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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可待成追忆——我与晚年周扬师

顾骧

“十年生死两茫茫”，周扬同志息肩瞑目已十个年头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十年来，文坛难耐的沉默终将过去，人们没有忘记他，他一直活在我们心中。周扬，一代文宗，不管你褒之、贬之，爱之、损之，你都不能无视他曾经存在。他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中共半个世纪(除“文革”外)未曾中断的文艺领导人，他的升谪沉浮，折射着中共文艺方针、政策、路线、口号的变化。他就是一部左翼文艺运动史。他是“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在世界范围被称作“红色的三十年代”，也是在全球性“左”倾思潮弥漫的革命时代，走上了革命与文学道路。在骇浪惊涛的年月里，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终生。他横跨新旧两个中国，经历了“文革”前后两个时期。他是一位悲剧性人物。他身上具有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种种悲剧因素，他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晚节彪炳，在他罹受的一场冤案中，显示了一位共产党人、一位理论家凛然的勇气、正气与骨气。在他一生最后的十年，也是他充满矛盾与压抑的十年，同时也是他生命最辉煌的十年，我有幸得以亲炙，身受熏沐，相交忘年，至今仍深深怀念那一段情谊。这篇文章早汹涌于怀，但又不想写出来。并非因“只是当时已惘然”，实乃为当今之世，在名人“一瞑之后”，“谬托自己”者并不乏见，避嫌不遑。但又常感到我有责任以亲身经历，将我所知那场学案种种，公诸于世，供人辨析。另外，近读友人的回忆，某些出入之处，理应补充，相互印证，以致全貌。故尔本以所知，为一得之贡。或可为“新时期”文艺史提供些许资料。 　　(一) 　　周扬同志是我前辈。 　　“文革”前我与他无缘接触。五十年代初，我由江苏奉调北京，由出版总署而文化部。他是文化部的领导人，我只是一名年青的普通干部。我与他第一次直接接触是1977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一年之后，他仍未被分配工作，住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我时任文化部理论组组长，我偕同另外两位同志去访问他，是为了请教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事。 　　这一年10月5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关于教育工作的谈话中，基本上推翻了“四人帮”关于教育方面的“两个估计”(即“文革”前十七年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中得到启悟，我们经请示文化部党组分管的贺敬之、冯牧同志，决定着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当月，我们在东四礼士胡同北院会议室，以文化部理论组名义，召开了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文艺部派记者郑荣来同志参加。根据现有资料，这是文艺界最早的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行动，拉开了战斗的序幕。年底，《人民日报》召开了更大规模的、文艺界具有影响的人士参加的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座谈会，同时发了消息，这场战斗算是正式打响。 　　周扬同志精神状态很好，谈锋刚健，豪情不减当年。当然，劫余之人，已不复是当年的周扬了。他侃侃而谈，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理直气壮地批驳了江青诬蔑文艺界是“黑线”专政，强调一件件、一桩桩事，都是贯彻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但是人们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他在批驳“四人帮”荒唐的“左”的观点同时，还不能对他们自己在十七年中所执行的“左”的政策也加以否定。1977年是“四人帮”被捉、但“文化大革命”并未彻底否定的一年。“抓纲治国”是总口号，仍在抓“阶级斗争”的纲。第十一次党代会，认为党的主要任务是批“右”而不是反“左”。对“文化大革命”仍然认为是“及时”的，“必要”的。刘少奇同志还没有平反。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问题两个错误的“批示”仍然不能触犯。这些都象一条无形的绳索从政治上、思想上捆住人们。 　　之后一年，周扬同志不仅迅速赶上了时代的步伐，而且站在了时代的前列。他对自己过去“左”的错误，作了真诚的反省。他在“文革”后文艺界的第一次聚会、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说：“我是一个在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但我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之后，大会、小会，差不多每会都要检讨。这种检讨不是敷衍，不是姿态，是发自内心，是一种具有历史内涵的认识。在那一个全民族反思的年月里，作为一位“人性回归”的理论家，他具有着反思的深刻性与彻底性。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辩论中，他鲜明地支持这个哲学命题，在当时也是一个政治路线的命题。在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上，他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的讲话，着重谈了“双百”方针，用他的换一种说法就是“两个自由”，即艺术上自由发展，学派上自由讨论。自此以后，“两个自由”成了他一以贯之的不变话题，因为这对他有切肤之痛，也是文艺上“左”倾错误症结所在。令人惊叹的是他在这个讲话中已较系统地论述了反封建的问题。他将对“四人帮”的批判上升到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并将之视作是“当前思想战线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在1978年。(见《周扬文集》第5卷)。 　　复出后的周扬，名声大振，重领文坛风骚，是由于他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这一篇报告奠定了他在新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地位，这篇报告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这是在1979年春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领域略有洄流情况下作出的。周扬将当时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并列，称作是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的理论活动极具历史感。他的这种理论概括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高度地评价与科学地论证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与历史地位。“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运动”是他第一个提出的。这篇报告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将那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这时周扬刚出山不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这篇报告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讨论会上作出的，在5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产生了极广泛影响。《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既为周扬赢得了名声，也为周扬尔后被整、惹出一场批“异化”、“清污”运动埋下了因子。福耶?祸耶? 　　1978年12月，广东省召开文学创作会议，周扬同志应任仲夷同志之邀赴广州，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这是他在“文革”后复出第一次公开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系统意见。刊登在1979年2月《人民日报》上，分两天连载。我读了这篇讲话，发现一个需要商榷的问题：他引用了黑格尔的一个著名论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他解释前一个“凡是”是“反动”的，后一个“凡是”是“革命”的。我认为周扬同志的理解不符合黑格尔论题的本意，解释不确切。后来我陆续看到或听到文艺界一些人在文章中或讲话中，转引周扬同志的所引与解释。我感到有必要提出与周扬同志讨论，以免以讹传讹。两个“凡是”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论题，也是一个确实令人难解、困惑的论题。海涅就曾在一封信中说过：“有一次，当我发现对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有点困惑时，‘哲学之王’颇有点奇怪地发笑起来，并指出：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也是指一切合理的东西都应当存在。”(转引自普列汉诺夫给《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所作的注释)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章中曾引用这个论题当作例子，说明黑格尔反动哲学体系中的革命因素。恩格斯的这部《费尔巴哈论》在我国读过的人比较多，因为从延安整风起就被规定为“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之一。很多人都知道黑格尔这个论题，但是未必都读过黑格尔的原著。每一位大哲学家都有他自己的范畴、概念体系。黑格尔的“现实”范畴，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基本范畴。黑格尔的这一论题是在他的《法律哲学》一书中讲的。黑格尔所讲的“现实”是什么意思呢?是否是“现存的”东西都是“现实的”东西呢?不是。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但是必须认识和区别什么是真正现实的；在庸人的生活中，一切都是现实的，但在现象世界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区别——”(转引自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2页)。在他看来，只有那些带有必然性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合理的：“‘存在还不是现实的’”“‘——现实在自己的发展中表明自己是必然性。’”(转引自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65—166页)可见，黑格尔所讲的“现实”的东西，并不就是一切“现存的”东西，而是指合乎规律的、带有必然性的东西。因此，黑格尔所说的两个“凡是”，第一个“凡是”不能理解为凡是现存的一切都是无条件合理的；而应理解为，凡是合乎规律的、带有必然性的东西，它的现实存在是合理的。所以，不能认为黑格尔的第一个“凡是”是“反动的”。他的两个“凡是”是一个意思，都带有革命辩证法的因素，是一个完整的命题。这两个“凡是”在提出当时，就曾令人陷入困惑之中，也许黑格尔本人确有反动的政治动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黑格尔的这个论题显然是为当时普鲁士王国专制制度作辩护的，说它们存在是合理的，从而引起了“近视的政府如此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方面如此的愤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威廉三世国王的感激与自由派们的反感，都是“近视的”，表面的，没有看到深层的革命辩证法。对黑格尔的这个论题，我曾经梳理过。学习“小逻辑”时，曾向贺麟先生请教过。为了说清楚我对这问题的看法，我写了一篇约三四千字的文章，摘引了一些材料，供周扬同志参考。他读了文章之后，与郝怀明同志议论，一方面觉得我的文章“有道理”，另一方面又觉得我“未能完全说服他”。之后一天见面，他问我手头有无文章底稿?我说有。他说，你拿到《文艺报》发表吧，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我思忖再三，没有照他的话办。原因是，79年春天，又有要批判周扬的传说。虽然就黑格尔的两个“凡是”哲学论题进行讨论，完全是学术性的，但是在那长达二十多年“大批判”成风的岁月刚刚过去，人们记忆犹新，心有余悸的情况下，我发表这样的文章，会不会被人猜测为是点名批判周扬的信号?而我则成了发难者。我把这篇文章压下了，至今还搁在橱子里。周扬同志后来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在出版“文集”第5卷时，终将这段引文与解释删除。也许这篇文章与我对这篇文章处理态度，使他对我和我的为人留下印象，成了后来近一步交往，受到信任并为他捉刀代笔协助他作些文字工作的契机。 　　1979年秋天，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我参与了筹备工作与大会工作。周扬同志在胡耀邦同志支持下，在大会上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主旨报告。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开始了文艺的新阶段。会上周扬同志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文代会后，他调任中央宣传部任主管文艺的副部长，算是正式地重执文艺牛耳了。 　　1981年2月，中宣部召开了在京的文艺界(包括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暨各协会)党员领导骨干会议。出席会议的开始是120人，逐步扩大到学习结束时近200人，周扬同志主持这次会议。会议中心论题是讨论贯彻年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上有所谓“三四左右”之争。“四项基本原则”与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理应是统一的，但是会上有则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侧重反右；有则强调三中全会精神，仍应反“左”。形势有些严峻。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是稳定经济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由于前些年的洋跃进，经济上发生了新的比例失调，财政上赤字增长，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因而提出经济上要大调整，一些工厂企业要关、停、并、转。影响所及出现了一些地方闹事，再加之国际上发生了团结工会上台的波兰事件，中央一位领导人提出警告：一个经济，一个宣传(新闻、文艺)搞不好要“翻船”。另一位领导人严厉地批评宣传工作有严重缺点，对“四项基本原则”宣传不够，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批判斗争不力。继胡耀邦同志之后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同志批评“文艺界某些人自由化倾向严重”。针对周扬同志说过“《假如我是真的》(话剧)、《在社会档案里》(电影剧本)，在台湾即使被拍成电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话，王任重说：“《骗子》(即《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档案里》已在台湾开拍，这说明什么问题?过去进步作家就因为一篇文章，被国民党抓起来坐牢、杀头，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写的作品受国民党赞扬?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1981年1月28日)“文艺作品中反映反右派、反右倾搞错了、反映冤假错案的内容，前一段写一些是可以理解的，有的也是好的；但今后不宜写得太多。……党是妈妈，不能因为妈妈错打了一巴掌就怨恨党。”当时担任部队文艺领导工作的一位负责人，明确地说，“第四次文代会以后，文艺上有方向、路线错误”。他责问道：“你们这几年把文艺引导到什么地方去了?”另一位文艺界领导人也明确宣称：当时经济上要反“左”，文艺上要反右。这是这次会议的背景。会议开的时间很长，历时三个月，小组会多次，大会十余次。最后总得收场，周扬同志要做一个总结报告。5月，周扬同志找了我，要我帮他起草这个报告。我那时已调入中宣部。起草的办法，是他口授提纲，由我执笔成文。经他修改我再加以文字整理，再经他审订，最后打印定稿。由于之后不久，中央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接着又是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这个总结报告胎死腹中，文艺界领导骨干座谈会也就不了了之。这篇一万六千字的总结报告打印稿，现存我处。我认为这应该是属于周扬未发表的重要佚文。将来《周扬文集》再版希望能收录。在协助周扬同志起草这篇总结报告过程中，我加深了对他的尊敬之情。当时，上面的精神十分清楚，已经提出要“转弯子”，从几年来反“左”到反右。如果从个人利害出发，从仕途考虑，最好的选择是顺杆子爬，跟着上面调子唱；但是周扬同志真正践履“实事求是”的原则，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党性与理论家的良知，在上下左右对他指名不指名的责难，在一片反右的声浪中，他沉着应对。这篇报告，虽不及《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有气势，也不及前一年9月在中央高级党校讲话(《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么流畅飞扬，在那种形势下，有的地方带有辩解性，有的地方难免吞吞吐吐，显得艰难。但是这篇报告的主干是反“左”，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毫不含糊。他同我谈话中，从历史的反思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文艺方面“左”的东西“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这是深刻的历史认识，掷地有声。直到他死，对这八个字的科学认识未曾动摇。他生命最后十年的价值，最重要的也在于一直擎着反“左”的大旗。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不难明白的真理。尤其是在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左”的错误“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由于根子深，时间长，“‘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页、237页、228页)这些话逐步披露，现在恐怕很难有人敢于公开反对这种观点了。但是在那几年，“左王”们还在掌握着意识形态领导大权，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周扬同志坚持这一原则，不仅需要勇气，甚至要付出代价。 　　在这篇报告中，周扬同志批驳了那种在反对“左”和右的两种倾向中貌似辩证法的“两点论”，指出还要讲“重点论”，反对“均衡论”。在对文艺形势的估计与文艺的任务分析时指出：“从领导的角度来看，阻碍三中全会以来方针路线顺利贯彻执行的，不利于四项基本原则的，主要是‘左’的倾向，是长期以来根深蒂固‘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足够的估计。因此，应该着重清理的是‘左’的思想影响，同时也要纠正右的放任自流的倾向。但必须明确，清理‘左’的思想影响，在文化战线上如在经济战线上一样，是我们一个主要任务。” 　　“在我们党内，尤其是文艺界，‘左’的思想有着长久的历史根源和深刻的社会根源与认识根源。‘左’的思想早在三十年代就有。建国以后，文艺方面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批判《海瑞罢官》，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不仅是批判，而且搞成运动。五十年代后期，‘左’的东西逐渐滋长发展，十年内乱发展到顶点。二十多年，文艺战线‘左’和右的错误都有，但就主体和主导思想而言，是‘左’的错误。……我们工作中‘左’的错误，在十年内乱中，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和恶性发展。林彪、江青一伙是反革命，但是，不能否认他们推行的极左路线，和毛泽东同志晚年‘左’的错误，和我们工作中‘左’的错误，有着渊源的关系。” 　　“……当然，应该看到，在批‘左’的过程中，右的思想必有所滋长，应该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但是过低的估计‘左’的影响，以为三中全会以后，‘左’的倾向已成过去，有的倾向已经是主要的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均引自打印稿) 　　令我吃惊的是，在当时形势下，他竟然分四个方面，展开来大摆“文艺战线指导思想上‘左’的表现”。后来我整理成文有四千多字的篇幅。极具针对性，尖锐性。 　　在起草这篇总结报告过程中，我与周扬同志多次谈话、讨论。自打这篇总结报告后，我便经常为周扬同志的讲话、文章代笔。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怀念周立波》这样的文章，也由周扬同志口授要点、我操觚的。 　　在这次会议进行中间，4月，文艺界发生了批判《苦恋》事件。年初，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白桦编剧的电影《太阳与人》在内部审查映出，受到严厉的批评，中央某单位有一份专门的简报，说《苦恋》是“四反”作品(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如何对待这部影片，有一种处理意见：禁演，或拿出来公开批判示众，如同当初批《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一样。这显然不是正常的文艺批评。后来电影没有准许公演，但批判欲罢不能。怎么办?总不能“缺席审判”吧?结果是将在一年前《十月》杂志上发表的电影剧本《苦恋》端出来的以儆效尤。4月20日的《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以及一个整版的批判文章，造成很大声势，接着一些报刊纷纷转载，一时间山雨欲来的架势，使人联想许多，国内外反映强烈。胡耀邦同志及时制止了这场风波。他在5月17日与中国文联及各协会以及中央文化部的负责人谈话指出，“首先，文艺战线形势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正确与错误是相伴而行的。所以必须首先肯定成绩，也必须克服前进过程中出现的不成熟或有害的东西，接受过去的教训，就是吃了不肯定主流的亏。毛主席为什么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因为没有肯定主流。不要因为看到局部少量不好的东西，忘了大量好的东西。”“第二，我们克服缺点错误，办法一定要稳妥。由于文艺界多年搞批判运动，大家特别敏感。文艺界是‘惊弓之鸟’，由于过去遇到了多次‘弓’与‘弹’，更应特别注意。前些日子对《苦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看来批评的方法如果更稳妥，效果会更好些。批评是有好处的，为了帮助他们。但回过头来看，方法如果好一点，效果则会更好些。……写《苦恋》的作家还是写了些好作品，但这篇(作品)是不健康的，有害的。军队对他的态度还是好的，但军报那种批评的措词，用的方法不稳妥。(批评)我过去提过，是否可叫评论?大家叫惯了也可以。但批评是卫生运动，是洗脸，这是一。其次，争取作者作自我批评，作者反批评也可以。第三，发表批评文章，一定要用个人名义。第四，要把批评作品与批评作者分开，不要混在一起。第五，要充分说理。说理不容易。(批评文章)不要全国报纸一起登。各报可转载，可不转载，不要强制人家转载。我和××谈了这个问题。对《苦恋》的批评现在国内外反映强烈，台湾还转发了(日本)《读卖新闻》的消息，说我们党内意见不一致，说胡耀邦、邓颖超反对这个批评。我们意见先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现在国内还没有平息下来。用一两句话把这事冷却下来。不要再批判了。过一段再说，有些事情处理方法就应该这样。”(根据传达纪录) 　　对于《苦恋》事件，周扬同志的意见为三条：一、白桦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但作品《苦恋》有错误，可以批评；二、应该对作家采取帮助的态度，帮他把电影修改好，而不是对作品采取“枪毙”的办法；三、批评应该实事求是。周扬这三条意见在不同场合说过，也受到不少指责。他说了一句“白桦还是有才华的”更象惹了祸似的。在起草总结“报告”时，他对我说，这事，我们还是要写上一段，明确表明我们的态度。后来，在定稿的“报告”中，这样写的：“在学习会进行期间，发生了批判白桦同志的电影剧本《苦恋》的事情。白桦同志是一个比较有影响、有才能的作家，写过一些好的作品，但《苦恋》确实是有倾向性错误的作品，应当批评。批评的角度和观点可以不同。作者表示愿意修改电影，文化部也同意了。我们希望改好。无论是否改得好，电影公映后，还是可以批评。有错误不批评是不对的。但对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一定要慎重。既要实事求是，弄清是非，又要团结同志，与人为善。” 　　1981年6月初，我在周扬同志授意下，根据耀邦同志讲话精神，撰写了《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一文，发表在8日《人民日报》上。对《苦恋》事件中的种种过“左”的做法，从正面阐述中作了批评。此文经周扬同志审阅，将原题“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易一字为“健全”的文艺评论，避免刺激耳，还是他老到。这样的文章署我个人名似乎份量不够，压不住；但又不好用“专论”“评论员”之类，因为胡耀邦同志刚刚讲过，要求写评论文章要以个人名义发表，所以署了一个笔名“顾言”。由于自批《苦恋》事件开始，《人民日报》一直未表态，岿然不动。所以这篇文章发表引起敏感的在京外国新闻记者注意，当日，合众国际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发出十几条消息，有的说：“中共迅速平息了一场新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发表，公开批《苦恋》事件告一段落。到中宣部组织的唐因、唐达成合写的《苦恋的错误倾向》和白桦自我批评文章发表，《苦恋》事件表面上算是正式划上了一个句号。 　　1981年，7月9日，周扬同志在他家前院小客厅，召集林默涵、张光年、陈荒煤、贺敬之开会，我和中宣部文艺局其他几位同志列席，商谈起草制定文艺八条问题。他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了，六中全会的文件是好文件，我们文艺界应该制定一个文艺条例，提出几条纲领性、政策性意见，然后向中央报告。文件不要长，三五千字。”还说：“我们五个人集体努力，用一定的时间搞出来。我们再合作一次，搞出一个新的文艺八条，告别文坛。”制定一个新的文艺八条，是他许久以来存于心的想法，是他晚年要做的三件大事之一。1961年，整整二十年前，文艺政策调整期间，针对“左”的错误，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在周扬同志支持下，曾制订了一个著名的“文艺八条”，产生过积极影响。电影界有人说，要为它“立碑”。制定一个新的文艺八条，是他一大心愿。近因是文艺界领导骨干会议期间的争论，批《苦恋》事件，更基于“文革”的教训。他觉得文艺上问题，不应因领导者个人的主观认识任意而为，对于几十年“左”的教训应形成政策条文确定下来。八十年代初，还不可能提出“以法治文”，“政策”不是“法律”，但显然他已具有文艺问题不能“人治”而应“法治”的认识萌芽。 　　在这个会上，周扬同志谈了他设想的问题，是：一，新时期的文艺形势；二，“左”和右的问题；三，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口号，以及文艺自由问题；四，文艺与新时期人民群众的关系；五，继承与借鉴问题；六，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七，人才问题；八，调整问题；九，党的领导。(根据记录)谈的不是八条，也不是十条。他一边谈，其他人不时插话，讨论式。会上，有人认为，现在制定这样一个条例时机不成熟，每一个问题，都会有分歧意见。在文艺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是事实，但这并不能说明不应制定坚定而明确反“左”的条例。会后，周扬同志要我将他的发言，整理成一个文字材料，大概他是作进一步思考之用，我没有费什么劲，将记录整理成文交给了他，这是制定新的文艺条例的第一阶段。这件事不久便又搁浅了。 　　1982年1月8日，上午，周扬同志找我再次谈起草文艺八条事。他说，“二十年前搞的文艺八条，是文艺政策调整时期。现在也是调整时期。但现在与二十年前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需要搞新的文艺八条。”他说，这个文艺工作纲要(草稿)是条文式、纲要式，不是论述式，不要展开。他说，“文学艺术是我们国家事业，应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我想来想去，这个文艺几条应该搞。”我觉得，他对应以法治文的认识又进了一步。可惜，他没有意识到，仅凭他个人是无法立法的。虽然他说，我们制定的文艺几条只是草稿，还要经过中宣部讨论通过，还要经中央讨论批准。但这并不是现代民主的立法程序。政策不是法律。他已经考虑成熟，是十条，他系统地谈了十条的意见。与第一次谈话比较，首先增加了第一条：思想文化建设要和经济建设相适应。这就不是孤立地谈文艺问题、谈思想文化建设问题。 　　第二条是正确估计文艺形势。这里他讲了一个新鲜的意见：反对“无害论”与“亡国论”，反对过高或过低估计文艺的作用。他说，陆定一同志过去讲过无害论与亡国论。“无害”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针对旧戏的政策，旧戏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可以三分法为有益、无害、有害。有益的提倡，无害的允许，有害的取缔。对我们自己创造的文艺，不能只提无害。定一同志后来又讲，文艺是危险的事业，文艺多了要亡国。那时乔木同志不赞成，周扬同志觉得乔木同志是对的。文艺亡不了国，现在大有文艺要亡国的样子。 　　第三条总结历史经验。他讲到三十年来，文艺战线基本经验是要正确贯彻双百方针，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他说“不再提文艺从属政治，这是几十年来革命文艺的历史经验重要总结，也是对文艺方针的重要调整，这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文艺不再提“从属于政治”，不再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首先是胡乔木1979年10月29日，在讨论第四次文代会报告稿时提出来的。公平地说，在这个问题认识上，胡乔木比周扬早一步。但是，周扬在这里已明确地表述了他的正确观点了。他将“二为”与“双百”分列为第四条与第五条。都讲得很好。第五条为：“发扬艺术民主，保障两个自由”。他说，“文艺创作是精神劳动，没有自由怎么行?精神劳动最需要自由。要强调艺术多样化，强调艺术个性，强调风格、流派，强调自由创造与自由讨论。要保障批评与反批评。第六条讲尊重传统，第七条讲向外国学习，第八条讲理论建设，第九条单列一个团结问题，第十条党的领导问题。(根据记录)他要我根据他所谈，整理出一个稿子来。在这以后，他感到要完成制定文艺十条的任务，非一两人能为。要组织一个起草班子。他要冯牧来负责这个起草班子。一个星期之后的1月14日，在他家前院小客厅，周扬与冯牧及文联研究室的江晓天、郑伯农、刘梦溪见面谈话，我也参加。他又系统地谈了这十条意见。这次谈话，郑伯农也整理出一个稿子。他的这些意见，有一些是“文革”后在各种会议上、文章中论述过，但是，这十条的归纳，是对过去文艺上“左”的教训系统地总结。对于研究周扬思想特别重要。这是文艺十条制定的第二阶段。 　　后来，形势有了变化。以后几个月，贺敬之直接主持制定这个文艺十条了，实际上周扬同志已不再过问。起草班子也重新组织，除个别人被吸收，人马都是新的，当然也不是冯牧负责了，我也被撇在一边，不再参与此事。后来这个文艺十条，最终在全国文联全委会上作为“讨论稿”通过。这是文艺十条制定的第三阶段。不过，最后通过的文艺十条，已不是周扬主持的文艺十条。周扬晚年要完成的三件大事之一，制定一个新的文艺条例，只完成了一半。因为他毕竟留下了一个他自己对文艺十条的完整意见。同样理由，我以为，周扬对新的文艺十条意见，也应视作他的重要佚文，收进他的“文集”。 　　周扬同志多次与我谈及，他晚年要做的三件大事是：(一)整理他的著作，出版文集。(二)制定一个新的文艺条例，八条或十条。(三)他不写人个回忆录，但要写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将他和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触、他们与他的谈话、指示等写出来。遗憾是的，这三件大事，他只完成了一半。有幸的是“文集”在他健康时经他本人审阅文稿，总算出版了。虽然最后一卷问世，是在他逝世五年之后。文艺十条如前所说，完成了一半。而回忆毛泽东周恩来这件事却完全落空。我当时听他谈话之后，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与紧迫，想到我们对许多老艺人身上的绝活，采取“抢救”的办法；周扬同志年事已高，也应立即“抢救”。我曾写出一份正式书面报告，向领导上转达了周扬同志的这一心愿，建议“抢救”，并具体建议替周扬配备助手，专门完成这一件事。若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自愿担负这一任务，暂时解除我其它工作。但是这一份报告没有得到回音。 　　(二) 　　1982年11月间，一天贺敬之来文艺局布置工作。传达中央政治局的一项决定：1983年3月14日为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举行纪念活动：开两个会，一个是纪念会，由党中央召开，胡耀邦同志作报告；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召开，周扬同志作报告。给周扬的报告作些准备，帮助周扬起草报告稿。中宣部徐非光、梁光第和我参加。另找陈涌、陆梅林、程代熙参加。这三个人是贺敬之认为文艺理论有功底，而且观点比较相投，尤其是陈涌，更是在文艺理论方面为贺格外依重的人物，可以说是首席顾问。这件事似乎并未事先与周扬同志商量，我也未去问过周扬。不过，我还是在人选上，提了一点建议：是否可以调上海王元化同志也参加?贺敬之同意了。我之所以建议王元化参加，是因为我和周扬谈话中，听到过他两次提到王元化。一次谈到侯敏泽(侯敏泽送给周扬自己著的两卷本《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时说：我很佩服侯敏泽，划了右派，还搞了两大本出来。虽然里面有简单化的东西，可毕竟搞出两厚本。还有郭绍虞、王元化、王文生，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搞文艺理论的同志，都在整理阐发中国文论上作了努力。一次是开一份文艺理论骨干名单，他建议将王元化加进去。“文革”后，我与王元化同志一起在昆明、庐山、上海出席过几次会议，所以比较熟悉。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起草班子，也应该有点不同的声音。 　　中宣部文艺局综合处电告上海市委宣传部，转告王元化同志来京开会。综合处同志找我，说：“王元化同志来京，我们去接机；可是王元化电复，说文艺局的人只认识你，所以劳你驾去机场一趟。”王元化同志是我朋友，又是我推荐他来京，我乐意去机场接他。王元化来京后，上述几位同志曾在一起议论过一次，由梁光第主持。由于我们并不了解中央对这次纪念马克思忌辰一百周年的精神，也不知道周扬同志本人的想法，贺敬之又住医院，这种议论就漫无边际了。会上有人基于1958年周扬同志在河北文艺理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意见，建议可以讲这个问题。当然，议论不会有什么结果，也没有成立什么起草组。会后，元化同志希望我带他去会见周扬同志，周扬同志正住北京医院治疗腿疾，我陪他前往。周扬同志不知道元化为何来京，也不知道找了一帮人准备为他起草报告事。元化呆了两天回沪。起草报告事搁下了。 　　转眼过了年，1983年1月，我在出席全国文联召开的文艺理论工作座谈会，住崇文门饭店，接到周扬同志秘书小丁的电话，说周扬同志有事找我，要我去医院。我思忖可能是周扬同志自己来抓起草报告事了。若还是贺敬之组织的那个班子，牵头人必然是陈涌。我找了陈涌，正好，他也在参加会。我说成是周扬同志找“我们”，邀他一起去医院。路上，在车子里，陈涌对我说：让我参加为周扬同志起草报告并不合适，我在两个问题上与周扬同志观点有分歧：一个是对“双百”方针的看法，一个是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对于陈涌的坦率，我颇有好感。见了周扬同志，没有说什么正经事，闲聊了一个小时。我意识到不该请陈涌来，周扬不认可贺敬之为他组织的起草班子。陈涌在场，不使与我谈事。 　　之后周扬同志去天津疗养，同时也是为了能安静地“炮制”那一篇日后在政坛上掀起轩然大波、在新时期思想发展史上将要留下一笔的所谓“异化”文章。周扬与天津关系密切，周扬的中共八大代表，是由天津地区选出来的，他在天津搞过“四清”，他肺癌开刀后也曾在天津疗养。春节假期刚过，一上班，我就接到小丁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说周扬同志要我去天津，还要我通知王若水一起去，那是2月10日。小丁没有讲什么事，但是我能猜到是什么事。我与文艺局同志打了一个招呼，约了若水下午五时在北京站见面，乘晚上六时火车赴天津，抵达周扬下榻的天津迎宾馆。元化同志也于当日由沪乘飞机比我们早几个小时到达。这时，我们明白无误地知道了我们的任务是协助周扬起草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报告稿。 　　天津迎宾馆人称“天津钓鱼台”，在天津市马场道，不是一般的宾馆、饭店，是一座占地面积很广的园林。是为毛泽东主席等建造的。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经常出巡，各省市纷纷赶建“行宫”，如湖南的“蓉圆”，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这个迎宾馆，东区有一汪湖水。北面是一大片果园。园中溪水曲折，小桥卧波，竹木森森。当时正是隆冬季节，若是春暖花开之日，必将是另一番景象。园中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的。我们后来参观，这四座别墅，建筑的规模，豪华的程度，内部的陈设，呈梯形的差别，绝不雷同，令人惊叹等级之森严。这座迎宾馆建成已近“文化大革命”了，毛、刘、周、朱谁也未来过，倒是接待过几次江青，当然住的是“毛”的别墅。宾馆一直未对外开放。周扬同志和我们一起住的是“周”的别墅。 　　周扬同志对这篇报告确实是十分认真，十分重视，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些科学探索，力求在理论上有点新意。他说，“多年以来，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战斗过来的。战斗中有很多错误，但总是战斗了，战斗的时间不短，整整半个多世纪。所以写纪念马克思的文章，对我有一种吸引力，也有一种责任感。我希望能够说一点意见，说一点多少有些新意的意见。……新意就是探索。”《周扬文集》第5卷第451页—452页)若水、元化和我协助他起草这份报告，是他自己挑选的。50年代，王若水被毛泽东称作“桌子”哲学家，为毛欣赏，还是周扬同志将这信息传达给他的。60年代，若水曾在周扬领导下，准备写作批判“人道主义”的小册子。若水有思想，文笔犀利，为周扬同志所欣赏。元化同志在逆境中埋首于古典文论的研究，颇有成就，也为周扬同志所赞赏。至于我，不过是这几年协助他作些文字工作，为人为文比较熟悉罢了。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工作，进行讨论。周扬同志住一个大套间，客厅有四十平方米，落地玻璃窗，朝东，阳光充足。在他的客厅里，周扬、若水、元化和我四人，围坐一张小方桌旁，各占一方，小丁在一边记录。苏灵扬同志有时坐下来听听，从不插咀。周扬同志要求先不谈“报告”怎么写，写什么，先“务虚”。谈马克思逝世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历史感是周扬理论活动的基本特点，也常常是他理论活动深刻之处。我们四个人真正做到了敞开思想，毫无顾虑，毫无顾忌。我们既看到，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一直保持着青春活力；也看到“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场合，也出现过停滞、倒退、甚至质变。”(《周扬文集》第5卷第454页)这样怵目惊心的事实。我觉得，我们都是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作严肃地理论探讨，和“怀疑社会主义”捱不上边。我们谈了整整两天，每个人半天，若水第一个发言，周扬同志最后发言，他的理论概括能力很强，他谈完，报告四个部分的框架也出来了。即：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我后来在编选《周扬近作》选的“后记”中说：“1983年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专题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世界观高度较全面地、系统地清算三十几年来‘左’的思想政治路线的理论文章，也是为蓬勃兴起的城乡各项事业的改革作理论上论证的、具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篇文章，是周扬在新时期十年中理论建树的高峰，或许也是十年中思想理论战线具有重要理论、学术价值的著作之一。”(《海边草》第23页。)还应该说，这个报告是放在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大背景之下的。讨论完毕，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若水与其前妻离婚一案，法院将开庭审理，通知若水出庭。不得已，第三天若水便回京了。执笔起草便落到元化与我两人身上。“报告”四部分，我写第一、四部分，元化写二、三部分。若水实际上未参加执笔。但是后来“清污”时，不仅将周扬作为迫害对象，不问情由，将若水也作为打击迫害的对象。若水在新时期理论上有重要建树，是一位真正有独立见解的、有深湛理论修养的理论家。从务虚会议起，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尤其是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上，有独特的创见，人称“人”的哲学家。他一贯反对“左”的思潮。他被邓力群称作“确实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所以“左王”们要将他作为靶子打击，自在情理之中。可是，说王若水参加了起草工作，“实质是王若水要把他的观点通过周扬这个权威人物之口成为合法的、权威的观点”，是不顾事实的武断。 　　我们度过了一段十分安静的读书、看资料、思考、写作的时光。为了保证写作不受干扰，周扬同志与天津市委联系，对宾馆我们的住所进行“封锁”。宾馆有门卫，外人无法随便进入。周扬同志与夫人苏灵扬、元化、我以及秘书小丁，还有一小保姆，每人住一套房间。元化和我在自己房间里写作，周扬则在他的客厅里读书，我们第一稿交出后，他则改稿。休息时，或饭后，他常到我们房间坐坐，随便聊聊。我有时想到什么问题或者只是想休息一下，也去找他聊，不择时间，一点拘束也没有。我们谈的很多。我还能记得的，他谈过曾国藩。他说，他曾对侯敏泽的书提过意见。周扬同志说：我对侯敏泽讲，你那本书讲曾国藩是刽子手，这个人虽然反动，但还是有本事的。他是我的老乡，他有学问，对桐城派起了很大作用。他的《求阙斋书录》是讲文章学的。周谈过戴震，在清代学者中，他十分佩服戴东原。他说乾嘉年间，是清代汉学极盛时期，戴东原是一个大学者，他通过小学研究经学的路子很可取。《孟子字义疏证》是他唯物主义哲学代表著作。他超出当时汉学家们的地方是他对宋明理学的猛烈批判。他认为“理”“欲”是统一的，攻击“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妄，他是一位启蒙思想家。周谈到“第三种人”，认为对“第三种人”不能一概否定，三个代表人物，有两个还好嘛。我们谈论过文艺心理学。周认为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在通俗地介绍西方美学流派方面有价值。我告诉他，近年来文艺理论界对文艺心理学已逐渐关注，有一位年青人鲁枢元，写了一些文艺心理学文章。周要我找两篇让他看看。我打电话给天津市委宣传部的方伯敬，他找了一本《上海文学》上发表的鲁枢元文章，周看了后说很好嘛。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谈心时说起，有位领导同志对他讲过一件事：过去有些他的同事或部下，现在都登上了高位，有政治局委员，也有书记处书记，而他从开国到现在仍是个副部长。谈到这些，他说，权位对他并不重要，他主要靠影响工作。他在新时期的言行，又确实不是从仕途、“职位”的利害出发，不是在仕途与学术两者之间打“秋千”。他在官场上混了几十年，难道不懂得，升官、保官最重要的秘诀是跟风走，按照上面的调子唱，听话，讨领导人的欢心，用那时一句流行话说，叫“紧跟”。他如果一心想的是向上爬，大可不必冒风险作什么理论“探讨”，更不要顶风反“左”；如果能大批“自由化”更会利于仕途发展。他是在追求真理。这是我所认识的周扬。 　　“报告”第一部分第一稿送给他，他改了一道退我，批评说，你的文章气势不够。我有点委屈，我想这是第一稿，先将观点与材料摆出来，让他认可，还谈不上“做文章”呢，不过他的批评还是引起我的注意。后来我再翻看他过去的文章，感到他的文章非常讲究开头与结尾，开头叫得响，结尾刹得住，确有一种逼人的气势。有些文章观点已站不住脚，有错误；但从文章学来看，你不能不赞佩。他行文还有一个特点，少用联结词、虚词，句与句之间没有过渡，显出紧凑、有力的节奏。几年来，从他对我起草的文稿修改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在第四部分“人道主义”动笔之前，我曾提醒周扬：对于人道主义乔木同志有不同看法。我还记得传达过一次胡乔木内部的谈话，大意是说，人道主义是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国外反动势力反华的理论武器，印象很深刻。可是，周扬同志又是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嘛”!他的话当然很对，“文革”以后的几年，人性、人道主义已成了理论界一个热门话题，发表的文章恐怕已有几百篇，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也开过了，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谈呢?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因此而成为一个政治事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不叫运动的运动。不仅是我，即便是老于事故的周扬，作出“左”的东西“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结论的周扬，大概也没有料到，在他蹲了九年牢狱之后，在这希望的春天，又因言获罪，为文罹祸。对这一个“左”字，他还没有看透啊!学术上“左”的观点并不可怕；但学术上“左”的观点一旦与权力结合起来就十分可怕了。后来我曾想，若是这个报告由别人来作，不是什么问题也不会发生么?当初中央为什么决定由周扬在这个学术性讨论会作这个报告而不是别人?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个谜。物理学上的惯性力实在太强大了。延续了几十年、渗透到全民意识深处的“左”倾思潮，象飞速奔走的车轮，并不因十一届三中全会刹闸而立即停止滚动，它还要在原有轨道上继续向前冲一段。只要体制不解决，利用意识形态问题做文章，作为权力角逐的手段，这幕戏就还得演下去，文坛中人还得作牺牲品。 　　由于意识到在人道主义问题上会有不同意见，所以在“报告”稿中首先作了防御，强调了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界限。我们立论的基点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目的本身”，这个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在“报告”中，周扬同志对自己过去在人道主义理论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第四部分写出第一稿，晚上送给周扬同志。第二天早晨，他将稿子退我，庄重地说：我考虑了好久，还是要写“异化”。他又说：我昨天晚上一直想这问题，一宿未睡好。苏灵扬同志证实说，昨天晚上总是听到他房内有响动，翻来复去的。我第一稿未写“异化”问题，因为我们讨论时并未着重谈到它。周扬同志谈报告提纲也未提及。这个情节使我意识到，周扬同志要在这份报告中谈“异化”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说是受王若水影响，是没有根据的。周扬在1963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曾提出异化问题，还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但那篇讲话是“左”的，是所谓“批修”的。周扬是现实感强的理论家，“文革”后，对这一理论有了新的感受，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知识界对这一理论发生兴趣、寻找说明当时社会问题症结的理论根据一样。他在这前两年即1980年9月在中央高级党校的讲话中，便已讲过“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发表于1981年《探讨》试刊号)，并未闻社会主义江山社稷有被颠覆之势。至于说：“周(扬)文(章)的最厉害并已形成祸害的部分正是出于他(王若水)的手笔或构思”(1983年8月13日，“胡乔木给秦川的信”)，更是不负责任的臆说。学术研究，必然有对前人的继承，外来的借鉴，同代研究成果的吸收，这是常识。若水参加起草工作，他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观点有代表性，“报告”参考、吸收了他的观点，他也动笔修改过稿子，这是事实；但怎么能不作调查，不顾事实，一口咬定第四部分是出于王若水手笔与构思呢?周扬同志过去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言论，发表的时间，大体上与王若水发表的文章时间相近，要说影响，是相互影响。应该说，这份报告，从立意、构架到主要观点，都是周扬同志本人的，只是起草人在这些问题上与他的看法相同。起草人作了某些发挥，与周扬同志一贯的见解是一致的，得到他的认同。惟有一个理论观点不是周扬同志个人的而是起草人的，即关于认识“三范畴”(感性、知性、理性)。这是元化同志讨论时提出来的，以前元化同志就这个问题写过文章。周扬同志过去对这问题未有研究，但是他同意将这问题写进“报告”中，是符合他的文章要有点新意想法，不妨作为“探讨”嘛。他非常重视认识论问题。这个观点显然他考虑不够成熟，后来他谈起，似有点悔意。这个观点虽然也有人批评，并未引起太大麻烦。在这个“报告”出事之后，周扬同志风格很高。他将问题全部包了下来。他说：“至于这篇讲话，虽有人帮助起草，但整个内容和文章的结构，都是我的意见。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完全是我的责任。”(1983年3月27日“周扬给在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信”) 　　他要我写“异化”问题，我感到为难。1960年，我在人民大学曾被抽调出来，参加批判巴人的“反修写作小组”。写过批判巴人人性论、人道主义世界观的文章。“文革”后，在理论上进行“反思”，我首先选择了人性、人道主义这个研究课题，从1980年起，写了一批文章。对于“异化”理论我并未专门研究。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32年第一次公开发表，诱发了西方社会关于异化问题经久不衰的热烈讨论。1956年，人民大学何思敬教授在我国第一次将此书翻译出版，并未引起广泛注意。1959年我进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班，攻读美学专业，师从马奇教授。马奇教授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当时是国内少有的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研究的专家。他辅导我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接触了“异化”理论。可是，人大毕业后，我在大学里教的是“哲学原理”、“艺术概论”课程，授课任务很重。再加之又担负了党的宣传方面职务，根本谈不上去摸很专的“异化”理论。再往后是进入大革文化命的十年。对世界范围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异化理论，诸如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的总体异化论、萨特的存在主义异化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达资主义社会中异化的理论，那时我还毫无所知。我有这样习惯，一个理论问题，还未充分掌握材料、研究透之前，决不轻易下笔、发言。所以我建议周扬同志，还是将若水召回来，他对“异化”有专门研究。周扬同志宽厚，他说人家家里有大事，还是我们俩人自己来写吧。我从天津市委宣传部图书资料室借来一批书与资料，读了几天。好在有周扬同志在中央高级党校讲话为基础，与周扬同志讨论，根据他的意见大体上写：“一，何谓“异化”；二，马克思“异化”论与黑格尔、费尔哈“异化”论的区别；三，克服一切形式“异化”，人的全面解放，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观形成的关键；四，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异化”；五，社会主义社会异化的表现形态；六，社会主义社会“异化”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根本不同；七，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存在克服“异化”的条件；八，“改革”是克服“异化”之途。异化与改革挂上了勾，他是力图用异化理论对改革作论证的。写作参考了若水的文章，如社会主义“异化”的表现形态，基本上移用了若水的话。但也有与若水本人观点不一致的，如社会主义“异化”与资本主义“异化”的异同。我们临回北京前，还是将若水找来住了两天。他看了稿子基本上赞成。我们还在一起照了几张象片。回京前几天，中宣部理论局卢之超来电话，询问周扬同志“报告”的内容与题目，学术讨论会要安排日程。我与周扬同志商量，他也想不出什么好题目，说就叫“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我给卢之超回了电话。 　　写作的后十天，周扬同志对宾馆我们住所“解禁”。天津的文艺界人士不断来访，北京也有人来。张光年与王蒙来过，他们是来天津拉蒋子龙去京协助主持《人民文学》杂志笔政的。陆石、赵寻来过，他们是出席文联在天津召开的座谈会的。冯牧与陶斯亮来过，他们是来天津找医生为冯牧姐姐治病的。他们都顺便来看望周扬同志。每逢客人来，凡我们也熟悉，周扬同志都让秘书告诉我们出来见一面。元宵节在这里渡过。听到园外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意识到那是春节的余绪了。紧赶慢赶，稿子竣工已临近会期。3月7日我们赶回北京，当晚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元化与若水一起在印刷厂最后进行校改、润色。我当晚因事回家了。 　　我们在天津25天。度过了难忘的一月。当我们返京时，气候已转暖，园内东湖的冰层开始融化，透着春的消息。我们怀着辛勤劳动后的快慰与一丝期待踏上归途。 　　有谁能够想到，等待着的是一场新的文字冤案。等待周扬的却是恶运重临，等待着的是在梧桐叶落时，在全国范围掀起的一场排空的政治风暴。 　　(作者附记：本文共四节，此处是第一、二两节。)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