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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和基督教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

中国的第一批基督教徙，是从公元七世纪到九世纪的景教徙，但他们后来遭到了迫害，到十世纪时已经消失了。教皇于十三世纪派蒙特卡维诺的约翰，作为使节亲见成吉思汗，但直到一位耶苏会教士利玛窦神父于1582年来到澳门以后，传教工作才开始恢复。到1650年，中国已有十五万天主教徒。在1942年，他们声称有四万信徒，他们可能是中国唯一拥有土地的大组织，所以，当共产党人于1949年之后没收他们占有的土地时，这些天主教徒向他们发动了十字军讨伐。“在农村，许多地方的天主教学校是首先向女学生供应伙食的学校”。 　　伦敦教会的第一位新教士罗伯特·莫里森1807年来到中国。北京有条街后来取名为“前莫里森街”。1860年之后，新教有了非凡的发展，这表明需要建立一种革命性的新社会。到1869年，有五千七百名教徒，到1893年，达到了五万五千名，当时天主教徙大约有五十万。到1889年，已有一千三百名新教传教士在传教，其中有一多半是妇女。他们代表四十一个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虽然很混乱，但对中国人还是很有刺激作用的。女传教士和传教士的妻子，在思想领域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建设进行新教改革可以依赖的经济基础。他们为反对奉祀祖先、缠足、对儿童的奴役和中世纪社会的一切罪恶而斗争，他们开展妇女受教育运动。他们企图象新教徒在英国和欧洲摧毁封建主义那样，使中国革命化。由于没有实行土地改革，这种努力失败了，除了在几个条约规定的港口进行范围非常有限的工业革命以外，根本就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种革命。如果不建立新的工业和农业体系，新教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这是矛盾之所在。不过，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也阻止了这种发展。顺便提一句，到中国去旅行，也是十九世纪英国和美国妇女获得解放的一部分。 　　新教是封建主义的敌人，否则它根本就不算什么。它是由中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的意识形态。它也是在中国反对孔教的一种革命，孔教是中世纪中国的意识形态。中国本地的新教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因为外国势力有的通过直接干预，有的通过与新生的工业竞争的办法，阻止了一个强大而又健康的中国的经济兴起。这样，传教士们就陷入了矛盾之中，而他们又不理解这种矛盾的性质。 　　1927年出现了危机。中国革命发生分裂，蒋介石向“共产党人”宣战，“共产党人”这个词包括蒋介石所不喜欢的许许多多的其他人，正如这个词在其他语言中所常常包含的那样。在中国，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恰好包括青年、妇女和劳工，同时，也包括那些主张土地改革的人。他们还包括真正的本地的民族主义者，即反帝国主义者。 　　这些外国传教士，就绝大部分而言，在国共两党分裂中是支持蒋介石的，尽管有些外国传教士也认为中国人是在自相残杀，是在葬送他们的事业。当我来到中国时，他们为了在国内筹募资金，仍在利用“南京事件”，后来又利用“斯塔姆事件”。但由于他们过分的夸大其词而造成了同许多中国人的对立。他们所作的最愚蠢的是为了永远保持这种中世纪的社会，竟然允许用“新教来粉饰”门面，而在这样一种社会里，新教本身是根本不能有丝毫发展的，正如当地中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有些传教士甚至支持孔教的“新生活运活”，他们那种被冲淡了的新教思想已深陷泥沼。 　　1927年传教士们为蒋介石欢呼，因为他改变了原来的信仰，加入了卫理公会，并成了基督教领导人，但蒋介石比这些本意善良的人精明得多，他把新教变成一种工具，用它来赢得外国的支持，以便把中国拉回到地主所有制的道路上去。在那些狂暴的日子里，中国真正土生土长的新教徒企图保持中立。这些传教士企图把自己藏在蒋介石夫人那苗条的长裙子后面，蒋夫人是一个真正的卫理公会教徒，起码她母亲是，她父亲也是。 　　1927年蒋介石同宋美龄的婚姻安排之妥善，比卫理公会更加有板有眼。这是蒋介石一生中所采取的最精明的行动之一，而这一行动也使他得到了丰硕的报答。容貌美丽、穿着体面和举止有美国教养的宋美龄，为蒋介石的政权提供了同其所掩饰的现实不相称的门面。 　　1927年之后，中国那种面向西方的基督教教义和仪式已经注定死亡。然而，中国本国的基督教徒也发生了分裂，一派转而信仰了社会主义，最后同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合作。一派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信徒。这从威克利夫和威克利夫派的时代起就已成为事实。 　　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对中国妇女的影响比任何其他领域的影响都大。这是因为它们为妇女提供了头等重要的现代教育，支持妇女在家庭中和社会上拥有自己的权利。虽然中国的所有基督教徒人数还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但他们就象在面包中的发酵剂一样，发挥着作用。现代婚姻首先在基督教徒中取得了成功，他们试图承认妇女是自己的伙伴，尽管不一定总是非常热情地这样做。 　　在1927年以前，基督教徒妇女在中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大大地超过了她们在人数上所占的比例。然而，由于传教士和基督教徒退出了进步运动，她们的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基督教运动停止了发展，其影响也开始缩小，虽然希望靠外国的周济过活的那些“为衣食而信奉基督教的信徒”还是不断地改善基督教。成千上万信仰基督教的青年男女，把兴趣转向了“共产党人”，尽管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以个人身分参加共产党。 　　妇女比男人更加忠于基督教信仰。比方说，基督教青年会从来没有什么重要影响。这是因为基督教女青年会已发展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合法的部分。它为女孩子提供了一个庇护所，也是她们可以受到担任领导，自力更生和自尊等训练的地方。基督教女青年会甚至也受到了劳工方面的尊敬，因为它的工业部企图为女工提供教育和帮助，而不是攻击雇佣女工。 　　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人怀着怜悯的心情，努力在中国进行了许许多多的投资，在所有这些投资中，基督教女青年会受益最大。中国人真心诚意地尊重象返回中国同孙逸仙夫人一起工作的塔利萨·格洛克以及莫德·拉塞尔、莉莉·哈斯和很少的几位其他外国朋友这样的人。 　　基督教可以提供古老的中国文明中所缺少的许多东西。其中之一是人类的怜悯心，这是基督教的核心，也是基督教同其他宗教的区别。 　　在研究中国妇女时，我们常常发现一种强烈的基督教怜悯倾向，就象在孙逸仙夫人和冯玉祥夫人的生活当中所看到的那样。然而，中国人的怜悯保持在一定的界限之内，他们做一切事情都是这样。你绝对看不到任何中国人，对在俄国农业集体化时饿死的一个富农，会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九百万俄国受害者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杀害的七百万俄国人更加痛苦。 　　基督的教义是革命性的、反对东方国家家长式的宗族主义的。它们就象反对古代希伯来人的父权制一样，强烈地反对罗马的一家之父和中国的家长作风。这些传教士认为，“基督教要求男人离开他的父亲和母亲，去依恋他的妻子”，正如其中一位传教士阿瑟·史密斯所说的那样，他对妇女在中国受到的待遇感到悲痛，因为在中国生女儿“是一种令人畏惧的负担，很有可能被折磨死，而且生女儿肯定会被人家看不起”。基督教是作为兄长，而不是作为父亲来到人间的。 　　在中国，天主教徒做了重要的人道主义工作，成立孤儿院，收容那些没人要的女孩子，还广泛地采取怜悯和周济措施，但他们只是同这种古老的社会竞赛，而不是改变这种社会。 　　菲茨杰拉德是一位能够既用逐渐发展的眼光，也用整体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教授。他逻辑性强和说理清晰，有远见有直感，给人们描绘了一幅复杂的画面，尽管他同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未能看到妇女的作用。 　　他认为，中国处于一个宗教信仰时代。“可以把这种变化比作从罗马帝国末期的异教徒社会，向中世纪初期的基督教社会过渡的阶段”，这一过渡曾历时五个世纪。共产党不仅是宗教领域的一位裁判员，而且也是一位竞争者。它正在取代以前受欢迎的宗教。东西方冲突同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一样，政者同古时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战争一样，双方都是狂热和盲目的。 　　他并没有注意到罗马天主教教会后来出现的“忏悔”作法——中国的道德改革运动也有这样现象——尽管“忏悔”对新教徒来说是讥咒。他认为，中国的信条，同“一位异教徒在被罗马天主教会接纳之前所接受的信条很相似”。 　　他还看到“中国社会十分明显的清教徒气质”，看到反对颓废的革命。这是我在研究延安情况时发现的主要特征。后来，实行公开“忏悔”——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开始的?基督教企图向人们灌输的美德——节俭、节欲、不说脏话、罪孽感、道德纯正——现在对千百万人来讲已是普通常识。最有趣的是他作出了这样的评论：“中国人骂人的语言真是非常粗俗，人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伙人，不分男女在一起吵架，莫名其妙地骂人家是王八蛋，奇怪的是，这可能是西方一本书里所曾印出的唯一辱骂人最厉害的一句话”。但是，现在人们看到了“园颅党清教徒对赌咒骂人的反对态度”，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 　　这是一件同妇女有关的十分重要的事情。通常，辱骂人的行为是对妇女缺乏尊重的表现，实际上也是对整个社会缺乏尊重。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根本变化。这是一场由妇女展开的全面的净化运动，她们在这场运动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然而，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主要是政治性的。基督教徒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有这种担心：他们会给这个国家传染上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西方文明。共产党人希望把西方的科学接收过来，而不接受属于危险武器为伦理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伦理学、新的宗教。但它还不是一个正统的思想体系，而是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思想体系。它已经不知不觉地起了孔教官僚政治和正统学说的作用。但它正在探索和追求同孔教相反的道德价值观念。在这里要剥夺中国人的合法权利和放逐中国人是危险的，否则，这个国家就可能为中国古代的标准所控制而有些标准是以宗教复仇、憎恨和害怕“外来人”及任何外国的东西为基础的。基督教遇到的是一个由于进行宗族复仇而痛苦的世界，因此，教导人们反其道而行之。只要妇女保持她们目前的权力，中国就不会成为新的伊斯兰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斯兰教是建立家长制、破环妇女地位的一种方式。 　　中国人不了解，或者说不理解西方文明。西方的民主过程，能够在没有发生那么多宗族复仇和通过内战消灭对方的情况下实现变革，因此，对中国人来讲是陌生的；然而，共产党人自己在建立1949年的政府时是非常和解和非暴力的。中国人以俄国人为榜样，而俄国人又深受希腊正教和沙皇专制主义残余的影响，因此，他们难以理解经过若干世纪才摸索出的西方议会制度。俄国和中国绝对不允许人们有持异议的权利，它们甚至不理解持异议这个词的意义——这个词是欧洲的新教徒晚期发明的。但外国人必须了解中国人的共性——他们的实际想法很相似；他们不会产生持异议者或有创见的思想家；除了共产党人在他们的早期阶段曾要求过以外，现在，不需要有持异议的权利，他们喜欢正统和安全；他们为了自己而不希望有危险的想法。这是西方占优势的秘密武器。中国人和俄国人现在还没有发现这个秘密武器。西方的未来，它的强大或它的灭亡，都取决于是否有持异议的权利和有创见的思想。 　　1953年成立的中华全国伊斯兰协会声称，中国有一千万穆斯林，包括新疆的那些穆斯林，约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些穆斯林分散在若干有独立性的少数民族地区，但除了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穆斯林不是汉族人或混血儿。 　　1953年建立的中国佛教协会声称，约有五千万信徒。佛教在中国受到鼓励，佛教的庙宇得到重建。在同其他信仰佛救国家的对外关系中，对佛教的容忍于中国是有益的——日本和中国都信仰大乘，朝鲜也是这样。其他佛教国家(信仰小乘的)是缅甸、锡兰、柬埔寨、老挝、泰国，在蒙古和中国的西藏则建立了喇嘛教。 　　中国佛教协会的任务，是清除伪装成教士的巫师。尼姑被还俗，让她们结婚、参加工作。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若干佛教和道教教派已成为非法。换句话说，允许佛教和道教作为纯粹的宗教发挥作用，但对政权的任何有组织的反抗都是非法的，而地方教派被解散了。1950年，北京的一贯道被解散，教派领导人被捕；在上海的一贯道分支也被解散，领导人被拘留。1955年，分布在各个省份的道教教派都受到镇压。 　　对于研究古代信条影响的工作来说，最重要的是葬礼习俗和奉祀祖先的遗风。陵墓被挖掘出来，并在这些墓地修起了公共建筑，挖出来的尸骨安葬在公墓里。抓沙土占卜或巫术活动是不允许的，当时道教徒就搞这种迷信欺骗活动。我在中国时，很难找到不信“鬼魂”、特别是不信各种祖先的鬼魂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人们根本看不到印刷品上有提到这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资料。西蒙娜、德博瓦尔在中国时，发现各地商店都在出售纸做的陪葬品。中国农村仍在实行“奉献祭品和祭祀仪式”，尤其是妇女都要给灶王爷贡献祭品。 　　在历史上，道教教派一直是妇女权利的庇护者，这是从孔子以前的时代遗传下来的作法，同时，也是象黄巾之类农民起义领导人的庇护者；在现代社会里，城里的劳动人民为了保护自己，都在按旧时的方针组织秘密会社。 　　当共产党人开进新地区时，古老的道教秘密会社把他们视为“外国人”，这些会社在1949年前后曾是反抗共产党人的中心。毛泽东在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说：“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 　　道教徒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反对修铁路、修水库，或任何革新，尤其是反对用机器来扰乱地上的安宁。工人阶级认为，使用机器破坏了对体力劳动的需求，同时，也破坏了劳动者的生计。工人们在本世纪初曾拆毁铁轨。共产党人认为，这些教派是潜在的闹事者。在最近发生的旱灾和水灾期间，如果不是清除了抗拒“进步”行动的组织者的话，他们就不会复活。这就是中国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之一——孔教的崇拜祖先和道教的巫术迷信，是中国文明的真正根基。劳动者反对使用新机器和新的发明创造，农民坚持走他们所知道的唯一安全的道路，即重新回到过去几千年来使中国持续不衰或至少只有一半已埋葬入土的那种祖传的稳定。新的知识界不仅承认毛泽东，而且还把他尊崇为新的孔夫子，农民和工人阶级认为他是现代的老子，然而，妇女似乎认为他是救星耶苏基督。他那复杂的性格和才华使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因此，他对中国人并不陌生。他利用了旧时神明的作用，把中国人能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新的神学。他的五年计划和预言，在预言未来和带来“好运”方面代替了巫师。共产党人巩固政权的基础是“反对帝国主义”，或“反对外国影响”。目前，从最不开化的用沙土占卜的迷信者到大学生的形形色色的思想，都在这个基础上取得了一致。 　　 中国新女性/[美]海伦·福斯特·斯诺.—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