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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成立公社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

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在1925到1927年革命以前，没有成为一支意义重大的有组织的力量，虽然它在十九世纪曾经自发地出现过，而且在走向现代教育的努力中以及在青年的、民族主义的和劳工的运动中是实际起作用的力量之一。一般来说，只要允许妇女们组织起来，她们总是在她们时代的革命运动中领先而不是跟随在后面，而且一直到公社时期始终是最激进的力量。这是因为她们的解放是社会结构的最根本的问题，在她们能够得到自由以前，必须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 　　妇女运动第一次显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有组织的团体是在1919年，是以五四运动的临时女子爱国协会面貌出现的。五四运动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外强的“不平等”条约的一个民族主义抗议运动。妇女运动当时只有若干小型分散的小组，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中才再次爆发出来。 　　五四运动以后，女权主义的妇权协会，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以及一些现代城市成立。她们谈论妇女选举权和男女平等。但是，这些词在那种环境里并没有多大意义，只有在新教徒当中才不是这样，因为新教徒把他们在现时代所知道的第一项自由给予了妇女。 　　在五卅运动之后，女权主义消退了。妇女把她们的利益看作同居民中其他成分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她们在1925年到1927年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廖仲恺夫人是这个组织的主席；她的助手是邓颖超。邓成了两位高级女共产党人之一。中国社会的性质使得绝对有必要为中国妇女成立独立的组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直到目前都还有这种必要。 　　在五四时期，所有倾向都统一了，但是过后又出现了分裂。一方变成了非政治性的，另一方则变成高度政治性的。清教徒倾向于从事社会服务和教育，在政治方面保持谨慎的中立。政治行动的趋势同无政府主义者、左冀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学生、劳工和农民的活动结合起来。他们形成了1925年到1927年高潮时期群众基础的一部分。著名的共产党人向警予和蔡畅，当时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丁玲是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一个实例，但是她在某些方面是不同凡响的，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同后来的共产党人一样，反对嫖妓、抽烟、酗酒、赌博以及乱搞男女关系，有一部斯巴达般严峻的和清教徒式禁欲的行动准则，显然并不那么反对“自由恋爱”，而且丁玲在某种程度上是信奉“自由恋爱”的。丁玲强烈主张保持健康，反对放荡或乱交。 　　在1927年到1937年的内战期间，这个国家分裂了。每片领土都有关于妇女地位起起落落的单独历史。每一方都必须不偏不倚地加以研究——共产党地区和蒋介石和其他军阀控制区。1949年左冀革命把蒋介石驱逐出大陆，赶到了台湾。在台湾，美国的影响在一切方而都有一种自由化倾向。 　　关于中国妇女自由的宪章仍然是1950年的婚姻法，即使是在公社管理之下情况也是这样，婚姻法贯彻的是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①第六条，这项条款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在这个组织法中，在第七条把国家称为祖国(Motherland)，而这是发生在典型的家长制的国土上。(这是组织法制订者方面的一个佛洛伊德式的失言呢，还是因为蔡畅参加了起草的缘故?) 　　上述的条款并没有象所援引的那样为妇女提供特别保护，但事实上为母亲和儿童都提供了保护。 　　1951年5月1日的劳动保险法，为有一百名以上雇员的工厂规定了完整的一套社会安全制度，有工伤和死亡怃恤金，有关于家属的安排以及对女工的保护。妇女有五十六天工资照领的产假，使辞退怀孕女工成为非法。所有上了五百名工人的工厂奉命要建立自己的医疗服务机构。由雇主支付费用，工会进行管理。人们并不感到意外地发现，雇主在鼓吹社会主义! 　　根据1949年10月1日的共同纲领第四十八条规定，“应该促进公共保健工作和医疗工作，而且必须注意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到1952年，建立了七百四十四个妇女和儿童保健站和一百五十六所儿童医院。此外，妇女联合会和合作社建立了它们自己的保健站。在中国发生的所有变化当中，对外来的观察家来说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德全女士领导下的卫生部的工作。使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是在1952年以前在沈阳开办的儿童保健学院。孙逸仙夫人成了全国保卫儿童委员会以及人民救济总署和中国福利会的主席，后面这个组织是她自己的组织。 　　女部长史良女士是南京的一位律师，她从1949年到1959年负责司法部工作。司法部把新法典付诸实施。张琴秋女士是纺织工业局局长，张秀岩女士是监察部长。    　　龚氏姐妹是外国人大概会碰到的第一个中国人，因为她们在外交部担任主要的联络职务。新闻司司长龚膨，是“一个沉静安详、具有智慧美的妇女”，她在重庆担任周恩来的秘书、新闻官以及担任共产党官方新华通讯社的编辑的年代里，是外国人众所周知的人物。为来访的新闻记者安排活动是归她负责的。 　　她的姐姐龚普生1951年担任外交部国际组织和会议司副司长。我第一次认识她是在1935年，她当时是燕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两姐妹都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她后来成了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全国学生部长。她从1946年到1948年是联合国工作人员。1950年两姐妹是派驻联合国谈判朝鲜问题的代表团成员。龚氏姐妹和孙逸仙夫人，多年来一直是同在中国的美国人保持联络的主要人物，并被认为对美国有一些了解。 　　1949年北京政府建立了八十九人的主席团，除了孙逸仙夫人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以外，还包括周恩来夫人和蔡畅(李富春夫人)。 　　对寡妇的崇敬是中国的一个新宗教，它代替了以前的佛教慈悲女神观音和道教皇后西王母。但是，有着作为寡妇的皇太后控制龙座的先例。这些寡妇是凭借自己的权力成为政界人物的，她们都有遭受苦难和参加她们所在的这个世纪错综曲折的政治的长期历史。她们赢得了她们自己的行事自由。但是，在这个世纪的十位最主要的妇女当中，这四位寡妇和蒋介石夫人本来决不可能如此光辉灿烂，除非是象月亮跟着太阳那样追随她们的赫赫有名的丈夫。 　　除了这些寡妇之外，还必须加上鲁迅夫人，她已故的丈夫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文学和艺术的老前辈。她也继承了她丈夫的事业，而且能干地承担了这个任务。 　　中国的妇女是按照传统，使用她们娘家的姓名，这是古代母系社会时期的残余。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1958年以后称为全国妇女联合会)是在1949年3月24日到4月3日召开的中国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它不仅负责制订，而且以半司法的方式实施那些保证妇女和儿童权利的新法律。 　　蔡畅在1949年以后是妇联的主席。她自中学时代就是毛泽东的挚友。最活跃的副主席是邓颖超。对蔡畅的言论进行的研究表明，她和毛是一条心的。同毛的亲密圈子里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是湖南人，这个省部落民族的影响很显著，结果是妇女的地位较高。 　　联合会由于在1949年12月1日至7日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亚洲妇女会议”而有了第一个“万隆思想”。代表们来自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伊朗、以色列、朝鲜、黎巴嫩、马来亚、蒙古、泰国、叙利亚、越南、苏联以及菲律宾。从英国、阿尔及利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荷兰、象牙海岸、马达加斯加派出了非正式的“姐妹”代表。从美国来了孤零零的一个客人，她是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妻子黑人埃斯兰达·罗伯逊。 　　很难研究中国妇女地位的上下起伏，因为这是一个隐蔽的运动，而不是公开地坦率的可以描述的运动。但是，中国的局势的准确睛雨计就在这里，只要真的可能看到这些指示器。每一项成功都激起一种强烈的反响。 　　当妇女和姑娘派到乡村强行实施新的婚姻法的时候，她们之中有些人被愤怒的孔教分子所杀害。有些例子是父亲杀害自己的女儿，因为他认为根据家长制法规行事是正当的。 　　当联合会1950年开始它的宣传运动时，它不得不有一个时期在某些地区停下来，而且直到1953年才恢复势头。一位美国记者从中国报道说： 　　“在乡村若干地区………妇权运动碰到巨大困难。许多在农庄上、在小村子里的妇女，只知道多少世纪以来封建社会的顺从，她们不敢逐步向前，抓住这个新的果实。在某些边远的省份，例如西北的陕西和东南的福建，这场教育运动不得不停下来，但是，在1953年，政府由于在这个国家更先进的地区取得了广泛的成功而受到了鼓舞，而且在实际经济的帮助下，恢复了它的运动。到这项紧张的运动结束以前，在中国至少百分之八十地区的妇女已经采取了某种步骤来维护她们的自由，或至少彻底地意识到她们有权这样做。” 　　为了理解中国，人们必须努力通过他们自己的眼睛来看待中国问题，特别是在妇女问题上。人们必须甚至设法回溯到乔叟的时代或圣女贞德的时代，即使不是波阿迪西亚②的时代。 　　邓颖超说：“土地改革已使妇女有了拥有土地的权利，这是她们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所未曾有过的权利。这种拥有土地的权利自然正在改变乡村地区妇女的整个地位。” 　　土地改革在1952年年底完成时，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包括妇女，都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得到了土地。有大约一亿英亩(七亿亩)土地易手。这主要是使农村居民中由贫苦和无地的农民和劳动者组成的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得到了好处。 　　给妇女以土地，使男子个人所拥有的土地减少了一半。男子不能真正利用妇女所拥有的土地，除非通过集体所有或联合所有。妇女决定，通过两人联合生产，使她们有更多的收益，特别是那些在1911年以前诞生而缠足的妇女，因为她们无法耕种土地，人们决不能忘记，许多中国妇女曾被作为婢女出卖，而且在她们青年时期甚至并不拥有她们自己的身体，包括一些高级的女共产党员。许多少数民族妇女都是奴隶。 　　合作社的逻辑无需详述。从1952年到1957年，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乡村，组成了农业合作社或手工业合作社，而且这个主张扩大到了城市。合作社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英国是大家都很理解的。合作社在印度、非洲、拉丁美洲都在发挥作用——在各种经济制度当中发挥作用。工业或手工业合作社是中国对目前状况的独一无二的贡献(这个想法本书作者1938年曾在上海有过)，但是，这些合作社也以多少相类似的形式在其他地方有着一段古老的历史。 　　一个以合作社为基础的新中国的想法引起了世界大多数人的注意。这里是一种在乡村一级繁荣起来的乡村民主制。你认为你可以同这种人打交道。接着，以使人目瞪口呆的速度，经过只是三个月的酝酿，中国在1958年诞生了世界其余的地方认为是怪物的东西——人民公社。 　　蔡畅说：“从一开始，中国妇女解放的运动就一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十年中，中国妇女基本上结束了她们长期受压迫、受奴役的状况……她们不管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里，都享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的地位。 　　“妇女不仅在这些群众运动中起重大的作用，而且还在所有国家权力机关，从最高一级一直到最基层的一级，担任重要的职务……例如，拿政府行政和公社经营管理合一的人民公社来说，全国担任人民公社主任和副主任职务的已经有五千五百名妇女……1958年，有一千六百万妇女有了文化……由于大批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社会福利服务事业有了快速的增长……照料小孩的组织现在数目已达到三百多万，同解放前的1947年的最高数字才一百二十六个形成了鲜明对照。” 　　蔡畅在这篇文章中为公社作了清楚的说明，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措辞使中国以外的读者反感。“两条腿走路”一词，用来指大约在1957年采取的，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同时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发展大型和小型企业、同时使用现代化办法和土办法的政策。这是我们在1938年的想法，当时我们这一小批人创立了工业合作社，而雷维·艾黎把这个想法进行了小规模的实地试验，付诸了实施，特别是在三丹。为什么要等待到国外购买大机器呢?为什么不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建设这个国家，必要时靠手工业，可能的话靠现代化工业?正是这个想法，使某些中国的主要银行家支持工业合作社，不仅在上海和香港是这样，而且在菲律宾也是这样。我常常对他们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合作社工业可以成为大工业的供应来源——它们即使不能提供别的，至少能够提供零件。” 　　中国的问题现在是、过去也一直是：占人口大约一半的妇女由于过隐退生活和缠足等等，总的来说没有生产她们吃、穿、住的东西。至于男人，在没有现代工具和机器的帮助下，人力所能生产的东西是有限度的。一个男人除了他自己生存所需的以外，只能生产有限的剩余，而在中国，这种有限的剩余刚刚够养活一个妻子和小孩以及他的年迈的双亲。我记得有一次看到过一份关于一个苦力搬运工的劳动价值的研究报告。在他的食物、疲劳状况和遮风避雨的住处等费用超过他的劳动所得的价值之前，他只能把他背负的重担搬运非常有限的几英里。 　　中国的生活水准无法提高，除非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工作，以帮助为了实现机械化而进行原始的资金积累。这种情况同美国的情况刚好倒转了过来，因为在美国，机械化早已使得妇女有可能不用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如果为此目的调整分配的话。在所有的国家，妇女和儿童都不得不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参加工作，以便生产出多于他们用来维持生存所需的东西。 　　任何使妇女离开她们的孩子和丈夫的情况都危及作为社会纽带的家庭生活，但是象在俄国那样，这一代的妇女可能认为最好为了她们的孩子以加倍的过度工作来牺牲自己，以便家庭能够在下一代有更大的和谐。 　　重要的事实是，妇女走出家门从事的重体力劳动，在中国是实现一项目的的一个手段。共产党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向其成员“按需分配”的社会，而“按需分配”将是最后实现的共产主义的某种形势，而不是一种工资制度。妇女由于担负了母性的职能而有着双重的需要。社会应该向妇女提供双重的保护，应该让她们有权不工作，也有权象她们所认为必要的那样去工作。妇女，作为母亲的劳动是所有劳动中最益于社会的劳动。她在家庭之外的所有劳动都是达到保护儿童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只有从事专业或艺术工作的例外。 　　蔡畅在上述的文章中所作的说明表明，在1959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里，妇女占百分之十二点二三，而在1958年的基层代表大会里占的是百分之二十。在高等教育机构的妇女，1949年占万分之二点三，而在1958年是万分之十五点三。 　　邓颖超在1959年说：“我们强烈地认识到，中国人民迄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成功，同国际的援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方面——都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妇女自己也变得更加团结了。妇女联合会从最基层一直到国家一级，都在妇女群众当中进行工作。” 　　邓颖超总是强调中国妇女希望同所有土地上的妇女建立友好关系。在中国妇女有一种观点。男人发表的辱骂性讲话倾向于把从花生收成到战争的一切问题归咎于“美帝国主义”。而妇女则较为倾向于把中国的麻烦归咎于贫穷和“封建家庭的束缚”。男女都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好象它们是圣经。妇女的每一篇文章大概都要援引卡尔·马克思的话：“社会的进步可以准确地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衡量。” 　　邓颖超在1958年的报告中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一个副委员长和四个委员是妇女，在国务院，有两个部长和四个副部长是妇女。有一些妇女被选为地方的副省长……1957年的统计数字表明，高等学府有十万名妇女入学，占了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二，在各级学校和高等学校任教的有四十四万以上的妇女。在过去的十年里，有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学文化”。 　　邓颖超曾说：“在地里干农业的人大概有一半是妇女。” 　　中国体力劳动的神秘气氛是大多数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劳动的尊严是理所当然的。我1937年在延安研究共产党人的时候，我看到了同清教徒革命相似的地方。其他作者现在也正在以同一腔调发表评论：“他们的汹涌澎湃的运动，可以比拟为十七世纪席卷欧洲的路德教波涛。” 　　菲茨杰拉德说，中国人正在为一场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角度进行的狂热的宗教复兴所左右。他还认为，合作社基本上来说是过去农民和工人常常试图秘密组织的保护性会社的一种合法化了的形式。菲茨杰拉德还认为，合作社是地方防范中央集权政府和可能的压迫的一种抵抗和保护形式，中央政府以允许农民“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而赢得了对合作社和公社的巨大支持。 　　阿莫里·德里安古指出，中国人总是转向“一种固有的原始社会主义……缺乏西方意义上的真正个人主义”，而同时又确信他们对“外国蛮子”拥有道义和智力上的优势。 　　中国妇女是引导她们的社会沿着“道义上优越”的路线前进的掌舵人。这是一项就公社而言必要的预防措施，因为妇女的美德可能成为自愿的，而不是为经济或社会传统所强加的。原始的公社并非始终以婚姻排他性著称的。杰拉德·克拉克讲了关于外国人由于试图同中国漂亮的姑娘约会而被捕的故事。他说，“我在上海的时候，两名南斯拉夫水手因为企图对女性公民‘伤风败俗，而被投入监狱；两名只是试图带一两个女士去跳舞的瑞土商人刚刚结束了四个月只给米饭和喝水的生活……外国人作为一个整体被指责为要对一度成为上海社会的标志的腐朽糜烂生活负责……” 　　杰拉德·克拉克评论说：“不仅不让外国人有自由性爱(即使是付钱的)，把自由性爱看作是非常令人厌恶的(即使是不付钱的)，而且还认为那在中国人当中是一种犯罪。”他进一步解释说：“除了娶小老婆现在已成非法这一事实——以及事实上通奸、自由性爱和卖淫都是要判处徒刑的犯罪——以外，现今的清教主义是同中国固有的道德上的严峻态度一致的，中国人历来连人的裸体在艺术上的表现都不敢有的。” 　　克拉克说，如果夫妻被拒绝离异，就“不能设法分居。”“他们也不能试图搞婚外关系而不冒判处徒刑的危险……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是，今天没有一个人会说任何下流淫秽的东西，至少在别人听得到的范围内。” 　　另一个正在首次列入中国道德准则的重要事情是：不要教儿童说谎。例如，董必武在他对青年的所有谈话中非常强调这一点。总的来说，共产党人严格要求在党内彼此不讲假话——他们的生命在革命时期取决于情况的准确。 　　这里又是一个同清教改革运动相似之处，根据清教改革，除了懒惰以外，没有比说谎更邪恶的罪过。科学的头脑是从这种准确性的道德规范发展出来的。同样，对科学细节的准确性要求得很细也削弱了现代的头脑。它无法认识到在原子时代如此重要的大范畴和概论。它对付的是具体细节，而不是一般概念。我们的科学在哲学方面是不毛之地，我们的技术远远超过了新伦理准则的建立。 　　1959年和随后三年的自然灾害，加上新的公社的不稳，引起了一种反动和退却。中国的妇女对于这种局势并不那么感情奔放，但这是一种调整，使小规模的婚姻家庭更有可能建立在牢靠的经济基础之上。 　　自从禹的时代以来，对水灾和旱灾的控制以及水利灌溉，一直是中国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禹就是因为驯服了黄河而被奉为神州的。 　　中国的公社建立在以乡为单位的基础上，扩大了过去的“百户之村庄为乡”的规定。这比可能设计的任何其他形式，都更接近古代的家庭、氏族和乡村组织。个人所有制在中国只有表面上的支配作用。除了妇女的解放以外，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是最不那么革命性的变化，而且即使是妇女的解放，也在最古代社会和道教里早有先例。中国越变越是老样子。即使是官吏学者中最新的儒家也仍然回头看着尧和商的黄金时代，如果我们能够从经过筛选和删改的记载里发现那个时代的真正历史，它就可能表明并非那么不象这种公社。 　　中国社会历来是双重性和二分法方面的天才，道教和儒教的对立、男女阴阳的关系就表明了这一点。最上层是一个官僚机构。它的统治艺术是信守正统、垄断教育、使妇女隐退和受到隔离、劳动分工以及对最低阶级的妇女、少女和甚至儿童实行一种特殊形式的实际奴役。 　　我在试图研究中国的时候，一直牢记美国的南方。在那里，一种原始的非洲奴隶制构成了高度文明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虽然黑奴的部族性质在移植后没有保存下来，只是以母亲为中心的家族集团例外。我还想到希腊的奴隶和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柏拉图的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使这个国家倒转了过来。妇女和儿童作为一个单位，成了这场激变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一次农民的起义推动了全国，这并不是第一次。在象黄巾起义这样的激变中，有一些同样的分子参加，古代的妇女权利也得到了重新维护。今后社会的形式将主要取决于工业化的速度和规模。 　　没有多少外国妇女研究中国历史，玛丽·赖特是其中之一。她说：“中国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它倾向于接受(一)在最高一级有一个独裁者，他将为人民的利益进行统治；(二)一批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吏，这批官吏由中央政府按能力挑选，并且接受全面的国家哲学的严谨的思想灌输……中国革命要求实行一种有控制的经济……不仅有着中国文明的基本价值标准，而且有着一种真正的乌托邦理想主义的气质。事实上，这在那里比在列宁去世以来的俄国共产党运动中更的明显。”毛主义是新的正统思想，但是无政府主义的因素是毛所特有的中国天才本身的一部分。毛早已说过：“国家的职能将只是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而不是对内起这种作用。”他把卡尔·马克思和弗·列宁中国化了，但是他的真正权威出自于一项真正的中国遗产。妇女一向是站在他左边的人。正是这个事实使得中国今天能够为人所理解。 　　在中国，家长制家庭和氏族制度正在被改造成为在公社和合作社体制范围内的一种新的、更独立存在的夫妻家庭。但是，中国的条件过去已经表明，建立现代西方式的由丈夫、妻子和孩子组成的家庭，比建立某种更接近于他们的古代传统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式的家庭要困难。已使一夫多妻成为非法，但是子女仍在法律上有义务赡养父母，一位在1959年参观北京市监狱的美国访问者发现，在一千四百名囚犯中只有一百名妇女。一些妇女坐牢是由于“虐待父母”以及谋杀、偷窃、行贿受贿和扰乱秩序。她在南京监狱七百名囚犯当中，只发现有四五十名妇女，这表明妇女不象男子那样同法律相左。 　　①应该是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译注 　　②波阿迪西亚是英国伊塞尼族女王，曾抗击罗马，死于公元62年。——译注 　　 中国新女性/[美]海伦·福斯特·斯诺.—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