算有了盼头了。” 　　1981年，经中央宣传部批准，文联新成立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这两个协会从筹备到成立，周扬多次给予指导，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在这期间，各种文艺门类的新人新作，涌现出来，文艺评论也有新的进展，整个文艺界生气勃勃，非常活跃，这和周扬直接参与、直接全面领导分不开。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