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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夫人和孔祥熙夫人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

孔家离开山西以后，在天津和北京住了几年。孙逸仙1925年去世，孔祥熙博士正住在北京。1926年他被要求去广州担任工业部长，并在宋子文到军队期间暂代理他的财政部长一职。但是，孔家一贯反共，这次任职只持续了几个月。 　　1927年孔家在蒋介石对汉口政府发动政变之后支持蒋介石，并迁居上海和南京。孔在南京当了蒋的第一任工业部长。 　　开头，宋子文支持他在汉口的姐姐，但后来去了上海，并暂时辞职。1928年他参加了蒋的政府，担任财政部长，而且在这一点上，他和孔祥熙、蒋介石本人之间有分歧，有争权夺利的矛盾。 　　据说主要是由于孔夫人精明和雄心勃勃的撮合，宋美龄于1927年11月1日同蒋介石结婚。 　　蒋介石同孙逸仙和国民党的联系，是蒋作为蒋清江的门徒和陈其美的追随者之一这种身份。同蒋一起的陈其美的追随者还有他的两个侄儿陈立夫和陈果夫。 　　1924年俄国人挑选蒋介石担任他们组建和资助的黄埔军校校长。当时认为他完全是个军人，没有强烈的政治主张，他可以在右翼和左翼分子之间充当联络人。出于同样的原因，让他负责指挥北伐军，虽然他当时假装非常效忠于加伦和鲍罗廷，以确保得到这个任命。 　　蒋没有他自己的部队，只有在何应钦领导下的第一军，何是蒋除了上述的陈氏兄弟以外唯一忠实的朋友，后来除第一军以外，所有军队都起来反抗蒋，到1927年8月，他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不得不暂时隐退到日本。后来他靠了上海资金的帮助，建立了他自己的军队。 　　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者认为，右翼自孙逸仙去世以后，就一直在秘密筹划利用他们同上海的联系来反对广州政府。不管怎样，在蒋介石到达上海而成功地进行了1927年4月12日的政变，完全改变了孙逸仙1922—1925年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政策的时候，计划早已经拟订好了。他没有外国的支持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因此，他切望通过同宋美龄结婚，来和外国利益建立联系，因为宋家同美国和英国的利益有很牢固的联系。他还希望以此同孙逸仙的遗孀保持联系。另一个原因是，他确实羡慕孙逸仙的婚姻，因此，设法以同孙夫人年轻美貌的妹妹结婚来加以效法。此外，他个人也为她所吸引。美龄当时肯定是一个希望领导这个国家政府的男人挑选妻子时所能找到的中国最有吸引力、最合格的年轻妇女。 　　美龄是1917年从韦尔斯利学院毕业回到上海的，虽然她已二十八岁，但是，她在回国后的十年里还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丈夫。她学习中文，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而且成为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委员。她还被要求参加上海第一童工委员会，而且从那以后一直保持了她对儿童福利的关心，充分发挥了她的能力。她过着很豪华的社交生活，似乎没有为政治思想所苦恼，虽然她到广州去看她姐姐孙逸仙夫人期间是面临这种问题的。 　　美龄是在一次拜访孙逸仙夫妇的时候被介绍给蒋介石的。后来的几年，蒋一直希望同她结婚，但是，孙夫人强烈反对。美龄同她的清教徒母亲住在上海的西摩路，母亲甚至不愿考虑蒋作女婿。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有妻子和小孩，虽然据说他已离了婚，而且据说，还有其他的男女暖昧关系有待切断。这位有强烈的新教徒良心的母亲，还可能对他上台所采取的方式感到震惊，因为那决不能说是不流血的事件。 　　最后，孔夫人劝导母亲表示了同意。婚礼是在订婚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赶忙进行的。显然没有把这件婚事告诉孙夫人，虽然八月份她正在上海经历她一生中的巨大危机之一。公众感到奇怪的是，婚礼没有为了对孙夫人威望和地位的尊敬而推迟几个月，因为已经让蒋等待了五年。据说宋子文反对这门亲事，但是，到最后，在仪式上把他的姐姐交给新郎的正是他。 　　婚礼在华丽饭店举行，是一次准外交活动，有一千三百名宾客，包括外国领事和司令官。台上挂了大幅孙逸仙的像，向他三鞠躬。很显然，这个婚事是蒋、外国化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保持联络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美龄是古老的中国传统中的人质，是家族和政治利益之间表示有诚意的一种保证。但蒋是一个生气勃勃而又漂亮的军官，有强烈的个性和无边的野心，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为什么这场婚事就不应该是双方的爱情结合。 　　在南京，蒋把招待和接触外国人的职责交给他的妻子，因为他不熟悉所要求的礼仪。蒋夫人这些日子里几乎总是在他接见外国人时充当她丈夫的翻译。作为同外国人的非正式联络，蒋的妻子是无价之宝，就象对她所期望的那样。这项任务她在以后所有困难的年代里总是出色地完成了，她提供了一个有着韦尔斯利学院的妩媚和优雅的现代门面，以粉饰本来可能被一些无知的外国人所视为的老式的军阀政权。除孙夫人以外的宋家人，也给蒋的政府提供了一种现代化的华丽光彩，虽然他们没有获得独立于蒋的军事力量之外的实际权力。他们积累了财富，他们成了蒋同银行界和外国利益之间的联络。 　　从1929年到1932年，蒋夫人是立法院成员，并在以后的年代里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四位妇女之一。她有一段时期是航空事务委员会的秘书长。 　　中国人认为她有四项主要的成就：一，在南京开办革命儿童学校，可以让大约五百名男孩和三百名女孩(均为死者的遗孤)在里面受教育；二、成立军官道德振兴协会，以基督教青年会的詹姆斯·黄为首，演出戏剧和音乐等娱乐活动，提供宣传海报，但不是用来介绍基督教；三、指导新生活运动；四，在抗日期间从事救济活动。应该再加上第五项成就，这项成就比所有其他各项加起来还要有作用得多，那就是：蒋夫人对美国人，包括新闻记者、国会议员和参议员，拥有真正的影响。要估价由于蒋夫人的缘故给了蒋介石政权多少美元的美国援助，是不可能的。如果她真的抛弃她的丈夫，要说服国会相信他应该得到他所已得到的援助，就绝对不会那么容易了。蒋夫人是那些派到中国来的使节同政府打交道的进身阶梯。事实上，她是所存在的“基督教集团”的中心，而且是它通向蒋介石的渠道。 　　“国民党能够得到那么多美国援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它同我们的关系是由非常典型美国化的中国人诸如宋子文和蒋夫人之类所掌握。” 　　弗兰克林·罗斯福对埃德加·斯诺说： 　　“我在开罗怎么也无法对蒋形成什么看法，我后来想到这件事时，我认识到，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蒋夫人对我谈到的她丈夫的情况和想法。她总是在场，转述所有的回答。我认识了她，但是，蒋这个家伙——我怎么也无法看透他。” 　　1927年以后，蒋夫人试图影响庆龄把她的威望提供给羽毛未丰的南京政权。反过来，庆龄也试图改变美龄的思想。但是，谁也没有成功。庆龄面向的是苏俄北极星。美龄是同美国联络的指路星和宋家王朝的中心。两姐妹各自以她自己的方式代表了中国的现代西方影响，但是，象有现代头脑的中国人总的来说四分五裂那样，各奔了东西。蒋夫人生于1901年4月1日，现在正是继续活跃的年华。在台湾，她成立了中国妇女反侵略同盟。 　　从1928年到1931年这个时期，国民政府组织松散，但没有迷失方向。蒋夫人有较大的想出新的主张并加以试行的自由。她无疑会希望使她的丈夫以及政府都信基督教。但是，1932年在中国落下了一道黑幕。妇女的活动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限制。人道主义处于低潮。 　　在此期间，孔夫人生了四个孩子：罗莎蒙德、戴维、詹尼特和路易斯。她住在上海和南京，总是同她的妹妹美龄保持密切关系。 　　弟弟宋子文在1917年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他娶的是一位出名的社交美女。在我住在菲律宾的碧瑶的时候，她曾来看过我。她长得很甜美可爱，生了三个娇媚、有天才的女儿。宋子文是个可爱而有创业精神的人，他有他吸引人的特点，就象他的姐姐们有她们自己吸引人的特点那样。在他的家庭关系方面，他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一个时期对庆龄忠心耿耿，另一个时期则献身于美龄和蔼龄。他是，孙逸仙夫人家族中唯一支持她和时常赞同她的观点的成员，虽然他象方向盘那样随着局势的改变而改变。从小他就比他的基他两个姐姐和兄弟们要开明，而且更亲近庆龄。庆龄对他这个弟弟很有感情，尽管在其他方面并不赞同他。 　　宋子文从大学出来后的第一项职业是担任汉冶萍煤铁工厂的秘书。新政府成立，他前往广州，担任商业部长、财政部长和中国的中央银行总裁。他为北伐安排财务，在汉口待了一段时间，但在汉口同蒋介石分裂辞去了职务。他从来不能惬意地适应蒋的政府，而是不断地在行政机构里来来去去，上台下台，同时，同他的姐夫孔祥熙也有某种冲突。 　　现代中国历史上最低潮时期，是从1938年到1935年。大地笼罩了一片乌云，正如根据当时在那里的生活我可以说的那样，时局确实非常黑暗。空气窒息得无法呼吸。事实证明，这是暴风雨前的雷云。中国称之为他们的“法西斯”时期。这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欧洲践踏自由是同一个时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巧合。在远东，日本正在入侵华北。 　　在此期间，在1933年，宋子文辞去了所有职务，只保留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职务。蒋希望加紧进行反共内战，为此而动用了几乎全部政府财政。子文反对他的这个预算，反对他拒绝采取抗日措施以及反对他总的思想。子文仍然担任中国银行行长，但是，在他1938年担任国家航空事务委员会的首脑之前，没有回到政府任职，后来他担任外交部长，驻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宋子文干得很出色，使政府的财政实行了现代化，拟订了关税自主办法，取消了厘金税以及各种各样诸如此类的过时的税收办法。后来孔祥熙接任财政部长，又使中国回到了土钱庄老路，同蒋介石保持了一致。 　　子文由于忍受不了而离开了政府。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姐姐们却以他们亲英美的方针经历了那个时代而保全了下来。她们可能作好了为保全下来而最后求助于采取危害很大的措施的准备。在1932年，孙夫人感到惊骇的是，她的姐姐孔夫人作为墨索里尼的客人在意大利待了三个星期，好象中国早已参加了一个预谋中的轴心。1933年张学良和端纳以及其他许多中国人一起，也去了意大利和德国朝圣。在中国人看来，任何反共的东西都是值得研究的。希特勒的发迹在一些中国人当中引起了对纳粹和法西斯主义极大的兴趣。国民党政府在他们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钦佩方面非常狂热，而且受到一些德国纳粹顾问的影响。孙夫人的朋友和同情者此时正在如此受到暗杀或处决，连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国军阀也感到震惊。 　　少帅张学良在1934年初带着赞扬墨索里尼的新生活的报告回国。端纳当了蒋的顾问。为了模仿法西斯思想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蒋把发起这个运动归功于自己，但是，蒋夫人当了妇女部的主任，大多数组织工作是她花了精力的结果。这项计划可以在霍林顿·董所著经审定的《蒋介石》传记里读到：孔教的四项道德得到推荐。蒋说：“通过遵守这些道德，希望社会和公务方面的混乱局面会得到补救，人们会更加有军事头脑。”同墨索里尼回到凯撒、希特勒回到神话中至高无上的神沃顿一样，蒋试图重新尊崇孔夫子，但目的是为了使中国军事化。 　　新生活运动有两个阶段：一、恢复以礼义廉耻这四项原则为基础的古代孔教思想；二、发动清洁运动。蒋夫人为之全力以赴的就是这个运动。陈氏兄弟强烈支持尊孔运动，这个运动意味着使蒋夫人这样的妇女回到蛰居隐退的生活。 　　尊孔原则之一的“礼”，在《礼记》里作了规定，是一条使妇女在家长制家庭中保持处于囚犯地位的原则。但蒋夫人并不尊守这一条，而是伴随她丈夫进行各种各样的旅行，传播智慧的信息，在这些旅行中，她召集官员们的妻子、使节们的妻子开会，要求她们帮助进行工作，开展诸如反对抽鸦片运动等改革。端纳是她私人的顾问。为她捧场，把她第一次树为知名人物的就是他。对于一般中国人来说，被他们看成几乎是一个外国人的蒋夫人赞助信奉孔教思想的事业，是极端自相矛盾的。 　　在新生活运动开始以前，陈氏两兄弟已经控制了国民党的政治机器。开展这个运动，他们的新孔教思想得到了发展。陈立夫和陈果夫从早期在上海的日子起就一直是蒋所受到的主要政治影响，那时他们三人都是陈氏兄弟的叔叔陈其美的门徒。他们三人老早就设法恢复和平与秩序方面效法曾国藩。曾国藩教导他们，孔教思想是中国摧毁新思想的最佳武器。 　　但是，宋氏集团和陈氏集团是互相为敌的，这就是说，国民党机器反对宋家，特别是反对蒋夫人和宋子文。这对蒋夫人来说是很大的赞扬，因为由于他们反对她，许多人都来支持她。他们不仅试图破坏她对她丈夫的影响，而且试图让她完全靠边站。他们希望把她放逐到美国去，就象他们把孙夫人放逐到上海那样。一般来说，他们把所有现代的妇女都看成是危险的，她们有数百名已被陈氏机器所监禁或枪毙。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将使读者对他们的特殊的新孔教新生活有某种概念。     　　蒋夫人在中国的地位是艰难的，神经的紧张是可怕的。依违于美国和中国这两种文明之间，她生活在一无所成的边缘。只有以宋家健全结实的原料塑造、从小受过新教徒自力更生和自我控制训练的一个妇女，才能象她那样长期坚持下来，但是到最后，她的健康由于紧张和不安全而垮了。在某种意义上，她比孙夫人更孤独。孙夫人在自由派当中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尽管他们不敢说出他们的想法，但蒋夫人确实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追随者，甚至也没有一批宫庭私党。除了她的宋氏家族和她的丈夫以外，她所有的只是一些外国人和使节，例如端纳、G·谢泼德和乔治·菲奇。如果她会同她的丈夫有任何分歧，她是不能指望他的。她丈夫是政府的首脑，而她是同外国人关系而言的关键人物。如果没有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在她的周围，以她为中心，她决不可能发挥作用，但是，这本来是决不会得到陈氏兄弟或其他任何集团的许可的。她有足够的勇气，进取心和智慧，但是，没有一个群众基础来据以开展活动。 　　蒋夫人亲美反日，但是除以此外，很难搞清楚她的政治原则是什么，只知道她是反共的，而这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看法。几年前，她在加拿大有过一次讲话，要求谨防把民主同“暴民政治”(意思是暴民统治)混为一谈。 　　一个中间派、妇女或是基督徒人道主义，在国民党政府里面是不可能有什么地位的。仍然对蒋夫人敞开的唯一领域，就是从事无害的改革，例如，开展清洁运动和组织战争救济，再加上作为同外国人联络的公共关系人员。她从来不是一个政界人物，也不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虽然她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而且表情还很动人。通过美国的影响，她曾短时间地担任航空事务委员会秘书长。 　　蒋夫人一生最富于戏剧性的时刻是1936年l2月12日，张学良在西安逮捕了她丈夫，把他关押了起来。张学良同法西斯主义的调情时间短促，而且令人失望。他访问墨索里尼回国，开始在满州的学生和军官当中组织了一个法西斯主义青年组织。但是，正是这些在北京的学生在1935年年底发动了反法西斯学生运动，并使这位少帅及其军官们转变成反法西斯主义者。自从日本人在1931年接管他们的世袭地盘满州以来，他们始终是抗日派。他们是国民党员。他们现在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制订民主的、动员人民的办法以及同共产党人携起手来抵抗日本侵略。1935年12月愤慨的学生也要求采取这些措施。 　　端纳和詹姆斯·黄上校是道德重振协会成员。他们立即乘飞机去西安，并报告说蒋还活着。但是，在此期间，蒋夫人一直阻止何应钦将军轰炸西安。何应钦是她丈夫除陈氏兄弟之外的唯一毕生忠实的朋友。她最后同她的弟弟宋子文一起乘飞机到了西安，把蒋介石同少帅一起接回来。这位少帅愚蠢地把头往他敌人的绞索里伸。他被就地软禁。在这些日子里，蒋夫人显示她自己在非常复杂的局势中是一个真正有管理才能的人，当时的局势如此复杂，这整个故事可能永远也说不清。 　　西安事变对蒋夫人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就象它对除蒋介石本人以外的其他中国人所产生的影响那样。蒋介石的思想在1927年就固定和封闭了，在那之后的政策改变只不过是策略。 　　西安事变之后，在1937年7月爆发了对日本的战争，展开了蒋夫人生涯中最繁忙的时期，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1939年。1932年动用了空军打内战，到1937年已有飞机两百架。在同日本交战之前，空军曾被用来轰炸和扫射红军和农村的妇女和儿童。蒋夫人现在放弃了她在航空委员会的职务，而开始从事动员老百姓志愿人员和宣扬政府方面的任何人这样一种最佳的个人工作之一，虽然她处处都受阻挠，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 　　1937年8月1日，蒋夫人把新生活运动的妇女召集在一起，成立了中华全国妇女战争救济协会，有五十名理事，但是，在一年以后，她放弃她的其他活动而集中力量从事组织妇女的工作之前，没有发挥多大作用。 　　1938年5月20日，她召开了一次妇女会议，成立了妇女顾问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是以新生活运动的成员资格为基础。在四十名委员中有她的姐姐孔夫人、冯玉祥夫人和周恩来的妻子。周恩来是在西安事变期间同延安保持联络的那位共产党人。威廉·王女士是秘书。它设有七个地区组，开办了小规模的妇女训练班，但是在1939年以后，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因为抗日运动由于中国的反民主分子方面通常考虑自己的生存而受到了阻止。这些分子总是更有兴趣于同“共产党人”(包括所有反对他们的人)作战，而不是同日本人作战。 　　1938年，蒋夫人还建立了有关孤儿的全国难童联合会，抚养了二万到二万五千名儿童。在这项工作中，同她的姐姐孙夫人进行了某种合作。孙夫人通过她自己的中国保卫同盟开办了孤儿院。两人都从设在纽约的同统一救济中国组织有联系的援华理事会得到她们的主要经费。孙夫人还在共产党领土、在延安开办了十四所托儿所，并在那些地区开办医院。蒋夫人的“战争遗孤托儿所”也有一个设在延安。 　　为在中国的统一救济中国组织工作的妇女有蒋夫人和孙夫人(她们是顾问委员会的两主席)、威廉·王夫人、燕京大学的梅夫人、马里恩·杨博士、吴贻芳博士、抗立武夫人、儿童福利委员会秘书诺拉·择香朱夫人、丁桂林小姐、内利·李小姐、陈其仪小姐、霍默·刘夫人、张夫人、刘德微小姐，周石莲小姐、鲁思·陈诚夫人、史宝琛小姐、张晓梅小姐。 　　在此期间，孔祥熙博士和夫人继续进行全国儿童福利联合会的工作。联合会是他们创办的，是中国这类组织中年代最久的。在上海，孔夫人用她私人的钱购买了救护车、卡车，向医院提供药品，并且负责出售战争公债。她甚至开始发表演说，而这是她同她的妹妹孙夫人一样不喜欢做的事情。孔夫人从上海搬到汉口，但是，从汉口却搬到了香港，而不是首都重庆。在香港，她是伤员之友组织的主席，伤员之友组织有她的两个姐妹的支持。 　　在1938年以前，宋氏姐妹意见一致的唯一主题是除了抗日之外的儿童福利和办孤儿院。这时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此事当时就很激动人，现在回想起来感到更加重要了。1938年，三姐妹联合支持在中国创办工业合作社的主张，而且宋子文和孔祥熙(他们当时在其他问题上彼此剑拔弩张)也同意发起这项新计划。此事一出现，我就断定，中国有希望，日本定会输掉这场战争。“工合”(当时就是这样叫的)是三姐妹在1927年之后共同合作的第一个实际的项目。我认为她们在1927年以后在一起拍的第一批照片之一是1940年在一面“工合”招牌前面的那张，当时她们正在视察这些合作社。孙夫人从1927年到1940年一直严格地保持不同蒋介石的政府发生关系，而且还断绝了同她的亲属的来往。1940年三姐妹在香港聚会在一起，然后一起乘飞机到重庆，在那里拍了上述的照片。 　　要不是有蒋夫人和孔夫人，毫无疑问，政府决不会允许象工业合作社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主张具有实体。我听到的故事是这样的：当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向蒋夫人提出工合主张时，她立即看到了它的价值。当孔博士拒绝考虑这个主张时，她突然哭了起来。后来孔夫人斥责了她的丈夫，他最后回心转意，也给予了支持；他说，他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会拯救农村姑娘的贞洁，使她们保持不到城市里去。 　　我最好在这里也记录下我自己对这件事所起的作用。在那之前的几个星期，我好几个晚上没有合眼，试图想出个办法，使这个“工合”计划得到实施。我现在记得，我当时确实不得不开动我的脑筋。走错任何一步，就会意味着这个主张还没有开头就取消了。我得出的结论是，宋氏姐妹是唯一的答案，其中，孔夫人会是那个唯一看出它的用处的人，因为她是唯一对中国的工业感兴趣的。我提出这个主张受到了人们的讥笑，因为据说合作社会同孔家工业竞争，而当时孔夫人正成为各方批评的目标，主要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她积攒的财产超过了一个中国女性被认为适宜于拥有的程度。我被告知，如果孔夫人支持“工合”，别人谁也不会参加进去，等等，等等，就象暹罗国王常常说的那样，我被告知，孙夫人不会允许由于同孔氏计划发生联系而沾污她的名字。显然，蒋夫人是关键人物——但是每一个人都说，她决不会懂得工业合作社是什么，如果她懂得，她就会认为它是一个共产党的想法，等等，等等。如果她没有这样看，蒋介石会这样看，从而加以取缔。 　　但是，我决心使宋氏姐妹支持这个主张，而且还决心使美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夫人来发起这件事。我甚至梦想罗斯福总统会向“工合”运动提供一笔贷款，目的是建立战时工业，使中国的难民能够自给自足。不管怎样，英国大使同意在汉口向宋氏姐妹提供这个主张。孔博士拨出了五百万美元的政府资金来开展“工合”运动，并担任了它的主席，孔夫人和蒋夫人成为顾问，宋子文参加了委员会，而在香港的孙夫人参加发起了这个主张。我所认识的中国人都为之目瞪口呆。他们无法理解此事。 　　要不是还有一个事实，所有这一切都会是白费劲——这个事实在1938年是怎么想入非非也不会想到的。1955年整个中国的整个手工业，不管是在城市的还是在农村的，都开始自发地组成合作社，虽然大工厂要么是国营，要么是公私合营。“工合”运动在1938年制订了蓝图，而且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一些共产党地区，作出了范例。 　　美国公众第一次看到，蒋夫人是在她在这里被当作正在同日本作战的中国人民的非正式代表接待的时候，那是在1942年和1943年，当时她是来纽约的长老会总医院治病的。她是第一个向国会两院发表演说的普通公民，她在国会使人有了一个很好的印象，一直到今天都还是这样。她在白宫同罗斯福一家在一起待过三次。拉瓜迪亚市长在纽约为她举行了一次群众向她“抛彩色纸带”以示热烈欢迎的招待会。她在整个美国作了一次引人注目和凯旋式的游历。 　　蒋夫人在1948年再次回到美国，为蒋介石要求援助，但这次她只被当作普通公民接待。她待了十四个月，直到1950年1月10日。在此期间，共产党人及其盟友接管了整个中国，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1950年蒋夫人乘飞机前往台湾，以便对在北京建立的不断取得胜利的左翼政府进行最后一战。她在启程时通过电台发表的告别讲话中激烈攻击了这个政府。同时，她的姐姐孙夫人也在谴责台湾，并被选为北京政府的副主席。 　　宋氏姐妹的未来决不会象过去那样丰富多彩，但如果她们的未来以一个平淡无奇的方式结束的话，那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所有矛盾都进行了较量，宋氏姐妹正好处于这场战斗的中心。蒋夫人从未使用的一根大棒就是抛弃她的丈夫，虽然有谣传说，她可能会做这样一件事情，如果蒋在她1943年到美国来的时候出卖给日本人的话。这是她当时从各个方面都受到了热情接待的一个原因。 　　北京政府不久前表示愿意让蒋介石当台湾省省长。如果他们表示愿意给蒋夫人这个职务，那可能就被接受下来了，因为她不会希望在原子时代看到中国和美国交战，即使是为了台湾。但是，蒋一直指望苏联和美国之间发生战争，作为他返回大陆的最后希望。 　　美龄和蔼龄的王国已到了闭幕的时候，而庆龄则再次进入了她自己的王国，成为中国最高级的妇女。正是一度在中国的海岸边自我流亡了一个世代的温顺谦逊的庆龄继承了中国大地。她的姐妹们必须使她们自己满足于在美国从事房地产投资。 　　孔家在抗日战争后成了移居美国的亡命者，他们在纽约市附近的里弗代尔有一个家。据说孔夫人得了一种可能永远痊愈不了的病。据说蒋夫人身体已经康复，心情愉快。她有时去拜访孔家，她同他们一向很亲密，因为她没有生育她自己的孩子。 　　没有什么故事比得上宋氏姐妹的故事。只有中国能够使这样一个局面成为可能。而且结局还没有完。她们具有演出历史性戏剧的天赋，使得即使是沉默也充满着悬念。蒋夫人自1950年以来就一直保持沉默。 　　 中国新女性/[美]海伦·福斯特·斯诺.—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