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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和国民党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

孙逸仙博士1866年生于广东省。广东省允许妇女比中国其他地方有较高的地位。这大概是因为很多男子移居了海外。1933年我访问孙博士在香山的卑微出生地的时候，那些村子很少看见男人。日常生活的负担大部分由妇女承担。但是，在他同宋庆龄结婚以前，似乎没有想过要把妇女组织起来支持革命。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个旧式的乡下妇女，就象几乎所有国民党早期党员的妻子那样。 　　但是，孙博士在妇女问题上一向是开明的，早在1904年他就接纳了秋瑾为他的党的第一位妇女党员。那是在他1904年到1905年在日本流亡期间。他在日本组织同盟会以加强行动。同盟会后来成为国民党。 　　孙博士羡慕和钦佩他的好友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婚姻，认为是现代婚姻的典范。而蒋介石在一次日本之行期间，对孙逸仙和宋庆龄的幸福婚姻很受感动，于是，计划通过同其小姨子宋美龄结婚来加以模仿。 　　1924年1月在改组后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有三位中国妇女——孙逸仙夫人、廖仲恺夫人和汪精卫夫人，第一次被接纳参加中国的一个代议制的政治会议，她们全都属于左翼。前面两位在1949年参加了新政府的组成，得到了应有的承认。但是，汪夫人不受欢迎。她丈夫是日本人统治下的中国傀儡政府主席。她一向是汪精卫背后的智囊。我认为，他之所以会接受这个职务，主要是为了他的妻子可以自称是中国的“第一夫人”，因为她既骄傲又野心勃勃，决心不让宋氏姐妹胜过自己。     　　这三个妇女是凭借她们自己的权利而成为政界人物的。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孙夫人和廖夫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夫人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以后，孙夫人和廖夫人宣布同蒋介石的国民党断绝关系，而且两人都反对非法地利用她们作为“橱窗”。但是，她俩继续被列在担任委员的名单上。从1927年以来，她们同国民党的关系一直是不明确的。她们反对整个党，但认为她们代表的是孙逸仙时代的左翼国民党。她们在目前的政府中，被承认为左翼国民党的代表，而不是同任何其他党派有联系。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将军，在1949年当选为政府副主席。他在1956年描述了“我的党及其立场”： 　　1927年“蒋介石……公开抛弃孙博士的原则而背叛了革命。从那时起，国民党内部仍然忠于孙逸仙博士革命目标的民主分子投身于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持不懈、毫不妥协的斗争。那些保持坚定不移的人们当中，有孙博士遗孀宋庆龄、廖仲恺遗孀何香凝和邓演达，邓在1931年被蒋介石的特务暗杀……” 　　虽然她们为国民党左翼宣称为自己的成员，但是，孙夫人和廖夫人使自己置身于中国的党派之上，有着个人受崇敬的地位。 　　另一个在北京拥有高级政府职位的妇女史良女士，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副主席。民主同盟创立于1941年。她同现在北京政府的粮食部长，银行家章乃器一起，是蒋介石在1935年逮捕的“七君子”之一。他们被捕是因为要求停止内战、进行抗日和实行民主改革。少帅张学良1956年逮捕蒋介石的原因之一，是监禁了“七君子”，而这个西安集团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释放“七君子”。当史良成为中国的司法部长的时候，她负责全部司法事务，只有安全问题除外，由内务部长负责。中国仍然没有实行有陪审团的审判，但是，似乎正设法摆脱“以招供为据的审判”，而坚持要求证据确凿之后再逮捕。 　　在中国，除了共产党以外，还有八个政党在发挥作用，“党员人数……已增加了四倍。它们有大约三百个地方支部，主要是在城市里”。 　　蒋介石1927年对左翼分子发动政变之后，可以说，没有什么妇女在国民党内有任何这样的影响，虽然有一些有名无实的女党员。她们的影响是在党的机构之外。以陈氏兄弟为首的国民党机器甚至反对蒋介石夫人。郑素梅是1927年后国民党中最接近于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妇女。那是一个不适宜置身其中的棘手的地方，但是，她娴熟地驾驭了自己。 　　在1911年革命以前，妇女不时携带炸弹，但是，她们个人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功。在她们中间有秋瑾，陈璧君和郑素梅。另一个是徐宗汉女士。她在看护受伤的黄兴之后，成了黄兴的妻子。黄兴是在1911年带头袭击广州满清政府衙门时受的伤。 　　 中国新女性/[美]海伦·福斯特·斯诺.—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