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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为新中国教育催生

陈桂生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徐特立年逾古稀，又处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仍然生气勃勃地战斗在教育战线上。有道是“抗战八年老益壮，青年孰若徐公美。”①在此期间，他的教育活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到1946年11月17日，活跃在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随后带领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的干部转移到绥德。1947年3月，人民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前(16日)，随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转移到华北晋察冀边区；徐特立抵达晋察冀边区以后，先住在边区政府所在地阜平县。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边区与晋冀鲁豫边区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于1948年8月在河北建屏县(现平山县)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徐特立随中共中央机关移居建屏县。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3月5日—13日)后，又随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于3月25日进入北京(当时尚称北平)。他始终以高昂的斗志与不懈的努力，为新中国教育催生。 　　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受激烈的战争环境影响，徐特立的教育活动集中于教材编审工作，也写了不少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基本上未参与重大教育问题的决策。事实上那个时期的教育工作，基本按照抗日战争时期既定的基本教育方针、政策办事，教育上的争论不多；惟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各解放区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它波及到教育领域，后果相当严重。徐特立对此深为不满，于1948年专门著文加以深刻的批判。 　　〔一〕教育改革新苗的培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一度出现“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前景。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一年内，陕甘宁边区环境尚属稳定。边区继续沿着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会议确定的目标与方向前进。 　　1945年，徐特立曾经谈到：“外国记者看了延安，说是16世纪到20世纪的一幅缩影。有最前进的共产党，也还存在有巫神，但前进是最主要的。人们的思想也是这样。有的这方面进步，有的那方面进步。语文改革的工作，要思想上一致，也还得一段时间，但只要踏踏实实地做下去，最后总会成功的。”②这是他对陕甘宁边区整个形势与教育的估计，也是他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致力于教育工作的出发点。 　　同年9月，徐特立应邀到延安大学教育系讲课，着重讲教育理论问题，他提到：“知的基本东西是从实际出发，然后提高到理论”，“求知的基本方法，是要从各方面学习。任何人都有其真知，要向农民、工人、小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遗产的结晶，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完整的，还需要发展。凡是真理都包含有部分的错误，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真理的认识”，“马克思、列宁都是先批判、后著书，我们求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③；他鼓励师生破除迷信，同奴化教育划清界限：“蒋介石提倡盲从，讲‘知难易行’、‘杀身成仁’、‘舍死取义’(原文如此)，墨索里尼排斥理论，只讲‘干’法西斯，强调迷信，完全否定知，周佛海说：‘信仰主义要达到迷信的程度。’这些都否定知。”④ 　　徐特立对陕甘宁边区在1943—1944年间涌现出来的一批先进的教育典型，异常关注。大力支持。1945年11月，《边区教育通讯》杂志创刊。创刊号拟刊载介绍杨家湾小学、米脂东关民办小学、顺宁巡回学校、镇原县冬学以及磨(莫)家湾小学的先进经验。刊物付印前，徐特立仔细读了一遍，写了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读<教育通讯>创刊号的我见》。除概括地回顾边区教育的演变、论述边区教育的基本方向以外，对各个先进典型，逐一加以评论。这些评论，启发人们小中见大，认识解放区教育改革的意义。例如，关于杨家湾小学，他指出：该校对于备荒问题是一个政治学习的模范。备荒问题本是国家大事，谁也没有想到小学儿童会对于备荒起积极作用。而延安城附近的杨家湾小学竟成为全村老少男女和不满十岁的儿童一个关于备荒问题的辩论场所，全体学生竟成为学校和家庭的一个争辩的桥梁、情报的传达者和分析者，“这是儿童政治生活在人类历史上骇人听闻之事”；又如米脂东关民办小学，实行半纺半读。识字不独不妨碍纺纱，而且提高了纺纱质量，增加了纺纱数量，并且使妇女过集体生活，提高农民的组织性。“在教育原则上适合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与生产联系的原则”，证明劳动群众有朴素的马克思主义，等等。⑤ 　　从抗日战争后期到人民解放战争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各大解放区大抵沿着陕甘宁边区1944年文化教育大会确定的方向进行改革。惟各地对1944改革的精神领会不同，采取的措施也不完全一样。总的看来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 　　1.群众教育(包括小学教育)实行“民办公助”的方针是1944年改革的重要决策。陕甘宁边区的措施是逐步做到自中心小学以下(即包括所有初级小学)实行民办，实际上相当数量的公立初级小学依然存在，而高级小学因纳入干部教育范畴，仍维持公办。即使这样，仍产生不少偏向。一则由于从“重质不重量”的一端跳到“重量不重质”另一端，二则采取突击运动的方式发展教育，对于小学改为民办以后出现的新问题，未及时解决，以致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小学的数量反而减少；晋冀鲁豫解放区所属太行行署不仅把农村初级小学一律改为民办。连城市初级小学也改为民办；山东解放区把高级小学也分为民办与公办两种。公立高级小学以轮训干部为主，民办高级小学以联防区为单位试办，而在实际上有些地方把“庄户学”(民办小学)作为唯一办学形式，有些地方儿童能进整日班的，硬让其进半日班，能进半日班，硬让其进识字组。结果在鲁中、滨海、鲁南等教育改革步伐较快的地区，损失很大，而渤海区未全面改革，“影响较轻”。胶东区未敢轻动，“受到的影响也不大”。如果重视徐特立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会议上的告诫，未必会产生那么严重的偏问。 　　2.解放战争初期，在某些解放区出现“新型正规化”教育的议论。如山东解放区在1946年7月召开第二次全省教育工作会议提出逐步做到“新型正规化”的口号，稍后，陕甘宁边区也有这种提法。都是着眼于提高质量。从人民解放战争的实际进程来看，这个口号的提出，为时过早。 　　徐特立在1945年7月主张“我们的教育是普及与普通，普及是人人都学，普通是样样都学而不必样样都学得很深。”⑥这可算是徐特立的一贯主张。他不仅强调小学教育的基础性质，而且认为中等教育、甚至高等教育也须注重基本理论与基本技术方面的教育，同时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这种思想同传统的“正规化”教育的区别在于，它是在“普及性”基础上的“普通性”，他所理解的“普及性”，不仅在于尽可能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而在于使学生普遍得到提高，而不像传统的正规教育那样偏重造就拔尖人材；它更不同于当时根据地流行的狭隘的实用观点，认为根据地社会分工尚不发达，更需要的不是受过狭窄的专业训练的专门人材，而是掌握基本理论、基本技术、能够独立开辟工作局面的通用型人材。 　　延安市、杨家湾小学教师陶端予和城关民办小学教师鲍侠影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成功地使后进学生转变，成为边区教育战线上的标兵。《边区教育通讯》曾介绍他们的经验。但也有一些教师对说服教育持保留态度，出现各种怀疑论调。边区教育通讯社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对边区教育工作有现实意义，为此致函徐特立，求其解答。徐特立应邀写了《非要惩罚不可吗?》一文。针对各种怀疑论调，论述说服教育的必要与可能。⑦所讲道理，编者并非不懂。无非是借重徐特立的影响，继续宣传陶端予、鲍侠影说服教育典型经验。而徐特立对于有利于教育工作的事一向是乐于承担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徐特立看了该杂志创刊号发表《怎样培养模范学生和改造落后学生——延安市城关民小教员鲍侠影同志的训导介绍》等三篇有关训育的文章后，在前面提到的《我见》一文中补充了三篇经验介绍中未提到的观点，他写道：“我要增加的，就是毛泽东思想尊重人民的人格，从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自尊心中去批评他们的坏处。对犯错误者，甚至对于政治上的反动分子的处置是治病救人的方针，从思想上彻底给以改造，而不侮辱他的人格，保存他的自信心。这种宽大的方法，竟被我们的教员和教育行政人员采用来改造坏学生和坏教员。给他们以好环境包围起来，暗示他们以很好的前途，使他们用自信和自尊克服他们的坏处。这是最好的训育典型”。⑧这里并无新见，但运用毛泽东思想表述了“尊重人格”这样一个人们常常绕开的问题，还是有意义的。 　　1946年冬，鉴于民国政府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大军压境，形势危急。中共中央安排徐特立同王明、郑位三、陈瑾昆等先期疏散，转移到黄河边的绥德。徐特立在绥德期间，经常深入山村，了解农村情况，还在绥德师范学校作《学习与群众路线》的报告。此外，常同绥德师范学校师生自由交谈。有一次在回顾整风运动后期的错误时提到，古圣人曾有过对处理人的问题要特别慎重的议论：“诸侯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诸侯皆曰贤，勿听，诸大夫皆曰贤，勿听，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⑨这也反映他的为人。 　　徐特立七十寿辰临近时，忽然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请他立即赶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为他举行的祝寿活动。他受命立即打点行装，经五天才赶回延安。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次祝寿活动，其实是中共中央为显示稳如泰山的着意安排，“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一种战术。”⑩ 　　〔二〕对“左”倾教育思想的清算 　　1947年3月16日徐特立随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从陕甘宁边区出发，向晋察冀边区转移。徐特立应《教育阵地》之约，于1947年6月30日发表《给小学教师的一封信——论小学教师与土地改革》。他现身说法谈了自己在同革命农民结合过程中改造世界观的体会，希望小学教师参加学校所在地的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中教育自己，再用自己的经验教育学生及教育农民。(11) 　　1947年10月10日《全国土地法大纲》公布以后，各解放区陆续掀起土地改革的新热潮。由于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对土地改革的指导失当，各解放区在新一轮土地改革中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即所谓“搬石头”)，在各解放区教育中产生严重后果。主要表现为： 　　1.在晋绥边区小学停办长达一年之久(1947年8月7日—1948年8月7日)；山东解放区从1947年9月开始因面临民国政府军队的大举进攻而停办学校，后受土地改革中的“左”倾思想影响继续停办。如渤海区几乎把所有大、中、小学都停办了，从1948年1月开始，山东境内的许多解放区甚至连教育行政机构都被撤销。 　　2.在未停办学校的解放区，后果甚至更为严重。在“挤封建”、“贫雇农坐江山”的口号下，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大量清洗教师，并迫使非工农出身的学生退学；在学校中建立名目繁多的群众组织(如太行区有“贫农团”、“农会”、“公安员”、“锄奸团”、“民兵”等)，用各种各样折磨人的方式斗争教师和地主、富农子女；在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分区提出“谁做教师，谁能上学，由农学会评定，农会批准”等。 　　据当时同徐特立有所接触的人士回忆：“1948年，在土改中(徐特立)对‘左’的思想和行为，常常是深恶痛绝。”(12)徐特立于1948年所写《转变作风，加强教学，为自卫战培养大批干部》一文，便是明证。 　　徐特立在这篇文章中对当时学校思想教育中“左”倾思想加以冷峻的剖析，列举其八种表现。即： 　　1.取消思想自由，实行思想统治。 　　2.对学生“压抑、限制、命令、强迫、打击、分化、孤立、斗争”，缺少温暖体贴和教育态度。 　　3.对学生要求太高，“拿主观上规定的模型来铸造学生”。 　　4.枯燥的政治生活，空洞抽象的思想指导。 　　5.盛气凌人，自以为是。 　　6.包办把持，狭隘宗派。 　　7.滥用行政力量和组织系统。如过去把指导处看成政治处；指导员对学生的统治很严重；校长往往过早的发表中心意见，等。 　　8.“把学生会当成统治的工具”。 　　在中共中央察觉并着手纠正各地在土地改革中的“左”倾错误以后，各解放区教育部门内部调查和揭发材料甚多，而像徐特立的这篇文章那样，从教育思想上，总结教训，委实是凤毛麟角。 　　“三月桃花红似火，四月桃花满地落。桃花染在河水里，这河名叫胭脂河。徐老来到胭脂河，两岸桃花正结果。”(13)徐特立的这篇清算“左”倾教育思想的杰作可算是他在胭脂河畔奉献的最丰硕的果实。 　　〔三〕为未来建设教材 　　徐特立一向重视教材建设。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环境动荡，他年事已高，不再担任教育行政与学校行政工作，仍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要从事教材编审工作。由于当时陕甘宁地区还采用民国政府统治区的部分教材，他提出边区自编适合根据地需要与条件的教材。经中共中央同意后，从1946年春开始，调配干部，在杨家岭着手从事这项工作。他藏书甚多，除开会外，不停地查阅资料，并亲自动手编写。编写组遇到问题，就展开讨论，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编成后，由他亲自审阅，反复修改。(14)据于光远说：1979年清理自己图书时发现在一本书中夹着两张纸。上面有徐特立的密密麻麻的字，原来是他执笔写的中学课本(关于度量衡)未完成稿。(15)是他编写教材的历史见证。徐特立抵达晋察冀边区以后，继续带领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的一批干部编审中小学教材。1948年春，在晋察冀边区政府教育处工作的刘松涛曾就编写教材问题专程向徐特立请教。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刘松涛等把他们编的八本初级小学国语课本送交徐特立审阅。徐特立同程今吾审阅后，给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负责人哲夫与刘皑风写了一封信，除了对新编教材给予鼓励外，提出一个选编教材中长期未解决的问题，即各册相互间及各课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国民需要最低限度的知识全面性和计划性问题。他直率地提出：在这个方面，新编教材和辛亥革命以来的国语教科书无甚差别。(16) 　　1948年9月3日至21日，山东省召开第三次教育会议，徐特立获悉这次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即给与会的三位同志写了一封信，专门谈扫除文盲与推行拉丁化新文字问题。他认为在解放战争结束以前，经费、干部、教育用具与书籍等一切均感困难，老一套的办法已行不通，新创造又来不及，教育需要又万分迫切，尤其是失学的青年和成年人的补习教育，无成规可循，建议推行拉丁化新文字，作为补救办法。(17)不过，他的建议在这次会议上未引起反响。 　　〔四〕总结毕生教育经验的酝酿 　　徐特立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表现为致力于概括自己的教育经验，并对教育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除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外，留下了大量的教育札记、谈话纪录和讲稿。关于他在教育理论上的建树，这里暂不展开分析。只举一例： 　　早在1946年，他就同身边工作人员共同探讨教育的概念，力图揭示教育的本质与作用。当时曾集中说过三次。三次讨论记录稿整理后经他亲自修改，得出如下见识：“教育是建筑在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两种智能活动的基础上，把这种活动从蒙昧的、半自觉的逐渐提到自觉的科学的、艺术的程度，使改造工作更合理化。这就是教育的一般任务。至于阶级社会反动的教育的特殊性，就是在贫富对立、智能分工的基础上，也不能完全阻止社会进化、人类智能积累增长的自然趋势；但他们来进行教育，要群众不自觉及智能的畸形发展，理论和实践脱节，蒙蔽真理，所以他们还要自觉的有计划的进行愚民政策”；教育的作用有麻醉和启发，有介绍、模仿和创造。教奴隶、教顺民，只要模仿；改造世界、改造物质的教育，就必须有创造。教育就是要合理地改造物质(自然、社会、人类自己)，合理是合乎于客观规律，清算历史的经验，要有能够实现目标的远大计划。教育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接受遗产、创造新产；教育是指针作用、桥梁作用。教育要有多样性、协和性、艺术性，一切人都是教育者，但也有专门教育家。专门教育家要尽指导作用，不是灌输作用；一切行动从生到死，时时处处都是教，同时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地点、一定课程的教育；教育服从当时政治，所以有教育政策，但还有教育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当然也有历史性，而我们所需要的是现代教育原则。(18) 　　他的这一套教育观念不单纯是从什么书本上援引来的，而是他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和自己长期阅历的结晶。虽不能说他关于教育性质、职能和特点的概括尽善尽美，但他的分析不乏智慧的闪光。 　　1.他肯定了教育的工具价值，尤其是肯定教育在社会进步中意义。基于这种估计，建立对教育事业的信心。 　　2.从教育的工具价值出发，得出不同教育的不同价值，把教育区分为麻醉的教育与启发的教育，介绍、模仿的教育与创造的教育，肯定合理教育的创造性质，揭示教育改革的去从。 　　3.兼顾生活实践中的教育与正规教育、生活实践中的教师与专门教师。 　　4.区别教育政策与教育理论原则的不同意义。防止对二者的混淆。 　　徐特立早在1946年就谈到：中国政治尚未走上轨道，整个教育制度也需要重新改造。“这一工作目前就应准备”。我们有教育责任者，更应积极进行准备工作。(19)他确实为新中国教育的诞生尽了很大的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在读了钱伟长的《中国的物理学》一文后写道：由于中国科学教育两极分化，普通教育十分落后，从研究院到中小学的教育简直有天地之别。建议著名科学家，一面退后一步把科学大众化，使自己有群众基础；另一方面还要提高，使国防工业以及一般的重工业得到先进的科学指导，使中国产业革命有自己的新生命。他还谦虚地表示自己企图改革中小学教育，从事教育工作已有五十六个年头，却有若干经验，尤其是丰富的失败经验，切望学习新知识，愿以衰老之年，尽最后的努力。(20)不仅这样讲，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 　　在史诗般的历史转折关头，他以饱满的热情，带着无限的希望迎接人民中国的诞生。 　　① 续范亭：《寿徐老》，《怀念徐恃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9页。 　　② 林曦：《人民的老师》，《人民日报》1947年1月10日。 　　③ 徐特立：《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徐特立教育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176页。 　　④ 同③第121页。 　　⑤ 徐特立：《读<教育通讯>创刊号的我见》，《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3—325页。 　　⑥ 徐特立：《论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集中制》，《徐特立文集》第313页。 　　⑦ 徐特立：《非要惩罚不可吗?》，《徐特立文集》第355—356页。 　　⑧ 徐特立：《读<边区教育通讯>创刊号的我见》，《徐特立文集》第325页。 　　⑨ 王云风：《徐老给我的教诲永铭记》，《徐特立在延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162页。 　　⑩ 柯蓝：《命运之谜——徐特立传》，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395页。 　　(11) 徐特立：《给小学教师的一封信》，《徐特立文集》第358—360页。关于这封信的背景值得推敲：解放区在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春，根据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布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通称“五四土改”)。到1947年2月间，各解放区约有三分之二地区完成了任务；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通过《全国土地法大纲》，于同年10月10日公布。此后掀起土地改革新高潮。此信发表于前一轮土地改革业已完成、新一轮土地改革尚未提上日程之际，合理的解释或许是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先在附近农村进行新一轮土地改革的试验。 　　(12) 张腾霄：《徐老从延安到西柏坡》，《徐特立在延安》第212页。 　　(13) 柯仲平：《祝寿歌》，柯蓝：《命运之谜——徐特立传》第398页。 　　(14) 姜国仁：《学习徐老的教育思想》，《怀念徐特立同志》第122页。 　　(15) 于光远：《徐老是个老青年》，《怀念徐特立同志》第42页。 　　(16) 徐特立：《关于编写小学国语课本的问题》，《徐特立文集》第365页。 　　(17) 徐特立：《关于新文字与扫盲问题》，《徐特立文集》第367—368页。 　　(18) 长沙师范学校：《徐特立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185页。 　　(19) 徐特立：《纪念“五四”》，《徐特立文集》第341页。 　　(20) 徐特立：《读<中国的物理学>》，《徐特立文集》第374—375页。 　　 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陈桂生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