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舷梯上的背影

袁鹰

今年早春到初夏，我先后到过上海、湖州、南京和承德，遇到的许多文艺界朋友，尤其是好几位老同志，都不约而同地向我这个从北京来的人探询：“你可知道周扬同志病情近来如何?”无论是同他比较熟识或者素未见过面的，都在惦记他，想念他。拳拳之意，溢于言表；戚戚之情，形于颜色。上海一位老同志感慨万端地说：“这两年他的健康状况好像突然变坏了!”这位老同志是知道周扬同志在多年前就动过大手术的。那次虽然也曾使大家焦急和担忧，但他本人终于以顽强的意志挺过来、闯过来了。十年大乱，沧海横流，千磨万劫，九死一生。到1979年，他出现在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讲坛上的时候，尽管满头银发，但是精神抖擞，一如往昔。不少同志在欣慰、喜悦之余，都曾经认为是一个奇迹。然而，近两年来，他的身体确实骤然地、明显地大不如前了。 　　这些同志满怀深情的询问，也增加我自己的思念。夜阑人静时遥望北京，想到仍在被病魔缠绕着的老人，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惆怅充塞心头，有时甚至像被堵上一块铅一样，有一种窒息感。于是，记忆的屏幕上，就连续不断地、反复地叠映着近两年来一些画面，一些镜头——尤其是那次广州白云机场闪动在飞机舷梯上的浅咖啡色的背影。 　　——1983年4月7日。法国共产党《人道报》代表团应人民日报社邀请来中国访问。代表团以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道报》社社长罗兰·勒罗瓦同志为首。他们一到北京，就要求尽快看望周扬同志。当时他的健康状况和心情都不算太好，但还是在法国同志到北京的第二天，就在寓所里接待了客人。当法国同志一走进他那安静的四合院，看到他正在院内树下等候时，都欢跃起来，拥上前去同他紧紧握手。 　　“我特别高兴见到你们《人道报》的同志，因为我这人是最奉行人道主义的。”他热烈地说。我不知道来自巴黎的法国客人是否听说周扬刚作了一次阐述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重要演讲，并因此在中国卷起一阵震撼人们思想的浪潮。时间仅仅过了一个月，演讲者本人还处于浪潮漩涡中心，用这样的欢迎词开头，可以听到他内心深处不平静的声音。 　　刚到客厅里落坐，他们就问候他的健康，表达了由衷的敬意。然后，就殷殷探询他在所谓“文化大革命”那场风暴中遭受到哪些迫害，有没有坐过监狱，等等。对于法国同志的关怀，他显得很感动。但他只是淡淡地笑，简单回答几句就将话题岔开。他说共产党——特别是执政党——总要经过正反面的锻炼，包括犯严重错误的教训，才能进步，才能成熟，少犯错误，找到一条真正能达到富国富民的正确道路。正确地对待知识、科学、文化，正确地对待知识分子，对待一切人才，是个很重要的关键。他说：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是走过不少弯路，有过不少教训的。重要的是我们党已经正确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开创了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前进的新局面。至于个人，不论是什么人，比起整个革命事业，总是渺小的，不足道的。 　　然后，宾主们谈到了巴黎公社。客人们告诉他，当天晚上，他们将要去北京一个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看话剧《樱桃时节》。他们对能在北京欣赏由中国演员演出的法国剧作家的名著而感到十分高兴。周扬同志说，不知道导演和演员们能不能很好地表达原作的精神，但他们一定会严肃、认真地对待这次演出。他充满激情地评价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第一个政权的不朽功勋。他还惋惜自己一直未能到过巴黎，不能到公社社员墙去作一番凭吊。法国同志异口同声地欢迎他去巴黎，邀请他去访问，任何时间都可以。 　　而他仍然淡淡地笑笑，说：“恐怕不大可能了。” 　　客人中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凝望着他，一脸迷惑的神色，似乎在问：“为什么?为什么呢?” 　　看来《人道报》的同志们为他带来了好兴致。那天他的情绪很好，自始至终毫无倦容。中午，他请客人们在四川饭庄午餐，大家从他家里以步当车，一起走到饭馆。两位年轻的法国同志轻轻地扶着他在曲折的小胡同里边走边谈，惹得一些行人停下脚步，带着和善的微笑注视这一群人。 　　——1984年3月19日下午，他出席了在国际俱乐部礼堂进行的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授奖大会。又有一批优秀作品出现，又有一批新的血液成长，使他感到由衷的喜悦。发奖时，他看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作者、患有残疾的史铁生推着轮椅上了主席台，激动得紧紧握住那位自学成才的青年作者的双手，含着热泪说不出话来。史铁生也紧握着他的手，摇了又摇。 　　到会的人都希望他给大家讲讲话。那天他原先并不打算讲话的，可能是会场上的热烈景象触动了他的心弦，他作了一次即席的发言，题目是：《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 　　刚提出作家、艺术家需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他就声明一句：这不是我的，而是恩格斯不止一次说过的话。 　　他说，短篇小说创作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短篇小说作家们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这都是大家看得见的。“为什么还要提出‘真正艺术家的勇气’问题呢?难道《围墙》、《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抢劫即将发生……》和《阵痛》这样的作品没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吗?当然不是。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不是没有这种勇气，而是还不普遍，有些人勇气还不足，不足以在伟大的历史新时期，像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那样，‘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的理解’，在富有诗意的描写中表现出‘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 　　他望着台下几百双急切的、期待的眼神，侃侃而谈：“‘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是很可宝贵的，很不容易做到的。它是一种积极性，一种属于作家、艺术家特有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这样的积极性，我们当然要保护，不能挫伤……现在我们的文艺工作要有新的成就，就要继续调动这种积极性。为什么文艺创作落在现实生活的后面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原因之一，我们的责任之一，是更好地调动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还不够，有的时候还挫伤了这种积极性。”他又说：“在调动积极性的过程中，即使一些错误的东西出来了，也是不难克服的，也比没有积极性好。” 　　接着他讲到自己。他说他讲过很多错误的话，但是要保护积极性、调动积极性这一点，是不错的。他说的也是实在话。如果说在十年动乱以前，他在长时期主持文艺工作中，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曾经挫伤过以至伤害过某些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勇气的话，那么，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这几年中，他经常为之大声疾呼的题目之一，就是尊重人才、发现人才、爱惜人才、研究人才。有一次，他曾对两位去访问他的记者说到周恩来同志。他说：“我常想，为什么知识分子那么怀念周总理?他对知识分子既严格要求，又体贴入微，百般尊重和爱护。他在百忙中关注着一个又一个有成就的、有缺点的、有困难的、受挫折的各种各样知识分子，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在知识分子眼里，他既是可尊可敬的国家领导人，又是一个可以亲近可以信赖的朋友。”另一次，他引用王安石的一句话“人才难得亦难知”，说明发现人才不容易，了解人才也很难。由于建国后十七年，政治运动搞得太多，伤害了不少人才。到林彪、江青一伙，摧残人才达到登峰造极，多少人血海沉冤。四化建设的新时代和新使命呼唤着、期待着大批人才涌现。因此，他再三呼吁要广开学路，广开文路，广开才路! 　　他说：“要调动作家的积极性和鼓励‘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就要善于发现真正的艺术家。评奖就是一种发现……如果我们在十个人里面，或者一百个人里面，能发现哪怕少数几个人经过实践证明是真正的艺术家，是人才，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没白做，就有成绩。” 　　人才，人才!为了四化大业、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同我们所尊敬的一些老同志一样，真是望眼欲穿、心急如焚了。参加授奖大会的人，尤其是获奖的作者们，都为他这种博大的胸怀所感动，因而会场上时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1984年6月初，他应邀访问日本回国不久，又值病后，就同艾青、艾芜、冯至、田间、冯牧等同志一起，率领一批作家南下广州，到珠江三角洲作了一次半个多月的参观访问。这次旅行，正值改革之风从南方吹向全国、引起许多有识之士注目沉思之际，大家都感到大开眼界。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参观访问，也就有机会同他朝夕相处。 　　他的精神比身体更好。那天晚上在白天鹅宾馆鸿图府宴会厅，他谈笑风生地讲到前两年来广东时就坚决支持广东的改革和特区的建设，为此招来一些冷嘲和非议。北京有的人揶揄说：“你是搞理论、搞文艺的，不是经济学家，谈什么经济改革?”他说他并不懊悔，仍然支持如故。说到这里，他侧过头问坐在身边的任仲夷同志：“是这样吧?是这样吧?”任忠夷同志连连点头：“是的是的，你是一直支持我们搞改革的!” 　　十天以后，在深圳市委举行的座谈会上，他又比较详细地复述了自己的观点。那天他情绪很好，在听了市委同志介绍了情况、体会和目前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后，他满腔热情地讲了这样一段话： 　　“特区是个新生事物。正如一切新生事物一样，它开始时必然是不成熟的，摸索前进的，会有缺点、不足，出现种种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会有挫折或失败。这都是自然的，不足为奇。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支持它。两年前刚开办特区时，我就表示过支持。第一，因为它是一个大的改革，我们搞四化，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第二，因为它是一个新兴事业，新生事物。马克思主义者对新兴的事业，只有支持的义务，而丝毫没有刁难和反对的权力。一个新兴事业，有什么不好呢?有什么理由要反对呢?为什么在它刚刚试步的时候就加以指责，编排它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呢?我对党中央提出改革和开放的决策，对广东和其他一些地区进行改革的试验和实践包括你们深圳特区，一直支持，从没有考虑改变这个信念。我对深圳是充满感情的。” 　　深圳小住三日，我完全能体会到，深圳的同志对他也是充满感情的。深圳如今已经为世人所瞩目，参观、“取经”的人纷至沓来，不绝于途，以至领导机关不得不一再发通知限制到深圳去的人数免得那里应接不暇了。但是在三四年前特区建设刚刚起步时，那里的同志常要顶着八面来风。在他们处境并不佳妙的时候，他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的优秀品质，明确地、坚定地支持这个新生的、尚未成熟的宁馨儿。人们不仅赞颂他卓越的胆识，更敬佩他无私的勇气。 　　而他自己，只是认为这是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应该具有的立场和态度。他不止一次地说过：理论家若不联系实际，不到生动活泼的实践中去接受检验，使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那只能是空头的理论，教条主义的理论，有什么用处?热情支持一切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兴事物，是马克思主义者唯一正确的态度。同那种说风凉话的事后诸葛亮式的“理论家”，或者那种站在一旁冷言冷语、指手划脚的所谓“权威”相比，是泾渭分明的。 　　那十多天，我们天天呼吸着南方的风，改革的风，天天所见所闻，都是新鲜事。我们同时也为他的健康和心情的好转而感到欣慰和高兴。那十多天，似乎是近两年来我所接触到他的最佳状态。可敬的老人!你经历多少风霜雨雪，承受过多么沉重的诬陷、迫害和摧残!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那伙奸诈险毒的佞贼，是必要将你和一大批老同志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你清楚他们的底细，了解他们是一些什么货色，也洞悉他们肚里有几条歪肠子。多年来，你以高度的党性和革命家的磊落襟怀对待自己的种种委屈，顾全大局，从无怨尤，从不向别人吐露衷曲。 　　他是个严于律己的人。半个多世纪来革命实践炼就了高度的党性和纪律性，使他总是想到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想到革命事业的大局。粉碎“四人帮”以来，人们看到他复出后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清算“左”的思想路线、批判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等等一系列思想斗争中，坚定地、坚决地捍卫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冲锋陷阵，振聋发聩，是衷心佩服的。他对自己过去思想上、工作上的失误，多次诚恳地作自我批评，主动地承担责任，向受到伤害的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赔礼道歉致意，尤其令人感动。这些年来，他总是以党中央的要求作为自己言行的规范，绝少去考虑个人的毁誉荣辱。本来，一切是非功过，历史老人自会作出正确、公允的结论。而作为他个人，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炼，似乎已经摆脱了个人恩怨曲直的缠绕，思想情绪升华到更加净化的境界，更多地从历史责任感的高度来总结过去、解剖自己了。 　　当然，毕竟不是心如槁木。两三个人在他住室闲谈，如果触及些共同的话题，也能难得地从他简短而含蓄的话语中，窥见一点他内心深处的波澜。比如有一天早晨在白天鹅宾馆他的住房里，又一次听他说到认识人的问题，他深沉地、然而平静地说过： 　　“认识一个人不容易，需要长时期的过程。我是有这种体会的，也有过教训。经过长时期的观察，交往，才能准确地认识人的优点、长处。但也还是有认错了的。” 　　话只有两三句，也未作任何注解，我们却仿佛感受到那丰富的内涵。我们更接触他那明澈如水的心灵。 　　——1984年9月3日。再过一星期，就是中秋节了。广州市上，早已挂满“纯正莲蓉”“双黄莲蓉月”的广告和各色灯彩。街上来往行人，不少都是手提四盒月饼去馈赠亲友，共赏团圆佳节。然而，在白云机场的候机室里，我们送他回北京，心头却别是一番滋味。两个多月前，我们结束“走马观花”的参观访问，分头陆续离开广州时，他正换一个住所继续治疗和休养。大家向他握别时，都以为情况会越来越有好转，还说到秋天开作协会员代表大会时再听他的讲话呢。谁也没想到，最近短短十几天中，心情上受到意外的干扰于前，又不慎摔跌一次于后，而他的病是绝对不宜经受这类刺激的，于是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大家围着他坐着，心头都隐隐地笼罩着一层云翳，嘴上却还找些轻松的话头来说。他体会到我们的心意——他向来是很能克制自己、照顾同志的情绪的，因此也很自然地、随便地同送行者寒暄。有时辞不达意，但依然能从那一两个短促的语词中揣摩出他的用意。就像昨晚任仲夷同志为他饯行时，他一再想说话，但讷讷然已经不能如两个多月前那样侃侃而谈了。他费力地、断断续续地说些短句，仲夷同志总是赶快拦住他，频频点头：“别说了，别说了，我明白了，明白了!”他开心地笑起来，紧握一下主人的手，完成了心灵的交流。 　　三十多年来，除去他身陷囹圄的那一段年月以外，我听过他无数次报告、演讲、谈话，很少照本宣科，更无由秘书代劳起草之事。他只在一张小纸条上写几行简单的提纲(有时连提纲也没有)，就能如行云流水，一口气讲两三个小时，而且越讲越有精神，越讲越精彩。有时只是因为时间已超过许久，才不得不在最后一个问题上匆匆结束。他的报告、讲话、文章，一向以理论性强、逻辑严整、构思缜密、又时时闪烁睿智的思想火花而为人盛赞，不料今天说一句完整的话都艰难若此!我感到一阵揪心的震痛。生活的风雨真是能折磨强者! 　　服务员轻步走进来，小声地通知：可以登机了。我们簇拥着他走出候机室。他步履艰难地走向门外，同每个人一一握手告别，包括那两位年轻的女服务员。广东省委的吴南生同志一边同他紧紧握手，一边劝慰地说：“回北京休息一阵，到时冬天再来，到广州来过春节，看看花市。” 　　他又微笑点点头，轻轻地动着嘴唇，仿佛在回答：“好的，好的，一定来，看花市。” 　　机场专门为他准备一辆小轿车，从候机室门口直送到班机舷梯前。我们大部分人，遵从机场的规定，只能站在候机室外的栏杆后边，目送那辆小轿车缓缓地驶向停机坪。 　　其时，全部乘客都已上了飞机，机场上空无一人。我们远远地望着小轿车在飞机身边停住了。一两分钟后，看到舷梯上有人影晃动。然后，就看到他那浅咖啡色服装的背影，由几个人搀扶着，一级一级往上走。那舷梯似乎特别地高，特别地陡，浅咖啡色的背影缓缓地向上移动，一步，一步，又一步……走得好累啊! 　　我们目不转睛地眺望着，远远地看到那浅咖啡色的背影终于隐没在机舱里，远远地看到舷梯移开，随即响起飞机发动的声音，起飞了。 　　回城车上，广东作协的曾炜同志和我两个人都沉默着，没有说几句话，我透过有点模糊的泪眼，总看到那舷梯上的背影。到了六榕寺畔的住所，曾炜匆忙赶回机关去，我回到房间里枯坐着，陷在一种沉沉的失重感里。日影西斜，从花墙上、从窗外芭蕉叶上渐渐移下来，移下来，本来光线就不很充足的房间，更显得黯淡了。 　　——1984年12月29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 　　五年以前，他亲自向文代大会作两万余字的工作报告，也在作协的会员代表大会作了一篇使人激动的讲话，今天，却只能从医院打来电话表示祝贺了。他的祝贺只有一句话，一句普通的话。然而，鸦雀无声的会场，突然爆发出一阵春雷。十秒钟的简单祝贺博得两分钟的不息掌声。这阵春雷，在京西宾馆的会场里滚动，回旋，叩击着人们的心扉，激荡着一湖春水般起伏不已的心潮。 　　三十多年来，他的报告和讲话博得的掌声，难以计数。那也都是由衷的，而且常常也是热烈的。但像今天这样对仅仅是一句话的祝贺的反响竟如此强烈，可以说是多少年来头一遭。一位当天在现场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写道：“这是近年来记者参加文艺界会议所少见的。”她说的确是事实。如果说文艺界的会，据我的记忆，这种热烈景象，使人很快会联想起五年前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第四次文化大会作祝词和胡启立同志刚才代表中央书记处在大会上再三阐明“创作自由”方针和对作家的期望时的掌声。没有人发号令，没有人在主席台上带头，掌声完全是自发的，真心诚意的，同刚才对某些人的冷落形成极其强烈而鲜明的对比。它既真实地表达了绝大多数与会作家对老人的关切和崇敬之情，也真实地反映了人们在爱戴与憎厌间的鲜明抉择。他用自己坚强的、赤忱的心，换来几百颗真诚的、爱憎分明的心。那一颗颗比黄金不知贵重多少倍的心啊! 　　开幕式结束，大家走出会场时，几乎都是喜笑颜开，兴奋异常。都在议论中央书记处的祝词和“创作自由”这个鼓舞人心、振奋士气的宏亮的声音，感到如一阵和煦的春风迎面扑来，吹拂到每个人的心田里。同时，也在沸沸扬扬地议论那很出人意外的掌声。在缓缓移动的人流中，我看到陈残云同志正走在旁边。我对他说，想给苏灵扬大姊打个电话，问候老人近日的病情，同时告诉她刚才会场上的动人情景。残云同志说：你一定转达我们广东代表团全体同志的衷心问候。我们一到北京，就想去医院看望，可是医生不让他见客呀。 　　灵扬大姊在电话里听完我的致意，用微细的声音平静地说：“谢谢大家的盛情，但是我听了以后，心里是很难受的。” 　　大姊，请您一定将大家的盛情如实地向他转达吧。他这次不能如过去每一次那样来到会场同我们见面、谈心，但是大家的心是同他相通的，是息息相关的。 　　——1985年1月3日，在京西宾馆“作代会”代表们的房里，一封慰问信正在迅速地被传阅和署名。开始只是冯骥才、陈建功、李陀、郑万隆、王安忆、史铁生、乌热尔图、郑义、孔捷生等九位青年作家自己商量，要联名写封信向老人表示崇敬和想念。不料其他代表们闻风而至，纷纷列上自己的名字。他们只好将信抄在大纸上，放在餐厅门口。署名的就越来越多，一张纸不够，又接一张，再接一张……那天正是全体会，信和签名单被带到会场外，挂在柱子上。一位老诗人举起笔，由别人架扶着，颤巍巍地在“中青年作家”几个字的前加，又加一个“老”字，于是就成为“老中青年作家”的慰问信了。最后统计一下那份不断加长的名单，共有356人。年逾七旬八旬的老作家冯至、钟敬文、赵清阁、汪静之、王淑明、田间、王辛笛等同志，都签下自己的名字。 　　这封356人署名的信这样写着： 　　敬爱的周扬同志： 　　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老中青年作家，都热切地想念您!您病了，不能参加会，多么遗憾! 　　您一定知道，党中央多么关心这次会，多么爱护、理解和信赖我们!多年来渴望的艺术民主与创作自由的黄金时代，终于来到。自信和勇气在我们心中百倍地增长起来。请您相信，我们一定尽力写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使我们的文学自豪地走在世界文学的前列。这当然也是您和前辈作家们所期望的。 　　我们很激动。但您有病，还是希望您克制激动。我们只想用这封信，使您快活，舒畅，尽快恢复健康，早日走到我们中间来!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 　　老中青年作家代表 　　同一天，出席大会的上海、湖南、江苏、安徽、广西、江西、辽宁、贵州、湖北、云南、四川等十一个省市作家代表团，也联名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周扬同志： 　　正当我们来京参加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希望能看到您也出席的时候，得知您正患病住院，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十分挂念。 　　粉碎“四人帮”以来，您一贯以拨乱反正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全力为文艺界的解放思想、批判极左思潮，发扬艺术民主，探索改革、前进的道路，发表了许多精辟的文章和言论，为爱惜人才、培养人才、奖励人才做了大量工作。您对自己在“文革”前工作中的缺点，曾多次诚挚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种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使人深受感动。您是在我国文艺界奋斗了半个世纪以上的老战士，虽饱受摧残，却仍有昂扬的精神和坚毅的意志，的确足为我们的楷模。 　　党中央给了我们这次大会莫大的鼓舞，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明了为中华腾飞、为创作繁荣奋勇前进的康庄大道。您这些年来发表的许多精辟的文章和言论，是符合党中央给大会的《祝词》的精神的，对推动我国文艺理论的前进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起了良好的作用。我们一定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继续解放思想，坚决克服“左”的影响，消除“左”的流毒，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指引下，共同努力，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局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盼您安心疗养，祝您早日健康! 　　这两封信，字数不多，但思想是真诚的，感情是深挚的，它们是真正发自肺腑的声音。可惜的是除了收信者本人以外，只刊登在大会《简报》上，很少为人所知。因此我冒昧地将它们全文抄录于上，信件的起草者、署名者大约不会责怪吧。 　　多少年来，他出现在我们大家面前，总是以文艺界领导干部的身份。不管他自己是否意识到，反正人们一直都是这样看的。人们拥护他，尊敬他，除去他本人的品德和学问的因素而外，也由于他长期主持文艺工作，经常传达、阐述和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他为无产阶级的文艺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尽管有过这样那样的偏差和错误(有些也不能全算在他个人帐上)，但他光明磊落，坦荡无私，总是一心一意、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发展革命的文学艺术事业，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去攀登世界高峰。正因为如此，人们才那样由衷地尊敬他。近五六年来，人们从他大量的文章、演讲、谈话和他的实际行动中，对他更加认识和了解，也就更加敬爱和钦佩，更加关切了。自然，“金无足赤”，但即使不足赤的金也仍是真金。或者说，现在离开了“官”位，反倒容易得到更多赤诚相见、以心换心的同志和朋友。就像邓拓当年过扬州郑板桥旧居所作诗句：“脱却乌纱真面目，泼干水墨是生平”。党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出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是一支可爱的、可信赖的队伍。文艺工作者也一直以此感到光荣，感到肩头责任重大。而他们对某些领导干部本人并无他求，只希望能平等相处，有民主作风，可以推心置腹，彼此信赖，不仅是领导者，而且是朋友，是知己。人们最头痛的是那些动辄就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摆出一副奴隶总管架势的教师爷，人们最厌恶的是那种心术不正、嫉贤妒能的白衣秀士王伦。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大家那么怀念他、企盼他早日恢复健康，早日回到我们中间来，继续带领我们开辟新的前程的根本缘由吧。 　　我为那舷梯上浅咖啡色的背影深深地祝福…… 　　1985年6月5日凌晨，北京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