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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改革运动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

在中国，大多数重要的妇女领导人都是基督教徒，直到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人取得了在宗教领域的领导权之后，才改变了这一状况，这大概是1924年发生的事。旧中国不给妇女提供任何机会。 　　为妇女所做的实际工作，大概是从1890年在中国杭州南方长老会女子学校建立第一个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始的。从1920年又开始做农村工作，接触中国的实际问题。1955年，中国仍有二十六个基督教女青年会。 　　传教士们不仅训练了教育工作者和社会服务工作，而且还训练了女护士和女医生。1937年新教徒已在中国建立了二百六十八所教会医院，这些医院拥有的床位约占中国民用医院总床位的百分之七十五。有一千三百四十名中国护士和二百五十六名外国护士在这些医院里工作。天主教徒训练修女做医院和孤儿院工作，但是，很难得到统计数字。1943年新教徒已建立了一百四十所护士培训学校。 　　1935年新教徒有五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三名受圣餐，此时，总共有一百万名信徒。中国有五千八百一十六名传教士。最大的教派是有一千一百五十九名中国内地传教团成员和一千一百五十九名传教士的中国基督教会。令人奇怪的是，中国只有九十八名浸信会教友(也许中国人不喜欢完全施浸礼)。1941年有一千五百名传教士仍待在占领区，有二千五百名待在自由中国。当时，有六千名天主教传教士。 　　从1949年到1966年，实际上已有一千五百多名美国人离开中国，其中一百多人触犯了中国的法律。在日内瓦会谈开始时，只有九十八名美国人仍待在中国……其中五十八名是普通美国居民，他们愿意什么时候离开就什么时候离开……其他四十名被发现触犯了中国法律。这些人包括谍报人员……美国空军军人。 　　一些美国妇女献出了她们毕生的精力帮助中国人，比如来自越南海仙的艾丽斯·布朗博士就是一个，她开办了一所产科医院。在三十年代，她是我们的邻居。 　　中国妇女在非政治领域的兴起，是新教徒带的头。除了教育领域之外，基督教女青年会是其工作最有效的领域。妇女领导人不是受过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训练，就是以某种方式同这个组织建立了联系。这个组织是她们唯一的保护者。然而。各种各样的妇女俱乐部、团体、社会服务组织和改革组织都纷纷成立。这个阶段是从事社会服务和办教育的阶段，而政治活动分子却参加了革命。 　　这些妇女活动都是进步的，其中大多数妇女组织都是仿效美国的妇女组织成立的，而且也同它们有一些联系。 　　一个承认中国妇女的美国组织是太平洋关系学会，它接受中国妇女的代表。当时在国内，妇女的地位还没有得到承认。这个学会前领导人的妻子爱德华·卡特女士，就是同中国妇女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位美国人。她是中国救济机构的领导者，也是1946年在纽约的南科尔特赖特举行的国际妇女大会的主要倡议者之一，中国代表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 　　太平洋关系学会的第一个有益的出版物——《中国文化论丛》是由索菲娅·陈增主编的，她是1920年北京国立大学第一位女教授。这本书问世不久，我就在北京拜访了她，并同她探讨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她精力旺盛，才华横溢，但她对中国妇女的未来并没有什么计划。她毕业于瓦萨大学，并且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文凭。她是参加太平洋关系学会会议的正式代表，也是成功地按照现代婚姻方式结婚的妇女行列中的一员，她的婚姻已成为当时中国的一条新闻。 　　上述的《中国文化论丛》一书中有一章的题目是《中国妇女的过去和现在》，是曾宝琛小姐写的，那是在1930年，共产党人正在攻打长沙。她是长沙懿范女子大学的校长，这所学校是她于1918年创建的。她是曾国藩的重孙女，同蔡畅的家庭有亲戚关系，她和蔡一样是在湖南湘乡出生的。这个家庭在中国是最著名的。曾小姐1916年毕业于伦敦大学。她是全国基督教委员会的一名积极成员，也是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代表。她于1896年出生在湖南，1940年成为政治委员会成员，1948年成为国民议会成员，而且是1952年出席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在1960年的亚洲名人录上，她被列为台湾的两位妇女之一；另一位是蒋介石夫人。她曾出版过两本书。 　　基督教活动的领导人有冯玉祥夫人和赫尔曼·刘夫人。刘夫人同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名工作人员结婚。她的丈夫成了上海大学的校长，后因持自由主义观点被暗杀。她曾在美国的西北大学读书，后来在许多领域成了一位高级妇女领导人。她是女权联合会的主席、控制生育联盟副主席和上海租界女奴和乞丐收容所的创始人，我曾参观过这个收容所。她是妇女基督教节制联合会秘书长，并担任其月刊的总编辑。在月刊的编辑工作中，她的助手有冯玉祥夫人、美国驻华大使的夫人霍林顿·通夫人、威兼·伍夫人、刘希文夫人和陶桂林夫人。刘夫人也出版了一本书，题目是《幸福家庭》。她是中国以新教徒的方式结婚的典范。她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人民政治委员会委员。 　　我在燕京大学时，模范基督徒夫妇是一对姓卢的夫妇，卢先生是宗教系主任。卢夫人是一位容貌美丽、举止端庄和才华横溢的女人，她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建立了自己的名望。她是一位教育方法理论家、全国儿童教育学会领导人、妇女俱乐部联合主席，也是基督教女青年会理事会成员。1957年卢夫人成为遗孀，住在纽约市，设法自食其力。 　　劳1888年出生于广州。她是1906年岭南大学招收的首批四名女学生之一，当时正在实行男女同校的试验。后来，她成了这所大学的校长。她还是广东省政府1912年派到国外参加比赛的首批两位女学生之一。同年，她成了广州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六名创始人之一。从1923年到1935年，她一直担任这个女青年会的秘书长。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在基督教教育委员会中很活跃，是太平洋关系学会1925年初创时参加这个学会的第一批女代表之一。 　　参加上述第一届学会的另一位代表是王小姐，她是她母亲创建的苏州中华女子学校的校长。她获得了伊利诺斯大学硕士学位，曾在哥伦比亚师范大学上学，在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方面很活跃。 　　对1950年以前的中国名人录中的妇女进行的研究表明，凡是书中提到的几位名中，几乎都是教育工作者或社会服务工作者，一般都在美国受过教育。自1929年以来，最为上流社会所欢迎的女子学校的校长，是上海卫理公会的麦克蒂尔学校校长格雷斯·杨小姐。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1919年到1929年，她担任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秘书和执委。她到国外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妇女代表大会，如大学妇女国际联合会和世界学生基督教联合会等。 　　上海布里奇曼学校的校长程章琛夫人也是妇女医学院董事会董事长和甚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她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社会研究学校读书。她在国外以一位虔诚的浸信会教友而闻名，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浸信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等等的会议。她在中国全国基督教会议执行委员会工作多年。 　　1912年，在上海的广州人女子学校的创始人是格雷斯·丘恩。这所学校1932年被战火毁掉。这之前，她一直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学校被毁之后，她又筹集资金重建。她还担任上海《东方时报》每周一次的妇女报道的主编。这位早期教育工作者于1884年出生在香港，曾在麦克蒂尔学校受过教育。 　　另一位大学教授是夏夫人，她曾在伦敦音乐学院学习音乐。她于1929年当选为基督教女青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并在日常神职圣经学校委员会、梅德赫斯特女子学校和玛格丽特·威廉森医院等单位担任职务。 　　罗伯特·马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和广西大学教授。 　　有一批女医生，如亚梅金博士、艾达·卡恩博士、天津妇女医院院长丁梅蓊博士、上海贝瑟尔医院创始人玛丽·斯通博士以及1933年以来成立的全国传染病防治局的细菌学家陶博士。 　　在中国我遇到的最活跃的妇女是梅女士。她多年来一直担任上海妇女俱乐部主任和高级职员。从1924年到1935年，她担任上海妇女组织联合委员会主席。我应邀出席过她们举行的一次会议，发现她们不得不把英语作为共同语言，因为她们不懂代表当中各种各样的方言土语。梅女士除了是一位最活跃的俱乐部妇女和社会工作者之外，她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和上海一位著名律师的妻子，她丈夫也是许多男子俱乐部和组织的领导人。梅女士是一位很有魅力、很有能力的妇女。她曾在巴纳德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在学生基督教女青年会中很活跃。从1916年起，她就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担任职务，1920年到1929年，她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从1924年起，担任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远东委员会副主席多年。梅女士是泛太平洋妇女会议副主席，曾作为代表多次出国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传教委员会、太平洋关系学会等组织召开的各种会议。她还抽出时间为妇女地位问题以及童工改革问题写文章、作报告。 　　基督教女青年会许多中国本地的秘书和委员会成员，是国民党中国最重要的一群妇女。青年会工业秘书们，由于同劳工有接触而受到影响，因此，比其他领域的秘书们开明得多。在1949午政权易手后，她们仍享有很高的威望，其中许多人仍想继续干她们的工作，比如科拉邓女士就是这样。她们的一些女青年在工业合作社中非常积极。多年来我们熟识的一位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业秘书是常书义女士，她是燕京大大学学生领导人，在美国同徐先生结了婚，后来返回中国为新政府工作。外国人所熟知的另一位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业秘书海伦·钟小姐。 　　丁素芹小姐从1926年开始直到1936年去世，一直担任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在此期间，她还是几所大学和学校董事会董事、是全国儿童福利联合会和全国妇女理事会成员，后来，蔡葵接替了她的职务。蔡葵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日战争结束后做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 　　我们必须谈谈中国一位著名的妇女，她所做的社会服务工作非常出色。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我从未得到有关她生平的简介。在我去中国之前、大约是1930年她去世了，担她的美名却活在北京的中心。她就是熊希龄的妻子，据说她鼓励她丈夫搞进步工作。人们都知道，他们是按照旧的方式结婚的，但他们却是一对最幸福、最忠贞的夫妇。熊夫人是湖南人，她是旧学校的产物，缠过足，受过古典文学教育，是湖南一位官员的女儿。然而，她的思想却丝毫没有被束缚住，而是一直在不断地发展。是她在1924年，首先支持了詹姆斯·袁提出在天津搞大众教育试验的建议，她把自己的钱捐献出六千美元。她自己并不富裕，但她把自己所有的钱财都捐献给象在北京附近的香山，成立香山孤儿院这样美好的事业了。 　　熊夫人承认，来自上面的赈济是有限的，实行自治很重要。她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因为她丈夫在政府中担任着重要职务。他丈夫是湖南凤凰县人，也是一位翰林。1911年任湖南第一届共和省政府主席。尔后，又于1912年担任北京共和国政府财政部长。从1913至1914年，他担任共和国总理。他不仅对湖北的抗洪救灾很关注，而且亲自领导了这项工作，从1917年至1920年，他指挥了湖南的饥荒救济工作。从1921年到1922年，他在自己的家乡湖南省指导自治运动。如果把他的婚姻故事写出来，那会使人们了解到中国过渡时期的真实情况，但由于某种原因，中国没有人写自传。 　　宗教自由在共同纲领中是得到保证的，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有七名成员是宗教界人士——五名新教徒，两名佛教徒。然而，政府坚持让基督教徒切断来自外国的一切支持，天主教徒必须把“罗马”这个词从他们的名字中删去，而且同教皇断绝关系。新政府执政的第一年向基督教徒提供了贷款，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并且免除了他们的财产税。 　　自1949年以来，有几位传教士返回了中国，企图了解本国的基督教徒是怎样生存下来的。比如，加拿大联合教会妇女传教社自治领委员会负责女青年工作的秘书玛丽·恩迪科特就是这样。她第一次到中国是1925年。她在1952年的访华之行中说，教会改革运动是由沃领导的，他多年来一直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同时，也参加了“中国天主教徒的爱国主义运动”。她说，“那些为物质利益而信奉基督教的信徒们”都退出了，但又说，新教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基础。据他说，基督教徒估计在五亿人口中占百分之零点五多一点。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已有四个世纪的历史，它声称有三百万信徒，新教教会估计有一百万成员和信徒。 　　她指出：“罗马天主教会在革命时期，处境困难，因为它占有大量的土地……因此，随着土地改革的来临，天主教会失去了财产，也失去了威信”。她指出，1952年中国有七千名修女，两千名外国人，只有两名修女被捕入狱或被驱逐出境。这表明，修女同现政府的关系相处得比教士好，因为教士一直强烈地反对共产党。 　　恩迪科特女士的书，对自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以来中国的基督教及其命运，提出了很有趣的观点。1842年中国只有两名新教传教士。 　　她指出，北朝鲜政府在战争期间，有两名牧师被任命为政府成员，一位是卫理公会教徒，一位是长老会教徒。 　　恩迪科特女士对中国新的清教主义是这样描绘的：“中国共产党强烈谴责婚姻外的男女关系。‘自由恋爱’这个词是作为同旧式买卖婚姻的束缚对照而出现的……在党的工作人员中，对男女关系实行这种严格标准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普通人不会赞成干部中间的自由恋爱关系，因此，不正当的行为，会伤害人们对他们的工作的信任”。现在的政策，是让青年夫妇自己自立门户，只要住房允许，就不同父母住在一起。 　　她在中国采访了许多新教徒，如主教的女儿雷伊·程，她以前曾在多伦多大学工作，后来成了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监督人。雷伊·程对她说，“在某种情况下，那些要求实现新的权利的女孩子，遭到了父亲的残酷对待，有的甚至被杀害”。 　　巴兹尔·戴维森同中国一些新教徒进行了交谈，他们告诉他，“在1951年，圣经或圣经的部分章节销售了一百零六万五千八百一十册；在1952年上半年，圣经的销售额为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四册。据说，圣经销售额之所以下降，是因为1951年销售太多了。”基督教改革委员会领导人吴耀宗说：“到目前为止，大约有三十四万基督教徒，签署了我们的改革宣言。我们估计，中国的基督教人口大约为七十万”。他指的是非天主教徒。 　　塔利撒·格洛克在接受新西兰的玛格丽特。加兰采访时说，这次改革运动，就象欧洲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由约翰·赫斯、马丁·路德、约翰·韦斯利所领导的运动一样”。她说，基督教女青年会未能在人民和教堂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但又说，现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正在使基督教徒回到教堂，同时，也做一些纯社会性质的工作。她们在北京为那些想学习技术的妇女举办学习班，以便使她们走出家门参加工作。于是，妇女们争先恐后地参加讲时事的学习班，学习新知识……在开始上课和开会之前，都进行祈祷”。 　　她说：“北京的三所神学学校招收的学生比解放前增多了”，她还援引1949年共同纲领的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定居、信仰宗教的自由及举行示威游行的自由”。 　　坎特伯雷教长休利特·约翰逊1952年访问了中国，并就访华之行写了一本书。他第一次访华是在1932年。他同吴耀宗讨论了改革问题，他说，吴耀宗三十年来，一直担任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文学部执行秘书。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联邦神学院。吴耀宗对他说，改革运动是1950年7月开始的。他的改革宣言的宗旨是“结束对外国人和外国资金的依赖，建立一个自治、自助和自传的中国式的教会”。吴说，他强调这样的事实：“反对罗马帝国主义的正是我们所信仰的基督耶稣”。 　　约翰逊博士听说，在中国，以前有十三所基督教学校得到美国的资助，有二百零三所医院、三百二十个孤儿院。中国有一万五千名基督教大学毕业生，基督教学校有二十五万名学生。迈克尔·张大主教对他说，福建的教堂和基督教徒，几乎比中国其他任何地方的教堂和基督教徒都多。福建是海外华侨的家乡。 　　美国人和中国人在朝鲜的战争，对中国的基督教事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使基督教徒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现在，还不能指望中国人会在短时间内，对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和基督教的真正历史，作出任何客观的评价。中国人正在经历一个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外国影响、特别是反对美国影响的阶段。这是一种感情上自然而又辩证的转变。目前，中国不想让任何西方人插手他们的事，因为他们害怕“帝国主义”和外强的阴谋。 　　要了解基督教在中国失败的原因的最佳途径，是研究重要的基督教徒个人，如吴贻芳博士、孙逸仙夫人和冯玉祥夫人这样一些人的生平。冯夫人是重要的基督教高级领导人晚年成为共产党人这一转变过程的典范，但不幸的是我没有她的自传，而只能做如下的叙述。 　　 中国新女性/[美]海伦·福斯特·斯诺.—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