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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在教育改革的洪流中

陈桂生

陕甘宁边区教育在1935—1937年间初具规模，1938年以后又有了新的进展，惟从1939年起，逐步走上了“正规化”教育的道路；从1942年开始，结合整风运动，率先进行了干部教育的改革，1943年中等教育也在整学(即整风)过程中进行了改革，1944年更在整个边区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教育(含小学教育与成人社会教育)改革运动。通过一系列改革，基本上形成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根据地需要与实际出发，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发展教育的道路。 　　徐特立从外线转到内线以后，首先参加了干部教育的改革，主要是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教育改革，从1943年开始，又积极参与中等教育，尤其是群众教育的改革。他的教育思想也在一系列教育改革过程中逐步成熟。 　　〔一〕构建新型理工干部的摇篮 　　1940年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被迫关闭后，徐特立经桂林、重庆于当年8月12日返回延安。次日，正值一年一度的陕甘宁边区各县第三科(教育科)科长会议开幕，徐特立应邀到会致辞，并在会议期间作《各科教学法》专题报告。 　　在1940年12月至1942年11月间，徐特立出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致力于科学技术人材的培养。 　　延安自然科学院，脱胎于1939年5月建立的自然科学研究院。原属中共中央财经部管辖，其性质为协助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建设方面研究的机构。由李富春、陈康白任正副院长；后来，根据1939年底召开的自然科学讨论会上提出的建议，改为自然科学技术专门学院，正式命名为延安自然科学院，于1940年9月1日正式开学。先设中学部，以后成立大学部，招收大学本科学生。1940年12月徐特立接任院长后，从1941年1月起，该院改属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管辖。 　　徐特立长期担任教育行政主要负责人，从不放松实际的教育工作。尤其注意从头做起。除了着重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并为此办理师范教育以外，还提倡自然科学技术教育。在中央根据地工作时曾兼任中央农业学校校长，在抗日根据地更利用有利时机，苦心经营延安自然科学院。基本上也是从头做起。 　　他认为前进的国家与前进的政党对自然科学不应该任其自发的盲目的发展，而应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它不仅应该把握全国的政治方针，还应该把握全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尤其在中国，科学和技术落后，人力、物力、财力亦有限，且当战争的破坏和封锁的严重时期，更不容许有无组织、无计划的行动。在政治方面如此，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应该如此。①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和经济比腹地各省更为落后，边区政府虽极力提倡科学，优待技术人员，但在极狭小的地区，外受日寇的压迫，内受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科学人材素来有限，图书、仪器和机械输入不易，一切需要自力更生，一切关于科学技术问题都要一件一件从头做起。虽然如此困难，真正的改造世界，终属之于先进的政党及其人民。“殷忧启圣，多难兴邦，是为我们的写照”。②这也是徐特立办学精神的写照。 　　关于自然科学院的教育方针问题，该院在成立时，修业年限是：初中一年半，高中2年，大学2年，并规定中学偏重实际，课程中有农林、畜牧科，而无理论性的生物科；三个月后，修业年限改为初中3年、高中2年、大学3年。于是引起争论。一种意见是：边区经济落后，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另一种意见是边区经济落后，又处在经济封锁的条件下，孤立地进行经济建设，不能得到商品市场的帮助，一切工业部门，要实行鲁滨逊主义，即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徐特立既不赞成把科学研究停止在书本上，脱离实际，也不赞成把科学研究停止在解决目前生活问题上，主张自然科学院应着重基本理论教育：“普通原则(原理)问题越能多了解，就越能专门化”，“过早的专门化就只能守成，不能创造”。在边区新的环境下，如果只有普通科学基础不够的专门家，想把科学推向前一步是不可能的。③ 　　在《解放日报》副刊《科学园地》创刊时，他提倡“科学教育、科学研究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而经济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机关。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④ 　　他在自然科学院也像以前在中央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农业学校一样，事必躬亲。不论是教育方针还是课程安排、思想政治教育还是后勤工作，都亲自过问。“徐老给人们的教育是多方面的。言教、身教、课堂上教、课下教、孜孜不倦地用自己的言行来教育大家”⑤。 　　自然科学院分散在几个山头上，每个山头上又有几层窑洞。徐特立虽然已届高龄，仍经常到各处巡视。在大生产运动中，动员大家搜集破铜废铁。有一次他抬起被人丢弃的半个镢头，带到大会上作为教育材料，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⑥ 　　当时学生生活相当困难，徐特立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经常给来自山西的两个小同学补衣服、洗头、捉虱子。⑦有一年冬天，有不少学生突然患流行性感冒。他亲自检查护理、煎药，做病号饭。⑧感人至深。 　　整风运动后期审查干部时，自然科学院也错误地审查了一些干部。徐特立曾义正辞严地查问搞审干运动的干部：“你们有证据吗?”“有什么根据要这样干?”声称：“我有责任，为什么不许我管?”⑨ 　　1943年4月，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成为延安大学的独立的学院，⑩并随延安大学划归中共中央西北局管辖。在酝酿这一变动时，他即离开了自然科学院。 　　〔二〕群众教育改革的后盾 　　徐特立自1942年初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起初他还兼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故经常从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宿舍步行约二十里到自然科学院上班；从1942年冬起被调回中央宣传部，主要负责教材编审工作。(11) 　　他在1942年冬以后，虽未承担教育行政与学校行政职务，仍作为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学者和众望所归的人民教育家为恢宏的教育改革大潮推波助澜。 　　他从1940年8月返回延安后，就承担了一系列文化教育群众团体与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如陕甘宁边区新教育协会会长(1940年10月12日起)、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理事会理事(1940年11月7日起)、延安新教育学会理事会理事长(1942年1月18日起)，更重要的是，他还作为若干有关干部教育(大学、学院，亦含中等学校)和群众教育(成人社会教育与小学教育)的咨询、决策机构的成员，投身到根据地整个教育改革的洪流之中。其中有：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1942年2月12日成立，主管所属大学、学院)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委员会(1942年10月31日成立，主管中学、小学及成年群众教育)委员，陕甘宁边区冬学委员会顾问(1941年10月18日起)等。 　　徐特立工作的调动并不是偶然的。1942—1945年间，是陕甘宁边区以及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教育改革凯歌行进的时期。如果说在此以前教育改革的锋芒主要指向民国政府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并扫荡这种教育在根据地范围内的余毒，那么，从1942年开始的教育改革，其主要锋芒则指向在此以前根据地教育脱离根据地实际、脱离群众的弊端。这种弊端同民国政府统治区的“正规化”教育模式的思想定势有关，亦带有苏联“正规化”教育模式的影子。这种倾向在当时被称为“旧型正规化”(起初甚至称为“国民党化”，属言过其实)。它在大学、中学和小学教育中都有明显的反映；对于“旧型正规化”教育的改革，不能不牵涉到原有教育行政、学校行政管理干部的调整、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变动和教育干部的补充。徐特立工作的调动事实上增加了他对于整个根据地教育改革的责任。 　　1.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初期，陆续建立了一批大规模的干部学校(大都称为“大学”或“学院”)，同时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中共中央还于1939年2月专门建立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12)从那时起，在中央干部教育部主持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干部教育运动；惟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即偏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注重分学科的系统讲授)，忽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同时，干部学校教育越来越倾向于“正规化”，提倡“学习第一”，带有“关门提高”的意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向传统的正规大学看齐的倾向。 　　毛泽东针对上述倾向，于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同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建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的学习研究组，接着于1941年12月17日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1942年2月28日发布《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作为干部教育改革的纲领；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实际上是从干部教育改革入手发动全党整风运动的信号。 　　在整风运动乍起之际，中央宣传部长洛甫于1942年1月离开延安到陕北、晋西北作社会调查(至1943年3月方归)，中央宣传部长由凯丰(何克全)代理，在此前后，把徐特立调进中央宣传部；同时，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迈于同年9月12日调出中央宣传部，改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徐特立在当年l0月调回中央宣传部或与此有关。 　　整风运动和干部教育改革由中共中央负责。徐特立在中央宣传部主要负责教材编审委员会和考试委员会工作。在整风运动热浪中，他除了负责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尤其是该学院内部关于教育方针问题的辩论以外，还发表了《我们怎样学习》、《再论我们怎样学习》等文章，旨在弘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鞭挞教条主义，特别是在《生活教育社十五周年》、《延安新教育学会致函陶行知先生》等文章中，着重批评了教育领域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在整风运动的发动时期，若干大学、学院的管理体制有所更动。1942年底，在中共中央决定中，曾把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自然科学院归属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管理(13)；随后不久决定把这些大学、学院的管理权限下放给陕甘宁边区政府。于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2年2月建立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管辖所属大学、学院。以吴玉章为主任，徐特立作为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也承担了一部分责任。 　　2.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初期，曾大力发展中等教育。为了促进小学教育的普及，尤其注重开办师范学校。至1942年11月，中等学校已达7所。有2所中学(其中陇东中学实际上是一所师范学校)，5所师范学校。1937年由徐特立创办的鲁迅师范学校，修业时间甚短，办学形式灵活，颇受欢迎；1940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中等教育“正规化”的口号，同年8月，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兼边区中学校长周扬，又提出“学习第一”的口号。此后，中等教育纳入“正规化”的轨道；在1942年干部学校改革方向明确以后，从1943年起，把整风运动的烈火引向基层单位，从而把中学及小学教育的改革提上日程。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2年10月31日，决定建立教育委员会，由柳湜(教育厅长)、贺连城(教育厅副厅长)、罗迈(边区政府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徐特立和刘景范五人组成，以柳湜为主任。该委员会的职责在于决定干部教育和国民教育的方针与政策、教育上的重大措施以及干部配备。实际上加强了对教育厅的指导与监督。 　　从1943年初开始，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了长达近四个月(1月29日至5月21日)的中等教育整学会议。清算中等教育中的“旧型正规化”倾向。由于当时把中等教育纳入干部教育范畴，遂按照干部教育改革的路子改革中等教育，逐步把中等学校改造成干部学校。 　　通过1942—1943年的干部学校与中等学校的改革，在大学、学院和中等学校中克服了“旧型正规化”的偏向，注重实际问题的学习与研究，不过，此后在教育中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不时冒头；相比之下，徐特立在整风运动中，尤其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教育方针辩论中，全面理解与运用毛泽东倡导的“古今中外法”，兼顾基本理论、应用理论和实践锻炼，特别是针对刚刚冒头的狭隘经验主义论调，强调基本理论不可忽视，不无先见之明。 　　3.根据地从1936年开始，就大规模地开展扫除文盲运动，并促进小学教育的恢复与发展。约从1939年开始，一面继续推动小学教育的普及，一面谋求教学质量的提高。从那时起，批判前一阶段教育中的“游击习气”、提倡“正规化”的调子越来越高，由此导致取消“不合格”的小学、收缩学校点、合并小学，从而增加入学困难，便产生学校数量与质量的矛盾；为了保持一定的学校数与学生数，开始试行义务教育，强制家长送子女入学，而由于学校网点缩小，不便于儿童入学，教学内容又不能充分反映农村实际，遂引起农民的不满；加之，从1940年起，边区政府财政困难越来越大，群众负担越来越重，以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既不能不大力发展干部教育，又要普及小学教育，事实上很难行得通。在此情势下，调整教育结构、改革群众教育(含小学教育)实属势所必至。 　　徐特立在1942年10月以后，以满腔热情，投入群众教育改革： 　　1944年3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绥德分区副专员扬和亭的谈话，他介绍绥德分区群众教育改革的经验，即学校和劳动、社会、政府、家庭结合。报道的标题是《绥德国民教育大革新》。毛泽东看到这篇报道后，打电话约请徐特立、胡乔木、邓洁、柳湜和杨和亭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商谈教育改革问题。杨和亭介绍绥德分区群众教育改革经验后，毛泽东认为杨和亭谈得不错，建议胡乔木撰写关于教育改革的文章，徐特立也表示从人民需要写是正确的，要与会者撰写文章。(14)(这可能是延安《解放日报》的两篇影响甚大的社论《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4月7日)、《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5月27日)的缘起)。 　　同年3月19日，徐特立和柳湜联名召开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座谈会。出席这次座谈会有吴玉章、林伯渠、李鼎铭、贺连城、张宗麟、范文澜、齐燕铭、周杨、吕骥、李卓然、胡乔木、边区政府教育厅全体工作人员，延安市市长、各分区专员或副专员，若干中小学校长，是一次相当隆重的会议。徐特立谈到陶行知的精神是“面向群众，实事求是”，他亲自走到农村中去，主张对农民的教育要走上门去教。各分区专员或副专员在会议上分别汇报了主管地区群众教育改革的新经验，大家都赞成杨和亭介绍的绥德分区学校和劳动、社会、政府、家庭结合的经验，建议除完全小学维持公办以外，提倡把普通小学全部改为民办。(15) 　　同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看到《延县柳林区锁家崖(岩)自办村小学》报道，非常高兴。次日，他主持召集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宣传部、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延安市和各分区负责人。徐特立也应邀出席这次会议。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肯定民办小学的办学方向，并根据胡乔木的建议，主张村办小学，进而提出在陕甘宁边区普及群众教育的长期设想。(16) 　　在陕甘宁边区群众教育改革的新潮中，徐特立不顾年迈，亲自到当时教育改革热潮中涌现出来的几个先进典型民办小学如杨家湾小学、裴庄小学、莫家湾小学、南二十里铺小学、仁家窑子小学、桥儿沟小学去考察。 　　同年5月1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边区教育厅和边区文化协会召开联席会议。徐特立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于同年l0月召开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会议。为此，成立文化教育会议筹备委员会。徐特立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委员。(17)后来还推选他担任文教陈列室筹备委员会委员。 　　在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4月7日与5月27日社论发表以后，在中共延安地委宣传部工作的刘端棻觉得社论中表述的有些观点，如“家庭生活中所实际需要的知识，就应该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或全部内容，适合家庭生活、农村生活情况的学习形式的村学、识字组以及传授技术的学徒制等，就应该部分地或全部地代替现有的小学的地位”，甚至主张取消边区中小学的名称，把边区教育改为群众教育、初级干部教育和中级干部教育的所谓“三级制”，甚为不安。延安地委直传部的另一些同志及地委书记李景膺亦有同感。遂由中共延安地委出面，邀请徐特立、李卓然、胡乔木、周扬、柳湜、董纯才等参加讨论。在这次座谈会上，徐特立作了长篇发言，强调学校进行基本科学知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这种教育一方面应该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另一方面又应是与实际相联系的。它不仅为了今天，而且也是为了明天，它不是教条主义的复活，也不应陷入狭隘的经验主义的泥坑。为了提高与充实教学内容，即使对目前农村实用性不大的课程(学科)，如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也必须设立。(18)在当时算得上是人们难得听到的清醒的声音。 　　这是刘端棻提供的回忆材料。它同徐特立在此前后所发表的观点相近，故较为可信。这种观点同当时教育改革的基调异趣，后来的实践证明，徐特立的持重的观点较为适当。 　　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6日在延安隆重召开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会议(通称“文教大会”)。历时36天。徐特立应邀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言。他声称自己读了几十年书，觉得还有许多新的东西要学习。为此，参观过许多民办小学；他强调学习要跟实际密切联系，“旧的教条固然用不得，新的教条也是用不得的”。(19)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期间以及这次会议的前后，出现了对于教育改革新设想、新经验的一片赞扬声，而徐特立却在如此隆重的开幕式上郑重地提醒人们：不应把教育改革的新设想、新经验教条化。陕甘宁边区群众教育发展的客观事实，很快证明当时的新设想、新经验并不成熟，机械地搬用新经验一股风而上，导致大起大落的结果。实践证明他的警告何等及时。可惜的是，及时的警告未能及时引起注意。 　　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会议期间，对于陕甘宁边区在1935—1944年间教育的历史专门进行了反思，并就此作出结论。在结论中，充分肯定了1935—1937年间的经验，总结了1938—1942年间“旧型正规化”教育的教训。(20)这个关于陕甘宁边区教育历史的总结，也可算是对于徐特立教育实践的评定。 　　① 徐特立：《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8页。 　　② 同①第249页。 　　③ 同①第251—252页。 　　④ 徐特立：《祝<科学园地>的诞生》，《徐特立文集》第254页。 　　⑤ 武衡、阎沛霖：《怀念徐老，我们的好老师》，《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技发展史资料》第1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91、93页。 　　⑥ 同⑤第94页。 　　⑦ 陆标：《熔炉》，同⑤第147页。 　　⑧ 同⑤第97页。同⑤第91，93页。 　　⑨ 徐乾：《历久长新的回忆》，《徐特立在延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 　　⑩ 一说于1943年11并入延安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历程》，《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第7期〔1987年3月〕。) 　　(11) 关于徐特立何时开始出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徐特立在延安》同一书中，至少有三种说法：一是1940年从湖南返回延安后开始(第31页)，一是从1942年初开始(第279页)，此外，还有从1943年开始(第61页)之说；关于他何时从自然科学院调出，该书有二说：一是1942年10月11日(第281页)，一是1943年4月(第19页)。这里采取该书所附“大事记”上的记载(第279、281页)。看来他的工作调动同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洛甫(张闻天)、罗迈(李维汉)的工作调动有关。 　　(12) 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同中共中央宣传部并立。其正副部长则由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洛甫(张闻天)与罗迈(李维汉)兼任；1940年6月，两部合并，称为“宣传教育部”；1940年10月改称“中央宣传部”。 　　(13) 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10月，周扬任该委员会主任。 　　(14) 杨和亭：《徐老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徐特立在延安》第125—126页；参见《解放日报》报道：《绥德国民教育大革新》，《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7—140页。 　　(15) 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3月24日。 　　(16) 毛泽东：《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117页。关于这次会议的时间，有“四月或五月上旬”(董纯才，参见《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增刊二，1985年4月出版)、“四月上旬”(《徐特立在延安》第282页)之说，均属误记。回忆者或把这次座谈会与于同年4月15日由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边区文教建设座谈会(《解放日报》1944年4月23日)混为一谈。 　　(17) 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5月27日；《徐特立在延安》一书所附大事记，把这次会议时间误记为6月17日。 　　(18) 刘端棻：《徐特立论基础知识教育》，《徐特立在延安》第128—129页。 　　(19) 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3日。 　　(20) 参见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11月5日。 　　 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陈桂生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