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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投入母亲的怀抱

王琳

柯仲平，中国无产阶级的多灾多难的儿子，豪迈的、浪漫的狂飙诗人，在1937年11月的一天，终于来到了自己的家——延安，投入了母亲——党的怀抱。 　　党呵!亲爱的妈妈!你的游子归来了!他落拓半生，漂流四海，历尽人生艰辛，受够反动派的摧残迫害，依然心红似火，志坚如钢，多年来他做梦都在寻找你，今天，终于投入了你的怀抱!几天来，他激动得吃不安，睡不宁，巍巍的宝塔，滔滔的延水，还有那一个个馒头似的黄土山头，都使他如痴如醉。他觉得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值得歌颂；他觉得这里什么都是圣洁的，每条河水、山谷……都可以写成圣洁的诗。黄生生的小米饭是那样香甜可口，暖洋洋的土窑洞里四季是春天。抗战歌声在这里特别嘹亮，除了《大刀进行曲》等“外边”唱得最起劲的那些歌曲外，还有《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开荒!开荒!》……响彻云霄，激荡着诗人的心。当然，最打动他的，还是延安的人——同志们。同志这两个字，当他在蒋管区的时候，听起来真刺耳。因为那时候，互称同志的是那些国民党党部里的人。而现在呢，这两个字的内涵变了，这两个字也变得亲切、动听起来。同志们大多是一些十多岁的热血青年，自愿背井离乡，远离父母来投身革命的。党为这些同志办了几所学校，一所是抗日军政大学。一所是陕北公学。还有一个中国女子大学。后来还有鲁迅艺术学校，是专门培养文艺人才的。青年同志们来到延安后，多半被送到这些学校去，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加强对革命形势的认识。 　　还有一部份同志，便是那些劳苦功高，为革命吃尽了苦头，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的老红军，他们大多是领导同志，但也需要加强马列主义和文化的学习，他们的学校叫党校、马列学院。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有时会被抽调去学习一个时期，再回到工作岗位上来。 　　还有一部份文化人，他们多从大城市来，从上海亭子间来，其中有的是专家、名人。他们的工作是当教员，搞研究、创作。有的人还到部队去、到前线去、下农村去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再回延安来写。 　　他们，不管是哪一种工作的同志，过的都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差别是有一点，首长们吃小灶，一般同志吃大灶。大灶以小米为主，小灶以面食为主，菜做得细一点。北方人认为吃面食是优待，南方人可不一定这样认为。记得丁玲在边区文协时，常拿着她的馍来和同志们换小米饭。 　　延安无所谓家，夫妻二人各在各的机关里工作、生活，每礼拜见上一次面。同在一个机关里的，也各按各的待遇吃饭。…… 　　这些，以及组织之严密，纪律之严格，批评自我批评的经常进行……在初到延安的人眼里都是新鲜事。对柯仲平说来也不例外。他认为这种同甘共苦，同心同德的新型同志关系，真比骨肉还亲。尽管生活很艰苦，大家都感到心情舒畅，不争名，不图利，人人都兢兢业业地工作，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奋斗。 　　这些天来，柯仲平就沉醉在这种同志爱里，如虎添翼，如鱼得水。特别使他激动的，是他见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当毛主席的大手亲切地握住他的手时，一股幸福的暖流在他的血管里汹涌，两眶激动的泪水在他的眼睛里滚动。劫后余生的游子，对慈母的抚爱有一种特殊的灵感。主席在了解了他这些年来的情况后爽朗地说：“不容易呵!现在你总算回娘家了。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今后就看你的了。我看你今后不能光埋头写诗，要做点文艺的领导工作。柯仲平说他没做过。毛主席说：“做不了还学不了?多读点马列主义，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密切联系群众，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还要学会弹钢琴，五个指头都动。我们的文艺是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要让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懂，喜闻乐见。要联系斗争实际，首先作家就要下去生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鲁迅不是教导他的儿子‘莫作空头文学家’吗?上海亭子间里的那一套，无病呻吟、吟风弄月，拿到我们这里来都没用。象牙之塔要砸烂，诗……也要上街，一切服务于抗战……” 　　柯仲平被分配当了文化工作训练班的班长。他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同志们一起研究讨论党的文化方针，联系边区与抗战的实际，看这些方针政策如何在边区落实。他的火一般的热情，他的诚恳待人，关心人，使人们都愿和他亲近，把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1937年11月14日，特区文化协会(后改称边区文化协会)在陕北公学大礼堂成立了，成仿吾、周扬、柯仲平等被推为文化协会的负责人。文协设在延安城内的小教堂。 　　开始，特区文协里住着十几个人。除负责人柯仲平外，还有刘白羽，细高个，白净的长方脸，北京人，说着一口标准的京腔。但他不爱开口，颇有点少年老成的样子。与刘白羽的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陕北吴堡县的小黑炭柳青，说着道地的吴堡话，他说他自己是“又黑、又瘦、又矮，找起对象来很困难”。但他有一双又黑又大的，洞彻大千的慧眼，难怪他后来成为《创业史》等名著的作者。还有一个叫做林山的诗人，说着一口广东官话。“天不怕，地不怕，单怕广东人说官话。”何况他还是个结巴，其可怕之状当可想见。他口里时常叼着一个烟斗，坐下去便说个没完。他为人之质朴憨厚被人所称道。不知他是不是文协的秘书长，但他是老柯的主要助手，许多事务性工作都是他处理的。他们，为开辟边区的文艺事业而兢兢业业地奔走着、劳碌着。各人都拄一根用枣木或其他木料自制的手杖——这是延安文化人的特点——把两条腿变成三条腿，翻山蹚水，东跑西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文艺事业辛勤垦荒。当然，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伏案绞脑。 　　1938年3月，边区文协的文艺工作团第一团由延安出发了，刘白羽、柳青等到晋西北、晋冀鲁豫战地去工作，还带了一批照片和美术作品到晋察冀军区展览。 　　九月，他们创办了边区的第一个纯文艺刊物《文艺突击》。在这之前，延安只有《解放》，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再就是《新中华报》上有巴掌大的一个副刊，可以发表一点几百字一篇的文章。《文艺突击》为延安文艺界开辟了一块新园地，在延河之滨大放异采。9月17日，他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向他汇报了出刊物的计划，并要求他题写报楣。毛主席果然按照他们的要求题了三份，让他们选用，而且是在当天便批复回来了!这便是当年的延安作风!今天回忆起来，真伟大!真感人!刊物最初是油印的，后来在毛主席等负责同志的捐款支持下，改成铅印本。 　　朗颂诗，当时在中国是一种新兴的文艺活动，大家都没有经验。柯仲平对这个活动虽然热情似火，年纪也比较大一点，但他也同样是初出茅庐。1938年的元旦，陕北公学刘御等同志新成立的战歌社要求柯仲平参加他们的诗歌朗诵，他兴高采烈地去了。因为准备不够，他没取得应有的效果，受到了沙可夫等同志的批评。他于是写了一篇短文《关于诗的朗诵问题》，发表在1月25日的《新中华报》副刊上，其中有这样的一段： 　　“在这晚会上的我的朗颂，实在是失败的。但是，就在这失败上，我得了许多可贵的教训。在战歌社的会议中，我毫不掩饰地自我批评；并且，诚恳地、公开地接受同志们——尤其是沙司夫同志给我写来的对于我那朗颂的批评。”他又说：“这不但是一种错误，而且是一种罪过呢。我当更进一步来批评自己。” 　　这便是柯仲平对待错误的态度!他并不因失败而灰心丧气，而是吸取教训，努力钻研，终于成了激动人心的朗颂诗人。 　　“在今天开展大众街头诗(包括墙头诗)运动，不但利用诗歌作战斗的武器，同时能使诗歌走到真正大众化的道路上去。 　　“有名氏，无名氏的诗人们!不要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地空着；也不要让群众会上的空气呆板沉寂。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这是边区文协战歌社(柯仲平、林山等)、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地社(田间、邵子南等)联合发表的《街头诗运动宣言》中的一段。 　　1938年8月7日，延安，这座陕北的名城，中国的红都，火红的太阳空中照，迎来了一个盛大的节日。它不是春节，不是元旦，它是什么节呢?看大街中心悬挂着的那条红布横额吧：“街头诗运动日”!它，多么新鲜!多么醒目呵!延安，早就有杜甫祠，杜甫川，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这里住过，延安与诗歌早已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只有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诗歌才可能到街上来，到田间去，形成一个群众运动，诗歌才可能为革命，为人民服务!这个节日，在延安是空前的，在中国是空前的!它向人们庄严宣告：人民成为诗歌的主人的黄金时代到来了!到来了! 　　延安，这座塞上古城，今天，披红挂绿，被诗人们装点得分外妖娆，诗的街，诗的巷，诗的花朵开满墙!这正是星期天，延安的工人农民，干部战士，学生市民，还有那手持红樱枪的边区自卫军，纷纷披着晨曦，沐着塞上夏日特有的清风，前来领略这旷古未有的节日景象。他们欣赏着，赞叹着，品评着，抄写着，心中满怀愉快和骄傲。柯仲平像一支诗的火把，穿梭在这诗的海洋。他，头上戴着汗水的珍珠冠，胸中翻滚着诗的狂澜；和这个点头，和那个握手，有时也和人们一起品评诗篇。 　　忽然，柯仲平发现诗报上有一个错字，便举起手中的大笔去改正。他转过身来，想不到自己已被七八个青年包围住了。从他们的装束看来，他们不是延安人，而是才从“外面”进来的。 　　一个女青年向柯仲平鞠了一躬，大大方方地问： 　　“你就是柯仲平先生吗?” 　　“是的。你们是?” 　　“我们是才从大后方来的。刚才，我们在那边的墙上，读到了柯先生的《告同志》，很受鼓舞。我们很想再读柯先生的一些诗，不知能不能满足我们?” 　　“呵哟!我这个人写诗，写了就朗颂，有人来要就拿去发表，没人要就丢了。你们既然感兴趣，我可以朗颂两首给你们听听——喂!那位女同志，是和你们一起来的吧，请你也过来。” 　　那位站得老远的女同志，有点勉强地过来了。 　　我朗颂一首《延安与中国青年》： 　　一、延安问 　　青年!中国青年! 　　延安吃的小米饭， 　　延安穿的麻草鞋， 　　为什么你爱延安? 　　二、青年答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 　　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 　　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 　　不能到前方抗战； 　　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 　　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 　　那个女同志，不知什么时候，已挤到柯仲平跟前来了。 　　呵!延安!真是座比但丁描写的天堂圣洁得多的天堂!今天，诗人的追求已经到手!诗人的理想已成现实!这一百多首诗呵，颂扬了进步，针贬了落后，抒发了中国人民的豪情壮志，鞭笞了阶级敌人的凶恶残暴。有田间的《假使敌人来进攻》，骆方的《我们向你们敬礼》，史轮的《儿歌》，刘御的《小脚婆姨》，季纯的《给我一支枪》，还有余修、贾嘉、曼晴、魏巍、方冰、徐明、陈山、高敏夫等的诗。有一首《保护我们的利益》，是柯仲平的作品，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三年前，地面上刮起了一阵红色的暴风， 　　刮倒了土豪，我们家家才分得了土地耕种； 　　从此，我有粮在我手中， 　　你有地在你手中。 　　你看那土豪何等无理， 　　他强迫我们交还土地； 　　且不说他有汉奸的嫌疑吧， 　　他分明是故意来破坏边区。 　　请问我们几代人为你家种地， 　　你家白吃了我们多少石粮食； 　　到后来才分了你土豪的土地， 　　这还有什么对不起你呀!?什么对不起你!? 　　后来，抗战文艺工作团还把这首诗带到晋绥、晋察冀边区，在群众中广为传播。延安纪念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二周年的大会上，高敏夫兴奋地告诉大家：“我们把这首诗在敌后朗诵过几百次，老乡都喜欢听。” 　　如果说，街头诗运动日的那些诗花，不久便被人摘走了的话，那么，有一朵诗花是人们所摘不走的，它便是柯仲平的名篇《告同志》。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胜利召开，这又使柯仲平心花怒放，诗花绽开；他拿着自制的大笔，提着盛黑颜料的小桶，来到中央大礼堂前，在面对礼堂的石灰墙上，写下了这首诗《告同志》： 　　呵!同志们!战呵战! 　　战到黄昏后， 　　夜吗夜深沉， 　　西不见长庚， 　　东不见启明， 　　我们指着北斗星前进； 　　在那夜深沉的时候， 　　我们党中央是北斗星。 　　呵!同志们!战呵战! 　　你好好掌舵， 　　我好好摇桨； 　　不怕暴风暴， 　　不怕狂浪狂； 　　我们中国共产党， 　　越在危急的关头上， 　　越有坚定的方向。 　　呵!同志们!战呵战! 　　一致的方向， 　　一致的主张； 　　我们的团结， 　　像五个指头， 　　共一只强有力的手掌。 　　每一个同志都在自己的岗位上， 　　个个同志的岗位都朝中央。 　　呵!同志们!中央说： 　　持久战线上， 　　有不少困难； 　　靠党的领导， 　　去克服困难。 　　群众如水党如龙， 　　能号召起广大的群众， 　　党的主张就一定能成功。 　　呵!同志们!中央说： 　　我们要巩固， 　　统一战线的桥； 　　我们要开辟， 　　人民共和国的道； 　　再走再走吗， 　　就到“自由的王国”了。 　　我们响应党伟大的号召! 　　呵!同志们!战呵战! 　　从黄昏战起， 　　战到夜深沉； 　　再从夜战起， 　　战到大天明； 　　战场上有退有进， 　　我们共产党的主张不胜利， 　　我们永远不收兵! 　　 狂飚诗人：柯仲平传/王琳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