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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真正的汉子

潘荻

作为国家通讯——新华社的一名文艺记者，我有机会与当年代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负责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周扬接触，最多机会是在各种文艺工作会议、文艺活动场所见到他，或听他讲话、阐述党的文艺当时政策和文艺思想理论，以及分析当前创作中存在问题，或传达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对文艺创作的意见和批示。因此当时多半是远距离的感性认识，谈不上了解，我真正从理性上认识周扬，还是在“文革”之后。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由文艺发难。因此我这个文艺记者也首当其冲，成为新华社造反派以新谓“崇拜牛鬼蛇神田汉等四条汉子的工具、走卒”、“宣传封资修文艺”等罪名进行揪斗的第一名“黑”记者。批斗之后即勒令“彻底交待与文艺黑线人物的关系、”“彻底揭发四条汉子和文艺黑线人物的罪行”、“与他们划清界线”。当时我的思想仍处于奴隶主义盲从状态，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既然领袖批评文艺舞台“被牛鬼蛇神、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我便信以为真。但是让我揭发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人的“罪行”，我确实写不出具体内容。于是我找出过去每日记录重大文艺活动和摘录领导同志讲话的工作日记卡(可惜文革期间全部丢失)，希望从我亲自听到周扬等领导在各种文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讲话的记录中；以及我为了了解文艺工作的历史情况，在查阅解放以来发表在报刊上的周扬的报告和文章创作的摘录中，找出以揭发周扬“提倡封资修”的言行。 　　周扬不是两面派人物 　　但是，我失望了。我不仅没有找到可以揭发周扬的材料，反而思想上悄悄地产生了与当时批判周扬的气氛不协调的“可怕”想法：周扬不是“反革命两面派”(1967年1月《红旗》发表姚文元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因为我发现：解放以来周扬所有有关文艺创作、演出的言论始终如一地坚持：要在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他经常阐述文艺创作如何正确处理“健康与发展”、“形式与内容”、“政治与艺术”、“古与今”的关系；总是强调“两条腿走路”。如1952——1961年期间，周扬先后在《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全国剧目工作会议》、《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等各种文艺会上的报告和讲话，都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祖国戏曲遗产”、“要改革和发展民族戏曲艺术”、“对传统剧目应全面挖掘、分批整理、重点加工”、“戏曲表现现代生活是一大改革，在大力发展现代戏剧目的同时，继续发掘和整理传统剧目，并排演新编历史剧，在充分发扬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戏曲”，要“继承文化遗产，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即使在毛主席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敲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钟，提出“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接着又先后几次书面或口头严厉批评文艺界“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而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之后，当即有一些高层领导人见风使航，迎合讨好，而周扬却绝没有忙着改变自己的观点。 　　为原本极右的康生(1961年在紫光阁文艺工作会议上，我亲耳听到他说要戏剧家编写帝王将相历史剧，点名要京剧院为会议演出未经改造加工的《花田错》、《马寡妇开店》等坏戏，公开反对京剧界探索编演现代京剧，叫嚷“谁让马连良演现代戏，我开除他的党籍”)，听到主席批评时，他立即摇身一变成为一贯主张演现代戏的“正确”领导，在京剧现代戏会演总结会上，他大肆挞伐在他动员下所出现的新编历史剧，特别声色俱历地批判田汉改编的京剧《谢瑶环》、孟超改编的昆曲《李慧娘》是“反党大毒草”。而上海柯庆施、张春桥则匆忙提出：“写13年”(1949-1962)的口号，还拼奏了“写13年的十大好处”，“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面对这种风派领导和否定历史、割断历史的极左思想论调，周扬虽然承受着领袖批评的极大政治压力，仍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在1963年4月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就柯庆施、张春桥及其追随者提出的“写13年”展开辩论时，周扬发言又一次阐述继承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鲜明地驳斥“只有写社会主义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错误论调。根据毛主席的批评，中国文联各协会和文化部在1964年先后开展整风时，周扬为保护文艺家而要求报刊发表批判文章应“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对田汉、夏衍等文艺家要有历史观点”，要“一分为二”，要“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分别开来”。他还曾在一次会上说：“文化部的错误不一定是路线错误，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包括文化部的领导和我在内。” 　　从周扬的历次言论中，如果不添枝加叶或断章取义，我是找不出周扬“提倡封资修”的罪行的。我因为没有通过揭发周扬“立功赎罪”，只交待了一本我采访所谓“文艺黑线”人物的情况，随后便被送进了“小牛鬼蛇神集训班”，每天规定学习毛主席40年代写的文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思考自己该如何回到革命阵营来。但是，我在集训学习中，反而对周扬有了初步的理性认识：他不是“反革命两面派”，也不是“风派”人物。 　　海婴谴责“四人帮”歪曲鲁迅 　　1958年我开始采写文艺报道不久，在王府大街口旧文联大楼礼堂举行的一次文艺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听周扬公开检讨自己30年代领导左翼联盟时期所犯的“左”的错误。当时我对文艺界情况基本无知，对周扬的检讨也不知所云。但这是我第一次亲自听到党中央负责同志公开自我批评，不禁由衷敬佩。后来又多次听到周扬作同样的自我批评，我有点不好理解了：任何革命者年轻时都可能由于不成熟而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为什么周扬同志对自己年轻时期的错误，虽已过去几十年了，仍要如此不厌其烦地检讨呢?“文革”爆发后，我才知道周扬是“四条汉子”之首，而“四条汉子”又是毛主席肯定的文化革命旗手鲁迅的批评用语。于是我恍然大悟：即使周扬如此一再认错检讨，也没能逃过某些野心家利用鲁迅的这一批评用语来打倒周扬、夺取文艺领导权的阴谋。因此在“四人帮”垮台后不久，我便就“四条汉子”的问题访了鲁迅之子周海婴。 　　海婴很高兴我的访问。他告诉我：他也为周扬受到“四人帮”的严重迫害深感不安。1975年周扬恢复自由之后，他立即去看望了周扬，谴责“四人帮”歪曲鲁迅，利用鲁迅的某一句话、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或对某个学术问题的不同意见，作为棍子来打人，使一些好同志受到伤害。他指出“这是完全违背鲁迅的本意的，是鲁迅自己想不到的。我母亲(许广平)曾对这种行为表示极大愤慨”。海婴列举许多事例说明：“鲁迅绝不无原则纠缠于个人恩怨，他对被他批评过的同志，仍然友好拥待。如与之发生过笔墨之争的成仿吾，鲁迅后来还帮助他接上组织关系，并称赞他‘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的一块’。鲁迅20年代在北京教书时，曾批评过一个青年学生。后来他又写文章更正，进行自我批评。可见鲁迅也是要在实践中来检验自己的批评的。一些与鲁迅有过笔墨争议的好同志，对鲁迅也并无芥蒂。如周扬同志对鲁迅一直是尊敬的、积极宣传鲁迅、关心鲁迅文集的出版和文物的保护工作的。解放以来所有纪念鲁迅的活动，都是由周扬组织主持或有他参加的”。海婴希望：“今后我们应该全面地正确认识鲁迅、学习鲁迅，决不能再容忍那种利用鲁迅的话来整人的事件重演。” 　　与海婴的一席谈话，我更感受到鲁迅和周扬这两位前辈文艺家的高山景行，特别表现在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上的胸怀的和度量，实在是那些争权夺利的投机政客所望尘莫及的。 　　勇于剖析自己 　　我在采写文艺报道工作中，听说不少文艺家错划“右派”与周扬有关，当时我对错划“右派”而受到政治迫害的文艺家们的不幸遭遇(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坐牢，有的长期下放农村或边远地区劳动改造)，虽然非常同情，但总认为这场“反右”运动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当时作为负责文艺工作的领导干部周扬如果拒不执行，岂不也会被打成“右派”，所以从未想过周扬应负责什么责任。粉碎“四人帮”后，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灾难，周扬自己也沦为了党的极左路线的严重受害者，我更认为周扬为他所执行的极左路线已付出代价，过去的受害者就不应该责备他了。可是，我发现周扬并没有自我宽恕。相反，他在恢复领导职务后，仍然心情沉重。他就曾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向当年受到伤害的老同志们公开道歉，检讨自己的错误。 　　1978年，周扬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去广州出席一个文学工作会议。他在会上第一次提出：诗人“艾青的右派问题是搞错了。”后来他还去艾青家登门道歉。他难过地含泪说：“你的右派问题搞错了，我有责任啊……”。接着，他又邀请三十多位错划“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他单独坐在会场前面的一张桌前，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众多的老同志，心情沉重地长时间低头不语。他情绪十分激动，以至言未发，泪先流、泣不成声。待情绪稍微平静下来，他终于将他埋藏在心中多年而没有机会说的肺腑之言吐了出来。他沉痛地说：“我对不起同志们，今天我向大家道歉。同志们几十年来所受的委屈和苦难，显然不是我的一句道歉所能补偿的。但我必须承认我对在座同志们错划‘右派’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大意)。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期间，周扬又特地去作协组会场，再一次向丁玲、艾青等作家诚恳道歉。他说：“你们所受的委屈和伤害，我的道歉，千句万句都无济于事，只不过表达一点我的内疚和不安……”(大意)。总之，在文艺家聚会时，只要有机会，周扬便要向大家表示道歉，检讨过去的错误。当有人因为当时党中央尚未对反右运动表态而指责他：“你有什么资格检讨?”时，周扬多次说：“虽然当时反右运动是党中央领导的，但我作为一个方面的指挥员，也有自己应负的责任。不能把责任都推到党中央和毛主席身上。”周扬发自内心诚恳道歉，和他勇于自我剖析，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确实感动了许多老文艺家。诗人艾青赠给周扬两句话：“俱往矣，向前看”。老作家萧军更是称赞周扬：“敢于剖析自己，是一条真正的汉子”。 　　“文革”前，我与周扬直接联系和交谈的机会不多，是“文革”的劫难把我和他联系在一起，成为“四条汉子的工具、走卒”，迫使我不得不去了解周扬、认识周扬，看看周扬究竟是什么样的“汉子”。从六十年代我处于“奴隶主义”盲从状态时，曾认真去寻找能够揭发周扬“提倡封、资、修”的罪行材料，要与他划清界线；到1983年《人民日报》发表批判周扬的“异化论”的文章时，我有了独立思考，同情周扬，并认真地对批判文章逐条批驳，这便是我对周扬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变化过程。特别是他发自内心的一而再地向被他伤害过的老文艺家们公开道歉，承担自己作为文艺界主要领导人执行党中央极左路线所犯错误应负的责任，使我看到了周扬光明磊落的品格，认识了周扬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 　　每当我从安儿胡同周扬住过的宅院门前经过，我总要停步望望那红门，默默思念：这里曾经住过一位在文艺思想领域驰骋、战斗过半个多世纪的大人物。作家王蒙说得对：周扬“是个大人物，不是小人。”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