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海伦·福斯特·斯诺 > 其他资料

小说家丁玲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

小说家丁玲个人的历史，为从过去走过来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妇女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背景。它显示了家长制的崩溃和过渡过程中的无政府混乱。在十多岁的时候，丁玲就已经成为她那时代的“火红青年”的化身。她是我在中国碰见的少数个人主义者之一，虽然她更倾向于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共产党人，我想，现时的清教徒式共产党人认为她这种类型的人过的是古怪的自由奔放的生活，因此对她不以为然。1957年丁玲被指责为“右派”，而且据说，她曾经是共产党老党员。她曾发表谈话说，一个作家首先需要“写好一本书’，这显然被认为是危险的个人主义。她基本上是一个叛逆者，反对压制妇女，而且决心在各个方面都保持自由。丁玲和胡风被开除出作家协会，但没有受到监禁。有消息说，她被流放到国外。 　　虽然她的风格已成过去，但是她大概仍然是1917年开始的现代文学举动的最佳女小说家。她在失宠之前还是最受欢迎的人，现在也仍然在历史上被列为写妇女的中国最重要的小说作家。1951年她的书《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赢得了斯大林奖金，被翻译成十三种文字。这是她1946——1947年参加一个土改工作队的经历的产物。这本书翻译成了英文，还有她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水》以及一些短篇小说也译成了英文。 　　在奥尔加·兰关于在中国学生中间最受欢迎的作家的研究中，丁玲同鲁迅、巴金、茅盾和郭沫若一起排在了最前面，其他这几个都是男性。批评家鲁迅把她排列如下：“茅盾、丁玲女士、郭沫若、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和萧军，大概是现代文化运动开始以来所出现的最佳作家。这些名字既包括最佳短篇小说作家，也包括小说家。丁玲是名单中唯一的妇女。 　　作为一个作家，丁玲第一个直率描写一个少女的内心感情和心理。她的暴露使公众如此惊骇，她一夜之间突然成了名人。这是由于在1927年写的小说而出现的，这部小说名叫《莎菲女士的日记》，莎菲是一个取了个外国名字的姑娘，取外国名字是当时中国的风尚。 　　丁玲不止在一个领域是先驱者。她十三岁的时候举行了一次个人的反叛，反对“大家庭”制度，并曾领导周南女子中学参加一次示威运动，包围了湖南省议会会场，要求男女同工同酬，有继承产业的权利。这些姑娘们用写了标语的旗杆敲打议员的脑袋，直到他们同意请愿的内容。 　　但是妇女运动对这位富于战斗性的湖南人来说是小事一件。她接着坚持要求进一所男孩子的中学念书，于是以成为长沙第一个男女同校学生而使省会感到震惊。然后，在使她家乡所在的省份受到搅动之后，这场风暴北上转移到上海，以寻求更广阔的施展天地。虽然她在上海的教师都是中国第一流的共产党人，但是，这位永远的叛逆者，是不容易让人收归为信徒的。相反，她在1922年成了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是支持工厂女工举行罢工以要求改善条件的第一批女学生之一。中国一开始有电影，她又决定成为第一批电影明星之一。但是没有成功，“丁玲”就是她为此目的而取的名字。 　　丁玲1930年在编辑文学杂志《北斗》的时候发动了新现实主义文学运动。这个倾向成了主导的倾向。她是倡导者之一，而且一度被认为是所谓“普罗”作家中最成功的，那就是说，在那些以城市工人阶级为主题的作家当中最成功的作家。从监狱释放以后，丁玲是第一批于1936年10月通过军队的封锁从事危险旅行到达陕北的人。 　　日本人入侵一开始，她组织了一个为前线服务剧团，奔赴前线同在山西战斗的军队在一起。她还编辑《解放日报》的文学副刊。 　　这场战争过后，她在延安大学和华北大学任教，并担任陕甘宁政务委员会的委员。她在1949年一完成了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即赶赴欧洲作为代表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与此同时，她训练和教导华北的工人农民和学生当中的青年作家。 　　1949年以后，丁玲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辑部主任。1957年她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的时候，这些职务都给撸了。 　　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同丁玲交谈中国人所说的“天地之间”的一切。在外貌上，她根本不是妖娆迷人的一种妇女。她个子不高，一点也不苗条，但是，健美而显得坚毅。她一点也不象中国通常的知识分子类型，而更象另一种知识分子——运动员类型，这种类型在西方国家已不常见，在中国则几乎从未听说过。她使我想到那些女作家乔治桑和乔治·爱略特。她是一个女性，但不是一个柔弱的妇女。她还有点象拿破仑时代的史达尔夫人。丁玲活泼的吉普赛人圆脸庞，也不能说很美。但是她有一双热情、闪闪发亮、智慧的眼睛。她同我交谈的时候，那男孩般很有光泽的短发有一束很艺术地随意飘撒下来。她有一种习惯性的动作：讨人喜欢地说到什么令人惊骇的事情之后，便把头往旁一偏，弯起浓眉观察人家有什么反应。她的说话背后似乎总有一种双重的含意，但我认为这种含意通常对我没有产生作用。她的声音很低，不时突然发出声音洪亮的咯咯笑声，但是，她说什么都说得很清晰。她给你的印象是她对她可能打算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彻底胜任的，不害怕的。她显然是一台发电机，有无可约束的能量和全力以赴的热情。 　　我感到丁玲是一个只有一个人的党，在一切方面都非常独立不羁。她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是一个完全属于她自己的个性。她不怕成为她自己，不怕孤独。她在一生中有过许多问题，但似乎全都克服了。 　　沈从文写了《丁玲传》，她丈夫胡也频写了好几卷诗给她。 　　丁玲对她的六岁儿子感到最大的骄傲，当时她的儿子同他祖母住在一起。 　　她对我说：“我不希望他太早上学，等他再大一点。我希望他唱歌、玩耍、身体健壮。” 　　丁玲从未出国离开她自己的国家，直到1949年才作为代表在布拉格参加了一个和平会议。她小时的理想是她缠足的母亲的女豪杰——法国革命的罗兰夫人。作为一个作家，她通过阅读翻译过来的莫泊桑作品所受到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大。她讲不来任何外语。她要求我教她英语，以便她所“读更多的莫泊桑作品。”我们的英语课没有取得很大进展。我们总是发现有某个使学习分心的问题更为有趣，而大声叫译员来翻译我们的对话。 　　她切望了解我的情况，但是使她感到意外的是，我没有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便写成十多本书，就象她除去在监狱里那段时间以外所已经做到的那样。她说，她的崇拜者沈从文在三十岁以前写了四十本书。一个中国作家一年出三四本书是司空见惯的，不然，他就可能早就饿死了。 　　我认为，丁玲在1937年以前甚至从未有过外国友人。她是一个真正土生土长的女儿，不象中国的许多杰出的“现代妇女”，她们当时通常要么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要么是教会学校的产物。 　　丁玲用中文向我叙述她下面的自传时，用她那双胖得起凹痕的手，玩一个人玩的纸牌戏。一位译员在我们谈话时把中文译成英文，并切望使我多向她提问和生活的问题，要问的比我愿意问的多。 　　丁玲是笔名。我的真名是蒋冰之。 　　我的社会出身是出自那种破产了的中国封建“大家庭”，蒋家是湖南省众所周知的有势力的大家族。我自己的这一支是大地主。我的祖先，如我的祖父和曾祖父，都在朝廷里当官。那些没有当官的则是从商——这两种事业是在中国致富的最佳途径。只是关于这个巨大的旧家族我就可以写好几本书。我未发表的手稿之一《母亲》，描写的就是我的家族的生活。我现在计划写一部关于中国的家族生活的长篇小说。附带说一句，财政部部长林伯渠是我的表兄，也出自同一个区。① 　　这个家族座落在临澧县。我们住在离临澧六十里的一个村子里。我1906年诞生在那里。这个县是国民党所称的“三等”县，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居住在那里。村里只有一条主要街道和几条小巷。大多数商业建筑都在这条大街上，整个县的大部分农田都归蒋家所有。那个时候交通非常不便，但是，现在有了一条汽车路。 　　这个县的稻米和棉花的生产很充足。蒋家垄断了几个县的农产品的贸易。他们出去购买大豆或大米，总是把每种产品全部买下来。他们从来不搬动产品，也不付任何现金，而只是同各村里的小商人签订合同。到价格够高的时候，他们才再卖出——以垄断的价格出售。 　　我的家族是一个封建家族。例如，它修建了整个一条街来住佃户，他们住在那里完全象是农奴。这条街靠近打谷场。打谷场有点象社区中心。这个家族有许多堕落的子弟、懒汉和寄生虫，他们什么活也不干，只是把时间花在吃喝玩乐，赌博，带着狗溜达，养鸟，斗蟋蟀，或是打扮他们心爱的马，但他们身体太虚弱骑不了。这个氏族仍保持亲密关系的那部分人，数目就超过了一千，而且还有许多其他的远亲。我自己的家里，有六七十口人。我的近亲属是属于比较穷的，但由于特别有文化而排在中等地位。我的祖父和其他近亲在县里是有名的知识分子。我父亲没有什么职业。 　　在蒋氏家族里，能干的人出外当官，比较无能的人留在家里。这两种极端的人都早死，因为他们生活放纵而毁了身体，所以，这个家族寡妇很多。有很多木匾额表扬“贞节的寡妇”。我祖母是寡妇，她丈夫三十五岁去世。我自己的母亲也是寡妇。我的大伯父早死，留下了他的寡妇，我的二伯父出家当了和尚，留下他的妻子，当了半个寡妇。所以，我家有很多寡妇。但是，这些伯母没有想为她们的守节挂顶匾额，因为那个时期风气已经比较开明，所以，她们没有按惯例提出请求。 　　祖父去世时，我父亲才三岁。他被放到书房里完全同他的老师住在一块，没有得到我祖母的任何照顾。由于这种生活的结果，他的身体极其羸弱。 　　我父亲十三岁的时候，家里的财产就分开了，于是他开始管理他自己的产业。之所以分家产的原因是大哥哥们想欺骗我父亲。他们分给他不公平的一份家产，但即使这样他还是得到了五百亩土地。(后来贺龙到我家乡的村子去了，当时他驻扎在常德附近，在他领导下的红军没收了地主财产。) 　　我的一些伯父很有钱，甚至修建了他们自己的戏院，使用上好的木料，摆设大型嵌有象牙和玉石的装饰品。我离家以后到过许多地方，但我从未看到过象我的家族在湖南的房子那样精致的建筑物。有一天林伯渠对我说，甚至连《红楼梦》里的房子也显得并不那么华丽。湘西每一个人都知道“蒋家府第”。 　　我父亲是性格非常软弱的人，但也有一个好的特点。他喜欢他自己的自由，而且愿意使别人自由。虽然他和我的伯父都是秀才，但是，他们比其他孔教分子要进步，而且我的父亲在日本学过法律。我母亲对我说，虽然他在日本学习时有很多钱，还带一个译员，但他忍受不了那里生活的艰苦，因此一有可能就很快回了国，接着得了肺病。他的神经非常脆弱，而且喜怒无常。他甚至怕风怕暴雨，他的身体如此虚弱，以致害怕因为换衣服或洗澡打乱他的生活常规。他有许多朋友，但是他们大多欺骗他。他也知道他们欺骗他，但还是继续同他们交往，虽然他从未有过任何好朋友。他对我母亲很开明，结婚几年后，就要她把脚放了。每当她做了什么事情在他的家族里引起反对的时候，他从不批评她。 　　我父亲同我的祖父和伯父不和，但却常常从早到晚抽着水烟袋在厨房同厨师和仆人交谈。在他得过两次重病之后，中国医生不能成功地给他治疗，于是他自己读中国医书，对中医有相当多的知识。本族的穷亲戚常常来要求他在这方面提供忠告，甚至深更半夜把他叫醒。他不在乎钱，常常向穷人施舍。由于他的慷慨，后来由于饥荒而盗匪横行、局势普遍混乱时期，许多人家遭到抢劫，我父亲的家没有被碰过。他三十一岁去世的时候，我母亲不得不为他还债，因此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土地来供养我们，虽然靠他生活的家属只有我母亲、我自己、我父亲的妹妹和一个不久就去世的弟弟。 　　在中国的家庭制度里，有一种表面的宁静与和平，不赞成吵架，但实际上全都在争斗。在我家，一个经常引起吵架的源泉是财产问题，特别是在同家族祭祀祖先的祠堂和来自祠堂公有土地的收入有联系的情况下。另一个引起冲突的源泉是参加国家考试问题。有些人比别人更有智力或者勤勉，例如我的二伯父。考试成绩低等和考试成绩高等者之间的妒忌是强烈的，家庭的成员也甚至相互耍阴谋诡计。例如，在我二伯父要考试的时候，别人正好在那之前给他的食物里放蓖麻子，使得他不能在屋内呆下去。这个伯父最后由于另外的原因离家出走。我最后一次听到的他的下落，是他1930年从海参崴寄出了一封信。我的一个伯父当了和尚，另一个当了土匪。这就是中国一个旧家庭的命运。 　　不象我父亲，我母亲健康强壮而精力充沛。她母亲去世时她还很年轻，于是，她父亲在家同他的女儿一起过日子。他们下棋、喝酒、读小说或是在一起写作，因此，我母亲的生活和所受的教育同当时一般的女子的生活和教育全然不同。由于她自己的母亲一直非常严格，不允许赌博和抽鸦片，我母亲也是一个训练有素、有条不紊的人。她爱的是中国旧书的教育，不过方式是开明的。结婚前，她读过从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小说。她给我讲过许多故事，例如，法国革命中的罗兰夫人的故事。她对所谓的“白色人种”感到兴趣，因为那里的妇女从不缠足，生活在同中国不同的世界里。由于她对西方小说的了解，她有丰富想象力来设想一种新的前途，而不满足于或为一名中国的妇女。她常常鼓动人们反对这样一个事实：她的兄弟都可以去参加国家考试，而她必须待在家里。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因为我父亲软弱、逆来顺受、对前途没有信心——而且还抽鸦片。但是，由于她受到中国的旧教育，她容忍了这场婚姻，虽然在她的十年婚姻生活中，她大部分的时间是同她自己的娘家而不是她那病得很不正常的丈夫在一起。“他们相敬如宾”，是中国关于这种婚姻的一句老话，这种婚姻表面上关系很好。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正在日本学习。他不喜欢我，因为他没有儿子，而他的第一个孩子也是一个女儿，三岁就去世了。我母亲也对我的出生感到苦恼。很幸运，这样一来我的生活要比处于真的同我的父母关系亲密和得到他们的照顾的情况下要健康和独立。甚至在三岁以前，我在我的叔伯们家里常常一住就是几个月。在我出生后不久，这个有六七十人的大家庭分裂了，我父亲有了个单独的家。财产的分拆老早以前就进行了——这次是随之而来的分人。我们家有一百多间房，蒋氏家族有很多这样的家宅。当我的伯父之一希望修建一个人工花园的时候，他从江苏的无锡订购了好几十船的石头和沙子，还从上海请到了一位工程师来主持修建。湖南省有许多大氏族，但华北没有那么多。维持这样大的家宅和其中的寄生虫，自然需要大大剥削人民，因此，湘西是中国最有名的出了多次农民起义的地方。临澧周围的地区被认为是中国出产最强悍、最英勇的军人的地方。连那里的妇女有时也用刀剑厮杀!事实上，湘西的妇女常常在腰带或皮带上插把刀，如果有谁敢于找她们的麻烦，她们就同谁斗。 　　我的家族有成千上万的佃户。土地通常租赁给一批佃户，然后再转租给另一佃户——双重剥削，租金通常所有产品的一半归地主，一半归佃户。租金几乎总是实物支付，有时收成储存在村里为家族所拥有的谷仓里，供以后为取得现金而出售。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是封建性的。他们必须向地主磕头，倒茶拿水送礼品。 　　我父亲不允许我母亲过问钱的问题，因此在他死后，债主盈门讨取的时候，她对他的债务毫无所知，因此，处于几乎破产的境地，这些债主大多是叔伯或亲戚，这时我母亲认识到了家族成员中间存在的丑恶关系，看到了中国家族制度的“真实面目”。她自己的家族远在常德，因此没有人来援助她，她受到了粗暴的对待。 　　父亲去世时我才三岁。但是，由于他大部分时间一直卧床不起，而根据传统，我母亲当时不能接待客人，也不能接受邀请，因此，家族中所有那许多婚丧礼仪逐渐地均由我代表父母，于是我很忙，而且甚至那个时候就或多或少独立不羁。 　　作为一个寡妇，母亲对生活有点害怕，但她决心上学念书，这是受到了1911年的革命的影响。我们来到常德，同她娘家住在一起。母亲上了那里的一所女子师范学校，而我上幼稚园。我们一起上学，晚上又一起回家。 　　那时我们的生活碰到了种种麻烦。母亲的兄弟有两个是当官的，是很坏的官僚。他们的妻子也同他们一样，都对佃户以及婢女很残酷。我住的那所房子有四个婢女和许多其他仆人。婢女不断地挨打，甚至挨我年轻的表姐们的打。她们通常被用木棒敲头——打她们是拿她们来发泄心理上的任何不愉快。我很害怕这种打，常常跑开以避免在场。我也有一个婢女侍候我，但我们彼此很要好。因为这样，所有的仆人都喜欢我。这四个婢女是七岁、八岁、十岁和十二岁。她们必须照顾这个家庭里的婴孩，倒茶拿水。 　　我母亲认识到，她受的中国旧式教育使她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永远不能独立，但她希望我能独立，因此她对我的教育是针对这个目的的。我住一个大房间，完全自己照顾自己，甚至包括我的衣服。但是，我母亲很勤勉，能够忍受艰难困苦。我同她的关系就象是朋友之间的关系。我们有一个民主制度，我对事务有发言权，但我害怕我母亲。 　　1911年革命以后，我母亲带我到长沙，她在那里进了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她当时是三十一岁，我们不得不住旅馆，因为她不能带着两个小孩住学校宿舍。她有许多亲密女友，其中十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前往长沙求学。其中之一是向警予②，她后来成了最重要的女共产党领导人，被处决于武汉。这十个妇女也有一二个人结了婚。 　　我母亲希望得到一个好的教书位置，但由于她生活困难而不能完成学业。她由于经济困难而不得不离开长沙到桃源县任教，我记得她有一次对我说：“要不是为了你，我可以继续我的学业，在世界上做重要的工作，到处游历而不是不得不呆在这里。”她密切注意时事。我记得，我们在桃源县的时候，她对我说到报纸上的世界大战消息，还给我看有关的照片。 　　母亲不喜欢同我谈到家里的事，说她不希望我知道这种旧传统。相反，她对我讲西方有成就的妇女的故事，例如罗兰夫人。母亲当时的生活是贫穷而艰难的，但我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很穷。她从不暗示她需要钱，也绝口不提家境贫穷。她的想法是，由于我们所有的亲戚都富有，这会伤害我的感情，如果我知道我们两人陷于赤贫而受到了他们的苛待的话。 　　我在学校并不勤奋，而是看小说，我常常叫我母亲夜晚读东西给我听。她给我许多书看。我甚至在八岁的时候就爱上了小说。当时对我来说最吸引人的书是两部最怪诞的神话故事：《西游记》和《封神演义》。 　　我不认识这些书里的许多字，但是不管怎样，我看得懂故事。那时我没有读什么西方翻译作品。 　　我在学校还很顽皮，不喜欢上课。我捉弄老师，上课时爱搞小动作，但在集会上以及在大会上，我是少年明星，常当众朗诵和演讲。我喜欢把我的同学组成集团以反对老师和年纪大的学生。我们为此发明了我们自己的密码语言。教学方法非常笨拙，就象是试图往脑子里灌知识。教师方面没有什么主动性，他们既骄傲又作风官僚。我母亲开头到那里教书，感兴趣的是挣钱过日子。他们没有注意她。后来，学生和学校校长之间发生了一场斗争，学生离开了学校，独立开办了他们自己的学校。母亲同情他们，虽然很需要钱，却去这所学校教书而不拿薪金。学生们很喜爱和信赖她，她在教育界因此变得很有名。 　　当时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几乎全是陈腐的老古董，学生们讨厌他们。不管怎样，湖南学生是非常厉害和叛逆的。 　　母亲在这所新学校教了两年，接着，由于内战，回到了常德，在一所小学任教。当时我已大约十一岁，住在一位舅舅家里，我母亲带着我的弟弟在身边一起生活。在这舅舅家，我住在后院单独的一间房里，靠近一个小花园。每天早晚我到前院问候我的舅父和他家里人，但我的全部时间都单独待在我的房间里，只有一个婢女和一个保姆同我在一起。我房间上面有一间顶楼，放满了我外祖父和舅父们的旧书。有许多小说和有价值的旧书是我不了解的，但是我不管怎样读了起来。还有许多老学者的随笔集，满房间到处都是，上面沾满了灰尘。整个春天和夏天，我从早到晚读这些书。其中有许多翻译作品，例如林纾(林琴南)的几十册文言译作。当时我很喜爱《块肉余生述》，因为我也没有父亲，过着孤独的生活。另一本我喜欢的外国书名叫《鲁滨逊飘流记》，但我忘了作者的名字，还有《格列佛游记》。在中国文学方面，我最喜欢《水浒传》(英文译名《人皆兄弟》和《七侠五义》。我第一次读《红楼梦》，但不喜欢它。我废寝忘食，一连几个月在我孤独的房间里不断地读。我母亲发现了这个情况，担心我的健康。但我没有理由到院子外面去，因为我没有同伴玩，而同我舅父家里人在一起唯一能做的事是玩麻将，而这是我讨厌的。 　　这年的下半年，我母亲送我上学，我上了七年级。在学校里恢复了我的活跃生活，变得更加喜爱与人来往，从对书籍的迷恋中恢复了过来，虽然我仍继续读小说。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重读《红楼梦》时哭得那么厉害，第二天早晨两眼肿得快睁不开眼。老师问我怎么一回事，我说是因为我忘了睡在一个枕头上。但我母亲知道出了什么事；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时，她已把书拿走了。我们有一个小集团，五六个同学晚上坐在一起，讲《聊斋》和翻译作品里的神话故事。那时我们很信《聊斋》里面会变人的狐狸的故事。这些鬼怪故事使我们很害怕，但我们还是非常喜欢听。我母亲说没有会变人的狐狸，但我读的时候还是很着迷。我当时想，即使这些东西确实存在，那也不坏——《聊斋》里的许多狐狸都很可爱。③ 　　一年后，我从这个学校毕业，成绩很好。我母亲的女友向警予那时路过常德来看她。她对我们说，她要到法国当一名工读学生，我母亲也想去，说是因我年纪太小，她去不成。 　　虽然我喜欢我的母亲，但我大部分时间不同她住在一起，因此对她并不依恋。 　　有一件使我不快和不安的事，我被许给了我舅舅家里的一位表哥。我这时已经知道结婚是怎么一回事，虽然一个女孩子向别人提起这种事情都会被认为是可耻的，我讨厌这个舅舅的家庭，因为他们打婢女，而且我讨厌结婚，因为我看到了这些大家庭中年轻媳妇的不幸生活。至于我表哥本人，我和任何人一样喜欢他，他也很喜欢我。我们小时常在一起玩。他是一个漂亮的男孩，是长子，因此在家里很受优待。 　　虽然我不喜欢我舅舅，也不喜欢他们的家庭，表面上我总是很温柔和顺从，因此他们也很喜欢我。但是，有两个人知道我脾气很暴躁，在我温顺外表下面有一种倔强、高傲的脾气，其中之一是我母亲，她因此而喜欢我，但另一个人是我未婚夫的母亲，她为此而讨厌我。 　　由于我不能到法国去学习，我希望到长沙去。 　　在*(上山下狱)云学校学了半年之后，寒假我在家碰见了两个从上海来的朋友。他们对我说，邵力子、李达、茅盾和陈独秀④在上海开办了一所进步的女子学校，叫做“平民女校”，即“普通人的女子学校”。建立这个学校是要训练水平高、有头脑的中学女孩子，这样进步的教学，在别的地方，甚至在大学里，都找不到。我立即决定去上海这所革命学校。 　　与此同时，我决定取消我的婚约——部分的原因是我寒假见到了另一个表哥，他是从天津南开大学回来的。我很喜欢这个男孩，但他设法躲开我，因为他不希望在家里为此受到批评。我同母亲商量取消婚约的问题，并建议她和我以及这位表哥一致否定这一婚约。她拒绝这样做，但答应为我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不等这事办成，我接到了在长沙的朋友写来的几封信。其中有一封是一个男友写的情书。我舅舅看了大为生气。我对他说：“舅舅，你不能因这封信怪罪于我。这不是我写的，再说这种信现在在学校是常见的。”我还因为我所有的信件都让他给看了而生气。为此，我未婚夫的一个叔伯要求双方家庭的一些成员讨论这个问题，并建议我立即停止上学，一到十六岁便同这个男孩结婚，那就是一年之内就结婚。我母亲反对这样做，说我年纪太小不能结婚。于是，这位叔伯要求我停止到男学校上学。他还知道我想到上海去，因此设法使我不这样做。但我母亲说，没有理由制止一个女孩子上男学校，如果那确实在学习方面条件优越的话。接着在争论当中，我母亲说了一番我永远难忘而且后来也从未违反过的话：“我完全相信我的女儿，不管她可能发现自己处于何种情况，她决不会变坏。”为了实现母亲对我的信任，我后来始终把事情考虑好，而不是凭冲动办事，而且极其小心翼翼。 　　我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家庭会议，但我跑去了。我同这位舅舅(他是一家之长)争吵，否认婚约的有效性，因为没有取得我的同意，并宣布我自己的身子属于我自己。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不得不由一些表姐妹催着走开。但由于我已公开否认了我的婚约，讨论无法停下来。我母亲说，如果这件婚事是被迫的，以后对这个家族会是不幸的。于是最后在那个晚上，在其他人的同意下，婚约取消了。我非常高兴，我认为我的舅舅和舅母也应该会高兴，因为他们可以找到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孩，从她那里得到一笔好嫁妆。但是，由于我在会上已经对他无礼，他很生我的气，因此骂我、侮辱我。他甚至想打我，把东西猛烈摔在桌子上。我不肯温顺地屈服于此，我们激烈地争吵。但是，他是一家之主，我拿起衣服，跑开到我母亲的学校。这位舅舅就象是一个部落社会里的首领，权力很大而又顽固。 　　于是我断绝了所有家族的联系：我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我舅舅，虽然没有用他的名字。我在文章中谴责了他所属的整个社会阶层。那里的一家报纸的编辑是一位进步的国民党党员，他不喜欢我舅舅，把文章登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笔的力量。许多讨厌这位舅舅的暴虐的亲友都大为称快。有些人去安慰他，但也悄悄地感到高兴。这位舅舅试图保持他的常态，但他大大丧失了威信。他假装不公开感到恼火和生气，但作为报复却对我母亲说，“这不会给我带来害处，而是给你带来害处。由于这个行动，她将不许再在这个地区待了。”当然，他作了安排，使全家都当作一个叛逆和叛徒来反对我，于是我离开了这个家，前往上海，成了一个流亡的造反者。 　　我到上海去的时候，就象一只从笼里放出来的鸟，但我对平民学校感到失望。这些教师由于都是名人，因此忙于很多事情，每周只讲二三次课。他们是：张国焘和刘少奇，他们两人现在都在这里，在苏维埃政府；邓中夏，共产党人，后来在南京被杀害；陈独秀、茅盾(他教英文)、李达、邵力子和高语罕，后者后来成了托派。这所学校很穷，只有六十名学生，一所房子。学业标准总的来说也比较低，因为主要招收的来自江苏省的小学毕业生。同我一起来参加的六个湖南来的女孩，被安排上特别班。 　　我在这所学校的时候，浦东的纱厂发生了一次女工大罢工，学生们都去参加这场罢工。我们在街头募捐，出去为罢工作宣传工作，鼓励工人，解释她们采敢行动的理由。我们从一组女工到另一组女工，但是，很难同她们交谈，因为方言不同，我们有些人不得不有人翻译。女工们对于得到学生的支持感到意外，对我们很感兴趣。 　　除了共产党人以外，我还认识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大多出自国立北京大学。我受到了他们的影响，1922年参加了无政府主义党。我是湖南来的七个女孩中唯一参加的人，因此我向其他的人隐瞒了这件事。在这六个湖南女孩当中仅有的两个后来变得有名的是王一知，她成了一个社会科学家施存统的第一个妻子，后来是广州公社著名领导人张太雷(已被杀害)的妻子；和王剑虹，她成了后来在福建被害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和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的妻子。王一知年纪比我大，同共产党人有较密切的联系，所以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爱上了施存统。这使我感到生气，因为我们刚到，我们应该先解决我们的工作问题，以后再花时间谈恋爱。 　　我同来自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过从甚密，因为他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的社会问题而不是恋爱和婚姻。我喜欢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梦想建立一个乌托邦。他们希望自由——多响亮的字眼!我当时同意他们关于建设新乡村和取消政府的主张。学校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让我们得到足够的教育，进行足够的讨论。他们只是说，马克思主义正确，你们必须参加我们，因为我们是唯一正确的党。当时我们出版了一份无政府主义的周报叫《妇女之声》，由一个名叫王剑虹的当编辑，她是我的挚友。但是，总的内容由共产党人决定，共产党人迫使报纸遵循他们的路线，因此，我们同共产党人有很多争吵。我们讨论妇女问题的一切方面，越来越为节育问题而烦心，因为玛格丽特·桑格当时正在上海。我为这张报纸(只二开四版)看校样，写得不多。我那时希望采取直接的革命行动，不浪费时间写作。 　　半年后，平民学校因为缺少经费和教学人员而关闭。我不希望回湖南，也不想继续上中学，上大学又没有钱。我无家可归，因为我必须离开学校宿舍，于是，同几个无政府主义朋友合住一个房间——我们整天交谈。我们因为没有付房租而不得不从一个小住处搬到另一个住所，我母亲给我寄一点钱，她这时在长沙当一个小学的校长。 　　我们差不多同上海的生活无关，从来不上电影院，也不去戏院，只是到法租界的公园去。我开始读鲁迅和郭沫若的诗，例如，《女神》。无政府主义者定期开会，办了一家杂志《自由人民》，但他们不干实际工作。连他们的报纸也由别人编辑，因此，我失去了对无政府主义的兴趣。我们大家都读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书。我记得有一出我非常喜欢的戏剧，我忘了它的作者，但戏的名字是《黎明之前》，讲的是俄国妇女在一位贵族妇女的领导下，发动了一个夜晚的起义的事。学生们很快离开了无政府主义党，只有当官的还留下，所以它变得非常沉闷乏味。我也离开了这个党，来到了南京，一边游历，一边读书。我对翻译的书籍很感兴趣。 　　一段时间以后，我回到了湖南，回到我父亲的家族，也回到我伯父们的家。许多事情对我来说都是新东西，由于我以前已离开了很长时间，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一个伯父被处决，因为同土匪有关系! 　　上海大学刚刚开办，我又离开湖南去上海，因为它当时是一所革命学校，是由共产党人开办的。校长是于右任，邓中夏负责教务工作。教员有：瞿秋白、史岑东和蔡和森。文学系有茅盾、邵力子、叶楚伧和田汉(他那时是教埃德加·艾伦·坡和沃兹沃思的诗——而不是戏剧)。茅盾教欧洲文学、荷马的《奥德赛》和其他希腊文学。邵力子⑤教中国古文学和古诗，但他当时是进步的。 　　在这两年间，我总是同那个叫王剑虹的女孩子在一起，她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极其多愁善感。她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当时不认识多愁善感的无政府主义作家巴金，但是读了一些从法国(他当时正在那里学习)寄出的短篇小说。王剑虹在文学和思想方面都比我先进得多，对我的文学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上海大学同以前的平民学校一样，苦于没有教授上课。我决定去上国立北京大学。那是在1924年，我到达北京时，入学考试已经结束。于是我进了大学附设的一所补习学校。学业标准很高，很严格。由于我过了两年漫游的生活，我对科学以及其他必修课不怎么感兴趣。 　　我在北京的新朋友都是勤奋的学生，不象那些在上海的人。在上海，每一个人都是革命者，老是谈。这使得我感到有一点孤独和沮丧。我住在一所公寓(供膳食的寄宿舍)里，主要的兴趣是读翻译的作品，例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它使我激动，但对我的写作没有影响，我对外国文学的所有阅读是零零星星的。我记得对都德的《小东西》、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灰色马》以及波兰作家《你往何处去》印象很深。我已回到了象我在湖南密闭的花园那个时期那样的读书思考生活——只是这次是在一所嘈杂的公寓里，我只有带着我的书到公园里去，才能逃离这所公寓。与此同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旁听鲁迅的课。 　　那时，鲁迅和其他一些人已经离开了《晨报》，正在编辑《京报》副刊和一个名叫《民间文学》的杂志。胡也频是其中的编辑之一，虽然他只有十八岁。 　　我接着碰见了一位刚在法国学习的新朋友。他希望在他回去时带我同他一起去，由他代付我的学习费用。我的朋友们认为，我不进正规的大学而是进行游历，能够取得最好的发展。但是，我母亲反对这种过漫游生活的主张，要我回湖南。我从未拂逆过母亲的意愿，于是决定回家回到她那儿。在我离北京一周前，我在一个友人家认识了胡也频。在这一周里他显然爱上了我，我们一起在公园里散步，成了很好的朋友。自从我在*(上山下狱)云中学生活以来，我一直生活在男同志和女同志们中间。 　　一周后我回到了湖南，我觉得对胡也频没有依恋之情，但他给我写了许多情书——虽然他在其中任何一封信中都没有提到爱情。接着他典出了所有随身之物，追随在我之后，他在离开之前，他所有的朋友都对他说，如果他希望取得爱情的胜利，追我是一个错误，因为他们相信我决不会同他相爱。他们知道我过去有过许多很好的朋友，他们比胡也频更有才能、更有名，由于我没有同这些人相爱，他们认为我决不会成为胡也频的牺牲品，虽然我只有十八岁。 　　我已决心决不在我对一个男人有很好的了解以前，同他发生恋爱关系。我只认识胡也频一个星期，但在他到达湖南时，我觉得没有必要拒绝他的友谊。在这个暑假(那是在1925年)之后，他和我一起从湖南回到北京，由于他没有钱，我们不得不完全用我母亲的钱花销。我们到达北京时，我所有的朋友都对我很冷淡，并说，“你至少可以同一位教授而不是一位没有名气的作家相爱。”这种嘲笑的态度使我生气而倔强起来。我看不出为什么一个女孩子不应该同一个男人在同一所房子里住，如果她愿意这样做。由于我们两人谁也没有家，我们决定住在一起。我们前往北京附近的香山碧云寺的佛教庙宇去，在那附近的一间小房子里住下来。 　　我们在这所房子里象姐妹兄弟一样生活。我原想随时离开胡也频，但他希望我们的关系会变得更亲密。我们有时不愉快，有时很愉快——当我们没有钱的时候，我们带两块饼，走进山里，在阳光和露天下度过这一天，也频对我们的前途非常悲观，但他非常爱我。他的全部时间完全为两样东西所占据：写诗和爱。我想逃避开爱，但不知道用什么办法。 　　冬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离开了香山，回到城里。我试图离开也频，但又不能够。我并不是不喜欢他，但担心他爱我爱得太厉害。 　　接着我看了第一个中国电影，是著名戏剧家洪深带到北京来的。于是，我想到了一个主意!我看到这些电影动作很机械，没有表情，没有感情。我想我可以提供这种感情，我可以成为一个女演员。我多次写信、打电话给洪深。我希望成为一个电影明星，但是，不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为了挣钱过日子。我非常尊重一切形式的艺术，而且看到了在电影里利用戏剧的可能性。 　　我去冬宫的北海拜访洪深。那是一个寒冷有风的日子，但我只穿了单薄的衣服，洪深以为我只是一个需要找事做的穷女孩子。他详述了当一名女电影演员所必需具备的各种各样的素质，我同意他所说的一切。接着我对他说，我很穷，但是寻求的不是只为了一份工作，而是要实现我从事富于想象的工作的才能。他最后答应帮助我，只是说我应该到制片中心上海去。 　　胡也频反对我要成为一名女演员的雄心，我便对他说，他可以待在北京写他的诗，等待我成为有名的明星。我在北京的朋友有几个也梦想投身电影工作，但是，没有勇气作这种尝试。他们筹集了钱送我到上海碰碰运气。我到达上海，为我的成功如此快速到来而得意洋洋——胡也频不久也追随我来到了上海。 　　当时，十多年以前，中国最早的电影不仅制作低劣，而且经营的人尽是些流氓恶棍。还使用上海方言，我懂得上海话，但认为这是愚蠢的。我试了两次，他们说：“她是够美丽的，”并把我象商品一样地鉴赏，这使我大为生气。他们要我签通常的三年合同，但是，洪深调解说，应该只签一年的。我不肯签这个合同，因为我害怕。我开头有一个很好的位置，但是，生活是怕苦的，而且我感到我无法容忍那种地方的气氛。 　　于是我有一天去拜访中国的高级戏剧家、南国剧团的团长田汉⑥。我在他的屋里看到他的朋友正在同许多“摩登女孩”跳舞，有些男人化装成妇女。这使我恶心，因此跑开了。田汉追我来到外面，问我为什么哭了。我对他说。 　　“我曾想成为一名女演员，而且有了为艺术奉献我的一生的崇高理想和目的，但是，当我来到这里，看到这种戏剧界的人，我知道我决不会在舞台上工作，也决不会在电影里演出，所以我一定得走。” 　　田汉说：“但是你必须理智和耐心。” 　　第二天，他来看我，后来又写了许多亲切的信安慰我。他答应特别为我写一出戏，表现中国新的进步女性。他说，他相信我有当一名女演员的才能。我再次去看他。那时，田汉计划上演一种他称之为走向人民的戏剧，一种民间戏剧。他希望所有女演员，不管是有名的还是未成名的，都来试一试主要角色。我在脸上涂了很多化妆品，穿了一件时髦的长袍，试演了这个角色。但是，我失败了，因为我不能把内心、把感情放进这个角色里面，因为这个搽脂抹粉的人物同我的性格不协调。摄影师只有一台简单的摄影机，在我试演这个角色时坏了，所以他们只拍摄了几个镜头。 　　这出戏不合我的性格，因此我失败了。这时我的结论是，如果电影要继续控制在迎合低级趣味的卑鄙商人的手里，它作为艺术就不会有什么前途。我同南国剧团建立了联系，但是，没有成为它的成员。最后我写了一封信给田汉，感谢他的鼓励，但说，我不会对这种艺术发生任何进一步的关系，我不想为使资产阶级取乐而演戏。 　　这场梦也就这样破灭了。虽然这是1926年，在五卅运动之后，但我仍然保持了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我的思想捉摸不定，充满了混乱的理想主义。我前一个夏天同胡也频一起在湖南的时候，发生了五卅事件，我帮助我母亲在街头讲演，做宣传工作。当时常德没有共产党，我母亲成了当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在我第一次去上海之后，我母亲已在1923年左右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我那时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她的主张。她做她的工作，我做我的，彼此不相干涉。我母亲的主张是为穷人和受压迫的人工作，马克思主义给了她这样做的方法，她有许多朋友，都是象她自己那样的教师，领导湖南本地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在我从事电影明星事业的时期，胡也频也一直在上海——仍然写诗，发表在各种报纸的副刊上，他写了大量的诗，有些写得很好。但是，其中大部分在后来他被捕时被警察搜走而失散了。1926年他开始认真写小说。 　　胡也频年轻时在一家金银珠宝店当学徒。他没有钱，而在他十三岁的时候，他决定，他不能再忍受这艰苦的工作。他偷了一只大金镯，从这家店里逃了出来．他先是到上海，进了一所初中，学了一年，然后又到芝罘，参加那里的海军学校。他没有完成他的学业，又到了北京。他的家一直很穷。他的祖父是中国的一名演员，他父亲是一个小演员剧团团长。他生于福建的福州，比我小一岁。 　　我们没钱继续在上海住下去，于是，胡也频和我回到北京，他继续他的写作，我们有许多朋友，他们在那里的一家小报纸上发表小说，例如沈从文，(他是胡也频的一个亲密朋友)，余根玉和方托英(是个女孩子)。这些朋友我大部分不喜欢，因为我感到他们的主张非常简单，而且使人不感兴趣，但我保持沉默。 　　这时，大革命的浪潮在武汉非常高涨，我写信给许多朋友，希望到那里去，但是，他们回信说，我应该等一等，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分裂已经开始。我不能到武汉去参加革命，我开始写小说。我的第一篇小说叫做《梦珂》，那是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我本来大概可以把这篇小说发表在胡也频投稿的北京的同一报纸副刊上，因为他对那里的许多作家有影响，但是相反，我寄给了叶绍钧在上海主编的著名杂志《小说月报》。我担心会给退回来，但是，虽然他完全不认识我，但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欢迎投稿，说他希望我会继续为这家杂志写作。当时我二十一岁。我在第一篇小说上用的笔名是“丁玲”。这是我当电影明星时的名字，那是我去见洪深时取的。它没有什么意义，我的真名冰姿，意思是“尊严而冷若冰霜。”我不喜欢这个名字的意思，因此改了个名字。 　　对我的第一篇小说被采用，我极其高兴和激动，因此，马上开始了我的第二篇，那就是《莎菲女士的日记》，讲的是一位有个外国名字的中国少女的故事。这篇小说我一个星期就写完了。两篇小说都长达二万字。我写这两篇小说得相当于一百四十美元的钱。我第一篇小说写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我开始而又停下了三次，然后才最后写下去。 　　接着，我有一次伟大的罗曼司：我从未同胡也频结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个朋友的朋友开始来到我们家，他也是一位诗人。他长的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但在我们的许多朋友当中，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男人。他很高兴，并感到惊奇地发现一个“摩登女子”会爱上这样一个乡巴佬。我停止了写作，满脑子只有一个思想——要听到这个男人说一声“我爱你”。我对胡也频说，“我必须离开你。现在我已懂得爱意味着什么了，我现在同他相爱了!”胡也频听了感到非常悲哀和痛苦。 　　这个人原来计划到上海去，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我不同意这样，而希望他离开，于是他这样做了。两星期后，我跟在他后面也去了——胡也频则跟在我后面来了。 　　我们一起在上海只待了两天，我们三人决定一起到杭州美丽的西湖去。对我来说，情况非常复杂。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外一个男人，但我同胡也频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恋。如果我离开他，他就会自杀。我决定，我不能同我所爱的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思想是分离不开的。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不管他可能离得多远，这个事实决不会改变。我说，因此，我们的爱情必须是“柏拉图式”的。这个决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后不得不拒绝继续看到他，并完全断绝了这种关系。我现在仍然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爱着他，但甚至对他也把这一点保守为秘密，并且退还他所有的信件。对于这个人我将不再说什么了，虽然这个故事现在已是一件公开的秘密…… 　　①：他也名林祖涵。1949年他是有五十八名委员的政务院秘书长。 　　②：对丁玲及其母亲都有影响的向警予，后来成了蔡畅的哥哥蔡和森的妻子。蔡畅在她的自传中对她有详细的介绍。 　　③：赫伯特·贾尔斯把《聊斋》译成英文，取名《出自中国一书斋的怪故事》。会变人的狐狸常常是妇女。 　　④：邵力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国民党驻俄国大使；1949年他是北京组织新政府的八十九人主席团成员。1949年茅盾当文化部长。李达是法律委员会十五名委员之一。陈独秀大约1936年死于狱中。 　　⑤：邵力子是共产党的一个创始人，后来背叛了它，在西安事变期间是陕西省省长。 　　⑥田汉正在积极执行北京政府的计划，在1949年他同丁玲等人参加了在布拉格举行的一次和平大会。梅兰芳也是参加北京政府的一个代表。 　　 中国新女性/[美]海伦·福斯特·斯诺.—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