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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冰心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

在冰心年轻的时候，她被认为是中国古典诗人所梦想的理想的妇女。批评家认为她具有自从文艺复兴开始以来最美的文学风格之一，而由于是一个贤妻良母，有着旧政体贵妇的精美容貌和风度而冲淡了这种天才。她甚至有过肺病，而这是在旧中国很受羡慕的，好象每个有肺病的美丽妇女都可以成为一个希腊神话中的卡米尔。他们羡慕肺病妇女又红又白的皮肤和柳条般、病弱无力的身材。没有任何西方人会相信这一点，但旧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采取一种肺病病人的姿态，以显示他们不能干体力活，就象他们把指甲留得长长的那样。 　　我认识冰心的时候，她苍白细嫩，是一个纤弱的美人。她的丈夫和朋友都担心她能不能活下来。但是，尽管经过所有那些麻烦和流亡的年月，她身体健壮了起来，于是她决定离开日本回到她的故土。她在那里受到了欢迎，1954年成为访问印度的代表团团员。她的丈夫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吴文藻。三十年代，他们同我和我的丈夫一样住在北京附近海淀的同一处住宅区。她当时以及许多年以后在公开的报纸上，通过她的作品成为少女和妇人的良师益友，向她们提供忠告。 　　谢冰心的真名叫婉莹，即谢婉莹。她出身一个富裕的家庭，使她拥有了一切有利的条件。她受到的彻底的古代典籍教育使她具有了一种有教养的古典文风。她在上完燕京大学之后，到韦尔斯利学院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在那里，她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一位青年学生吴文藻有了一段罗曼司。他是那样的爱她，除了保持长篇通信以外，每周都到波士顿去看她。他是江苏江阴人，离上海不远。他们的婚姻在全中国是有名的样板之一。从1926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她在燕京大学教中文，她丈夫是那里的社会学系主任。 　　在她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她写了她最有名的书，叫《寄小读者》。此书在二十年代成了中学青少年学生的一本手册，因为他们当时失落在新老世界之间的模糊境界里。她理解这类读者的感情和心理，因此他们都喜爱她。但是，使她有权得到名声的是她的诗，她是她那一代人中为首的女诗人。 　　除了林语堂，她是支持蒋介石反对中国自由主义势力的唯一重要的中国作家。但是，她的朋友告诉我，她从来不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她的丈夫也不是，他们都拒绝参加。他一直在北京附近的燕京大学任教，他们一直没有在政治方面进行什么活动，直到抗日战争开始，他们才在1938年到内地去帮助从事战争的工作。她当选为全国政治评议会成员，同她一起当选的还有九名或十名其他重要的妇女。她的丈夫被任命为重庆军事委员会的文化顾问。他是燕京第一位辞职而到重庆去从事爱国工作的教授。1936年他们双双回到美国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他当时是燕京大学的代表。战争结束后，他们被派到日本当中国军事代表团的顾问，而且保持这个职务一直到新政府成立后的某个时候。 　　在战争时期，冰心为妇女和少女写了很多作品，用的笔名是“男士”，意思是“男性学者”。目的是要从男性的角度来向她们提供忠告。在她的一系列文章中，她强调男人和妇女之间的差别(以古典的中国方式)，并强调做母亲的职责。她还用英文写诗，她的英语说得很好。 　　她的朋友们说，她喜爱她的家务工作，献身于她的丈夫和小孩。她性情温柔、厚道和沉静，不是一个好动的人。这又是对理想的妇女的标准要求。她讲话悦耳，很有教养。她个子高瘦，满头黑发，很有贵族风度。事实上，她使人想起顾恺之所画的士女之一。从我在她家参加几次宴会的情况可以看出，她首先是一位和蔼而有才能的女主人。在从孔教型妇女向现代妇女的困难过渡中，冰心一直给予中国青年妇女以启发，因为她优雅地、有效地完成了这种过渡。 　　1961年和1962年，冰心作为代表参加了在东京和开罗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并写文章谈到了她的这些经历。她和她的丈夫是中国的真正社会学的重要标志，是美国教育和友谊的花朵。但是，他们始终同中国的爱国主义合为一体，而她最后可以说站在了共产党一边。 　　下面这封冰心写的信，可以使人看到她的一些特点： 　　“1950年3月20日 　　于日本东京。 　　中国驻日本代表团。 　　“你2月20日的来信已在三星期以前收到。我很高兴听到你的情况，知道你们对中国、对中国妇女所作的工作感到兴趣。我给你寄来几份中文材料，是十五年前出版的《冰心全集》的前言。在它里面，我谈到了我怎么碰巧写作起来的一些情况。我将在这里谈一些我在我的前言中没有提到的我的生活情况。 　　我1900年10月5日生于我父母的家乡福建的福州。我七个月的时候，母亲和我自己就移居上海，以便离当时当一名海军舰长的父亲近一点。我三岁的时候，我们一起又搬到山东的芝罘，我的父亲被任命为那里的一所海军军校校长…… 　　“我从美国回来后，我专职任教直到我结婚，结婚后兼职任教。1936—1937年，是我丈夫的休假年，我们一起到美国和欧洲(大部分时间在欧洲)旅游，回国时取道俄国。我们是1937年6月29日抵达北京的，正好赶上中国战争!我们于1938年8月南下到云南的昆明，后来又在1940年10月到重庆。在重庆时，我被任命为人民政治评议会成员。我们后来在去北京途中回到了南京(那是1946年6月)，我的丈夫被要求参加中国代表团去日本，从此我们就来到了这里。 　　“我们有三个小孩，他们现在全部长大了。第一个是男孩，十九岁，接着的是两个女孩，十五岁和十二岁。 　　你希望知道我的家务工作和教学工作是否妨碍我的文学事业。我认为我从来没有把我的写作认真地看作是一个事业。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和教师，偶尔在闲暇的时候以某种文学体裁写点我有限的生活经历。因此，我从来不定期写作。在战争期间，我们为生计所迫，我常常赶出一些东西来满足我们的需要(例如，我的那本小书《关于妇女》是在我老是发烧，而且两个月后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儿子送到南开中学学习而不得不付很高的学费的时候写的)。不幸的是，我的作品总是供不应求。除了财政压力的原因以外，我还常常为我的当报纸或杂志编辑的朋友写东西。那始终是我无法加以抗拒的压力。我现在在日本仍在为日本的报纸这样做。现在我的孩子长大了，我想我要把写作当作一个事业来做了，但只有在我对我自己的人民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且成为其中之一之后。 　　“在东京的生活是很有趣的。我有很多的事情来使我老是忙不过来。我现在在东京大学(以前的东京帝国大学)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不过只是每周讲一次，为的是同日本青年保持接触。但由于讲不来和读不了日文，仍有很大的不便。 　　我很遗憾不能给你全部列出我的著作，因为它们大多是短文章，散见于不同的报纸杂志上。我丢失了开头的一半我在战争期间汇集的剪报。战后，我不想再剪了!但我给你寄来一张刚好在我身边的开明书店的广告。你可以找到上面列出的我的一些作品。 　　“这次就到此为止。你身体好吗?我们上次见面之后这一向你一直在干什么。我的丈夫向你致以最热烈的问候。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为燕京新闻系举行的一次宴会?你和我的丈夫对某个问题展开了争论，后来我们全都参加了进来，我们过了一个争得那么厉害而又非常有趣的夜晚。我多么想念那些幸福愉快的过去的日子! 　　你诚挚的朋友 　　(谢冰心)” 　　下面是冰心1950年从东京寄给我的个人的生平： 　　“我是一个孤独的孩子。我生活在大海附近芝罘的山东。我三四岁的时候，整天看到的是深蓝色的山、无边的海、穿蓝色制服的水兵和灰色的军舰。我听到的是山上吹来的风、大海的沙沙低语、大声的口令以及一早一晚吹响的军号。这种单调生活使得我的思想的发展不同于其他女孩。我在海边和山下玩耍。我同水兵做朋友。我四岁的时候，我母亲开始教我认字，但我不感兴趣。她有一次把我关在一间屋子里，坚持要我学习，我则极力要想出去。父亲在外面往桌子上抽鞭子来吓唬我，鞭子没有打在我身上；它也未能去掉我到处跑的习惯。 　　“下雨刮风的日子，我不能出去，我求母亲和我的保姆给我讲一些故事。我听了《老虎姨》、《蛇新郎》、《牛郎织女》以及其他的故事之后，还想听更多的故事。这时我已学会了二三百字，我的第一个弟弟出世了。母亲不再教我了。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负起了这个责任。舅舅知道我爱听故事。他答应每天晚饭后完成了作业给我讲一些故事，他给我讲的第一个故事是《三国》。我听这个故事比听《牛郎织女》要喜爱得的多。我非常爱听，以致都不想去睡觉。每天晚上，我的保姆不得不百般哄我脱掉我的鞋子和衣服，同时我则哭着不肯去睡。但是，我白天更努力做我的功课。舅舅这时有了工作。他忙起来，我的听故事和功课也就中断下来，有时一连中断五六天。我等得很焦急。每天晚上徘徊在他的书桌旁边，但他不理会我的意思。最后我只好拿起《三国》自己读起来。当时我才七岁。 　　“我不能完全读懂。但我能猜到许多经常出现的字的意思。我越读，越懂，就更加感到有兴趣。读完《三国》，我又读《水浒传》和《聊斋志异》。 　　“我父亲的朋友感到很有趣，一个七岁的小孩能读《三国》，讲里面的故事。父亲每次带我上他的军舰，他的朋友常常让我坐在一张圆桌中间，要我讲《三国》。他们把他们读的小说给我。其中大部分是林纾翻译的商务印书馆出的小说，例如：《孝女耐儿传》、《滑稽外史》和《块肉余生述》。我总是高高兴兴连蹦带跳地离开军舰，后面跟着的水兵拿着一大包小说。 　　“我开始写故事，但我没有写完我的任何一本小说，这些小说或多或少有点象《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或是《聊斋志异》。 　　“我接着读我在书背后的广告上发现的书。我买的是那些只花一角或二角钱的书。这时我正学造句和写短篇作文。我写一篇好作文，我的教师便在我的纸上写：赏一角钱。为了买小说，我作文非常努力。我如此着迷于我的阅读，我放弃了到海滩玩耍。我头发不梳，脸也不洗。我一边读，一边又哭又笑。我母亲担心起来了。她催我出去玩耍，但我不去。有一次她夺去我的书——一本讲鬼的故事——把它撕成了两半。我犹豫了一下，但走了过去，拾起被撕裂的书，又读了起来。母亲忍不住哭了。 　　“我舅舅是同盟会(孙逸仙博士过去组织的革命联盟)的会员。他的朋友常常从南方用茶叶罐或其他食品罐头给他寄禁书。我在夜里在没有人在旁边的时候也读这种书。慢慢地我也关心起时局了。接着我看上海的报纸。我看报，同时也读小说，老的新的都读。我十一岁的时候，读完了所有那一系列翻译的小说，以及象《到西方去旅行》之类的书。在这些书中，我最不喜爱的是《红楼梦》，认为它最没有意思。 　　“十岁的时候有另一个舅舅(我母亲的表兄弟)教我。他第一次看见我就赞扬我，赞扬我知识丰富。在我开始读小说的时候，我还注意读到处书写的东西，例如：人们客厅里的对联、庙宇里的碑文以及甚至糖果包装纸和香烟盒上的画片。我能记住很多谚语。所有这一切丰富了我的词汇。我同我的新老师相处了几天之后，他劝我选择好书读。于是四书之一的《左传》和《唐诗》加到了我通常诵读的中国书里面。我还读新旧文体的论文，包括梁启超论自由的书。 　　“我的新老师王先生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好老师。由于他的指导，我开始热爱诗歌，对小说不那么热心了。我学对对子和研究诗律。父亲和他的朋友举行他们的诗社集会时也允许我听他们作诗。我开始写一二首古诗，对我的功课非常热爱。我把大部分小说搁在了一边，因为我都看过了。 　　“1911年革命期间，我的家庭取道回南方。我们到达了福州，在那里我的祖父搜集了大量的图书，把我整天吸引到了他的书斋和他身边。他因为我对书有兴趣而更加爱我。但是，小孩毕竟是小孩。我在生活中第一次同我的表姐妹以及其他女孩子有了接触。我感到很喜爱她们，对书就不那么感兴趣了。我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几个月。基本的科学知识扩大了我的视野。 　　“1913年我的家庭迁往北京。这年我没有上学。我读了象《妇女杂志》、《新月刊》之类的杂志。我的弟弟们上学后回家来，我讲故事给他们听，我用所有这些博杂的阅读作为原材料编排故事，他们喜欢听我的故事，很受故事的感动。 　　在一年里面，我给他们讲了三百多个故事。我写了一些故事，但没有完成。我现在还记得，有一篇写的是一位女侦探家，另一篇叫《自由之花》，是关于一个女革命家的故事。 　　“1914年我进入北京一个教会学校。学校要求很严格，我不得不非常用功。 　　“在中学四年，我没有怎么读课外的东西。(我喜爱用古文写的短文和短篇小说。)我学会了讲一点英语，慢慢地基督教成了我的‘爱的哲学’。 　　我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开始写作。当时我在附属于燕京大学的联合女子学院学习，该学院名叫燕大女子学院。五四运动期间，我同我的第二个弟弟一起在德国医院里。妇女学院的学生会把我叫回学校担任秘书。我还被选为妇女学生联合会宣传部的主任。联合会要求我们除了我们联合会的报纸以外还要在其他报纸刊登我们的作品。我设法给北京《晨报》副刊投稿，因为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在那里当编辑。我开始用白话——口头语言——写作。我用的名字是谢婉莹。我写的东西是为妇女学生联合会写的。 　　“我表兄放园认为我能写，于是他给我送来许多种新杂志，象《新潮》、《新青年》、《改造》等等。我再次对课外阅读感到兴趣。我从书本和报纸上认识了杜威和罗素。我还认识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我发现小说里有哲学。我对小说的热爱又复活了。我写了一部小说《两个家庭》，胆怯地把小说交给表兄刘放园，用的笔名是冰心。因为这两个字容易写，也因为它们是我的名字莹的涵意，所以我选择了这个笔名。此外，我害怕人们可能取笑我，批评我。 　　“我很高兴看到我自己的这篇作品登在报纸上。我的表兄鼓励我再写。我继续写，每周都发表些东西。大部分是关于某一个问题的小说。 　　“接着，我对我的学校功课失去了兴趣，课一上完就把我的教课书撇在了一边。我脑子里想的唯一东西就是写小说。在我写完了我周围的所有问题之后，所有留在我记忆里的东西活生生地回到脑海里来了。我幸福的童年、大海、扛枪的士兵，全都成了我的材料。我把某种一知半解、残缺不全和肤浅的哲学同我的回忆结合在一起。我的第二阶段——1920年到1921年——的著作就是这样的作品。例如在短篇小说方面，我写了《国旗》、《鱼儿》和《一个不重要的兵丁》。在散文方面，我写了《无限之生的界线》、《问答词》等等。 　　我的书《繁星》和《春水》并不是诗歌。至少我没有打算写诗。我不理解新诗(白话诗)。我对它有怀疑，不敢尝试。我想诗的核心应该是它的内容，而不是它的形式。我写《繁星》是模仿泰戈尔的“飞鸟集”以搜集我的残缺不全时思绪。 　　“由于北京《晨报》文学专页的一位记者的鼓励，我决定写诗。1921年6月3日，我在香山为文学专页写了《可爱的》。 　　“我逐渐胆大起来。几个月以后，我写了一些象诗那样的片断：《病的诗人》。这是押韵的。我感到，如果有可能就应该有韵。我后来写得更多了，但是，没有一首是我满意的。 　　“同年(1921年)文学研究会的人出版了《小说月报》。我常在它上面发表作品。它们主要是象《笑》、《超人》、《孤独》等等之类的小说。思想与人没有多大的不同，但我感到我比较有驾御文学的能力。 　　“1923年秋，我前往美国。接着我对写通讯而不是小说感到兴趣。我觉得，写信，有一个你为之写信的人，你的感情可以更为具体。同时也更为自由。你可以写片断的、有趣的东西。结果，在我在美国的三年逗留期间，我给青少年读者写了二十九封信。我本来打算写得象一个小孩天真地谈话那样，但是我越写就越不象，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失败，但是，我随意地记录了在国外三年的经历和我生病时的感情。我很高兴写了这种东西。 　　“在这个时期，除了信，我写了一些小说，还有很少的几首诗……在美国的最后一年，我大部分时间用来把中国诗译成英文。我没有写多少东西。 　　“我在1926年回到中国。从那个时候到1929年我没有写一个字。要是写了的话，那就是象《我的爱，归来，我的爱》那样的一二首诗，以及为我的书《过去的事件》写的前言。我当时忙于教学。我的家在上海。我的假期都花在到藻(吴文藻)那里去和从那里回来以及同他通信，他当时在国外。这些信现在仍在他的皮箱里。 　　“我们是在1929年6月结的婚。那年我母亲和他的父亲去世了。这时我们日子都很艰难。我只写了两篇小说：《三年》和《第一个晚会》。 　　“我休息了一年。1931年2月，我的儿子聪生出生。这一年，我写了《乡离》，翻译了《先知》。我写《南归》纪念我的母亲。 　　“这些并不是我所写的全部。但我可以按思想、写作时期、风格和出版情况，把我的作品分成三类： 　　一，小说——《两个家庭》等，总共二十九部。 　　二，诗歌——《迎神曲》等，总共三十四首。 　　三，散文——《遥致印度哲人》、《泰戈尔》、《梦》、《到青龙桥去》、《南归》等，总共十一篇；还有在《往事》中的三十篇、在《致小读者》中的二十九篇以及在《山中记事》中的十篇。 　　“这些大致就是我认为值得一提的全部作品。 　　“我回顾我十年来所写的东西和在中国的文学生活，我感到我好象是一个老年卖花人，挑了一担早春的一些纤弱的花朵，而且现在正在途中歇息。当我擦掉汗水的时候，我看见许多年轻而能干的园丁肩挑美丽的花朵和红熟的果实，正在向前赶路，快速地从我身边走过去。我感到惊奇，我羡慕他们。我也感到伤心。但是，我希望努力工作。我知道我自己的弱点和力量。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丰富的激情。但是，我有坚定的信心和深刻的同情心。我珍贵我的平凡的花园。我希望为平凡的人们种植一些平凡的花朵…… 　　“我知道，我在写散文方面较有才能，而不是在写诗方面。我知道，我对儿童的天真无邪比对成人的复杂心理了解得更多。我将来将多写关于儿童的作品，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 　　“当我回顾我过去所有的作品时，我是多么怀念我的母亲，她一向带着微笑阅读我的手稿。虽然我不愿让任何人看我没有发表的手稿，但我每次完成了写作都拿给我母亲看。她是我最诚实和真挚的批评者。她常常指出我在措词方面的错误。如果她现在还在这里同我一起，她会很高兴看到我回顾我过去十年的著作。现在我所有家庭的成员都东离西散。母亲，愿上帝赐福于你。 　　“我整个一生只希望有孩子们跟随着我。我希望生活在孩子们中间。” 　　 中国新女性/[美]海伦·福斯特·斯诺.—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