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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仲恺夫人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

作为国民党年事最高的妇女领导人，廖仲凯夫人多年来成了中国的尊贵的女家长。作为对这一身份的承认，她从1949年到1953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名誉主席。她在1956年4月拍的一张照片表明，她没有让她的头发长起来——正是她在1924年到1927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主任的时候，在中国使剪短发的习惯成为时尚。在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一次会议期间，中国的主要妇女组织举行了一次招待会，她是会上最受尊敬的贵宾，其他的妇女组织是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中国妇女社交协会、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和中国妇女基督教节制联盟。廖夫人在1949年4月20日作为妇联代表之一，参加了布拉格和平大会，一同去的代表有蔡畅、李德全、许广平、丁玲、陆璀、龚普生以及舞蹈家戴爱莲。 　　1949年廖夫人被任命为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她的儿子廖承志为副主任。之所以作出这项任命，是因为她的丈夫廖仲恺(他曾负责孙逸仙的财务)比孙逸仙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受海外华人的信赖，而海外华人是孙博士的主要财政支持者。廖夫人在1959年辞去了她的职务，由她的儿子接替。他在1949年已被选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盟主席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 　　廖夫人1876年7月6日出生于广东南海，八十多岁的时候仍积极参与政治事务。她同孙逸仙夫人和蔡畅一起，在1949年当选为五十八人的政务院委员，1959年再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她曾在1948年帮助组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在1956年又重新当选为它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早在1924年她就帮助改组了国民党，并在1927年和1931年当选为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但在1941年，她采取了反对袭击新四军的立场，把这个事件归咎于国民党，并因此同它断绝了关系。 　　何香凝是香港一家有钱的茶叶商买办的女儿。何家是现代中国最有名的商人家族之一。有人告诉我，她同罗伯特·何通爵士是同一个家族。何通1862年出生于香港，1915年为英帝国乔治国王封为爵士。他是一个银行家和工业家，中国有名的最伟大的慈善家之一。他在1880年作为贾丁——马西森公司买办的助手，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并开拓了他自己的事业，成了香港和上海的银行公司以及中国许多主要企业的大股东。何氏家族是根据条约开放的口岸和英国直辖殖民地各个企业所以存在的结构和材料。罗伯特爵士有一半的英国血统，廖夫人和她的儿子看起来不很象中国人，但我无法搞清楚她确切的祖先。她儿子英语说得很纯正、很合乎习惯用法，象说的是母语。 　　廖仲恺是旧金山一个基督徒银行通译的儿子，十七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中国，没有钱，也不会讲中国话。精明的何氏家族有识别有才能的人的好眼力，因此把他选为门婿。他同孙逸仙一样彬彬有礼，很有魅力，是天生的领袖。这项包办的婚姻结果表明，是很理想的一对——成了孙逸仙和国民党所艳羡和自豪的一对。孙逸仙这一代革命家十几岁就同别人为他们挑选的文盲、老式的妻子连结在一起，没有机会找到合乎他们自己品性的伴侣，大体上说，他们那一代也没有这种年轻的妇女。 　　结婚时，年轻的新娘建议他们双双到日本学习，由她提供经费。这是在中国女孩时兴到美国上学以前的事情，宋氏姐妹是第一批到美国上学的。事实上，他们是属于在日本的第一批中国学生。丈夫在中央大学学法律、经济和政治。妻子在东京女子艺术学校学习，成了一位有名的油画家。 　　大约在1903年，他们在日本认识了孙逸仙。廖很快就成了同盟会的领导人之一。大约在1905年，他的妻子成了同盟会的第一个妇女成员和创始人。她是参加孙逸仙的政党之一的第二个妇女。正如我所理解的那样，秋瑾曾属于前一个革命党，但是刚好没有参加同盟会，她最后的活动不是在同孙逸仙协调下策划的，而是由一个不同的秘密会社策划的。廖夫人的儿子对我说，由于在香港这个英国直辖殖民地的经历，他的母亲早已“反帝”。 　　第一个孩子辛西娅(廖梦醒)，大约生于1903年，后来在东京的一所女子学校上学。另一孩子是廖承志。他也有一个假名，叫何鲁华，1908年生于东京。母亲和辛西娅直到1923年才离开日本，正好是在大地震之前。 　　廖成了孙逸仙最好的朋友，他的妻子是孙逸仙除妻子宋庆龄之外的唯一妇女密友。几年以后即在1927年，廖夫人和她女儿辛西娅仍然是孙逸仙夫人最受信任的朋友，虽然她们住在香港，而她在上海。当孙夫人在1937年战争爆发后移居香港的时候，辛西娅·李成了她的主要助手之一。1949年新政府成立后，辛西娅成了妇女联合会外事部主任。1953年接见一位美国记者发表的谈话中，对采取节育措施的想法加以嘲弄的就是她。 　　她嘲弄说：“我们为什么需要采取这种措施呢?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新社会所能生下来的所有儿童”。这似乎是一个颇为简单的回答。我怀疑这种态度是否能够长期保持……我可以指出，并没有长期保持。后来，节育得到了推广。我认识孙逸仙夫人的时候，她是主张采取节育措施的。我从未听说她对于任何进步的思想是反启蒙主义的。 　　我在1938年应孙夫人的邀请，在她的家里会见了廖夫人和辛西娅，她儿子也在场。他们显然是一个亲密而专心致志的家庭，孙夫人也几乎是其中的一员。廖夫人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富于独立精神的广东妇女。她那削瘦的身材并不是典型中国式的，而她的儿子看起来很象外国人。他是我所遇到的在说话和举止方面最美国化的中国人之一，虽然他没有在美国受过教育。辛西娅同她母亲一样有一张刚毅的脸。她极其聪敏、能干，但据说有时说话比较急。 　　廖夫人的头发剪的是二十年代的短发，朴实无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地的妇女都采用这种男孩式的短发型，作为她们得到解放的象征。但是，为什么在最初使公众感到震惊之后，她们有些人仍然坚持这样，都是一个谜。中国国民党显然认为卷曲的长发是反革命的，这种态度仍然保持到了五十年代。一定有一种类似于英国内战时期园颅党议会派和保皇派时代的局面。中国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由廖夫人提倡剪短发的，这种发型在全国革命派中间，获得赞同。1927年短发仍被认为叛乱分子的标志，一些女孩被杀害或处决就只是因为她们留的是短发。这表明对这种新型妇女的反动达到了什么程度。但是，廖夫人不让她的头发长得比克伦威尔的长。这是她表示反抗的标志。 　　我认识廖夫人的时候，她正担心她的儿子还没有结婚，自没有生一些孙儿来发扬她丈夫的显赫名声和传统，且不说她自己的声望。他后来在第二年同意照她的意思办，于是，她没有比照料他的两个孩子更幸福的时候。辛西娅结婚较早，但她的丈夫曾坐牢多年，1937年4月才刚刚释放出来。辛西娅和她的丈夫(在和她结婚时还是一个学生)思想都很左倾。 　　廖夫人有理由为后代担忧，她的儿子在大约1927年参加了共产党。1928年，他从延安来到香港。他在香港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联络官，直到1941年同其他许多有嫌疑的共产党员和自由主义者一起被捕，直到1946年才获释。当时他肺病严重，这是坐牢五年饮食很差、牢房条件恶劣造成的。 　　廖是在华中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受到进攻的时期被投入监狱的。他的生命始终受到反对同共产党人搞统一战线的法西斯蓝衣社和歹徒的威胁。 　　一位美国新闻记者写道：“1939年3月，在湖南的一个过去的内战地区，一个国民党军队总部抓住了派驻这个总部的新四军联络官，并活埋了他。持有安全通行证经过国民党领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人员的家属遭到拘留，并常常被杀害。” 　　1941年1月，共产党新四军受到袭击，它的指挥官叶挺被俘。叶挺是孙夫人和廖夫人在广州时的老朋友。副指挥官项英在监禁中被杀害。如果共产党人接受这一挑战，内战就迫在眉睫。世界各国首都都感到震惊。当时，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国几乎是首当其中，单独抗击日本。 　　孙逸仙夫人、廖仲恺夫人和柳亚子，公开抗议恢复内战。柳被开除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党。廖夫人的儿子如上所提到的那样被捕了。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在1941年离开了中国，担心蒋的政府会倒向轴心国。 　　人们所惊叹的是，廖夫人在她如此充满危险、忧患和悲剧的一生中，保持了神智清明。但是，她活着的时候就得到报偿，今天在中国担任政府高级职务的廖家人，比任何其他家庭都多。每一个人依仗的是他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世袭。廖仲恺在1925年被刺杀后，他的遗霜和孩子，在反对国民党右翼方面从没有一时半刻的动摇，人们可以理解，一种最后审判的想法，使她在所有这些悲剧的年代里有了支柱，但是，就孙逸仙夫人而言，令人惊讶的事情是，她没有任何个人的原因要忠于国民党左翼。她始终在为别人而不是她自己战斗。她采取的每一个行动，事实上对她当时的自我利益来说都是一项牺牲。她确实是单身一人，没有一个家庭成员来赡养她，没有一个顾问可求助。 　　中国有好些家族足以成为重要的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这种研究应该在其成员去世而不能叙述真正的故事以前进行其中的一个家族是宋氏家族，另一个是廖氏家族，然后是湖南的曾国藩家族，再一个是梁启超家族。 　　廖承志在1937年向我叙述了他父母的经历，当时我正在延安搜集历史材料，采访了他。他把他的生活经历告诉了我，但是，当时不希望发表出去，而且不愿用他自己的名字，因为他希望有朝一日要在国民党地区做秘密工作。他很有才能，富于机智，多才多艺，好动而精力旺盛。他是一个业余的艺术家，是一个很有表演才能的演员(我看了他在其中扮演了角色的一些戏剧)，而且是一个组织者。他在1937年的主要职务是新闻局局长，该局的工作要求把电台的新闻从英文和日文翻译成中文。他还是《解放日报》的主编。 　　看来廖仲恺是1925年以前兴中会和国民党最优秀的理论家，而孙逸仙是更有声望的领袖和行政首脑。正是廖首先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施加影响促使孙放弃他并非内行的方法，而采取群众革命的原则，如果施加任何影响是必要的话。在那以前，孙更多地是从通常的军事政变的角度来考虑的。军事政变的传统思想也支配了蒋介石。 　　在早期，孙逸仙的政党更象中国古代的秘密会社，使用的是暗杀、扔炸弹、过早的起义、个人英雄主义行为黩武主义阴谋，建立松弛而无须负责任的权威。事实上，同盟会里有很大的一股无政府主义倾向，具体的例证是吴稚晖(他后来成了无政府主义党的首脑)和蒲鲁东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 　　这场革命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组织的。它在人民当中没有有组织的群众基础，虽然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孙和廖一再总是没有取得成功，只是建立了一个民国来代替清王朝，但是，这种改变事实上大部分只是名义上的。孙和廖一起到1924年改组了国民党，邀请共产党人使劳工运动和青年运动加入国民党运动。只有国民党的中间派和左翼赞同这种新的政策。右翼等待进攻的时机到来，1927年国民党采取惯用的办法：暗杀、军事镇压、搞阴谋诡计、利用秘密会社、同歹徒建立联系以及不尊重个人的人道生活以及不实行应有的法律程序。 　　廖是从日文杂志上的译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当时，在1919年后他正在上海过流亡生活。毫无疑问，这些杂志是仍在日本的他的妻子转寄给他的。他在他和其他流亡分子办的《建设》杂志上发表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把能够获得的所有新思想转达给孙逸仙和孙夫人，他们也很感兴趣地接受了这些思想。到1922年，孙和廖已就政策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而且直到两人在1925年去世都保持这样。廖不断地向左走得越来越远。他的儿子对我说，“他到去世时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孙很忙，事情太多而无法集中力量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依靠廖的研究，虽然他试图把这些新思想合并到他的经过修改的主义里。廖在去世之前，已同现时的主要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人成了密友。 　　孙在1922年12月会见苏联特使越飞后，他派廖同越飞一起到日本，计划同俄国建立协约。廖在1923年3月回国时作好了准备，前往广州。 　　廖夫人在过了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活之后，同她的丈夫一起回国，在1924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主任。她任命周恩来的女友邓颖超为她的秘书，显示了精明的何香凝有着挑选行政人才的直觉。她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就象她的丈夫和孙以及孙的妻子那样，使得国民党右翼不寒而栗。 　　何香凝是孙逸仙1925年在一家医院逝世前，签署他的遗嘱时在场的唯一妇女。她的丈夫接替孙控制整个国民党组织，因为他是孙最信赖的合作者。廖成了财政部长、劳工和农民部部长，军事委员会主席，所有军队和军长院校的国民党代表，而且他是同共产党人和俄国人的主要联络人。 　　为了打败左翼，国民党右翼派人在1925年8月20日在广州暗杀了廖仲恺，还企图杀害他的妻子。这时孙逸仙夫人也是一个威胁，但她面对了这一挑战，而不是为它所吓倒。廖的儿子对我说了下面这番话： 　　“我父亲在1925年8月20日被暗杀。我当时同他和母亲一起住在广州。母亲同他一起去国民党总部。他们是上午九点到达的，正当他们步上台阶的时候，父亲中了枪弹。他有两名保镖，但是，要暗杀他的人是二三个人……在这次暗杀中，母亲没有受伤。一向总是很英勇的她，后来也神情镇静，并不紧张……父亲被杀害时才四十八岁。他个子很小，但是，身体健壮。他是一个实干家，不喜欢安静的人。” 　　一部中国的历史记载说： 　　“廖是负责国民党联俄方针和工农政策的出类拔萃的人人物，此外，还是党最优秀的财务智囊之一。他以公务廉洁著称，只靠他的薪金度日(这在中国是罕见的)。”     　　汪精卫的官方传记谈到廖遇刺时说： 　　“廖、廖夫人和陈秋霖一起坐车前往中央执行委员会总部。这里有六七个人正等待着他们，藏在大楼前门内侧。廖首先进去，突然中了三弹，立即倒了下去。陈秋霖受伤……廖夫人遭到了射击，但是，子弹没有打中她。” 　　作为右翼的领袖，胡汉民同暗杀有牵连，他不久湮没无闻，虽然其他两个争夺继承孙博士地位的人汪精卫和蒋介石包庇胡汉民。最后，蒋介石接管了国民党，汪精卫则以成为日本人的傀儡而告终。 　　丈夫的遇刺并没有吓倒廖夫人。她继续担任妇女部主任，随政府迁到了汉口。在汉口，一位美国记者1927年在国民党总部对面她的妇女部同她进行了交谈： 　　“丈夫遇刺后，她不是退居高楼按中国习俗为他守丧二年，而是在群众集会上用这件事唤起民众。由于过度劳累，她的身心几乎垮了下来。 　　“我在两年后的今天看见她……她身体不大好，但仍然是同样慈祥和霭的母亲……她说，在十多个省有将近一百五十万妇女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加入了某种组织。她的妇女部目的，就是要吸引妇女积极参加革命，从国民政府那里取得妇女权利。她们特别关心的是婚姻和离婚的法律……她最后说：‘离婚问题在中国是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 　　几个星期以后，廖夫人看到她的妇女部被摧毁，数以百计的她的姑娘们被杀害、被监禁或是被严刑拷打致死。甚至同国民党活动没有牵连的姑娘也是这样。根本没有法律程序。这是对妇女起来挣脱枷锁的努力，实行的一种疯狂反动。其残酷的程度是近世所无法比拟的，廖夫人对此是决不饶恕的，孙夫人也是这样。从此，蒋介石有了两个无法和解的敌人，她们将永远不再信任他，即使1938年共产党人再度同蒋合作的时候也不信任他。孙夫人和廖夫人谨慎地留在香港，在英国直辖殖民地的保护下，只是孙夫人为了显示她对妹妹的支持，以及为了设法使当时的抗日联盟士气高涨而对重庆作了一次短时间的访问。 　　廖夫人同孙夫人一样毅然决然弃绝这时的国民党右翼，在香港她的祖居家乡过着政治隐退生活。但是，她一次又一次地支持很少的一些确保民权的尝试，或是救援某些人的性命的努力，有时这些努力是孙夫人发起的。 　　廖夫人和孙夫人这时决不会上当受骗了。她们在一所艰难困苦的学校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她们非常现实，对国民党始终抱怀疑态度。 　　在孩子们参加一场革命的时候，作母亲的需要作出一种特殊的牺牲。在失去了她深切热爱的丈夫之后，二十年来她不知道她唯一的儿子在从事危险的政治工作中是死还是活，辛西娅同她生活在一起，成了她的主要依靠。 　　儿子廖承志开头的十一年生活在日本，他在日本上了一所天主教学校。1919年他的父亲送他到中国上广州基督教学院，度过了六年。他在那里是国民党左翼青年运动中的一位激烈的学生领袖。他在1925年沙基惨案期间帽子穿过了一颗子弹。他的妹妹也参加了示威游行，她未来的丈夫受了伤。 　　1927年廖被送到东京上早稻田大学，但是1928年不得不逃避逮捕。他接着在汉堡、鹿特丹、安特卫普和马赛在三万中国海员当中搞组织工作，一度曾去过俄国。 　　1932年他在上海被捕，同他一起的朋友被处决。他用了一个计谋，同他的母亲取得了联系，她当时刚好在那里。她和孙逸仙夫人上天入地，竭尽全力确保了他的释放。廖家的传统是不为任何东西所吓倒，他设法到了在河南和安徽的鄂豫皖苏区，在那里从事政治工作。他有一个时期同徐向前在一起到了四川，当时那里发生了张国焘同毛泽东派之间的严重分裂。长征后，他去了延安。 　　何香凝是她那一代、孙逸仙那一代人当中最伟大的妇女。孙夫人比她年轻得多，事实上只比廖夫人的女儿辛西娅大十岁。在困难的汉口时期，廖夫人将近五十，而孙夫人才三十四。从某个方面看，她的成就比孙夫人要大。她出身一个富有的老式家庭，没有游历或到国外受现代教育的有利条件，但她学会了独立思考，在其男性并不尊重女性的国民党里取得了地位。 　　廖夫人和孙夫人都通过个人的示范大大地提高了中国妇女的声望。这并不是因为她们从事了政治工作，而是因为她们同时显示了两个在婚姻中找到了幸福伴侣的范例，而打破了作妻子和女儿的必须过幽居生活的传统。 　　《中国画报》1963年第一期用了四个整版的篇幅，在廖夫人八十五岁生日的时候刊登她和她的儿孙在一起的照片。1908年在日本拍的一张照片表明，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子，有着坚毅的个性和宁静的姿态，她的丈夫美国式的服装整洁轻捷，样子同他们的儿子完全一样。她的媳妇经普椿长得很美。采访记说，她在八十二岁高龄还作画，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也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副主席。 　　她对采访者说，她和她的丈夫1903年在日本认识孙逸仙，第一次认识就决定同他一起合作。她向华侨写信，并在1905年孙使用她的家举行秘密会议。孙本人推荐她参加他的同盟会。她的工作是收发孙的邮件，制作国旗和徽章。1911年以后，她回到中国，帮助孙博士。廖代孙起草电报给列宁，同越飞合作。她支持三民主义和同苏联建立协约，并以共产党为国民党的朋友。1927年她设法确保政治犯得到释放，接着，在1929年同她的儿子和女儿去法国和东南亚，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才回到中国。她的儿子被捕两次，她女儿的丈夫李少石被蒋介石“杀害”。1949年她从香港前往北京，三个人全是人大代表。她当时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 　　1963年2月14日，在中苏条约十三周年的时候，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庆祝，参加者有苏联的使节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使节，以及薄一波和“其他政府领导人”。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孙逸仙夫人同苏联对外友好委员会主席波波娃互致贺电。在报道中没有提到廖氏一家。 　　 中国新女性/[美]海伦·福斯特·斯诺.—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