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科教文卫人物 > 周扬 > 缅怀纪念

他的一个未了心愿

荣天屿

每当我回忆周扬同志与我们的一些谈话的时候，我总想起1983年他刚进医院不久一天的情景。那天，我去探望他，在北京医院病房楼宽敞的走廊里，他正由人搀扶着缓缓地在散步，见着我们高兴地说，他还到附近的房间里，看望了一位老朋友。 　　回到他自己的病房，躺坐在床上，谈话的兴致更高了。说他这次住院，治疗休养一两个月，一定可以出院，今后可以到处走走了，西北过去去得很少，敦煌没有去过，非去看看不可。井上靖先生又来邀请，日本还得争取再去一趟。话题一下转到我们的工作问题上，说到我们整理的一份关于左翼文艺运动的材料，他觉得基本上可以，可是有的同志却不赞成。他感叹地说，总结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得失和经验，是他多年来的一个心愿。听到他这么说，我立即想到部里的党史材料小组正布置我们整理他的回忆录，我说，由你自己用回忆录的形式来写吧，我们找几个人为您记录整理。他沉思了一会儿说，苏灵扬的意见，我们两个自己来写吧! 　　哪知这次谈话后，他的身体状况不是一天天地好起来，而是再也出不了病房，后连病床也起不来，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到以后一两年，见着我们这些熟悉的后辈，只能张开眼睛打招呼。有一次，似乎还含着一点泪水。我的心也沉重起来，怕他伤心赶快问候两句就走了。我想，要是他能说话的话，可能是痛惜他的心愿实现不了，特别是由他自己写回忆录总结上海时期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 　　周扬的这个心愿，我从1978年起，就听他多次谈起。1978年的9月5日，中组部的沙洪同志写信给陈云同志，反映文艺界一些老同志当中，由于过去的一些隔阂，对革命文艺运动中某些历史问题，如两个口号的争论等等，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分歧。并附上了徐懋庸的夫人王韦的一封信，谈到毛主席在延安和徐懋庸的谈话中有涉及对两个口号的争论的评价问题，说徐懋庸在延安曾经向陈云同志谈过这些事情。陈云同志看了这封信后，9月11日就写信给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除了认真负责地回忆和说明一些当年他知道的情况外，建议要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对上海文艺界三十年代问题，对创造社、对当时其他革命文艺团体，作出实事求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并指出，作这些评价时，必须把革命文艺团体的是非功过放到当时历史环境中考察。陈云同志在这封信中，还语重心长地说，这件工作最好今年就动手做，因为亲身经历和知道当时情况的人，年龄都是七十开外八十开外了，再不动手就迟了。 　　胡耀邦同志将陈云同志的信转给了中宣部的领导。中宣部在“文革”中，作为“阎王殿”被“四人帮”砸烂，那时刚刚恢复建制，我也是回到文艺局工作不久。我们立即为贯彻陈云同志的意见，着手做一些事情，开始拜访一些亲身经历和知道当时情况的老同志。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要去找周扬同志，因为他是上海文艺界三十年代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又是涉及两个口号争论的关键人物，面在“文革”中，“四人帮”借口“国防文学”的口号和“四条汉子”的说法，把他整得死去活来，受尽折磨。当时，周扬还未恢复工作，和夫人苏灵扬一起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他看到中宣部原来的人来拜访，掩不住欣喜之情。听了我们传达了陈云同志关心上海文艺界三十年代的问题的意见后，很兴奋也很激动，立即深有感触地说，陈云同志的意见很重要，要把这些问题放到当时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我们这些人当时主要是对鲁迅的伟大不够认识，对鲁迅不够尊重。认识一个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思想，伟大的真理是有过程的。“四人帮”最大的颠倒是非，就是把我们和鲁迅先生在两个口号问题争论这种人民内部的争论，说成是敌我矛盾，说成是阴谋。接着，他就回忆起在1949年召开第一次文代会的时候，他和阿英等人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周总理就对他说，“周扬，你是应该也有资格来总结下上海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的。”周扬感慨地说，总理要我总结三十代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一直是我的一个心愿，现在陈云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来了。 　　1981年7月，中央宣传部遵循陈云同志的指示，在贺敬之同志的主持下，与中央组织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等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建立了革命文艺运动若干历史问题研究小组，打算从研究上海三十年代文艺界一些历史问题做起，有计划地对革命文艺运动中的重要历史问题，进行调查、访问、查阅历史档案，并邀集熟悉历史情况的同志和持有不同看法的研究者进行座谈、讨论，希望在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加强团结的前提下，有关的同志先期写出和整理出一批回忆录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可能的话写出一篇关于革命文艺运动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出来，以总结党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恰当评价革命文艺运动中一些有争议的历史问题。 　　这时，周扬同志已经返回中宣部工作，他热情地指导和参与了研究小组的活动。他对参加研究小组的同志说，要谈什么，你们给我提出来，凡是我能够，你们觉得需要谈的，需要征求我的意见的，我可以谈。要谈三十年代“左联”、“文委”的问题，请阳翰笙、夏衍等同志一道来，他们资格都比我老嘛!后来，座谈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的一些问题就由他出面，邀请翰老、夏公到安儿胡同他的家里，围坐在客厅，象谈家常似地，一次两次地和我们这些后辈叙说当年往事。有时，你一言我一语地交谈，遇有不同意见的问题还互相争论几句。 　　他也象陈云同志一样，焦急地叮嘱我们，首先要抢救材料，一些参加过革命文艺运动的老人，自然规律，没有办法，是“朝不保夕”了。象“左联”的发起人，当时，他想来想去，只有阳翰笙、夏衍、冯雪峰，后来才想起还有从事戏剧工作的许幸之。他说：要赶快将他们知道的史料，记录下来，整理出来。他还痛心地说，最重要的人物，第一任的上海中央局的文委书记潘汉年死去了，含着三十年的沉冤而去。干革命、不仅有牺牲、有流血，还要忍受冤枉。他还提醒我们，一些现在不干文艺工作，但当时参加过革命文艺运动，与文艺界发生过密切关系的人，你们也应当去找。他举出成仿吾、邓洁、王学文等人。他说，创造社的情况，成仿吾知道得可多了。对于一些人回忆的的史料，他告诉我们，有条件的话，开点座谈会，大家一块谈，可以互相订正、补充。七老八十的人了，记忆不可能那么详实、准确，互相一谈，就会还历史的原貌。现在想起来真要感谢他们，幸好当年有陈云同志的倡导，周扬同志的反复叮嘱。一些参加过革命文艺运动的前辈们，相继离开人世，但仍然留下一大批极有价值的回忆录与史料。 　　周扬同志对怎样评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些同志的功过是非，和我们一起进行了探讨。他诚挚地说：象他这样的当事人，要有一个自我批评的态度，不能说自己没有缺点和错误。比如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与争论，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和毛病，还是鲁迅高明嘛，他提出并存说。又如文艺界建国十七年来的一些问题，我也不赞成把什么都推给毛主席，我们是一个方面的指挥员，我们也有责任。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无所畏惧，错了就错了，分析它的原因，找出现在还应当引以为诫的教训。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的革命文艺运动，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当然，这里面的错误经验也不少。我记得，马克思、恩格斯也经常讲，错误的经验比正面的经验更宝贵，如果我们从中学习到一些东西的话。 　　怎样正确认识当时有缺点和错误的同志?他说，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他谈到这里，语调也高昂起来。他说，这些同志对无产阶级、对革命都是坚贞不渝的，不要因为他们在左翼文艺运动中，有过这样的缺点，犯过那样的错误，甚至有些在今天听起来好象是很可笑的错误，就对他们作出不恰当的评价。他们是不怕牺牲，将一切置之度外，来参加革命文艺运动的。挨过鲁迅先生批评的“芸生”，即丘九，他是一位革命青年，写了《汉奸的供状》一诗后，很快就离开了上海，后来听说，在福建的革命斗争中牺牲了。现在，他的亲人还在打听他的情况。象潘汉年同志，可说对革命鞠躬尽瘁，牺牲了一切。他在工作中，不能说一点缺点都没有。这些同志的缺点甚至是错误，只能说是伟大革命战士的缺点和错误。 　　如何总结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是那段时期他和我们谈得较多的一个话题。有时候，他结合亲身的经历，象说故事一样来阐明他对此的想法。有一次，他经过一些思考之后，专门就此问题，和我们谈了研究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的三个基本观点。那就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是个国际现象，是个历史现象，是个意识形态现象。 　　我在此回忆他谈的三个基本观点，也想结合他平时谈的自身的经历来印证他的说法。周扬说，国际现象就是说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一部分。他诙谐地给我们作着解释，他说：我们提的普罗文学的口号，就是“舶来品”，从苏联来的，又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我们当时完全接受国际的影响，第三国际的革命作家协会，有一个刊物，开始叫《文学和世界革命》，那是很“左”的。很快改名《国际文学》，最后改成《苏维埃文学》，我当时经常买来看。这个刊物名称的变化，也反映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在国际上也是变化的。我个人不懂俄文，日文也不太好，主要从英文里面来读革命的文艺作品。当时，美共有个作家叫高尔德，我就从读他的作品来认识无产阶级的文艺。我到了日本，进一个速记学校去读书，因为当时日共很出风头的理论家藏原惟人在那里当教员。我自己接受革命文艺的教育，可说也是一个国际现象，苏联、美国、日本的都有。他还笑着告诉我们：五十年代，高尔德、藏原惟人都相继到中国来过。我那时已是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高尔德激动地对我说，现在来看周扬同志，中国革命胜利了，多么美好，而我还和一个叫化子一样。我见了藏原惟人，我说，过去你对我们的影响很大。藏原惟人回答说，现在要受你们的教育了。 　　关于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周扬给我们叙说过一些当时的背景情况，我们听起来也感到有点国际现象。他说：“1934年10月我就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苏联提出保卫文学(即国防文学，也可译为保卫文学)的口号，那时我们都是听苏联的，受苏联的影响，看苏联的文艺动向，苏联怎样，我们就跟着做。1935年的春天，上海地下党的组织机关遭到破坏，一些同志被捕了，文委几乎只剩下我一个人孤军作战，处境要说有多困难就有多困难，在跟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我在一个外国人开的书店买到一本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读书讯》，从这本刊物上读到了《八一宣言》，知道党在号召建立广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我们兴奋得很，觉得上海文艺界也应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于是就正式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 　　关于观察左翼文艺运动是个历史现象，周扬和我们谈得不多，他只是着重指出：既然是历史现象，必然有一个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左翼文艺运动也要受这个规律的制约。左翼文艺运动的一切活动，随着时代的更替，使命的结束，也要消亡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他说，从普罗文学到左翼文艺，有点外来的现象，但是，它能在中国发生、发展，那就是它有一个中国的民族基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随后的左翼文化运动，都是这样。它是随着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基础的发展而发生、发展的，而左翼文化的传播又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需要和能接受的。他还说，创造社以及我们这些人当年写的一些提倡左翼文化的文章，现在看来，都不太象样。但还是象点火一样，使左翼文化运动燃烧燎原起来。这就是有它的民族基础，这就是历史的现象。 　　从吴黎平的回忆文章到徐懋庸回忆毛主席和他的谈话，都证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当时对两个口号的争论是有定评的。为什么1937年周扬到延安后，关于他在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功过，党却没有给他谈过话，做个结论呢?周扬对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才说出来：这就是历史吧!1937年，潘汉年和他谈话后，他就和艾思奇、何干之等人一道到了延安。当时中央组织部的负责人是李富春同志，后来是陈云同志，他想，他们二位当时都在上海工作过，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是是非非也了解一些的，等着他们和他谈话。那知不久却传出消息，说中央通知冯雪峰回延安汇报工作，冯却因为和博古、潘汉年闹矛盾，拂袖而去，回了浙江家乡。周扬说，也许是发生了这件事，再也没人给他谈上海文艺界的事情。在延安他接触毛主席的机会很多，毛主席也未曾和他说过上海的事，而是很快就分配他到教育厅去做厅长了。 　　如何观察左翼文艺运动中的意识形态现象?周扬在谈话中，正面来阐述这个基本观点，可说是最少的。我翻阅了当时的笔记，只是简单的一些话。文艺本来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搞文艺运动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必然是他意识形态的反映，不象搞自然科学的那样，它里边主观的成份比较多。我过去不大想探讨左翼文艺运动，包括国防文学的争论，等等，主要是必然涉及到我们这些人的思想、感情等主观的东西。从这些话中，我回忆起谈起当时和冯雪峰同志发生冲突的往事，并且反复检查自己说的一句话：这都是“年少气盛”所致，也许就是有关“意识形态”的现象吧!他说：“他二十五岁就作了左联的党团书记，二十八岁就当了上海中央局的文委书记。这样年轻当此重任，后来又失去与中央的联系，几乎是自己一个人在撑持局面，怎能事事处理得那么好呢!谈起冯雪峰，他是带着一种敬重的口吻说，雪峰是一个好同志。他是我们党认识鲁迅先生的伟大比较早的一位。周扬说，他从日本回到上海，是雪峰为他恢复了党的关系，参加了左联，并要他当左联的党团书记。我们的关系一直是不错的。可是到了1935年，上海地下党的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我们失去了和中央的联系，整天焦急地寻找党的关系，又四处逃避敌人的围捕。1936年，雪峰以中央党代表的身份从延安回来，我们听到这消息，非常高兴。可是雪峰却不与我们见面，径直找了胡风和鲁迅先生，随后又引发了两个口号的争论，招呼也不跟我们打一句。一时间，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你们想想，我当时遭受的压力有多大!周扬平时和我们谈话，一直是谈笑风生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说不下去了，声音也哽咽起来，沉默一阵，方把话题接了下去。他说，现在想不起隔了多久，雪峰才派王学文带了一个纸条约我见面，纸条上面写了什么我都忘记了，只是这两句话至今还记得，“周起应六成英语，小资产阶级情绪。”党代表分别了这么久，别的话不问，却说我六成英语，我本来就是六成英语嘛!年少气盛的我，当即加以拒绝，拂袖而走。从此以后，我和雪峰的关系弄得很僵。现在看来，这对上海左翼文艺界的团结，对正确处理两个口号的争论非常不利。周扬说，年少气盛的我，当年确实受不得一点委屈。有一次在现代书局聚会，冯雪峰把我和胡秋原安排在一桌，我有点不与这种人为伍的想法，一句话也不跟他们说。从现在来看，应付一下，打打招呼总可以的。但当年年少气盛的我，绝不这样做。周扬还笑着告诉我们，想当年雪峰与博古、潘汉年闹矛盾，竟然拂袖而走，是不是也有点年少气盛?说到这里，他给我们谈到毛主席在延安时同他说的一些关于怎样正确对待个人委屈的话，毛主席说，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人家批评你批评得对，你就不应该感到委屈；一种是你的对，批评的人错了，你要为正确而斗争，不怕受委屈；再有你有一半错，他虽然不是全对，也不是完全冤枉你，你也不应该感到太多的委屈。最后他叹气的说，当年“年少气盛”的我，还没有这样的水平!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