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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病中周扬

李子云

1985年1月12日，夏衍同志带领沈宁和我去北京医院探望冰心和周扬两位前辈。行前，夏衍同志对我们说：“我们先去冰心房间，然后你们两个上去看周扬，我不上去了，在楼下冰心房间等你们。我怕周扬看到我激动。沈宁向苏灵扬说明一下。” 　　大家都知道周扬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容易激动。另方面，就夏衍同志来说，见到病重的老友，也一定会动感情。这对两位老人的情绪和健康都没有好处。因此，沈宁和我都赞成这样安排。 　　在冰心房间坐了一会儿，沈宁和我就准备上楼了。我们刚走到门口，夏衍同志把我们叫住，关照我说：“见到周扬的时候，你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连忙称是。 　　在进周扬同志病房之前，对于夏衍同志的特别关照，我以为只是由于我平时也爱激动，所以他才提醒我注意，但见到周扬同志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真正的含意。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病倒之后的周扬同志。尽管一年多来我也曾听到了他自广州发病以来，健康状况急转直下的消息，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竟已严重到这种程度。 　　征得苏灵扬同志同意后，她将我们引进房内。中国作协张僖同志先我们而在。我们和他默默地打了一个招呼后，就直奔床前。周扬同志仰卧在床上，正在接受静脉滴注。面色苍白并有些虚肿，目光也有些呆滞。全然不象1980年我在上海见到他时模样了。苏灵扬同志对他说：“沈宁和小李来看你了。”周扬同志眼皮阖了一下，很吃力地做了一个点头的动作，然后双手向两侧伸出。我俩赶快向前分别握住他的两手。他紧紧抓住我们的手，十分用力。他说不出话，眼泪从他眼角慢慢地渗出并流淌了下来。 　　见到这无言的泪水，我立即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激动了起来。但是，我立即想起了夏公的关照，“不行，不行，我得忍住，我不能哭，绝不能哭。” 　　沈宁开始讲话了： 　　“周伯伯，你比我上次来看你要好些，这样就会慢慢好起来。你别心急。” 　　周扬同志的目光朝向她，表示在听她说话。 　　我赶快接上： 　　“这次来开作家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好多人都想来看您，但怕影响您休息，才没来。” 　　周扬同志微微点一下头，我接着说： 　　“大家都惦念您，开幕式上读到您给大家的来信的时候，掌声持续一分钟三十四秒——这是坐在我旁边的新华社记者看表记下来的，这是谁也指挥不了控制不了的。这是大家对您表示的敬意。”我觉得我的声音由于激动开始发硬发颤。我赶紧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再接了下去：“您要保重，希望您赶快好起来。” 　　张僖同志接过来说： 　　“周扬同志这几天好多了，我刚刚还和他说，再好一些，易地疗养一下也许有好处。到上海去住一阵，说不定上海医生另有什么治疗方案。周扬同志也同意。” 　　“您情况稳定下来就到上海来吧，那儿您有那么多熟朋友和老同志。您到上海不会感到寂寞。我们也可以帮苏校长跑跑腿。”我说。 　　他老人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想到上海呢?是他想起“文化大革命”前夕肺癌手术后在上海疗养的那一段日子，还是在这生命的最后阶段回忆起了在上海渡过的青年时代? 　　沈宁向我示意可以告辞了。这是我们事先约定的，探望时间不要超过半小时，避免周扬同志疲劳。 　　“周伯伯，我们走了，您好好休息。爸爸也问候您。”沈宁开始站起身来，我也站了起来，说： 　　“周扬同志，我明天回上海了，下次来北京再来看您，希望那时看到您已经坐在沙发上了。” 　　周扬同志的眼泪又流了下来。他将沈宁放开的那只手也移过来一起握住我的手。 　　我明白您的意思，沈宁在北京，可以常来看您，而我这一去，谁又知道还能再见或者不能再见了呢?!我强忍住涌来的眼泪呜咽地说： 　　“我现在已经没有对于家里的后顾之忧了，今后会常来北京，常来看望您的。” 　　然而他的手握得更紧了。我明白，我明白，您有许多话要说，象每次见到我的时候那样，叮嘱、开导我，甚至教训我。我也明白，有些话，您不是对我一个人的，而是对文艺界的许多朋友和晚辈说的。那样一个只知工作不知其他，那样一个精干而不知疲倦的人，如今被病魔折磨成这样，显得如此衰弱而无助，这简直让人无法接受。我感到，我的克制力量已经到了极限，防线马上就会崩溃。我用力抽出自己的手朝着房门奔去，刚冲出门口，强压在心底的呜咽一起涌了上来，我出声地哭了起来。 　　“不要哭，不要哭!”苏灵扬同志象平时那样带着命令的口气、拍着我肩膀说：“小李，别哭!那些人还在压你吗?我们年纪大的骨头还硬些，不怕压。压你们年轻人，真不象话!只要真理在你这边，你就不要怕，总有是非在嘛!” 　　我连忙带着没有止住的哭声回答： 　　“不，不!苏校长，我现在情况没什么，我不要紧。” 　　虽然我早已过了五十岁，但是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个“年轻人”。她指的是我前几年在作协工作中不断受到的指责。在这种时候，周扬同志的病情已经严重这种程度的时候，苏灵扬同志还关心到我。其实这时我哪里还顾得上想那些事呢，我哭得更厉害了。…… 　　其实，我和周扬同志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但我觉得他为人有可亲的一面。虽然他多年身处文艺界最高领导的地位，又是具有权威性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而且，不时也流露出某些领导者所常表现出来的那种声势夺人的作风，但是，可能由于他与夏公关系的亲近，或者也由于他对周围年青人具有一种富有人情的宽容态度，所以，我们这些“初生的牛犊”在他面前并不感到手足无措、拘束紧张。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3年春，夏公访问印度回来，机关派我和警卫员去北京迎接，当时周扬同志正值壮年，精力充沛，讲起话来，一口湖南口音，滔滔不绝。即使两三个人谈话，周扬同志讲话也象开会一样言必马列，有条有理，一丝不苟。到了开会场合，那就更不用说了。当时我认定湖南人个个口若悬河，人人雄辩健谈。他固然健谈，却又显得有些拘谨，他不仅言必马列，而且言必工作，夏衍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每次去京，他常到车站来接，还每次必来夏衍同志住处看望，或约到他家谈话，即使是在这些场合，他的谈话也很少超出工作的话题。夏公保持浓厚的文化人作风，一到北京，就不断地有一些电影、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各个方面的艺术家找上门来，聚会小酌，天南海北地神聊一番。在这类聚会中，我一次也没见到过周扬同志，我几次听到夏公十分婉转地向他建议，多找艺术家们聊天，这可以听到会议上所听不到的意见。但是，每个人都各有自己的习惯，周扬同志似乎更习惯开会，似乎从开会中能够得一很大的乐趣。连苏灵扬同志似乎都有这种看法。1961年春我因病在杭州工人疗养院疗养，一天得知周扬、以群同志来杭州讨论电影剧本《鲁迅传》和以群同志主编的大学文科教材《文学原理》，便从屏风山跑到杭州饭店去看他们。不知哪一位建议去虎跑喝茶，于是一、二十人乘着一部面包车去了。好象这是我认识周扬同志以来第一次随意闲逛。我随着许多领导人闲逛过，潘汉年、陈老总(陈毅)自不必说，连道貌岸然的饶漱石，在夏衍同志到北京来开会时，也邀大家一齐去逛十三陵，周扬同志却一次都没有过。大家都到过虎跑，没多大兴趣，转了一下就陆续走了下来。不用谁指挥，坐的形式就是一个大椭圆形。周扬同志位中心。那天谈些什么内容，我已记不起了，反正不少人都想得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向周扬同志讨教一些问题。开始语声嘈杂氛热烈，逐渐四座肃穆安静下来，周扬同志开讲了。苏灵扬同志气恼地对我说：“这个人就知道开会，离了开会就过不了日子，难得出来走走，坐下来又开上会了，真没办法。” 　　我突然感到一种对周扬同志的同情。一天到晚不知疲倦地开会，这种生活该有多单调。许多领导同志公余都有一些爱好，周总理爱跳舞、看越剧，陈老总爱下围棋(路过上海机场停留几小时都叫棋友去下棋)，潘汉年爱打百分，夏公爱集邮，周扬同志业余可喜欢什么呢?”我没发现。似乎除了开会就是变相开会的谈话。 　　难道这是一种天性吗?似乎也不然。夏公的夫人蔡淑馨同志在五十年代初期一次和我闲聊，讲到他们年轻时代在上海的生活，谈到周扬同志时，她说：他刚刚从湖南出来的时候，他们那一群人中他最年轻，那可真是风度潇洒啊!我想起鲁迅先生骂他们西装革履坐咖啡馆谈革命的那段话，再印证夏公他们当年参加飞行堡垒那些活动，看来周扬同志也有一个十分活跃的青年时代，并不是一个刻板迂腐的人。在我有限的接触中，我也常常感到他心灵深处隐蔽着一个富有人情的角落大概就是1953年我去北京接夏衍同志那一次。那天，到周扬同志家讨论作家协会改为专业团体的事，我坐在沙发上当记录，会散后，我的钢笔找不到了，那时我们都是供给制，买一支好笔不容易，尽管夏衍同志说“算了，算了”，我还是先在茶几上乱翻一气，又趴到地上去找。周扬同志也来帮忙，他看我坐的地方，就翻起了沙发座垫，果然。钢笔滚落在座垫夹缝里。他颇为“得意”地说：“你看，果然在这里。”从他那动作及笑容中我感到一种“童心”的表现。这好象不大符合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 　　这虽是一件极小极小的事，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反胡风运动中他对王元化同志的态度。众所周知，这个大冤案曾牵累出许多大大小小的冤案。王元化同志是其中受害者之一。他拒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当时我在上海市委文艺部文学处工作，曾听说周扬同志提出王元化同志是党内少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造诣较深的学者之一，如果他肯承认公布的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属于反革命性质，尽量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王元化同志仍然坚决拒绝，结果戴上了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据我所知，他与王元化同志在此之前素无渊源。他无非出于爱才之心，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一个学者。反右派斗争时，对于著名的翻译家傅雷，他也曾企图保护过关。这些虽未能如他所愿。不言而喻，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许多事情并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我见到过好几位领导同志作过这种努力，但都终究归于失败。更何况在过去，每个人无论地位高低，都被安置在一台机器的一定位置上，有的是轮，有的则是螺丝钉。高层领导一声令下，机器立即启动，零件不论大小，凡不顺其指挥运行者，当即折断，被辗为齑粉。 　　另外我还想起一桩在“文化大革命”中闻名于上海文坛的事。那就是1960年上海作家协会召开的文学方面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四十九天会议。由于工作关系，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中，除去领导这场批判的三、五成员之外，当时上海知名的美学家、文学理论家几乎无不受到了伤害。此事受到北京有关方面的注意，并有意就此会议情况发一消息，以推动全国文学方面的所谓反修批判。上海方面曾派我带新闻稿去京送审。但到了北京后，在周扬同志主持的会议上，周扬同志传达说，修正主义是个政治概念，不适用于文学，因此消息报道不发了。这时，我感到在座的大部分人，不仅是为“中间人物”辩护的邵荃麟同志、《望星空》的作者郭小川同志，连同周扬同志本人似乎都表现出了一种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的感觉。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成了“真包庇假批判”的典型事件之一。如果说这场批判运动是被周扬同志阻止下来的，那似乎与事实并不符合——那大概是更高一层的机构才能决定得了的。但是，对于这场即将掀起的批判运动，在他心中是否存在着矛盾呢?在已经习惯于“坚决贯彻”一切指示的他，对于批判的必要性是否存在怀疑呢?今天我们已经无法从他口得到直接的答案了。但是从我与他的接触当中，我觉得他身上存在深刻的矛盾：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与作为一个齿轮的矛盾，正常的人及人性与政策执行者之间的矛盾，前一个方面使人们敢于和他接近，而后一个方面则使许多人对他心怀畏惧而与他疏远。我觉得正是这个矛盾造成周扬同志日后悲剧的主要原因。 　　从1964年开始，电影《北国江南》受到批判，文化部整风、领导成员大换班，文艺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一派山雨欲来的形势。我因在《北国江南》批判中也被点了名，随即被下放到工厂去“四清”，主持所在工厂干部进行下楼检查，给所在工厂干部进行分类排队的时候，我不禁常常想到在整风中被撤了职的夏衍同志和因患肺癌刚刚开过刀的周扬同志，当然，有时还会联想到自己今后的命运：等到轮到我们机关进行四清的时候，工作组会把我排到哪一类干部当中去呢? 　　其实那都是多虑，我们还够不上什么下楼检查的资格。1966年6月，几张大字报就把我打翻在地，赶进了牛棚，那倒也很干脆，免除了凌迟的痛苦——在“边缘”状态上挣扎的更难忍受的痛苦——，一下子就钉进了牛鬼蛇神的位子上，主要罪名就是四条汉子的黑爪牙。后来，坐在牛棚里写检查，更不可避免地要想到夏衍和周扬同志，夏衍同志这时会怎样对待这场地动天摇的大风暴?我面前浮现起他那副每逢不愉快时就出现的眉头紧锁不断吸烟的表情动作。至于周扬同志的反应，我则想不出来，他不像夏衍同志，夏衍同志几十年来不断经受各种批判，已经是“久经沙场”、既有了思想准备也有了经验，而且，夏衍同志的性格又属于那种乐天的类型。周扬同志的经历与他相别，一帆风顺，每次批判运动中都处于领导者的岗位，现在一变而落到被批斗的地位，他会怎样呢? 　　这个在我脑海中久久不去的问题，直到1978年夏天才得到解答。1978年夏天，为撰写《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一个反革命的共同纲领》——批判江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收集材料，我与其他两位合作者去京，到京后知道周扬同志已被安排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住在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我想在走访过市区的老同志之后再去市郊万寿路看望他。但出乎意料之外，在访问刚刚出任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荒煤同志时，荒煤同志告我：今天周扬同志在院部，你要不要去看看他?我当然要看。出了荒煤同志办公室，我们就直奔周扬同志办公室。当周扬同志站起来迎我们时，我着实惊呆了。在我面前的竟是一个神态龙钟、步履蹒跚的老人，当年那样从容不迫、精力充沛而又充满自信的周扬同志居然会变成了这样，这简直出乎我想象力的能及的范围。 　　我们问候了他。他也询问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听到我这个小人物在这场运动中居然被如此抬高身份，兴师动众地折腾了足足十一年，他默然良久，脸上出现了我所陌生的泫然的表情。及至我讲到他所熟悉的上海作家们在这场运动中的遭遇，特别是以群和傅雷夫妇自杀惨状的时候，他刚开口说：“这给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就已泪流如注，难以抑住了。我生平最害怕见到别人的眼泪，更何况是一位长者的眼泪，我简直手足无所措，不知说什么才好。本来我还想问问他这十多年的经历，也问不出来了，当我们起身告辞的时候，我告诉他同来的夏禹龙同志是郭绍虞教授的女婿时，他又详细问起郭老情况及他所主编的古代文论选的教材，并一再叮嘱夏禹龙代他向郭老致意。向外走的时候，在门口见到露菲，知道她仍回到周扬同志身边做秘书这使我感到高兴。周扬同志的精神与健康情况，非常需要有一位熟悉情况、得心应后的秘书，露菲后来在联系文艺界人士及沟通情况方面也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后话了。 　　我们三个人走出社科院，全部十分感慨。一场运动会将人改变到这种程度!我的心情更是沉重。周扬同志的形象在我脑际久久萦绕不去。这时我忽然感到，“文化大革命”对人的心灵的伤害要比对肉体的伤害严重得多。我在1976年秋第一次见到夏衍同志时，看到他被打伤致残的一条腿和因延误治疗而失明的一只眼睛，固然感到让人难过，但是他的精神状态依旧，甚至可以说，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开朗而刚烈，他讲话更少顾忌，这使人感到宽慰。而周扬同志则是从精神到肉体都衰弱了下来，而这衰弱显然是从精神状态在开始的。 　　后来我逐步发现，周扬同志的这种精神的上的衰弱并不是软弱。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所认识的文艺界前辈和同辈，大致有这样三种情况，一种是本来就不驯的人变得更加无所顾忌慷慨激昂，思想也更犀利深刻了；一种是本来就很温顺或本来虽也不够温顺但在这次运动的反反复复的折腾中磨去了锐气，现在选择了一条更为谨慎的道路；还有一种人，则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其中有的人后来解决了思想的矛盾跟上了社会进展的步伐，有的则落了伍。周扬同志属于第三种情况，但他思想上的矛盾却似乎一直未得解决。我的感觉是，通过十年浩劫，他对于过去的许多政策产生了怀疑，对于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但是他又不能完全摆脱久已习惯的政策执行者的地位。新的认识与旧的习惯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却又谁也战胜不了谁。这个矛盾弄得他疲惫不堪。 　　在周扬同志身上所出现的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其实在反胡风、反右时已见端倪，只是在“文革”之后，它表现得更为鲜明而突出了。1954年胡风批判开始，显然是限制于学术思想批判的范围之内，但后来不得不升了级。反右之后不久他来上海，讲到有些人将某些“左”派文学评论者称为“棍子”的时候，他回首笑着对我说：小李，你大概还不能算“棍子”吧?我连忙说：我还没资格当“棍子”，我的文章没份量——今天回顾，当时我又何尝没有伤过人!——。他当时讲的虽是一句玩笑话，但从中也可感到，他对于那种“批判”也并非完全理直气壮。在我与他最近八年来的次数并不多的接触中，则比较清楚地感觉到他在不断地进行反省、自我批判(这倒是完全自觉地进行的，而不是别人强迫的)，却又不能完全否定他所长期奉行的并不合理的原则。1978年底在广州召开创作会议、1979年春《文艺报》在北京召开文艺理论座谈会的时候，我多次去看他，他与夏衍、张光年的话题紧紧围绕着回顾1949年以来的历次批判运动。这些运动在文艺方面是他亲自领导的。在广州小岛招待所的布置考究的客厅里，他常常不停地来回踱步。我觉得他对事件、对个人在其中应负的责任的分析解剖在逐渐地深入。与此同时，他还苦苦探究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寻求应找回的“本”和“源”，恢复马克思主义。从他在1979年三月《文艺报》座谈会的发言，1979年五月在纪念“五四”六十周年大会的报告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反省和思考的结果。他的思想从“唯上”的状态下解放了出来，开始按照自己思考的结果发言。他将1979年订为中国现代继“五四”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始，鼓舞了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信心。他在公开场合多次沉痛地检讨在执行“左”的文艺路线中他应承担的责任。 　　在《文艺报》那次座谈会上，他讲到在那场反右斗争中，他如果不执行，自己必然会首当其冲地被打成右派的身不由己的过程。他讲得诚恳而沉痛，流着眼泪向受害的同志们道歉。据我所知他不止一次地这样坦白地解剖自己，公开向受伤害者道歉。当然，身受反右或其他政治运动之害的人所受到的肉体摧残和人格侮辱，并不是通过赔礼道歉所能补偿的。但是，当我一次次听到周扬同志的忏悔时，我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在那些整人与被整的关系中，当然也有是非以及个人责任问题——你不是怕挨整而又整了人么?然而在那个年代里，也确实是好人常常就不免于被整，壁垒分明，在政治旋涡的中间，就没有第三条路要走。就连我们这类小人物也不例外。除了个人得失的考虑之外，多少年来在全国推行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作法在某些人的思想里也起了很大作用。服从，服从，不容许任何人对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发生任何怀疑。一向身居高位的周扬同志从这种多年形成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当然比我们更为困难。我们认识多少谬误就可以摔掉多少枷锁，这全在自己的认识与决心。而作为一个方面的领导人，在准备脱离旧日的运行轨道时会遇到更多的阻力与羁绊。我们看到他的步履是多么艰难。不论是对于一场过去的政治运动还是一个奉行多年的文学口号，每当推倒一个既定结论时，他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尽管艰难，他却不断地与广大文艺工作者及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一道朝前走去。那几年，周扬同志的精神状态逐渐变得年轻了，过去的从容风度也开始恢复，他的身体状况也随之有所好转。但是，我感觉他内心所存在的矛盾并未完全解决，他内深处仍然存在着一种隐隐的不安。1980年以来，我因母亲缠绵病榻，要我照料，曾有五年未去北京，见到周扬同志机会少了，因此我讲不出具体的事例。但是我分明地感觉得到，特别是从他容易激动这一点更使我感觉到他内心的这种不安，大概是在1983年戴晴来上海讲到一件事，我觉得自己的这种感觉得到了证实。戴晴说，1980年夏天，文学界在全国政协礼堂的侧会议厅开了一个会。会上有一位英国留学生要求见周扬同志，这位留学生说，自从三十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就形成两派，一派挨整，一派整人。周扬同志对各个时期的复杂的历史背景做了一些说明，但是，他没有为自己辩解，没有提到后来自己也曾被整的情况。留学生问：“那么今后还会发生整人的事吗?”周扬同志答：“那不会了。”但是，紧接着，他补充说：“起码我是不会再那样做了。”停了一下，他再次说：“我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不那样做。”向我叙述这一场面地富于表情的戴晴略带激动地说：“想来那个外国留学生是无法了解这三次回答之间的微妙的差异的，可咱们能懂——一你想想，他一次再一次修正自己回答时是什么心情!”我们俩相视苦笑了。很显然，他对于许事情的复杂性的理解要比我们深刻得多。他预感到未来的道路不会那么一帆风顺，还会有曲折反复。从他的答话中可以感到，他为此不安，他又意识到个人的无能为力，还不仅是无能为力，甚至是身不由主…… 　　这时我又猛然想起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的一件事。当时《上海文学》由于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使命》一文受到了批评，我满怀不平。会议期间，我与上海几位作家一道见到周扬同志，讲到此事。我由于在遭受批评中首当其冲，格外感到委曲。也许文章的题目不够准确，我们自己在以“上海文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为文艺正名》一文中也曾反对过文艺直接为政治服务的主张，但是，《重要使命》一文并没有象批评者所提出那种政治原则性的错误。揭示社会问题也仍是文学的功能之一。周扬同志在讲到《重要使命》一文中所谈到的目前存在的不正之风，诸如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等，十分激动。他痛心地说：“官僚主义不反怎么得了，那是要亡党亡国的!”说着他又泪流如注。我们几个人为他的激动担心。我想，他这时的心情，和他对那个留学生谈话时的心情是相同的，他为我们国家染上痼疾难去而个人又无能为力感到痛苦。 　　具有社会责任感却又自觉没有力量完成这个任务，这是近年来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共同苦恼。而周扬同志的苦恼似乎不止于此，他似乎比别人还多出一层，那就是在他对那个留学生说的最后那句话透露出来的，他感到了那种可能面对“身不由主”状况的痛苦。为什么他会有这样一层忧虑?我曾想过很久。我觉得由于他长期习惯于被承认、被肯定，和人们长期“团结一致”的地位，现在他到了预感自己可能有与某些同事不能再保持“一致”，这使他惶恐、痛苦。 　　后来发生的有些事情，也真被他不幸而‘想’中。他在1983年之后的情况，那是人所共知的了。我从1980年在上海见到过他之后有好几年没再见到他。对于他在这这一段时期的情况我没有资格多说。但是我能够想象他在那种情况下思想感情上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而又不能解脱的痛苦心情。他自信自己坚持了真理，他不能走回头路，但对于有些人对他的指责又不能处之泰然。希望两全而不能，这种痛苦，与其说是来自外界的压力，不如说更多地是出于自己内心的矛盾，在传统的服从的习惯与觉悟的理性认识之间展开了无休止的斗争。就在压力最大的时候，他在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授奖大会上做了题为《要有“艺术家勇气”》的报告。他说：“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是很可贵的，很不容易做到的，为什么文学创作落在生活的后面呢，原因之一，就是调动作家艺术家、艺术家的积极性还不够，有时候还挫伤这种积极性。这话现在看来平常，但在彼时彼地，他做这样的发言是种表态。是对于那场批判的回答。尽管做了这样的公开表态，周扬同志仍然没有克服内心矛盾。这种斗争在周扬同志身上没有结果，因为斗争的两个方面谁也压不倒谁，终于导致了他精神上的崩溃。这个悲剧不是周扬同志一个人的，不少人，不仅是周扬同志的同代人，也包括我们这一代当中的有些人，都经历过这种思想斗争。只是在有些人身上这个方面得胜，在另些人身上那个方面占了上风。然而，即使是后一方面占了统治地位，前一方面的阴影仍会时时浮现。因此，自以为甩掉了传统习惯约束的人，也常常会发现那些约束已化为自己血肉的组成部分，很难彻底剜除。这正像缠过的足被放开之后，虽则行走起来要比“三寸金莲”方便多了，但是，被折断的脚骨再也不可能恢复到天然状态，哪怕就是刚刚缠过不久就被解放了的。在这一点上，思想上未被斫伤过的青年一代要比我们幸运得多。 　　1985年10月，我和沈宁两人又去医院看他。那天苏灵扬同志不在，只有一位特别护士在旁。周扬同志插着鼻饲管正在打鼾沉睡，这已经不是熟睡，而是昏睡。沈宁与我和上次一样分立床的两旁，默默地注视着虚肿的周扬同志。特别护士想为我们摇醒他，我们连忙摇手制止，我们甚至害怕回答的声音惊醒他。我们向特别护士要了一个瓶子，灌满了水，插好带来的鲜花恭敬地放在他的床头……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