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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逸仙夫人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

宋庆龄的个人历史从未刊行过。她象一条强悍的女中之龙，尽力在所有新来者面前，不管是友是敌，保卫自己和孙逸仙的令名。她这样做，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感到历史的责任，另一原因是她天性不爱抛头露面，即使是在白纸黑字之间也不愿自我表露。她有足够的才能撰写出色的自传，因为她具有语言的天才，而且对历史非常有兴趣，这些才能早在佐治亚州读书的时候就已显露了头角。同时，她已表明坚决不相信自封的传记家，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过去，因为有政治上的原因，她只有保持缄默。她是这样一种人：决不讲半真半假的话，因为她是清教徒的女儿，所受的教育就是要讲真话，绝对只讲真话。她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绝对诚实，无论思想上和文学上都是这样。这使她产生了她自己的很大一分自尊，同时，对于别人，无论是左中右各派，都加以尊重。 　　她拒绝同埃米莉·哈恩谈话，虽然其他两个姐妹都进行合作，提供了写她们有趣的传记《宋氏姐妹》的材料。甚至在那里，人们也找不到庆龄的出生日期、婚姻和她的任何他情况。埃米莉·哈恩只说，在1900年义和团起义期间，蔼龄是十岁，庆龄是七岁，美龄是一岁。《中国名人录》不闯入这个禁区。 　　诚然，我在中国最切望会见的人物之一就是孙逸仙的遗孀。我在1932年，由我丈夫带我去见过她，地点是上海莫利哀路二十九号，她与孙逸仙住过的老家，现在，这个地方已成为国家纪念馆，一切摆设都保持孙逸仙生前的样子。 　　在那些日子里，孙夫人过着几乎是孤单独处、幽居寂寞的生活，真象自我囚禁的囚徒，但是，并非没有被暗杀的危险。报纸总是保持警觉，以便搞清楚在她偶然发表一次反对政府的言论之后，是否仍然安然无恙。她虽然很喜欢同美国新闻记者谈话，但几乎不接见什么客人。我访问她是在蔡廷锴将军在上海同日本打了短期的仗之后，在这次战役中，她创办了一所为伤兵服务的国际医院，就象她的姐姐蔼龄也已这样做的那样。 　　孙夫人亲自来门口接我，一手抓住项圈，抱着那只硕大的德国种牧羊狗(埃米莉·哈恩说，蔼龄怕狗、怕猫、讨厌一切多毛的东西)。她同我握着我，那乌黑溜圆、极其动人的眼睛直视着我，好象她原是出来接一位朋友，结果却接着了一个敌人似的。我感到受窘，但她马上展露笑容，脸上现出少女般的笑窝，这样的笑窝，她是不在公开场合的照片里出现的。她的微笑是她极其吸引人的习惯动作，是谦逊而奇异的微笑，同时又是那么机警，使人觉得她脸上有点要捉弄人的神态。她的脸庞圆圆的，动人而富有表情，是黑眼睛的苏珊娜的脸。不过在当时不愉快的日子里，并不显得快活，夹着淡淡的忧感和伤感。她那瘦削、刚强的身材，更增加楚楚可怜的韵味，这种韵味使许多男人都成为象加拉哈德①那样高结的人，而愿意保护她。由于紧张过度，她患了严重的贫血症，所以苍白、娇弱，但仍保持她年轻时被称为中国美女那样的花容月貌。那美丽的容貌很优雅匀称，完全是中国式的美。她不象她另外两位姐妹，她们两颧高高的，面部骨骼隆然，虽然她们在年轻的时候也被认为是美丽的。 　　一位身材壮实的头号男佣人，显然是一位保镖，在她的背后徘徊，接着去叫一位女佣人沏茶，孙夫人将茶端给我。在她同孙逸仙一起生活的整个时期，她都不得不有保镖，所以，她也习惯了这种雇用保镖自卫的做法。 　　她的房子有一道厚厚的高墙围着，作为防护，房子是现代式建筑，一切设计，与其说是为了美观，毋宁说是为了安全。孙夫人告诉我，这房子是由华侨赠送给她丈夫的。根据孙逸仙的遗嘱，她是唯一的遗产继承人，显然他所留给她的，也只有这所房子和他显赫的名声而已。 　　我们在客厅坐下。客厅的小壁炉架上，悬挂一幅很大的孙博士遗像，雄视整个房间。房间里有几张大的雕花黑木扶手椅，完全是中国式样。的我注意到椅上放着厚厚的绣花沙发椅垫，坐上去非常舒服。 　　孙夫人对我的穿着显得很感兴趣的样子，并说，这是很漂亮的美国时装。我想，我看到了她对在佐治亚州上大学时期的思恋之情，那时她只穿美国服装。同她的姐妹一样，她的衣着入时，有独特风格，而且喜爱优质的料子，但很少或从未看到她带什么珠宝。 　　她的谈吐很象美国人，口音软软的，带有佐治亚人娇滴滴的声调。不过她的头发式样使我大吃一惊。她的发型是多少世代以来的老式中国女子的式样，没有分界，很平直地向后梳，在背后结成一个髻。我不喜欢的是她的两鬓，鬓毛往下堕，垂得很低，以致无法将面孔衬托得高些。所有现代妇女，都使用将两鬓拉高一点的办法，宋家另外两个姐妹也采用这个办法，但宋庆龄独行其是。在1932年的时候，蒋夫人梳着最时髦的长长的“刘海”，带花枝式的耳环，穿斑斓的大朵印花服装。人们几乎在公开场合看不到孔夫人；她过着隐居的生活；但她也喜欢穿有花纹图样的衣服。孔夫人则始终喜欢淡衣素服，自守寡以后常常穿黑色衣服和朴素的中国旗袍。 　　孙夫人自三十三岁起，正当青春貌美、公共活动很多的时候，便穿上寡妇的服装，这一直不是什么微小的牺牲。她喜爱美丽的东西和颜色，她是天生的温柔娇弱，极其女性化的。 　　她在1915年同孙逸仙博士结婚时，戴着有羽饰的阔边女帽，烫发，穿着美国式衣衫和套装，硬领硬袖，绉边。他也通常穿外国式样的西装。 　　国民党按列宁的共产党路线进行“改组”，标志着在服装方面要朴素化和民族化。于是，创造了“中山服”，中国的每一个学生开始效仿而穿中山服，而孙夫人则穿起了中国旗袍。有一帧照片是在孙博士逝世之前摄的，一批军官围着孙氏夫妇。在这张照片里，孙夫人穿着绣花的中国旗袍，头发在中间分界，但发际仍然是卷的。自此之后，所有中国成年妇女，即使在通商口岸，也不着外国服装了。这是孙夫人所树立的民族形式，大概是作为一种“反帝”的新而貌。中国的女学生开始穿蓝布短衫“苦力布衣服”，不过她们的发型采用廖仲恺夫人的短发式样，而不是孙夫人的老式发髻。这是很不幸的，因为，如果采用孙夫人的式样，就可以免却被捕和处决，因为在1927年，凡是短发的女孩子，都会被认为是从事颠覆活动的人。 　　我会见孙夫人时，孙逸仙已逝世七年。距1927年反革命这个人灾难的日子，亦已五年。中国的事变在她身上都留下痕迹。她始终那么彻底地视为同中国的内战息息相关，她的健康情况成了测量内战的晴雨表。自1927年至1937年，因为内战的惨状和她的事业的失败，她的身体坏透了。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之后，她的身体马上象盛开的花朵一样健康，成了个少奶奶的样子。内战重启后，她又消瘦了。1949年新政府成立，她终于获得了有权获得的东西，取得了胜利，她的体重又马上增加了。 　　孙夫人常常表露她的自我压制的对美好服装的喜爱，向她的外国朋友赠送美丽的中国丝绸旗袍。在汉口的混乱时期里，她为她的朋友，美国新闻记者雷娜·普罗梅设计了一套服装。在她早逝之前最后穿的就是这套衣服。文森特·希恩描述了孙夫人的礼物在那个最后的夜晚产生的作用：“她穿上来自中国的那套金黄色服装，她红棕橙色卷曲短发使她显得象一根大放光明的蜡烛。衣服剪裁朴实无华，旗袍带有一个领子，质地是素净而没有花纹的深橙色丝绸。” 　　宋氏姐妹没有什么先例可以抄袭。她们总是不得不使用她们自己的判断力。她们具有两种文化，试图对每一种文化择其精华。她们受到的清教徒教养，使得她们不会破坏风雅。但是，孙夫人天生情趣高洁。她自然很有教养，有着女性的温柔优雅的天赋。她的举止同上海爆发户的粗俗形成的鲜明对照是惊人的，虽然宋家有着同爆发户一样复杂的经济背景。孙夫人象她的母亲，生就一副儒家妇女懿范，再加上她所受到的美国南方卫理公会的教育，使她成了美国南方的尊贵小夫人，温文尔雅而又活泼甜美。 　　她有作为中国的乔治·华盛顿遗孀的鉴别力。这需要牺牲她个人的生活，而她平静地、优雅地做到了这一点。按中国的习俗，寡妇不能再嫁，她在这样的问题上尊重公众舆论。她还尊重并且要求尊重对她丈夫的记忆。在她戏剧性的一生中，没有什么愚蠢的令人泄气的转变。 　　孙夫人是自圣女贞德以来每一个国家所产生的最近乎圣女的人物。她除了对陌生人或抱有敌意的采访者，表现出自卫性的冷漠之外，通常是既讨人喜欢，又平易近人的。有时对圣旨也侧目相视的冷酷无情的新闻记者，会觉得她并不活泼开朗。她很怕在报纸上被人误传，引致受到攻击，但在通常的谈话中，她很会运用英文成语，而她喜欢英语甚于其他语言。她有幽默感，有时则含着机智和讽刺。也正因为有这种讽刺性的幽默感，她才能在长期艰难的岁月中，保持健全的精神。在这方面，她是非常中国化的。她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于理想主义的中国人，这种品质对于传统来说是受到厌恶的，但她仍能始终保持心理平衡，没有精神失常。幽默感往往表明一种均衡感。她很有信心，亦很现实主义，毫无玩世不恭的态度。 　　孙夫人不是没有女性对戏剧性的敏感，不过她毫不矫揉造作。她使自己的一生过得尽量清淡，简朴，但不象做戏那样着意荷刻。如果说她同蒋夫人所做的一样，睡的是丝绸被单，她不让公共知道此事。她在政治道德和个人道德方面是克伦威尔式清教徒，但是，她并非天生地在生活习惯方面态度严峻的。她落落大方，好客，喜欢有趣味的交谈。她的宗旨是提高中国的生活水准，并不歌颂修道式的清苦生活。她象她母亲年轻时一样虔诚，不过她将这种虔诚献给了中国革命。 　　孙夫人之所以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并不是由于她已经作出的贡献，而是由于她没有作出的贡献。她之所以受人尊敬，并不是由于有什么伟大的成就，而是因为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政治从来不出什么圣者，但孙夫人却是政治中的圣者。她从事政治虽留下了创伤疤痕，但却出淤泥而不染。走错最小的一步，也会破坏她在中国的令誉。诽谤者的长舌总是伸向圣者而不是普通的人。她知道，她必须不负所望，而她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她成了中国的良心，同时，在平凡的世界，又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孙夫人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妇女，是因为她不仅能在诸多矛盾的处境里活下来，而且还能将矛盾加以揉合。她个人的秉性总是同公务职责相冲突，可是，她始终不让她的个性遭到摧残。她真可以称得起是一位人性的胜利者。但是，引起公众极大兴趣、使她处于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地位的，是她的屹然独立。但是，她天生是一个女人，女人是没有条件在这污浊的敌意的环境里屹然独立的。按照她的性格，她应该是受孙逸仙这样的人的保护和爱怜，而不是留下来为他的事业战斗的。她天生要做一个贤妻，而不是圣女贞德，而且她是知道这一点的。她知道她的局限，但是，她不愿为这些局限所限制。她的生活努力总是超过她的能力，而且始终必须在非她能力所能解决的局势中起作用，却又从未在这种艰难的日子里垮下来。 　　庆龄在1913年春天毕业于佐治亚州威士莱安学院，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她当时写信给她的一位教师说，“我带了孙博士崇拜者赠给他的一箱加利福尼亚水果去，并自豪地将一封私信给了他。 　　一位美国新闻记者叙述这段故事时写道：“宋庆龄返上海途中，曾在日本稍作停留，当时孙逸仙正在日本流亡，她将他的革命追随者的一封信件交给了他。孙逸仙是一个情感强烈的男子，一定马上大为她罕见的品质所动，她既花容月貌，又有深厚的博爱情怀和高度勇敢精神——这些品质从那以后一直使她为全国民众所喜爱。不久，他便写信去上海，要她到日本来掌管密码通讯工作。而庆龄这时早已决心献身于革命。” 　　另一种说法说：“她十九岁便已参加了国民党。”如果是这样，那该是在1912年，尚在威士莱安学院读书的时候。据海伦·尼古拉说，辛亥革命后，宋查理给庆龄寄去了一面新国旗，她便把那旧的青龙旗扯掉，踩在了脚下，然后引人注目地升起新国旗。她还说，庆龄是“一位严肃、有头脑的学生。” 　　庆龄回到她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里时，政局极其捉摸不定。孙博士已经将刚诞生的共和国大总统职位，让给了他最棘手的敌人袁世凯，但是，成功地使宋教仁当上了总理，以便分出袁手中掌握的权力。可是，宋教仁1913年在上海遭到了暗杀。孙逸仙号召对得到外强支持的袁发动“第二次革命”，但是，他的革命追随者失败了。袁占领了上海，孙逸仙和宋家不得不逃避到日本，过了两年流亡生活。 　　袁世凯于1913年宣布国民党为非法，把国会的议员赶走。他于1916年自立为帝，但于1916年死去。 　　在那段时间里，宋家匿名住在日本的神户、东京和横滨。庆龄接替她姐姐蔼龄的地位，担任孙博士的秘书，在他最困难的日子里，同他一起工作。孙博士的第一个妻子，是由家庭包办的婚姻。第一个妻子在家抚养了他们的三个孩子，而他却离家在外面从事革命活动。他们是在别的地方长大的，但是，当时她在日本，同宋家的人很友好。她同宋夫人和蔼龄曾一起到日本的一个名胜游玩。孙博士和他的妻子都是基督徒。 　　宋庆龄早在求学时，便已从遥远的地方崇拜她的英雄。孙博士毕竟也是血肉之躯，无法不爱一位如此美丽、如此献身于他和他的事业的二十二岁的女孩子。那也正是他的革命目的：使男女都有在婚姻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和成为终身伴侣的权利。孙博士那时已四十八岁，正当生命最旺盛的时期。他从来不知道浪漫的爱情为何物，他只从书本上读到，就象他从书上读到民主那样。现在，在他感到最为沮丧和最需要为人所了解和喜爱的一个时候，所有这一切都用一只银盘端给了他。双方感情都很强烈，其强烈的程度是别人很难理解的，除非从所有的背景上看到了那张照片。照片上的孙逸仙是个有很大魅力的美男子；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同宋庆龄会使他激动一样，他也使她感到激动。但问题是，这对他的政治地位会有什么影响?     　　当宋庆龄告诉家里人说，她要同孙逸仙结婚时，宋家的人都大为震骇。她母亲更感到震惊。全家都不同意他们结婚。她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出走，正式同孙逸仙生活在一起。同时，孙逸仙也不得不同从未参加他的革命活动的老式妻子离婚。1948年国民党让孙逸仙已离婚的妻子在公众中露面，有意给宋庆龄难堪，使她在公众眼里显得只不过是一位妾侍而已。孙当时没有有效的理由同他的第一位妻子离婚。合法的离婚对中国人来说当时还很少见，虽然休妻却是很常见的。 　　尽管这样，有些国民党党员赞成孙逸仙离婚再娶。这些人当中有上海的领导人陈其美和他的门徒蒋介石和蒋清江。婚礼于1915年10月25日在东京日本著名律师和田家里举行，婚后，国民党举行了盛大的正式招待会。这对夫妇非常幸福，孙逸仙所有亡命年月所忍受的苦难和孤寂，都从宋庆龄方面得到了补偿。 　　这是宋庆龄艰难的一生所遇到的第一次严酷的考验。现在，她必须使这次婚姻在各方面都完美无缺。他们的结婚，在中国和日本都是一场大轰动。从现在起，她将永远无法逃避众目睽睽之下的无情怒视和即使是最不可能的事端也会招来责难的可能性。 　　当时，国民党一直没有严格纪律，几乎没有什么组织形式，孙逸仙正在对它进行改组的过程中，宋庆龄以妻子的身份，继续担任秘书工作，接待他的访客，替他处理英文书信和法文翻译工作。后来她又学习了德文和俄文。此时已不可能同她的娘家人取得什么和解了。 　　如果我们要找寻宋庆龄在那么多不愉快的岁月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信心和力量的源泉，我们在她学习时代就可以找到：她始终看到的不是中国的孱弱，而是潜在的力量。如果这个女大学生向孙逸仙援引拿破伦的一句名言：“中国不动则已，一动则将震动整个世界，”我们可以想象他将多么高兴，她是在一篇文章中引过这句名言的，文章刊登在1912年4月的《威士莱安》杂志上，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拿破伦实际说的是：“中国?那是一个正在酣睡的巨人，别弄醒它!因为它一醒来就会震动世界。” 　　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这位年轻的少女对于孙逸仙革命的胜利是多少兴高采烈。她说，这场革命“已在中国建立了自由和平等这两项个人不可让与的权利………但是，仍然还有待实现博爱……可能要由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来指引通向博爱之路。中国还可以在其他的方面负起发扬人道的责任……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居住在地球上最大帝国的一个民族……不能不在提高人类方面发挥巨大影响。”她的结语有点不妥，她说：“一切政治分岐最终都将由海牙法庭来解决。” 　　当时，孙逸仙仍热衷于争取军阀的军队，没有想到把平民百姓的力量组织起来掌权的办法。庆龄似乎始终抱有这方面的信仰，这在中国是罕见的。她在1949年成立新政府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措词差不多完全一样。 　　“我们当中还有持怀疑态度的人，他们认为人民不能取得进一步的进展……他们怀疑地注视着为唤醒那个酣睡的巨人上海而采取的步骤，而上海这个工业的心脏向中国的其余地区灌注的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血液。但是……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胜利。” 　　她没有忘记注意她在1912年所预见的情况：“参加革命斗争的中国群众，是一支亿万人的巨大力量，他们同人民的政府，同地球上每一个地区的力量结合起来，就能一起影响历史的发展。” 　　孙逸仙说：“我是一位苦力，是一个苦力的儿子。”孙夫人即使以一个研究过林肯的威士莱安学院毕业生的身份，也认为这于他是有利的。 　　我记得，当中国正在策划抗日的时候，少数知识分子对此没有任何信心。他们惊骇的是中国人不能进行这样一种战斗。例如，林语堂就几乎无法相信这一点。他把抗日归功于蒋介石和蒋夫人。但是，这一阵宋庆龄一直在大声疾呼：“噢，你们这些没有什么信心的人呀!”并鞭笞官员们没有把人民从沉睡中唤醒起来采取更多的行动。她还比大多数共产党人都对在中国快速实现社会主义更抱有信心。 　　这种乐观主义是典型的美国式的，在中国是罕见的。她一定是在美国学到了这种精神。 　　宋庆龄自大学毕业之后，从未终止激励这个酣睡的巨人，而且始终相信他会震动世界。她看见他在1925到1927年觉醒了过来，而且不怕再看到他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在内地再次觉醒过来。她其余的家里人变得非常惊恐，并得出结论，必须用锁链把这个巨人锁住，即使要付出由外国再次控制中国这样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庆龄的主要要求始终是：给群众运动以自由——学习、农民和工人都一样。她始终支持实现民权。 　　中共称他们的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有时看来好象是，在中国唯一不害怕中国共产党人的资产阶级个人却是宋庆龄。他们总是可以指出她作为证据，说明在中国有资产阶级革命家这样一种人。他们的另一个证据是廖仲恺夫人。事实是，宋庆龄是中国所曾产生的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儿。她是背叛了她的阶级、还是执行了这个阶级预定的命运，就很难说了。她觉得那个阶级在1927年就背叛了它自己的利益。 　　毫无疑问，唯一作出最大的努力帮助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使共产党政权成为不可避免的是蒋介石。他当然是通过作为辩证的反应来这样做的。如果他没有在1927年分裂民族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可能已使中国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一个国家，由于有象他这样一个人为首，在原子时代很可能已成为其他世界的真正威胁。 　　在孙逸仙结婚之前和之后这段时间，他毕生的努力好象都已经倒坍了下来，因为这时日本人提出了他们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统统接受了下来。 　　孙逸仙和本人回到了中国。孙氏去南方走了一趟，以期重振旗鼓，恢复活动，然后在上海成立总部。这时内战再启，1916年婴儿(宣统)皇帝复辟已有两个星期了。接着，共和国只是在名义上而不是在事实上得到了恢复。 　　1917年孙前往广州，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华南共和国。他获得了中国海军的支持。他当选为武装部队大元帅，以重组立宪政府，摧毁北方军阀。但是，他同过去一样，依赖的是军阀势力，而他仅有的可靠支持者是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和朱执信。他被迫放弃广州，偕同这四位追随者重返上海，安下心来写他的理论著作和建国方略，他的妻子热情地给予协助。他们两人在法租界莫利哀路二十九号住了两年。 　　他听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新闻，感到很意外，拍了一个电报给列宁，称之为“人类的光明希望。”他和廖以及他的妻子开始研究这个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而他们在中国的革命却一再遭到失败的原因。日本人开始翻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而廖对这个理论感到兴趣，在他和其他流亡分子在上海开办的杂志《建设》上，撰文赞成这个理论。而他反过来又影响了孙逸仙和夫人。 　　孙逸仙的主张对于人类思想的历史差不多同任何人一样的混乱，而且比许多其他问题更引起激烈的争议。由于他的妻子帮助他制订了著名的三民主义，现在让我们看看她对他是怎么说的。在1956年，她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孙逸仙九十诞辰，全国各地纪念了他的诞辰并出版了他的“全集。” 　　“孙逸仙是一个贫穷的农民的儿子。正是这种对旧中国农村地区极其恶劣的生存条件的亲身经验，确定了他一生的道路……他对知识的渴求开始得很早，他很幸运能够在檀香山同他的兄弟一起在那里上学……他决定当一名医生，以行医来为人民服务。 　　“他在澳门开业，并在中国南方人和华侨当中开始了他的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活动。1896年他在国外被中国驻伦敦公使馆绑架，准备送回国处决，但是，被詹姆斯·坎特利博士救了出来。 　　“接着的几年，孙逸仙待在欧洲……这个时期，他第一次提出了‘平均地权’的计划，他试图以此作为答案解决中国农民贫穷处境，并为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前进奠定基础。虽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个计划‘鼓吹的是一种纯粹资本主义的、最大限度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但是，仍然抓住了中国问题的根子——万恶的地主封建制度。而且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孙逸仙首先提出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虽然他没有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社会主义和西方某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所鼓吹的‘社会主义’。但是，他思想很清楚，资本主义提供不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 　　“1911年革命发生的时候，他正在进一步开展在国外筹集经费的运动……这是孙逸仙的第十一次尝试……中国宣布成立共和国，而且孙逸仙在过了十六年的流亡生活和进行激烈的斗争之后回到了他的祖国，成了第一任临时总统……” 　　关于她同孙在日本的时期，她说：“在这个时期，他改组了他的政党，以图使它恢复活力。但是，由于没有规定明确的反封建和反帝纲领，而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还由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再犯了只主要依靠个人的忠心而不是建立严格的党的纪律的错误……” 　　“孙逸仙始终一贯地为争取农民参加斗争而战斗……但是，国民党内部的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害怕发动群众，而且实际上不希望改变土地所有制关系。孙逸仙……被迫缩小了他的目标。在所有这些不停地斗争、遭受挫折和失败的年月里，孙逸仙一直不肯低头……在他探求解决中国革命的答案的过程中，他对自己提出了无情的要求，要求自我改进。他不喜欢主观主义，他任何时候都要求自己谦逊…… 　　“正是这种自我改进的要求，使得孙逸仙能够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阶段不断取得进步…… 　　“正是由于孙逸仙有毅然决然的愿望要取得进步，他才能在他一生的最后时期，赞赏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经验，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是国家最活跃的力量。他一旦看到了真理，他就明确地采取行动。他修改了他过去的政策和原则。他宣布同苏俄结成联盟。他欢迎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密切合作，因为这对革命是有利的。他对社会主义具有了更准确的概念。他撇开了他对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探求，因为他已懂得，在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包围的中国，这是永远实现不了的……最后他提出了他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他在广州的政府受到四面八方的包围。1923—1924年是不断从事战斗的年月。帝国主义派炮舰到广州，向他进行威胁……国民党内部的斗争越来越紧张，每前进一步……他都要遇到右派党员的抗拒……这种人常常使他气得吃不下饭……” 　　1920年孙夫人陪伴她丈夫到了广州，当时的广州为以前的一个盟友陈炯明所占据。孙这时当选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以广州为基地。中国其余的地区还有待这些拥护民国的人去拿下。 　　孙夫人敦促孔祥熙到广州来帮助政府，但是这位世代银行家的后裔，不想对声望不高的事业进行投机。但是，蔼龄曾于1922年到广州看她的妹妹，在那里住了七个星期，刚好于陈炯明叛变之前离开广州而及时逃脱了。美龄于1917年从韦尔斯利学院回国，赶上了在她父亲临终之前的日子里照料他。他后来在1918年5月3日去世。她当时正过着上流社会的时髦生活，不知道革命为何物，除非主要是从美国教科书里读到。 　　孙夫人说她的丈夫“不喜欢主观主义”，但是，他总是相信人性的善良，因此，总是当看到他的盟友背叛而大吃一惊。1922年6月16日清晨二点钟，孙博士在广州的家里唤醒他的妻子，告诉她他已得悉陈炯明的阴谋，他们必须马上逃到一艘炮舰上。这些日子里也是相信人性善良的孙夫人认为，作为一个没有公职的人，她不会有危险，他却必须立即逃走保命，她以后再到他那里去。由于没有时间可以耽误，他同意了，不过条件是把他的五十名保镖全部留下来保护她。 　　半小时以后，敌人用机枪袭击了她的住处，到黎明时分还用上了野战炮。到八点钟的时候，卫兵们的子弹不多了。卫队长劝她设法突围出去，由他的人断后拦住任何追击的人。后来，这些卫兵全部殉难。 　　孙夫人为一家中国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叙述这个故事，文章现在成了历史教科书的一部分。她是同一个外国人鲍上校和两名卫兵一起突围的。“子弹两次从我的太阳穴旁边飞过去而没有伤着我……突然鲍上校大叫一声……子弹穿过了他的大腿；打断了一条大动脉。这两名卫兵把他背着走……从上午八点一直到下午四点，我们毫不夸张地是在不断的炮火下面…… 　　“我戴着鲍上校的帽子，披着孙博士的雨衣成功地逃了出来……半小时以后，步枪枪声稀疏下来，我们来到了一所小农舍。房屋主人想把我们赶出去……但是，他的企图没有来得及实现，因为我就在这个时候晕了过去……屋里的那个卫兵赶忙把门关上；他对我说，另一个卫兵已中了子弹，这会儿大概已经死去。” 　　“由于枪声平息下来，我把自己化装成一个老农妇……最后我们到达了一个朋友的家里，他家早已在那天上午受到过搜查……” 　　“那天晚上，我终于见到了在船上的孙博士……我们很快就化装前往香港。”     　　孙夫人接着前往了上海，而他仍留在军舰上达两个月之久，同以往一样希望出现某种军事上的转机。在这几个星期里一直由蒋介石保护他。 　　这对夫妇在莫利哀路的家里重聚时，因经历坎坷而变得明智但不是愁苦。经过背信弃义的军阀军队的炮火洗礼，孙夫人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同军阀密谋和搞单纯的军事起义徒劳无益。这对孙博士来说也是最后的一次致命打击，或者几乎是最后的一次致命打击，外强持续不断地支持他的敌人来对付他。他看不到什么希望，只有同俄国结盟，学习他们的方法，使一场革命取得成功。不可能有使用武装力量的捷径。 　　与此同时，列宁正在密切注意中国的局势。1920年俄国人已宣布所有沙皇的不平等条约无效；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被当作平等的国家对待。1921年列宁派他的秘书马林到中国。他在桂林同孙逸仙举行了会谈。1921年孙逸仙致函苏联人说： 　　“我对你们的活动，特别是你们的苏维埃军队和教育的组织工作极感兴趣。我希望知道你们和别人就这些事情所能告诉我的一切，特别是关于教育的一切。同莫斯科一样，我希望把中国革命的基础深深地奥定在年轻一代——明天的工人的脑海里。” 　　中国共产党已在1921年7月1日在上海建立。1922年底，领导人之一、一位名叫李大钊的教授，在上海同孙逸仙举行了会谈，并建议参加国民党以加强这两个党。孙同意允许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李大钊是第一个加入的。1922年12月，苏联使节越飞同孙举行了会谈，并在1923年1月22日发表了他们的协约宣言。宣言说，苏维埃制度“无法在中国实际实行，因为中国并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维埃政权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点。” 　　廖仲恺同越飞讨论了细节，并成为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同情者，并在他的妻子在1923年从日本回国的时候，也使她改变了信仰，孙夫人自1919年以前起，在学习这种新理论方面也没有落在廖和她丈夫之后。 　　有一种贬低孙夫人，把她看作是共产党人的柔顺工具的倾向。事实是，当几乎所有今天还活着的共产党人可以说还穿着小孩衣服的时候，孙夫人就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战略战术了。她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母校，如果有这样的思想的话。她受到了从1922年到1927年到中国来的苏联专家的训练，并且从孙逸仙所有犯错误的长期经验中学到了东西。因此，实际上，孙逸仙在理论上所持立场的继承人是她，而不是他的儿子孙科，也不是国民党左翼领袖汪精卫或汪的对手蒋介石。她应用了欧文·D·杨的原则。杨一度说过，这种成功的秘密是这样的：我从别人犯的错误里学到东西，而且我不重复这种错误。我从他们停下的地方重新开始。   　　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定意味着成为一个共产党的成员。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变种，就象新教徒那样。自1927年以来，孙夫人实际上一直是中国的一个只有一个人的党。正如人们回顾历史所看到的那样，她通常比共产党领导人更为激进。她表明对群众运动的革命潜力的信心一般来说比他们或苏联人都大。 　　孙夫人对派到中国来的苏联专家，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良好的深刻印象。她颇为尊敬列宁和斯大林，因为他们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却如此愚蠢地犯了大错。人们必须记住，这对她来说并不是理论上的事——她自己的性命就曾由于错误而遭到了危险。如果有什么成功的指南，她希望有所了解。 　　孙逸仙决定向共产党人学习是并不奇怪的。他的全部历史都使他为此作好了准备。但是，确实看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妻子竟然会如此坚决地支持同俄国人和共产党人的联盟。但是，如果说在1927年以前，她头脑里还有问题的话，在那次大灾难之后，她就从不回头顾盼了。她再次看到萌芽状态的群众运动受到了蒋介石，也受到了在陈独秀领导下的共产党的阻挠。结果是革命的崩溃。她赖以为生的一个原则是：没有任何不以农民、工人、学生和妇女的群众组织为基础的革命能够取得成功。从饥饿的居民当中招募一支军队非常容易，而组织一个群众运动、建立工业以及真正改善农业又是多么不容易! 　　同国民党左翼的其他成员相比，孙夫人的顽强性确实令人惊异，对此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她拥有美国的经验。她曾经生活过的一个国家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革命取得了成功、自治发挥了作用、组织起来，而且生产力最发达。美国人能做的，中国人也能。做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革命始终看起来是容易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对共产党人、对任何一种滋扰都那么感到害怕的原因。 　　但孙夫人必须使她的美国经验适应中国的情况，而她所发现的、解释了这些复杂问题的唯一理论，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阐明的理论。这个理论扼要说就是：历史决定于阶级的冲突而不是军阀个人；在任何特定的时候，革命由于改变所有制和生产力的生产方式而成为必要和得到实现。 　　应用到中国，在1949年以前几乎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者真的在理论上取得了一致。一般公认的看法是：中国仍然要么是封建的、半封建的，要么仍然是处于一种“东方社会”的阶段。生产关系已经垮了，有必要经历一个资本主义阶段(有些人认为这个阶段可以省略)和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样就会摆脱掉“帝国主义”，然后在将来某个现在尚不明确的时候，社会主义就会成为下一个阶段。但是，孙逸仙旧的把土地重新分配给耕种者的主张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从同盟会时代起，他的所有党员必须同意这一点，但是到了付诸实施的时候，他们大多数显然打算制止这种想法，就象我们所看到的，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是这样。 　　但是，在这方面，就土地重新分配而言，有某些社会主义的特点；它是平均主义的，所根据的原则是，生产者应该得到他劳动的果实，而不是由地主来得到；它是通过武力和没收而不是通过购买者和出售者之间的买卖来实现的。一些美国参议员称这个为共产主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称之为资本主义。蒋介石在杀掉了数十万中国要求分地的农民之后，最后，在台湾由他自己设法做了这件事。这一切显然非常复杂。 　　孙逸仙和他的妻子，在个人信仰方面，有某些地方已经转向了社会主义，但是，他们都不认为这是现阶段应该实现的革命任务。共产党人同意这一点——他们同意支持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他们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阶段。 　　要了解孙逸仙的思想，就必须研究他的民权、民主和民生的三民主义。这是他和他的妻子于1920年以前流亡在上海法租界的时候创立的。孙原来的稿本已经烧掉，其中包括引起争议的有关民生主义的部分。这部分后来重写了，但写得含含糊糊。 　　孙逸仙后来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使之更加激进，以便作为同共产党人和苏联实行合作的基础。他还要求国民党党员接受三大政策：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孙逸仙夫人从那时起，一直支持这三大政策。但是，孙逸仙去世之后，即使不是在那之前，她自己的思想，与其说是三民主义的，不如说是社会主义的。 　　当时，国民党正陷于毫无希望的混乱之中，孙决心加以改组，以列宁的共产党作为榜样，自下而上。从头做起。1923年10月，鲍罗延从莫斯科来到中国，担任了国民党的顾问。1924年1月1日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党建立在群众基础之上，并制订联俄的条件。孙派蒋介石到俄国学习了六个月，向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了解红军制度和政治形势。他提出了表示赞许的报告，加强了孙改组国民党的想法。 　　与此同时，广州在1923年1月再次宣布拥护孙逸。仙孙从上海前往那里，虽然他仍然受反复天常的军国主义者们的摆布，直到1924年为他的党建立了群众基础之后。国民党的基地仍设在广州，孙去世后才转移到汉口。 　　孙夫人对国民党的任何事情都处于中心地位，而国民党也早已承认了她自己的地位。她是国民党1924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百九十九名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三民主义作为党的工作基础。孙逸仙委派委员会的委员，给予共产党人的工作职位比给予国民党有经验的老党员的多，因为他不相信这些老党员会贯彻新的政策。只把一些徒具虚名的荣誉职位委任给这些老党员。 　　这时，外国发生了两件事对孙有重要意义。其一是拉姆齐·麦克唐纳开始在英国成立工党政府，孙希望工党政府会采取较为开明的政策。结果确实在1927年，英国把汉口的租界还给了中国。其次是列宁的去世。正当孙渴望能够对中国事务进行有效指导的时候，列宁的去世，使之在权力和理论两方面都陷入了某种混乱。谁也无法知道，如果列宁没有去世，由他指导苏联顾问，在1927年会是什么政策，而这些顾问的意见在中国是很有份量的。 　　在孙逸仙去世之前，孙氏夫妇正在快速地向左转。由于右翼大加阻挠，于是孙逸仙于1924年成立了一个完全由左翼党员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将右翼统统排斥于核心领导之外。 　　1924年冯玉祥将军打败了孙昔日的敌人吴佩孚，邀请孙逸仙前往北京参加圆桌会议，讨论召开国民会议和要求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1956年孙夫人写道：“这次旅行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是取道日本去的。当时，日本人民由于美国通过的移民法的歧视而极为痛心……孙逸仙在好些集会上发表讲演，我看到听众中有人由于受到美国政府的屈辱而气得哭泣…… 　　“当我们到达天津还没有能够开始同军阀们开会之前，孙逸仙便已病倒。他在病床上接见了他们派来的代表…… 　　“虽然他不能在他活着的时候，看到世界舞台上一个伟大的中国的梦想的实现，他从来没有一时半刻怀疑过，这不会是他全部努力的最后结果。中国共产党接过了他的任务，经过了进一步的艰苦岁月的斗争，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并进而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孙逸仙的梦想已经实现。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实现。 　　“……我希望特别向我们的年轻人说一句……向孙逸仙学习!学习他永不中断的热诚，研究他对不断取得进步的要求，赶超他摆脱主观主义、坚持谦逊和同人民保持亲密关系。使这些特性成为你们自己的性格的一部分。有了这些品质，你就一定能够迈步向前，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有一幅孙逸仙和他的妻子在这次旅行期间的照片。他穿的是中国长袍，但她穿一件长毛大衣，戴一顶美国式钟形女帽，有一边垂着一绺帽缨。她双手拿着一束玫瑰花，她样子很美，若有所思，和蔼可亲。这是我所看到过的她最可爱的照片。她丈夫去世之后，她便失去了一些从这张过去的照片所看到的这种奇特的风采。 　　孙逸仙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在北京去世。在他忙碌的生活中，一个时期以来，这个病一直使他痛苦和不适。他在给家属的遗嘱中说：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孙科是他的独子，但公众并不认为他是他父亲的革命继承人。继承他的革命遗志的是这位遗孀。孙科向右转，而孙夫人则向左转，不过有一个时期，他们一起在国民党里工作。 　　丈夫意外的逝世，孙夫人由于震惊和悲伤而病倒了。他逝世时五十八岁，一直到最后一个月都还生气勃勃。但是，不可能有时间作无所事事的哀悼。她回到广州，集中力量于从事革命学校的政治教育工作。 　　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她和廖仲恺夫人当选为管理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三十三名委员之一。这表明孙夫人已被认为凭她自己的资格有权成为一位领导人，她当时只有三十二岁，没有为孙逸仙生下子女。通常在中国，一个没有子女的遗孀是没有什么声望的。只有生了儿子而且儿子成了继承人的母亲，在一家之主去世时才有声望。孙逸仙的第一个妻子还活着，而她的儿子孙科是广州市长，在国民党里很活跃。他比宋庆龄年纪大。但是，从1926年起，人们认为只有宋庆龄有资格以中国革命之父的名义讲话。如果廖仲恺没有被暗杀，她不会有这么直接的作用。廖仲恺的去世，使得国民党老党员中，除了他的遗孀和孙夫人之外，没有留下一个人能可靠地追随孙逸仙的新政策。 　　在孙逸仙去世后把他奉为神圣，看来是俄国人的主意，就象他们对待列宁那样。国民党所到之处，都挂上孙的巨幅照片，加上横幅标语，就象是一幅圣像。这显然是希腊东正教仪式的复活。中国人习惯于礼拜塑像，但不是照片。但是，向肖像三鞠躬的主张则纯粹是中国式的。对孙逸仙的崇拜就是对祖先的崇拜；但是，对他的活着的遗孀的崇拜，对中国来说是新事物。是对妇女罕见的品质的赞扬。俄国人也从未表现有任何奉妇女为神圣的迹象。人们很难发现他们对老布尔什维克的遗孀怎么样了。毫无疑问，宋庆龄对他们在中国的顾问来说是始终叫人感到意外的事情。     　　孙逸仙去世后两个月，发生了五卅事件，象爆炸一样点燃了1925——1927年的革命。 　　当时所有政府都是在一种两党制下的党政府，而孙夫人是1925到1927年的整个革命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她的身份是执行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的委员。她始终不渝地同共产党人合作，反对右派。她一生中最困难的部分是同党内和党派之间的较量，因为在中国，这种斗争的背信弃义的肆无忌惮和常常寡廉鲜耻的。如果是一个较为软弱的人，就会设法保持中立和超然于党派之上，但宋庆龄公开而坚定地站在了左派一边。她在一所严格的学校里学会了如何使她的影响为人所认识。 　　1926年的北伐，由于在军队到达之前做了老百姓的政治工作，在六个月内就到达了长江流域。政府迁到了汉口，宋庆龄是其主要的支柱之一。她还是必须照料一万四千名伤员的红十字负责人。 　　正是在1927年春天的两个月里，在汉口，文森特·希恩会见了孙夫人，并为她的魅力着了迷。他在谈到她时写道：“孩子般的体态，娇弱妩媚……有一种如此自然和确实的尊贵神情，简直可以称之为威严……这些品质——尊严、忠诚、道义上的勇气——使得她的性格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有时够能消除她的花容月貌给人带来的纤弱和羞怯的印象，而赋予她的形象以严峻的英雄主义色彩……你必须好好地花点时间了解她，才会认识到她那精美、怯弱的躯体里面的精神力量。” 　　在1925—1927年革命高潮时期，在廖仲恺夫人领导下有十个省组织了一百五十万妇女。其中有三十万是向警予的妇女联合会会员。 　　在1926年北伐时，蔡畅是唯一获准在军队政治部工作的妇女。她取得很大成功，因此汉口政府成立之后，其他妇女也得到了类似的职位。在北伐军里共有三四百名女宣传员。孙夫人在汉口办了一所妇女训练学校，训练这种组织人员。她们到处组织妇女会，向当地妇女宣传革命。 　　这些妇女会具有类似司法机构的职能。它们充当办理结婚事宜的机构，以保障妇女和儿童的权利。这是一个崭新设施。由于妇女会准许了一个农民妻子离婚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局面。整个有一千男人的农会开始打发他们的妻子回娘家(过去的一种离婚形式)，作为对这个新的妇女会的抗议。最后，妇女会只好说服原来那个离婚妇女，回到她丈夫那里，以恢复原状。人民司法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妇女会同农会、工会、学生会和商会一起都派代表参加。 　　姑娘们如果违背包办的婚约，或是没有得到父母同意而结婚，就被指责为“自由恋爱。” 　　妇女的抬头，影响了每个家庭的权利平衡，于是，掀起对妇女会领导人进行报复的浪潮，当几个月后反革命到来时，对女孩和妇女都毫不留情。相反，她们比谁都更受到残酷的折磨和虐待。她们大多是二十岁以下的妇女。由于她们没有革命的经验，都遭到突然袭击，没有逃脱士兵和警察的逮捕，只有少数高级领导人幸免于难。国民党杀他们自己的妇女同杀众所周知的共产党人一样爽快，而且更加残忍，因为她们的活动更击中要害。基督徒也不比其他任何人更安全。对他们早就极为不满。 　　有一个关于一个十九岁的基督徒女孩的例子。女孩名叫王淑春，是湖南临湘妇女会的主席。她自选那里的唯一的大学毕业生为未婚夫，而使城镇大为震惊。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听说了她的遭遇： 　　“她在父亲允许之前选择未婚夫。这是自由恋爱，自由订婚，自由结婚。对中国老式的人来说，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士兵向她大骂了许多难听的话。然后，他们剁掉她的手臂；他们把她剁成了许多块。不久之后，他们向未剁掉的部分开了十七枪……以显示他们对她的仇恨。” 　　革命一开始实际接触到中国社会的根子——解放妇女和重新分配土地，只对民族主义感兴趣的分子便同左翼分裂，中世纪的势力便报仇了。在古代中国的伦理学中，根本没有什么骑士制度。相反，是以压迫妇女为基础的。 　　汉口政府的存在只是从1926年的11月延续到1927年的7月。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军事政变，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对立的政权，得到了外国列强的支持，一直持续到他在1949年被赶到了台湾岛。它只是通过不断地发动内战和取得外国的援助，才使自己坚持了下来。它所拥有的唯一基础是地主制度，包括住在大城市居住的地主。蒋还得到了大的秘密会社青红帮的支持。 　　孔夫人和她的丈夫同大多数上海的银行家一样支持蒋。宋子文同他的姐姐宋庆龄一起在汉口住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前往上海同全家其余的人会合。 　　上海在1927年曾一度在周恩来和工会的手里，后来被杜月笙和他的青红帮镇压下去，杜月笙将上海名义上的控制权交给了蒋的左右手何应钦将军。应该记住的是，上海一半以上的工人是妇女，还有许多是童工。他们参加了所有劳工活动，而且有人在1927年遭到了屠杀。蒋介石官方传记作者，在描述这种事情时的说法是：“受赤化分子的指导……有他们的妇女小孩伴随。” 　　1927年在上海有七万五千或八万外国居民，这段故事其中之一的詹姆斯·鲍威尔说的。他为了提高蒋介石的政府在公众中的威信而做的事情多于任何个人，包括霍林顿·董，因为董同其他中国作家一样，受到了J·B·鲍威尔所持的同情态度的影响。有现代化头脑的中国新闻记者常常说：“既然詹姆斯·鲍威尔支持蒋，他不会象所看到的那样坏的。J·B·鲍威尔是一个诚实的人。” 　　所有这一切最后都追溯到蒋夫人身上。我有一次问詹姆斯·鲍威尔，他为什么支持蒋，他回答说：“我支持的根本不是蒋。我支持的是蒋夫人。象那样一个受过美国教育的妇女是不会同蒋生活在一起的，如果他真的象一些人所企图证明的那样一个怪物。 　　正如我所想到的，那是关于蒋介石夫人的令人惊异的事情——一个美国化的中国妇女竟然能够同蒋介石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而且还有，他使她能够有那么多自由。 　　詹姆斯·鲍威尔是一位爱国的美国人，而且还是一个典范。他认为，他支持蒋夫人和宋家朝庭(宋家同其他人相反，代表的是“英美集团”)就是支持美国利益。在朝鲜战争后，他的儿子约翰·鲍威尔被指责为叛国，因为在他已故父亲的杂志上刊登了关于朝鲜细菌战的文章。所有在他父亲在中国的二十五年逗留期间受过他恩惠的人，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他辩护。但是，也是比任何其他人都做了更多的事情，在民族主义中国人当中加强美国的信誉的，正是这个人的这位儿子。在中国人看来，华盛顿政府由于这样迫害了一个鲍威尔而失去了很多的“面子”。他们感到大为吃惊。 　　1927年的清党事变，对孙逸仙夫人的一生有着最为决定性的影响。她一生事业的格局就象对立面蒋介石的一样确定不移了。这并不是由于一个女人，而是由于孙夫人从此继续高举革命火炬，在国民党左翼当中，除了廖仲恺夫人之外，是唯一这样做的人。 　　“随后几个月的事态发展，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对劳工运动的血腥镇压，这一切把她的愤慨激发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以致她在人们的眼里似乎个子都更高大了。她没有使用身体或智慧的力量，完全凭借性格的力量、动机的纯洁、至高无上的诚实态度，就变成了英雄。在中国革命的废墟中，这种现象是最异乎寻常的现象之一……这一个革命派是无法加以摧毁的。”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在1927年会见过孙夫人，并写到了她：“宋庆龄——孙逸仙夫人——是我在世界任何地方所曾认识的最温柔、最精美的女人。她纤弱苗条，穿一件洁白的中国式样的亚麻布衣服，和蔼而尊贵，似乎同严峻的革命斗争很不相称……她的精细敏感，使得即使是微小的冒犯也会是对她的肆虐。但是，革命需要她；她也致力于革命，不仅通过她自己的热诚，而且通过千百万单纯的中国人，对她作为孙博士的遗孀的接近崇拜的心情。她微笑地向我谈到她是如何私奔到日本同孙博士会合，从而违背了她家庭包办的、把她许给另一个男人的婚约，并使上海上流社会感到惊骇，‘因为一个象我家那样的家庭，从来没有一个女孩子不尊守一项婚约’”。 　　对于1927年新暴露出来的中国古老文明的惨无人道，孙夫人的惊骇同任何美国卫理公会妇女一样强烈。但是，她不但没有放弃，而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决心要摧毁这种古老的恶行，不让它们毁掉她或是她始终维护的中国的妇女儿童。 　　为了了解她的心境，人们必须读一读孙夫人告诉森特·希恩的关于1927年时期的一些例子。7月1日，在汉口同她的一次交谈中，她告诉他，十七岁的菲利斯·李怎样在被折磨三天三夜之后被绞死。她是李大钊的女儿。李大钊是孙逸仙的朋友，是北大的一位教授。李大钊也是被处决的。 　　“这些女孩里面有一个我们大家在汉口全都认识她，她因为说南京军阀不代表党或孙逸仙的主义，6月21日在杭州被蒋介石的士兵剖腹取肠。她的肠子被取出来缠在她身上。女孩和男孩因说了他们所相信的真理而被砍头……” 　　这些事情说明，为什么自1927年以来中国的女大学生一直仇恨蒋介石，而蒋总是认为大学是共产主义温床，虽然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如此。蒋同大学生之间长达二十年的持续斗争，在外界的人看来是中国的奇怪现象之一。 　　1927年7月15日，在汉口的多数国民党左冀同共产党人发生了分裂，在一段时间之后也倒向了南京的蒋介石。鲍罗廷与其他苏联顾问，带着陈友仁的两个儿子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取道陆路前往蒙古。陈友仁后来在上海待了一个时候，也去了苏联。 　　孙夫人指责整个国民党回到旧的政策。她写了长篇的告别书，于1927年7月14日发表在美国女子雷娜·普罗梅主编的《人民论坛》官方杂志上。她在文章中说： 　　我必须使自己脱离执行党的新政策的工作。说到底，所有革命都必须是以社会发生根本变化为基础的社会革命；否则就不是革命，而只是更换政府……” 　　1927年7月18日她又说，国民党已成为此一军阀或彼一军阀手中的工具，它已不再是致力于中国人民未来福利的实际力量，而是一部机器，一种压迫者的工具，是附生在现有奴役制度上的寄生虫。” 　　一位观察家评论说：“当真相大白，军事领导人正在转而反对工农的时候……孙夫人建议武汉(汉口)文职政府领导革命力量南下广州，据守那个有历史意义的革命基地。如果真的坚决采取了这个步骤，武汉领导人就可能拥有足够的武装部队和政治威望，来收复他们的古老要塞。” 　　1927年8月1日，共产党人叶挺和贺龙带领国民党军队举行南昌起义。他们把孙夫人的名字同陈友仁和邓演达一起列在革命委员会的名单上。陈友仁和邓演达是仅有的另外两个宣布同倒行逆施政策脱离关系的国民党知名人士。后来，孙夫人的名字又被列为南昌起义指挥官们于1927年在汕头存在很短时间的政府成员。 　　孙夫人从汉口沿长江而下，回到上海，住在莫利哀路老家。她家里的亲人都劝她放弃她的政治立场，或者至少保持缄默，就象他们在1927年整个武汉时期所一直规劝她的那样。 　　孙夫人天生是重感情的人，她爱家，尤其爱她母亲、子文和美龄。在1927年要她同亲属决裂是不容易的，因为她非常需要他们作为她的朋友。她没有个人的理由要同他们疏远——她的理由是政治上的。在她一生的所有危机时期，她从未得到过亲属的支持。她始终是单枪匹马面对这些危机。 　　孙夫人在1927年心理上受到的压迫感是很少有人能超过的。几个月内，从成功的高峰铁落到了失败的深渊，然后作为同整个政党断绝关系的一部分，使自己同亲属也断绝了关系。 　　在上海只休息了一个月，孙夫人决定正式访问莫斯科。她认为，这是公开向蒋今石所进行的反革命以及他对孙逸仙所确定的中苏协约的破坏表示抗议的最有效办法。 　　孙夫人同普罗梅一起，必须在清晨三点秘密脱离莫利哀路，搭乘舢般，渡过险急的黄浦江，登上苏联轮船。陈友仁和他的两个女儿伴随她们到海参崴，到了海参崴，苏联政府派了专列火车来接他们。他们在1927年9月的第二周到达了莫斯科。 　　10月间，美国报纸编造故事，暗示孙夫人和陈友仁正考虑结婚。她听到这事之后气昏了，精神陷于崩溃，卧床整整三个星期。没有比这更使她恼怒的了。这不仅侮辱了她作为孙逸仙遗孀身份的尊严，而且歪曲了她访问莫斯科的政治目的。这种情况是她没有预料到的。 　　孙夫人一向对受到公开宣扬，特别是在外国报纸上宣扬的，非常敏感，敏感到了今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她的姐妹也是这样。对于一个发表了对自己不利的报道的任何犯错误的新闻记者，美龄大概会进行起诉，报仇雪恨。她把所有新闻记者都看作是她的天生的崇拜者。蔼龄则极力避免受到任何公开的宣扬，她害怕报纸。1932年听到报纸对她的美国之行的评论之后失声哭了起来，而且不管是她还是美龄都不轻易大哭大叫。三个姐妹没有一个有“女王不会做错事”的态度。这表明她们谁也没有真正变成“冷酷无情，铁石心肠”。例如，她们就永远不能忍受弗兰克林·罗斯福夫人必须从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那里接受下来的东西。 　　就我所知，美国没有一家杂志登过有关孔夫人的文章，也没有一篇关于孙夫人的文章是她在接受采访的谈话中所特别准许过的，除非是埃德加·斯诺或兰德尔·古尔德等的报纸报道。 　　孙夫人受到的第二个打击就是美国青年妇女雷娜·普罗梅1927年11月21日在莫斯科去世。普罗梅在这一年里是她的唯一的朋友。在这之前，已有那么多她的中国朋友去世了。她仍然身体不好，但是，几乎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葬礼，她坚持要求“穿着单薄的黑袍步行走过阴沉、冰冻的大街……她一步一步地步行穿过这个城市，低下了头，可爱的面孔低向胸前交叉的双臂。她自己的病刚刚在几天前痊愈，苍白的脸色更苍白了……宋庆龄现在过的是最孤单的流亡生活。” 　　现在，充满打击的一年里面最新的一个打击到来了。“正当她刚刚开始略微复原之时，另一重大的打击到来了……她的妹妹美龄在上海大肆铺张，同没有文化的反革命蒋介石结婚，举行奢华的所谓‘社交婚礼’。没有比这更伤她的心了。她的英荣和尊严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她的血肉之躯却不是这样。” 　　孙夫人过了很长的时间，才从1927年的震荡中恢复过来，她对美龄的婚姻怒火中烧的原因之一，就是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让蒋介石利用她的名义和孙逸仙的名义去树立他的政权威信。她认为这次婚姻在1927年事变刚过去不久这么匆匆举行，就是对她在中国的地位的不尊重。她的母亲和她一向反对这门亲事，但是，现在她大为震惊地得悉，她的母亲赞助这个婚姻。显然又使庆龄感到震惊的是这次结婚实际是孔夫人从中策划的。 　　婚事在1927年12月举行，办得非常热闹，距离这年的清党大恐怖只过了六个月，而且类似的恐怖行动仍在继续进行。 　　中国有这样一个传说：蒋介石从他在1915年支持宋庆龄同孙逸仙结婚的时候起，一直非常崇拜她。她成了遗孀之后，他曾有点模模糊糊地希望同她结婚。这种传说是宋氏姐妹在报纸上看到都要大发雷霆的，但是，如果这里有任何真实成分，那就大大地增加了宋庆龄和蒋介石之间的内战的戏剧性。有一个事实是，蒋介石在同美龄结婚之后，坚持要求美龄遵循庆龄作为孙逸仙的妻子所立下的先例。这些先例之一就是：美龄同他一起参加为他的追随者所举行的、没有任何其他妇女出席的宴会。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之所以同她们的丈夫一起出头露面，是为了打破在中国妻子只能蛰居隐退的传统，因此，被认为是一个革命行动。 　　大概宋庆龄是一个国家元首的第一个被承认为是同丈夫平起平坐的妻子，因此，她没有什么先例可以遵循。人们指责埃莉诺·罗斯福是第一个在白宫同丈夫分享权威的妻子。这种指责同更早得多的时候孙逸仙的妻子所遭到的境遇相比，只是一种使人略微烦心的小动作。对孙夫人来说，事情最棘手的是，她天生是那么的羞怯、谦逊和沉静。她的这些特性，她作为一个知名人物一直未曾克服，虽然罗斯福夫人有她自己的弱点要克服。 　　孙夫人在1927年6月在汉口她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里，曾要求文森特·希恩将宋子文从上海带到汉口。在家里，她最喜爱他，而他也最喜爱她，但是，他不能下定决心动身，因为美龄和孔祥熙夫妇劝他留在上海，虽然他总是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摇摆不定。 　　宋家在1927年发生分裂，是并非偶然的。研究宋家分裂的真实原因，对于判断这一年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分裂的原因，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宋家是中国第一个最成功的现代资本主义家庭，这个家庭受过最充分的美国训练。当宋查理同孙逸仙结盟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他所代表的上海集团同他一样支持孙逸仙。孙在此以前一直依靠的是海外华侨的支持。 　　廖承志的父亲是为孙管理财务的。廖承志告诉我说：“孙逸仙的组织完全由海外华侨资助。他甚至没有从广州得到金钱。美国和爪哇的华侨对他的支持最大。” 　　宋庆龄同孙逸仙的婚姻，是她的弟兄和姐妹后来大发其财的基础，他们因此成了他们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甚至现在，他们也仍然沐浴在这种相关联的回光返照的温暖之中。 　　蒋介石一直是国民党里“陈派”(陈其美派)的成员。“陈派”是同青红帮有联系的上海帮，而青红帮实际上掌握着上海的权力。宋家也是一个上海集团，这两个集团(陈派和宋派)通过宋美龄和蒋介石在1927年的婚姻而结成了联盟。这种联盟是不稳定的联盟，因为陈派之所以看得起宋家，仅仅因为是宋家同英美方面有关系，这一联盟表明，从1927年起，上海将在政治上支配全国，尽管它自身有着各种互相矛盾的利益。蒋介石被外国利益和上海金融集团挑选出来充当它们的保护者，制止反帝和拥护劳工的活动蔓延。没有外国利益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持，他决不会上台，也决不能在台上待上一年。因此，孙夫人总是称他为国民革命的“背叛者”。 　　回顾一段有历史意义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宋家是那个时代的联络人物。这也足以说明他们为什么对外国新闻界特别敏感。在1927年以后，宋子文和蒋介石夫人是英美利益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主要联络人，前者是商务方面的联络人，后者是传教士和外国新闻界方面的联络人。孔夫人和她的丈夫是宋子文和宋美龄同本国的工业及金融企业之间的联络人。孙科作为孙逸仙夫人的继子，也是宋家王朝的一部分。他夹在中间，对中苏合作团体进行的尝试通常由他领头，因而在这方面支持了孙夫人。 　　从孙逸仙去世到抗日战争结束，孙夫人是苏联同中国之间唯一坚定不移的联络人，虽然在此期间有一段时间中苏没有外交关系，但她是始终赞成恢复这种关系的。当然，这只是间接地加以鼓吹，没有通过私人的接触。她也是蒋介石下面的中国自由派同内地的共产党人之间联络线的象征。例如，在抗战时期，她的保卫中国同盟就是唯一替政府和共产党统治区同时筹募救济基金的重要团体，虽然蒋夫人在延安设有一个孤儿院。同时，孙夫人在某种程度上，也侵犯到宋家其他姐妹兄弟的地盘，成为美英自由派同中国自由派运动之间的一条纽带。 　　俄国人由于鲁莽而在1927年吃了苦头，便多年不过问中国事务，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才使得有可能进行某种合作。 　　换言之，孙夫人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先是赞成海牙法庭和国际联盟，后来赞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合国。她似乎不大可能会支持中国出现一种完全反西方的倾向——即使共产党人鼓吹这种倾向，她大概也会反对。 　　1928年至1929年春，孙夫人住在苏联，又去了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旅行。她在苏联的时候，托洛茨基正同斯大林激烈争斗，鲍罗延对他的从中国返苏一事亦心情郁郁不欢。托洛茨基在1927年11月被联共开除党籍时，她正在莫斯科，当时也正是普罗梅去世的时候。托派本想利用孙夫人攻击斯大林派，反对在国外进行冒险的新政策。但是，她由于熟悉了斯大林而似乎对斯大林有了尊敬。她1953年再次访问苏联，在她同斯大林会见时的谈话中，他说了一句意义深长的话： 　　“我在斯大林去世前五十一天会见他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是很好的人民!…… 　　斯大林的教导是：各国能够和平共处，不管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多么不同。” 　　她一定对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感到震惊，因为她一向强烈支持一切形式的民主。但是，经过了四十年革命与反动的盛衰浮沉，她似乎已学会对这种事情的泰然处之，因为她没有在我所能找到的印刷品中发表过什么评论。 　　孙夫人应蒋介石政府的邀请，回中国参加孙逸仙遗体安葬南京紫金山雄伟壮丽的中山陵的典礼。离开柏林之前，她在1929年5月6日宣布她此行的目的说： 　　“我再次强调恪守我在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所作的声明，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反革命政策，我不再参与国民党的工作。” 　　她在到达中国的时候重申了她的指责：国民党反对孙逸仙博士反帝、同苏俄合作以及扶助工农运动的基本政策。 　　关于这个时期，一家美国报纸写道： 　　“在到达北平开始从香山到新的中山陵的长途安葬旅行的时候……孙夫人非常清楚地表明，她无意让政府或党利用她的名字和声誉。她甚至保持不同她家里人来往，独自完成了参加这一漫长而辛苦的仪式……回到她在上海莫利哀路的家。她保持了一段时间沉默。接着，在8月1日，她开了第一枪，这一枪如果不是由于出现了封锁压制，就会在全国都引起反响。” 　　这一枪是拍给柏林反帝同盟的一份电报，电报说：“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性质从没有象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在世界面前。” 　　从1929年到1937年日本占领上海，孙夫人一直都隐居上海老家。她时常对蒋介石政府的行动或不行动提出抗议，但是，中国报纸都不敢登她的评论，外国新闻记者也不愿意冒处境为难的风险来发表她的声明。在这些年代里，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些没有可以依赖的顾问。她的房子受到监视，任何中国人即使是去拜访她都有危险。任何私人的拜访都可能被认为是政治性的。 　　1922年孙夫人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于国民党暗杀了同盟的秘书杨铨(杨杏佛)，不多的几个盟员也不得不退出。这是孙夫人一生中又一项悲剧，因为杨铨不仅是她的朋友，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一位受人尊敬的自由派人士。我曾在一次宴会上认识了他。我发现他是我曾与之交谈的最有趣、最令人愉快的中国人士之一。他很幽默，在坦率而带麻点的脸上有一双黑亮、智慧的眼睛。 　　在那些日子里，威廉·布朗·梅洛尼女士和奥格登·里德女士是不仅报道民权而且报道妇女权利的记者，《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了孙夫人接见她们的谈话，她说： 　　“如果孙博士今天健在，他也会脱离这个国民党，宁愿把它解散，而不愿让它的名字为封建军阀所利用。借反共为名而对中国农民和爱国分子作无谓的杀害，而对日本在中国北方不断吞并领土无所行动，对这种行径他是绝不会成为合伙者的……六年过去了，甚至一张简单的人权法案都没有给人民，也还没有任何一种宪法。” 　　民权保障同盟的目的是设法确保政治犯有经过审判的权利。当时大约有五万政治犯待毙在狱中，其中大多数都是未经审判就关押起来的。信仰共产主义就判处死刑，只要有一点点借口就可以对人进行检控和处决。这个同盟还反对严刑拷打和恶劣的监狱条件。同盟批评新闻检查制度，认为言论和结社自由是文明的基本条件。但是，在当时的动乱和报仇雪恨的局面中，要想获得公民自由，简直是梦想。相反，国民党还设法建立一个效法法西斯的组织——蓝衣社，整个国家处于实际的恐怖统治之中，直到1936年蒋介石自己(在西安事变中)被捕才打破这种状况。 　　孙夫人在要求她救助的时候从未停止过设法拯救哪个政治犯的生命，而且偶而也取得成功。 　　与此同时，她试图在中国提倡节育疹所，不管她试图做什么，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注定要失败。简直就不可能有什么自由主义或民主的中间路线。 　　直到最近，她的整个一生都还是一系列的失败、挫折、朋友遭暗杀或是由于工作过度和生活紧张而死亡。奇迹是，她活下来了，而且心智健全，完善无损。但是，她从未对人类的苦难变得铁石心肠，虽然那是中国人几个世纪以来学会建立的防御工事。 　　我认为，她的一生，在1949年以前，中国没有一个年头没有内战。即使在1938年“联合阵线”黄金般的一年，日本的中国傀儡军队也在同爱国者军队作战。 　　日本人在1931年占领了满洲，并快速地使华北成了殖民地，但是，内战继续进行，抗日活动受到阻止。由于局面难以容忍，北京学生在1935年12月9日罢课游行，以示反抗，标志着新纪元的开始。孙夫人大为高兴，但大概并不感到意外。她尽其所能地支持他们的要求，鼓励抗日。 　　在张学良的军队举行兵变造成拘留中心人物蒋介石总司令本人之后，政府在1937年“作为最后办法”开始了抗日。同共产党人的内战停了下来，直到1941年，虽然实行了军事封锁，使数万军队无法尽力抗日。 　　西安事变的要求之一，是要释放救国会分子，这些救国会分子是因为从事抗日活动而被捕的。这些“七君子”是闻名全国的人物，其中有后来在中国担任司法部长的史良女士。他们受审时，孙夫人也去听审，以显示对他们的同情。她当时被视为救国会的主要鼓舞者。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抗击日本侵略者。 　　孙夫人在组织从事救济工作的保卫中国同盟时，她弟弟宋子文曾同意担任主要职务，但是，在1941年内战再次爆发时便辞职了。他反对内战，始终主张抗日。他一向尽其在当时情势下所能做到的给他的姐姐以保护，并且在右翼政治中发挥起节制作用的影响。在纽约的援华理事会，既支持孙夫人的计划，也支持蒋夫人的计划。     　　日本袭击珍珠港，使美国及时参战而阻止了大批失败主义者投奔汪精卫。孙夫人从香港迁居广州，并从这两个地方不等日本人占领便逃了出来。她在重庆一直待到1945年战争结束。接着，她回到她在上海的家，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称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纽约设有一个合作委员会，称为中国福利基金筹募委员会。 　　在整个抗日期间，孙夫人不断要求通过作出民主让步，来动员全国所有的人力物力，但是，蒋介石从不相信任何民众组织的运动。甚至在美国和罗斯福总统的压力下，他还是使他的独裁统治保持原封不动，而不同意同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这削弱了抗日行动，使全国与他为敌，于是，最后被赶出大陆，赶到了台湾，尽管在罗斯福死后他以他自己的条件得到了美国极大的支持。 　　虽然共产党人愿意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支持蒋介石，但是，孙夫人在1940年春天以前一直不愿到重庆去，以此表明她不同意他的独裁。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她决定在蒋的首都同她的姐妹一起公开露面，希望以此显示对她们的声援来激励士气。但是，她没有在重庆待多久。 　　1943年英国和美国放弃了外国租界和治外法权，香港仍作为直辖租界受英国统治。于是使中国一直成为半殖民地的一百多年的“不平等条约”结束了。整个宋氏家族都参加了庆祝活动，但是，庆祝活动多少有点使人沮丧的是，日本在此期间占领了所有这些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 　　由于美国人在抗日胜利后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并支持他流亡台湾，从而阻挠北京政府在联合国取约会员资格，中国人当中的全部“反帝”情绪转而以美国人为目标。孙夫人属于继续谴责美国干涉的人们之列，但她从不相信蒋介石能取得胜利。在1947年，她发表了一项声明警告说： 　　“内战不能带来统一、解放或生计……农民将支持共产党人，因为他们给农民以土地和较低的赋税……那么反动派为什么煽动一场他们无法取胜的战争呢?因为他们希望中国的内战会引起美苏之间发生战争，从而最后摧垮中共。” 　　当共产党在这场1927年开始的长期内战的最后阶段取得了胜利的时候，孙夫人是帮助在1949年成立北京政府的人们之一，并被选为副主席。她认为这是一个联合政府，因为它不仅包括共产党人，而且包括一些往昔的国民党左翼领导人和其他一些左翼成员以及开明党派成员，虽然共产党掌握了所有实际的权力。这个政府没有建立苏维埃，虽然向贫苦农民重新分配了土地。1955年年底，整个内地，不管是村庄还是城市，自发地转向建立合作社——农业的和工业的合作社。孙夫人似乎对这一事态变化很高兴。她在1956年向全国宣布： 　　“孙逸仙的梦想已经实现。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实现。” 　　孙夫人在1938年便支持建立合作社工业，不仅在共产党地区，也在国民党地区，当时共产党人认为它们是“乌托邦”，而国民党则认为是危险的“共产主义”。因此，所实现的是她的“梦想”，而不是关于六亿人前途的较为短视的预言。 　　使总的世界，特别是国民党感到大为惊奇的是，北京政府的政策同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相似的程度比他们所曾预料的要多得多，结果，自由派和甚至以前的右翼个人也开始予以热情支持。目前的政策是要诱惑蒋介石的追随者离开台湾，其中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儿子蒋经国，他也曾同宋氏姐妹一起支持成立合作社。孙逸仙夫人参加政府，被许多中国人认为是民主进程的保证人，因为他们毫不怀疑，如果她看到一种同她的长期的原则背道而驰的事态转变，她就会辞职。她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是能够共存的，甚至在中国也是这样，而中国多少个世代以来就是军阀和内战的国土。 　　还有待时间在中国作出历史的判决，但是，我们可以试试初步估价孙逸仙夫人的地位。 　　首先，孙逸仙夫人已证明自己是摧毁不了的，是经过历史回旋加速器冲击之后不碎不裂的人类原子。这种冲击是很少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所能忍受的。她那久经风霜而仍然保全了下来的能力，完全是中国式的。其他任何民族都无法产生这样一个妇女。她多次身心受到打击，但她没有因此神经失常。虽然她的国内外友人或合作者朝各种不同的方向离开了和垮掉了，但她始终保持了最清醒的神志。我们只能臆测她有一个非常可靠的脑下垂体，保护她经受住了紧张和压力。 　　我们只有通过研究汉斯·泽利厄博士在《生活的紧张压力》一书中发现，才能判断她在生存方面取得的成就： 　　“许多人认为，在他们使他们自己接触到非常紧张的活动之后，休息就能使他们恢复到他们以前的状况。这是不对的……每一次的接触都留下一块不可磨灭的伤疤，因为它用掉了无法补充的适应能力储备…… 　　“……但是，同样真实的，或许正是由于有着调节平衡的作用，紧张生活提供一个最好的机会来发展内在的潜在才能，不管这种才能可能正在心智或身体的哪一部分处于休眠状态。事实上，只有在紧张的热力下，个人才能得到完美的塑造…… 　　“……象由种种腺体生产适应性荷尔蒙之类防御性措施发展成为身体组织本身的一部分；我们从父母继承下来，然后又遗传给我们的孩子。” 　　孙夫人自离开大学以来，她的生活便一直处于冲突的严酷考验之中，她的家庭生活是这样，在政治问题上也是这样。她冲出了她在其中诞生和接受训练的社会阶级。 　　她及其他宋家的人，一定是生下来就带有一个特别储存泽利厄博士所称的“适应能”的水库。她适应了在威士来安的大学生活，而且刚刚从那里出来便投入了孙逸仙政治生活的混乱中。她使新教思想适应了马克思主义，谁也没有教她用什么办法来这样做。她适应了中国第一个共和国“第一夫人”的生活，然后她又适应了流亡和失败。在1949年之后，她又适应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她是三种文明——美国新教思想、中国的资本主义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的产物。 她适应了同这个世界的所能提供的几乎每一种人——从美国传教士到蒋介石到毛泽东——共事。她是一个达尔文主义和泽利厄学说奇迹。产生于相互冲突的纷纷扰扰当中，她是“亚洲新妇女”的最佳范例。而且她是一个有独创性的人。在她1915年开始她的个人事业时，没有任何格局可以供她仿效。 　　她的头号敌人蒋介石，是另一个其意志的坚决和性格的烦强与她自己不相上下的人。不过她比他早十年就开始了公共生活，而且有可能活得比他更长久。 　　比她早死的孙逸仙是死于他“四十年”革命的辛劳。她已从事四十多年的革命而幸存了下来，这四十多年充满了甚至比他所必须经历的更为险恶的盛衰浮沉。 　　对孙夫人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有一个解释。她有一个赖以生活的哲学。其中的某些部分她是从孙逸仙那里学到的，其余的部分她是从1924年到1927年的事态发展中学到的。而且她一定从乔治·华盛顿身上学到了东西。华盛顿完全依靠性格坚强的力量，帮助他在瓦利福奇②的日子里坚持了另一场革命。他仍然是无私地为一个事业的利益作出自我牺牲的最佳范例。对孙逸仙来说，他是一个鼓舞者。 　　这个哲学是要采取长远的看法，决不见木不见林。她总是把中国的问题看得更远，把问题同世界观联系起来。有很多例子说明，她从女学生写文章的时候起便不断地、完整地有这种广泛而长远地看事物的洞察力，当时她热心地支持海牙法庭。这里有一个例子。1949年12月21日在成立新政府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她讲话说：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人民的组织成立了真正统一的战线来执行一个共同纲领，建立一个真正人民的民主政府……让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这项防止文明毁灭的任务。让我们把人类的每一丝一毫的力量及其所产生的一切东西，都用来确保世界上各地的普通人民，都从生活里得到应有的东西。这就是说，在每一个棚户都重建成过得去的房子，地球上的产品大家都可以很容易得到、工厂的利润以同样的数量回到作出了努力的人手里、每个家庭从生到死都得到全面的医疗照顾之前，我们的任务就没有结束。” 　　孙逸仙夫人必须有她自己的理解力，而她确实有这种理解力，虽然不是智力型的理解力，而是带有情感的、直观的理解力。在国民党1925——1927年革命的政府领导人当中，孙夫人和廖夫人多年来几乎是单独地在为事业坚持到底。汪精卫和陈公博最后成了日本人的傀儡正副主席。共产党的首脑陈独秀和他的集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并同共产党人决裂；五个主要共产党人投奔了蒋介石，他们是邵力子、戴季陶、周佛海(他成了蒋的秘书)和施存统。陶希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捉刀人。他在书中试图为中国发明一种法西斯理论。他后来投奔了日本人下面的汪精卫。 　　到中国来的共产党顾问们，看来工作搞得很糟糕，鲍罗廷湮没无闻。印度人罗伊转而反对共产党人。法国人雅克·多里奥是1927年到中国来的，他成了一个法西斯主义者。 　　在1927年以后，许多左翼分子和共产党个人由于某种辩证法式的反动，在随后的年代里成了最凶恶的法西斯主义者。有些人成了托派，把他们的时间用来指责共产党人而不是国民党。 　　这并不是一种美好的景象，于是孙夫人懂得了不要信赖任何人。同时，每当她设法同外国人交友的时候，他们常常证明是疯疯癫癫的人、托派、甘地的信徒、无政府主义者、神经病患者或是既是这种又是那种的人，与其说对她有什么帮助，不如说是使人感到讨厌。研究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左翼学者，很少长久地保持一致看法的，事实上，这个复杂的问题正是在苏联，在托洛茨基、卡尔·拉狄克和其他各种人物的追随者们当中发生转向对方情况的原因之一。 　　孙夫人始终愿意倾听这种人的意见，但了不起的是，在这种混乱中，他们谁也对她没有任何影响。在别人受到挫折而奇怪地晕头转向的地方，她却从不欺骗她自己或是失去她的方向而不知所措。只有这样一个事实才能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她已根据经验、根据孙逸仙所犯的错误，学到了东西，因此，她确实比任何理论家都更了解客观形势。她似乎象是业余爱好者中间的职业运动员。在中国的政治中，人们并不长久地保持成为一个业余爱好者而仍然头脑冷静。所有这些年，孙夫人力促实行一项相当直截了当的路线，而这个路线后来证明是一项正确的路线。中产阶级的中国人，其主要特点是机会主义、动摇和走极端，因此孙夫人没有这方面的行为，就更是了不起。这是因为这种阶级的地位软弱而矛盾。不过孙夫人根本不是一个精明、有心计的人，而是感情容易冲动和慈善博爱。 　　这些年，她必须在所有方面实行自力更生，以及自我控制。这是小的时候她的新教徒母亲和父亲爱默生式的传统教给她的。没有这种训练，她永远不会有那种性格和勇气来使她能够同发生的任何事情相匹敌。 　　为了正确了解孙夫人，人们必须把她同蒋介石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以及他们的非人世所有的新孔教主义作一比较。国家元首应该让人一次又一次地研究他们的“头脑”，因为这种紧张大概要引起真正的神经错乱。蒋介石对待共产党人象是着了魔。他看到他们在每一丛灌木下面，因此，从不理解中国的客观形势。毫无疑问，斯大林在老年的时候也患了偏执狂性的神经错乱。正如泽利厄博士曾用科学的办法表明，人的头脑在几年的一段时间内不能忍受太多的紧张。 　　她最大的个人矛盾之一，是她天生羞怯、谦逊和过分敏感，而且甚至在还是一个女学生的时候，便不喜欢抛头露面。她同孙逸仙结婚的十年，她在所有的场合都同他一起公开露面，既以妻子的身份，也以他的秘书的身份。这是一个先驱者为了在中国的官员甚至不带妻子私下出去吃饭这样一个时代，使妇女走出蛰居之地而作出的努力的一部分。文森特·希恩在描述孙夫人1927年在莫斯科的时候说： 　　“孙夫人所苦恼的羞怯，我并不陌生；例如，我在英国人身上也看到过，特别是在艺术家或作家身上；但她是我经验中唯一如此感到苦恼而又畜意坚持到底的人。当她感到她有责任做某种涉及到公开露面的事时，她就做，虽然这种痛苦如此之大，以致她可能不得不随后卧床数日。在莫斯科，她把她所有的手绢都撕成了碎布条，而不得不换新手绢。” 　　他似乎没有认识到，当时她还由于那一年所经历的事情而神经受到严重的震惊。就这一点而言，即使1927——1928年仅在莫斯科逗留，也似乎足以在不止一种情况下造成精神崩溃，何况在那之前还有中国这段经历。 　　但是这种女性的羞怯有一种有利之处。她的娇弱是她坚强有力的一部分。正是这各圣淑贵妇的文静谦逊，打动了孙逸仙那一代人，从而使朋友和敌人方面的批评和敌意都解除了武装。其他个性的人不可能在中国历史上起这样的作用。她的作用比任何严酷有效率或肆无忌惮的风头主义要厉害十倍。如果她真的变得内心铁石心肠而可畏，她就会丧失那使她成为伟大的妇女的循循善诱的魅力。 　　用中国人的说法，她是一种阴阳力量相结合的个性，积极的和消极的性格、坚强和娇弱证辩地在她身上相互起作用。她需要有全面的特性，而不是片面的特性，而她拥有这一切特性。她年轻、无比的美丽、有头脑、机智、受过教育和请教徒的道德纪律训练，再加上谦逊和她说到孙逸仙时所说的热心学习。这些是柏拉图常常称之为他的理想的真善美。 　　她在她的个人生活中非常谨慎和有戒备，不让有任何引起诽谤的机会。她是凯撒的妻子和凯撒的遗孀，不仅不容受到谴责，而且不容被怀疑要受谴责。她的两个姐妹也以她们母亲教导的方式行事，从来不让人有机会对们的私生活进行公开的诽谤。 　　关于孙夫人有一件很奇怪的事：虽然她喜欢孩子，但是，谁也不会想把“母亲般”的字眼用到她身上。但是，她喜欢向病人提供忠告，随时准备向他们表示同情。她似乎永远年轻，即使到了中年。这种情况有时出现在意识到自己的美丽和妩媚的妇女身上。 　　孙夫人之所以是一位伟大的妇女，不是由于她所取得的成就，而是由于她所遇到的困难。在她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诱惑，而她不为所动。她一成为孙逸仙遣孀，各种各样的人想利用她。无论什么贿赂都有人向她表示愿意提供。她选择的是艰苦、孤独而满布荆棘的崎岖山路。 　　北京政府1949年成立，她受到了共产党人以及平民百姓的尊敬。她在五十六岁的时候就任了政府六个副主席之一，同共产党将军朱德、共产党理论家刘少奇(由于毛泽东1958年拒绝继续担任主席，主席由刘担任)、老国民党左翼将军李济深、年迈的爱国者张澜以及共产党在满洲的首脑高岗并列。高岗不久被共产党当作一个敌人罢免了职务，据说后来自杀了。 　　但是，孙夫人的困难生活还没有结束。她处于中国和印度、苏联之间冲突的支点上，强烈要求同印度和苏联保持友谊。从1954年起，她一直是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并在1951年得过斯大林和平奖金。她应各自的总理的邀请访问了印度、缅甸和巴基斯坦，出访了五十天，于1956年2月回到北京。尼赫鲁把她当作个人的朋友。(她在他坐牢的时候曾送给他我的《中国为建立民主制而努力》一书。他曾在印度出版此书时为之写过导言。)1956年，她访问了印度尼西亚，1957年11月访问了苏联，自从1913年从威士莱安毕业以后，她一直没有访问美国，但是，她是现在还住在中国的很少的几位美国人最亲密的朋友。可以说，她对苏联和美国不是按照它们的差异而是按照它们的相似之处来加以判断的。她确实有一种真实的国际主义观点，这在中国是很罕见的，因此成了某种奇迹。 　　她从1927年起始终至张同苏联合作，而且根据她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主张奉行一种国际主义的而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政策。 　　孙夫人的讲话和著作已汇编出版，她最近的一本书是《为建设一个新中国而斗争》。她办了她自己的以英文出版的杂志《中国建设》。 　　她原来在1938年建立的保卫中国同盟成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然后成为中国福利会。她是该会的主席，也是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从1949到1954年，她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员，而且从那时到1958年再次当选她家乡上海参加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她从1954年到1959年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她还是1954年12月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副主席。 　　亚洲人倾向于把妇女当作女神和圣者来崇拜。孙夫人使自己登上了受尊敬的宝座，而且一直没有从这个宝座上摔下来，尽管发生了一次接一次的地震。她始终非常富有人情味，生气勃勃，完全不是一个苍白、超然的圣者，虽然圣者一词用到她身上比用到其他任何人身上都多。但是，她以能使用孙逸仙的名字而深感自豪。在她看来，孙逸仙的名字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个不容许妄加评议的名字。几乎没有什么人很了解她，即使是她自己的姐妹，些不例外。 　　在一个丑恶而平庸的世界上，她成了一个高度传奇式的人物，而且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象在风暴和黑暗中的一座正直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灯塔屹立着。中国的政治确实丑恶，但她并没有离开它，而是处于战斗的中心。大概宋查理的女儿是第一个参加政治的“圣者”，因为圣女贞德是一个精神上的，不是政治上的领袖。     　　大概历史评论家们在某个遥远的将来会回头把孙逸仙夫人看作时代之谜之一，就象我们现在看待圣女贞德那样。他们会想知道，这个似非而是、在美国受教育、受到新教徒训练、有马克思主义头脑、带着儒家风范的贵妇人，有着基督徒的一切美德，成了最后一个圣者，而且是一个在政治中最神秘的圣者。她的头部四周有一圈光环，这是只有永垂不朽者才会有的。 　　真正的回答是：宋庆龄在一生中体现和象征着中国从四千年的中世纪精神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她的经历中，交织着她的时代的整个历史格局，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其余的世界。在时代的进化中，她是从佐治亚州梅肯到中国北京之间完整的一系列事物中不可欠缺的一环。 　　在年轻、貌美和娇弱方面有深邃的美学素养，加上必要时可以反抗整个世界的牢不可破的精神勇气，宋庆龄是以诗人和剧作家一定由于找不到实际材料而用想象力创造出来的品质塑造的。只要艺术长存，宋庆龄的事迹和她对拦在她道路上的撒旦进行的斗争也将不朽，就象我们这些英国血统的人铭记圣乔治和法国人铭记圣女贞德那样。 　　①加拉哈德是英国亚瑟王传说中的一个园桌武士，因其忠结与高贵而寻获圣盘。——译注 　　②：瓦利福奇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一村庄，华盛顿曾在这里指挥军队艰苦卓绝，度过困难的冬天。 　　 中国新女性/[美]海伦·福斯特·斯诺.—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