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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光照芙蓉国

长沙市“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纪念馆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推动这一形势的发展，在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多次谈判和斗争，蒋介石被迫承认了我陕甘宁边区，协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改称十八集团军)，长江南北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同意在西安、武汉、重庆、长沙、桂林等地设立我党我军的办事处。 　　徐特立同志就是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奉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命令，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与王凌波同志一道离开延安，途经武汉，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作了请示之后，于同年十二月九日回到湖南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办事处开始设在长沙市蔡锷路(现大寨路)徐祠巷的徐家祠堂，后迁至寿星街二号。徐老担任中共中央驻湘代表兼任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领导办事处的工作。徐老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恢复和发展湖南的党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斗争，作了大量的工作。 　　一 　　徐特立同志一到长沙，就有一家报纸登载消息说：“湘教育家徐特立离湘十余年，昨天(十二月九日)下午二时由汉来长。徐鬓发皆白，着灰布短衣，精神奕奕，不减当年气概。”许多工农群众、青年学生以及爱国进步人士，络绎不绝地前来访问徐老，把他居住的犁头街南方旅馆挤得满满的。对于来访者，他都亲自接谈。徐老再三叮嘱工作人员，不管访问者是白天来还是夜晚来，都要通知他，如果他外出了，就要把来访者的姓名、地址记下来，好去找人家。徐老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向群众做工作的机会，回到长沙的第三天，就在银宫电影院讲演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闻息而至者达三、四千人之多，把整个电影院挤得水泄不通。这天下午，徐老还会见了长沙报界记者，谈了抗日诸问题，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徐老说：有人以为日本没有煤，没有铁，我们抗战六个月，日本帝国主义就必然崩溃。日本帝国主义本身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危机是事实，可是把它估计的这样低，不但是离开事实，而且是对长期抗战有害的。他还尖锐地指出，那些唯武器论者，对抗战前途悲观也是不当的，我们虽然没有大量现代化的武器，但可以从敌人那里夺取，可以从战争中补充。徐老越讲越激昂，最后生动有力地说：对日本帝国主义想和平是不可能的。绝对绝对不可能的。唯有从抗战中求解放才是活路。其后徐老外出讲演十分频繁，当时的联合大学、青年会礼堂、教育会礼堂、荷花池中央戏剧学院、火宫殿等处都是他讲演和作报告的地方。 　　那时，火宫殿是社会底层人们娱乐和饮食的简陋场所。徐老很重视来这里做宣传。有家报纸曾为此作过报导：“不要小看了这地方，老教育家徐特立先生还在这里讲过话呢!徐先生本来是深入民间的，以他那滑稽的口吻，把国家大事说得很周详，抢去了不少说书的人的买卖。听众越来越多，徐老讲了又讲，到了午餐的时候，大家公请了徐先生一顿，这充分地表现了那一群的民众，并不是不关心国事的。”这段短文，对徐老的宣传深受群众的拥护，作了形象的描述。 　　与此同时，徐老还授意和具体组织相继办起了《观察日报》、《抗战日报》、《长沙日报》、《联合旬刊》、《前进》、《火线下》和《长沙青年》等报刊杂志。并与《观察日报》、《抗战日报》的负责人黎澍、田汉等同志，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关心他们的进步和安危，及时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来的重要指示和文件，抄录给报刊杂志刊登，还定期资助经费。特别使人感动的是，徐老不顾年高事多，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撰写文章，帮助他们办好报纸刊物。 　　一九三八年三月，徐老写了《抗战给我的机会》一文，自述他当时的思想和工作情况。徐老在文中用时势造英雄的唯物史观，写了他为革命发展所做的贡献。的确，他在短短的一百天时间里，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也写了许多文章。仅当时编印的他的《抗战中的政治问题》一书，就有近十万字。而这个小册子还只选收了他当时所写文章的百分之五十。书中有十二篇专著，对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抗日路线和全国人民的抗日任务，对坚持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对国共合作的前景，对加紧农村工作，建立农民武装，训练战时工作干部开展游击战争，对驳斥汉奸托派的“亡国论”、“速胜论”等许多方面的问题，都作了精辟的论述。他为湖南人民指明了抗日前进的道路，描绘了抗日必胜的美好前景。 　　经过徐老艰苦卓绝的工作，在八路军办事处与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湖南人民又紧紧集合在党的抗日方针政策的旗帜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湖南长沙先后成立了省会各界抗敌后援会、文抗会、妇抗会、工抗会、学抗会、商抗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其中以文抗会的活动为最多，影响也最大。徐老经常被邀请去作讲演。他们搞的墙报、文艺演出以及邀请徐老去讲演的“海报”，几乎遍及街头。文抗会还定期举办“战时常识训练班”，徐老常到训练班去讲课。徐老还授意文抗会组织文化教育界高级知识分子的小型座谈会、读书会。有一次，徐老自己在麻园岭邀集了张天翼、邵荃麟、薛暮桥、罗群、翦伯赞、谭丕模等文艺界、新闻界、史学界和教育界的二十多位著名人士开会，关心他们的进步，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对动员各界人士投入抗日斗争起了促进作用。 　　徐老也很重视对国民党上层人物和民主党派的人士的统战工作，与黄炎培、张西曼、赵群迈、张治中等先生都有联系，还亲赴他们的寓所作客，进行坦率交谈，鼓励他们团结爱国，共同抗日。 　　二 　　十年内战期间，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广大白区的党组织曾遭到严重的破坏，湖南也不例外。徐老等同志到长沙后，遵照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经过严密的调查和审定，很快地恢复和发展了湖南的地下党组织。徐老还担任了省委统战部长。一九三八年，徐老就湖南的地下党组织与社会情况等问题，向党中央先后写了五个调查总结报告。他在《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中写道：“新化的锑矿仍照旧开采，我们开始有组织。交通工人和建筑工人也迅速增加，散漫没组织的农民在这条件下集中起来，是我们很好的工作对象。长沙城附近铜官镇有著名的窑业工人三、四千，有党的姐织，工作还好。长沙码头有从江西逃来的同志在码头上劳动，不久以前我们和他们接了头，谅已有组织了。”由此可见，徐老当时深入工矿、农村、码头、学校作社会调查，是何等的艰苦深入，认真细致。一九三八年十月，徐老作为湖南党组织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份报告就是他亲自带到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汇报的材料。 　　这期间，凡是党中央或外地派来湖南工作的党员和干部，都是由地下党组织推荐给办事处，再由办事处介绍出去。为了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在徐老的具体领导下、培养党员的训练班举办过多次。徐老亲自讲课，并编写了《党的建设讲授提纲》。 　　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是办事处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地下党提出的名单，徐老及时向国民党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原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军参谋长乔信明等三十多位同志，从国民党江西监狱转到长沙陆军监狱。徐老获悉，立即不顾一切危险前往监狱探望他们。徐老在人民群众中享有的威望，以及在敌人面前毫不妥协的大无畏精神，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让看守把监狱门打开，让所有“政治犯”出来列队等待徐老。当徐老来到乔信明等同志跟前，他们看到徐老留着长胡子，都风趣地说：“马克思来了。”徐老亲切地向大家讲了话，谈了国共重新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形势，谈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方针政策，最后满怀信心地对大家说：“太阳快出来，天就要亮了!”徐老回到办事处后，马上开出乔信明等三十多位同志的名单，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国民党顽固派从中刁难，不但不予释放，反而将乔信明等同志转走，妄图谋害他们。徐老直接找了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进行坚决斗争。经过多次交涉，乔信明等同志才从桃源监狱获释。徐老又指示办事处及时给他们寄了路费，把他们接来长沙治病和学习。后来，乔信明等同志在办事处的安排下，去武汉向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再经西安回到延安。这些出狱的同志重新投入战斗后，对开展党的工作，对夺取抗日斗争的胜利都作出了很多的贡献。 　　徐老在办事处期间，还十分注重对青年的教育。当时来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去抗日前线的青年接踵而至。徐老亲切地接待这些青年。高度赞扬他们的革命热情，并指派专人具体负责有关组织和教育的工作。几年中，输送到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步青年达五、六百人，为革命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有位女青年，在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战时服务团工作。她多次听过徐老的讲演，深受教育和鼓舞，直接到办事处找徐老，要求去延安。徐老把她先安置在办事处工作，经过一段考验后，就亲自介绍她去了延安。 　　一九三八年九月，徐老从长沙赴延安出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途经湘潭，在十三总长丰公油盐号住宿了一晚。这个店子里的几位青年店员，围坐在徐老身边，请他老人家讲述革命道理。徐老语重心长地说道：现在国难当前，我们革命人民对日寇的侵略，决不能容忍。只有斗争，才能闯出自己的光明前途。一个革命青年，应该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徐老滔滔不绝，从傍晚一直谈到深夜。店员们听了，乐得眉开眼笑，一致请求徐老题词纪念。徐老当即答应以后写好寄来。一九三九年的一天，徐老将亲笔题写的一副对联：“有关家国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连同一副条幅，寄给了该店的青年工人王汉秋。王汉秋同志珍藏至今，最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出来，将徐老的亲切教导转告给全国青年。这年，徐老还给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题了词：“改变自己的思想，不是反省而是革命”；“我们不只是要说明宇宙，主要的还是要改造宇宙。”徐老的这些题词，都饱含着他老人家对青年一代的关怀和期望，闪烁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在我们努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的今天，仍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三 　　办事处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为困难，但是，徐老以身作则，不畏艰苦，率领全体同志想尽办法积极工作，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度负责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徐老办事，总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干。他办公室的灯光，经常是深夜不熄，如同一盏航标灯在闪烁，给处在黑暗中的湖南人民带来光明。一九三九年初，徐老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回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火焚长沙后的废墟残垣，无法遏制心头的怒火。他急忙找人了解有关情况，当得知大火的善后工作，是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这才放下心来。那时，办事处已迁到邵阳，徐老便又风尘仆仆地赶往邵阳，参与召开湖南省委扩大会的筹备，以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会上，叶剑英同志和徐老都发了言。 　　徐老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完全与八路军的普通战士一个样。他的住房里，只有一张简单的架子床，一张条桌，两把老式椅子。他的伙食通常是一碗辣椒、一碗蔬菜；他外出手里拿着一把雨伞，坚持步行，照例不坐车。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同志格外温暖。即使在那样极其艰险复杂的环境里，他仍带领大家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为了帮助文化低的同志学习，他还积极推广汉语拼音。他的一位警卫员是从延安同来的老红军战士，学习有困难。徐老无论工作多忙，每天都要挤出时间教他识字。 　　对那些革命军烈属，他寄予极大的关怀，总是千方百计地打听他们的情况，尽力给予各种帮助。有一次，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他派人送了一百元钱给蔡和森烈士的母亲做生活费，并将蔡和森同志的儿子蔡博，从湘乡中学接出来送到延安。还有一次，一位在江西新四军工作的同志，去武汉办事处办完公事返回长沙时，徐老主动给予路费，安排他回平江老家看看。徐老喜欢与群众在一起，有时还到办事处隔壁粮栈同工人一道参加劳动，顺便作些社会调查。对个人的安危，他置之度外。对汉奸、特务的盯梢，他曾十分幽默地说：因为我们是八路军的代表和共产党人，在政治上不免有被人们误会的地方，与我接触的人们在每一问题上都有相反的言论，同时还有调和派折衷主义者，也难免有汉奸，门户洞开，来者不拒。这些人是我们请不来的情报员，他们回去向他们的主子讲，比我们讲的效果好。然而，有关同志们安危的事，他却是时刻记在自己心上的。一天清晨五点左右，他得到一个紧急情况：国民党当局要破坏我地下党机关。他于是冒着极大的危险，立刻亲自跑到地下党的所在地——五公堂，通知同志们转移，保护了党的组织。一九三九年六月，敌人制造“平江惨案”，杀害了涂正坤、罗梓铭等六位同志。徐老义愤填膺，严厉声讨反动派的罪行。办事处开办的邵阳民众书店遭到查封，徐老闻讯后，随即写了一篇檄文，托人到衡阳国民印务社印出，又派专人拿到邵阳的戏院里散发。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工作无法进行，徐老被迫于一九四〇年八月离开长沙到桂林。其后，他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之命，经重庆回延安工作。 　　徐老在炮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里，回湘领导湖南人民开展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和高风亮节，是我们永志难忘的。 　　一九七九年一月 　　 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